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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开始，郭沫若自远在中国腹地的四川乐山一路东行，漂洋过海来到了日本，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正如有研究者概括的那样，“这十年，正是中国革命史上风云变幻的十年，也是郭沫若思想发展史上决定性的十年”。 [71] 在这十年中，郭沫若从一个“初出夔门”的年轻学生成长为一个蜚声文坛的新诗诗人，其思想的轨迹和其旅日期间所经历、所思考的事情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踏上东行的道路是郭沫若与文学结缘的重要事件，在这段时间内郭沫若的际遇无论是从时间上或是从逻辑上都可以视作1919年前后郭沫若在文学方面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史前史”。
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现实生活的折射，相对于现实中发生的种种具体事件而言，作家生活环境中所弥漫着的那种政治文化的氛围则对他们的思想及创作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它至少从“认识的、感情的和评价的”三个方面在影响着个人对政治对象的态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在个人对于政治对象的态度上达成一种“一致性”。 [72] 就郭沫若留学日本的十年而言，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文化体系的基础则是中华民国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治共同体中希望与混乱之间所蕴含着的张力。郭沫若曾经回忆：“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 [73] 郭沫若在这里所谓的“国家主义”当然不是那种成为体系的、需要严格辨析的“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nationalism），而指的是一种“国家意识”，国家意识本身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即如何想象和建构一套关于“共同体”的叙述机制。郭沫若远赴东瀛的十年间，中国国民国家意识的发展实际上还处于一个晦暗未明的状态。有研究者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尚未完全解体”，人们对“某些传统的价值和信念仍然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同时，“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中某些人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抨击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的某些成分了”， [74] 就中国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解体速度而言，从东南沿海到内陆在客观上是存在着很大差距的，郭沫若少年时代所生活的四川盆地更是如此。这样看来，郭沫若的日本留学生活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生成的过程，还是一个国家意识产生并发展的过程。
郭沫若对于其旅日生活的记载是比较详细的，在《我的学生时代》《创造十年》等文章中，郭沫若以自传的形式将这段影响了他一生的岁月进行了还原。但是，这种还原背后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由于距事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余年，其在书写过程中不免掺杂了一些失实的内容，而此时的郭沫若的思想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故而其以马克思主义来统摄自己叙述的内在逻辑时就不免将本来零散的生活痕迹体系化，以便为自己的叙述服务，这样一来，其留学生活的原貌就会受到或多或少的遮蔽。1981年，有研究者将郭沫若这段时间内与家人的通信汇编成集，以《樱花书简》为名出版，这为研究郭沫若留学十年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史料，以书信这种特殊的文本形式弥补了郭沫若文学创作“史前”的空白，也为研究郭沫若留学日本期间国家意识的生成与演变提供了共时性的依据；另外，郭沫若在四川读书和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友人多有诗词酬和，并将此一时期与田汉、宗白华等人的通信汇集成《三叶集》，这也为学界研究郭沫若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提供了重要支撑。将上述两种材料和郭沫若后来对自己经历的回忆文字结合比照，可以勾勒出其留学日本期间对于国家认知的基本轮廓。
自晚清赵尔巽主政四川以来，省内的局势就不甚稳定，尤其是保路运动兴起以后，“全省大中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者可以说七千万人都全部参加了”，“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暴动，攻打各地的府县城池，围攻成都，有一个时期把成都围得几乎水泄不通”， [75] 甚至直到“反正”之后，大汉军政府内部的矛盾依然激烈，蒲殿俊、尹昌衡等军政府领导人互相攻讦，轮番坐殿，一度使四川事实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此时的郭沫若正身处四川的漩涡中心成都，他甚至直接目睹了一次试图推翻蒲殿俊的政治阴谋。曾经幻想着“蜀道传光复，豺狼庆刬除” [76] 的郭沫若在不久之后就开始感慨“眈眈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 [77] 了，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群鹜趋逐势纷纭，肝胆竟同楚越分”，如果不及时地改变这种情况，那么中国的命运就会像曾经饱受奥地利、普鲁士和沙俄欺凌的波兰一样，郭沫若感叹道：“敢是瓜分非惨祸，波兰遗事不堪隱。” [78] 可以看出，在此时郭沫若的心中，国家的意义在于统一，曾经携手推翻满清政府的各路军阀本是肝胆相照的兄弟，无奈在利益的驱使下竞逐不已，让中华民国这头刚刚苏醒的狮子在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之下随时可能四分五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郭沫若期待着一个更加强势的力量能够整合各方面的势力，维持一个国家在形式上的完整，这在他看来，是中华醒狮得以崛起的前提。
郭沫若不仅是从理念上认为应有一个强势的力量来结束中华大地上的分裂，其自身在生活中也饱受国家分裂、诸省自治所带来的不便。1913年6月，郭沫若第一次北上，计划由重庆前往天津就读天津陆军军医学校，然而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的烽火却将北上的路径隔断，使之不得不返回成都， [79] 而此时，袁世凯当选大总统一事却成为郭沫若能够继续北上的前提和保障。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远逃日本，袁世凯则在形式上重新统一了中华民国，郭沫若得以安全地抵达天津，在旅途中，他写信给家中的父母说：“正式大总统业已举定袁世凯，欧美各国俱各承认矣。似此则吾中华民国尚有一线生机矣，无任庆幸。”在袁世凯重新统一各地独立政府之后，虽然经过战争“城外焚毁民房数千家，惨不忍睹”，但是“兵业已退完”，“居民渐就安静”，并且在郭沫若等学生经过各县的时候，每个县中均有“兵勇护送”，这样才使得他们在“初经战事，伏莽犹多”的情况下“并无惊扰情形”；不仅如此，袁世凯当选大总统还能够使环伺于中华民国四周的列强在国家层面上承认这个新生的政权，从而有结束群虎包围醒狮危机的可能性，故而郭沫若称为“福星照临”， [80] 很显然，在此时郭沫若的信中，袁世凯无疑就是那颗“福星”，是中华民国得以稳定的重要条件。在另一些信件中，郭沫若对袁世凯因“在京吞食中央解款二十万”而处罚尹昌衡一事明显是喜闻乐见的，并称“中国自反正以来，一般得志青年，糊涂捣蛋，蠹国病民，禽荒沈湎，忘却兄台贵姓，袁氏此次振救，颇快人意，一棒当头，喝醒痴顽，亦复不少也”。 [81] 关于尹昌衡亏空公款一事，不但当下的历史研究界普遍认为是袁世凯为了强化自己对于西南地区的统治而布下的一个骗局， [82] 即使是当时的舆论界，也普遍认为此事背后有着袁氏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在当时影响力颇大的《顺天时报》为例，其态度明显就是站在尹昌衡一边的，并分多日在报刊上连载了《尹昌衡无罪之证明书》。 [83] 而多年后，郭沫若本人也承认尹昌衡被捕一事背后存在着政治角力“幕后一定还有什么经纬的，我不知道当时的内幕是怎样”。 [84] 之所以在当时郭沫若对尹昌衡的态度如此刻薄，其原因除了尹昌衡在四川主政期间斥资让商会为他本人撒花等举动引起郭沫若不满之外， [85] 最重要的则是在当时的郭沫若看来，袁世凯才是那个真正能够在中国开万世太平的强权政治的代表，只有像袁世凯这样足够强势的政治人物，才能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上压制和平衡各省相对独立的政治势力，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国家的利益。郭沫若支持袁世凯，不但在于其拘捕了尹昌衡，还在于他通过这件事情教训了“一般得志青年”，迫使他们服从于袁政府的命令，而这一点在郭沫若看来才是最重要的。正因为如此，郭沫若一度对袁世凯的政治主张抱有希望，甚至在其称帝之后，郭沫若的情感还是偏向袁氏一方的。在洪宪称帝后的1916年初，李烈钧、熊克武、蔡锷等人在云南通电讨袁，身在日本冈山的郭沫若得知消息后给家中写信道：“云南变故家中想受影响，然吾家深居山僻，或者当无可虞。现在中央军队已陆续进发，想小小变故，亦不难荡平也。” [86] 不难看出，郭沫若所说的“变故”指的就是讨伐袁世凯的联军出征，从郭沫若的语气来看，他不但从感情上支持袁世凯政府的“中央军队”，而且还相信中央军队必然会战胜西南地区讨袁的军队。对于此时的郭沫若而言，袁世凯和中央军队是这个新生国家的代表，而讨袁的军队则为这个新生国家带来了许多不稳定性，故此，在郭沫若眼中，这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革命者才是破坏民国统一的凶手。
不难看出，“国家”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对于郭沫若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而如何建构这个国家则并未被纳入郭沫若的思考范围。此时的郭沫若对于中华民国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国中之“民”上，他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一分子，国家的兴衰和自身命运息息相关，而并未曾提升到中华民国应是民众之“国”上。对于此时的郭沫若而言，新生的中华民国是不能被质疑和反思的，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对国家最好的支持就是跟着中华民国的领导者亦步亦趋。造成郭沫若这种想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郭沫若生长于四川，连年的战乱使其内心趋向于一个稳定国家，中华民国的建立给了郭沫若以希望，但是同时又带来了许多焦虑与隐忧，面对中华民国甫一建立就纷争不已的局势，郭沫若时常作诗喟叹：“频来感触兴衰事，极目中原泪似麻” [87] “伤心国势飘摇甚，中流砥柱仗阿谁”； [88] 其二，四川深居大陆腹地，在民国初期，其文化的发展要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各地，而其政治文化意识的发展则更为落后，在辛亥革命之后，川内思想界也是新旧杂陈，投机之风大炽，据郭沫若回忆“最可注意的是一座成都城有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三月速成，六月速成，愈快的班数，学生也愈见多。那时候真可以说是做官欲的洪水时代！” [89] 在这种文化语境下，郭沫若自然不能明确地辨析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其三，郭沫若的留学生身份要求其背后有一个稳定统一的政府来作为其经济和精神上的保障和支柱。郭沫若留学时代的留日学生日常经费有官费和自费两种，正如同时代的留日学生郑伯奇所说的，“留日学生既不像留美学生那样多属达官富商的子弟，也不像留法的勤工俭学生那样经过劳动锻炼，绝大多数是没落地主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 [90] 郭沫若正是出身于一个没落地主的家庭，在他的记忆里“家里虽然成了一个中等地主，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母亲还背着小我三岁的弟弟在亲自洗他的尿布。由我以上的二兄二姐的鞠育，不消说都是我们母亲一人一手的工作了。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母亲初来的时候，听说所过的生活完全和女工一样，洗衣、浆裳、扫地、煮饭是由妯娌三人（那时我们的九叔还小）轮流担任。一手要盘缠，一手还要服务家庭，令人倍感着贫穷人的一生只是在做奴隶”。 [91] 可见，郭沫若远赴日本留学这一事件，会使其本身就不甚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所以，在到达日本之后，郭沫若积极地争取留学官费，正如其信中所言：“悬的在官费”，“为希图博得官费到手，则万无一说”，而其对于就读学校的选择，也是以能否获得官费作为重要衡量标准的：“将来应考学校，以东京四校为准。四校即师范、高工、谦叶医校、第一高等，此四校乃政府与日人特为立约官费，较为可靠故也。” [92] 此时的郭沫若不仅自己积极争取官费，来到日本半年后还劝导其弟郭开运也赴此留学，而其劝说的主要理由还是在于能够争取官费，他写信说：“元弟近已归家否？今岁毕业后，可急行东渡，考上官费，便是好算盘；国内无此便宜，而学科不良，校风确劣无论矣。” [93] 而当袁世凯去世之后，郭沫若所担心的首要问题也是官费问题，在黎元洪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不久，郭沫若给家中寄去信件，内有“国事似稍就绪，学费停止事，想不至实现矣”。 [94] 袁世凯的称帝、退位及去世在民国内部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对留日学生的生活造成影响，从郭沫若的信件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日本留学界早已是流传着风言风语，当得知自己的官费并不会受到影响的时候，郭沫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可见，对于郭沫若等远在日本而家庭又不甚富裕的留学生而言，“国家”的稳定是其可以生活和继续学业的重要保障。
直到袁世凯去世之后，郭沫若也并未对其称帝和退位有过太多的反思，相反，民国政府准备对德国宣战一事让郭沫若看到了国家新的希望，“但今次政府，处置如此勇决，必确有见地把握，又国中名士多积极的主张与德宣战，大有全国一致之势云”。 [95] 然而，在欢欣鼓舞的背后，郭沫若也看到了中华民国参战的隐忧，“我国不久亦将参战，此次参战，决无大害，惟一面参战，一面仍当锐意镇顿内治，双方并进，方可无虞。然据现刻国内情形观察，内乱纷纷，弊窦百出，战与不战，皆自取败亡之道耳”。 [96] 从上面两段文字的比照中不难看出郭沫若的态度和立场，死去的袁世凯或是活着的黎元洪对郭沫若而言并不重要，其所看重的归根结底是中华民国这块金字招牌。一方面，对德宣战使郭沫若看到了一个新生国家的实力和在国家的名义下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种种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相互龃龉而发生的“府院之争”，郭沫若第一次从内部开始怀疑中华民国所存在着的体制性的问题。此后不久，张勋拥护废帝溥仪称帝，改中华民国为大清宣统九年，这一事件使郭沫若真正地看到了新生民国背后存在着的危机，看似牢固的国家却会因为政治体制的因素于瞬息之间被颠覆。在一封家书中郭沫若在分析局势后写道：“段氏近已就总理之职，总统现系冯国璋代理，此人首鼠阴险，闻颇与段氏不甚相契，亦非国家之福也。”可见，郭沫若已经认识到了民国总统府和国务院两者由于分权问题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稳定性，但是此时的郭沫若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却无力深究其内在原因，而是简单地将之归结于领导人物的自身问题：“张勋造反，破坏民国，奈有段祺瑞一人奋起义师，十日之内，削平打乱。近阅时报，北京已经恢复，张勋已脱逃，段公已入京，黎总统已救出；从此以来，我国其可望小康乎！”在此时的郭沫若看来，张勋复辟的责任应该由黎元洪一人承担，而段祺瑞则是挽救民国大厦于将倾的英雄，“此次大乱，实则全系黎总统一人，庸懦不明之过所致。张逆之入京，黎氏召之也；召寇启戎，真是第二何进”。“段氏功业甚伟，众望所归，如天佑中华，使段氏得安于位者十年，国家其庶几有起色乎！” [97] 从郭沫若此时信件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此时对府院之争问题所设想的解决办法是以一个足够强势的人来收编与整合“府”和“院”，从而达到中华民国在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避免张勋复辟的事件再次发生。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民国政体的限制和北洋军阀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根本不是更换民国总统能够解决的问题。
对强权政治的认同和崇拜不能不说是郭沫若早期思想中的一个局限，这个局限并没有那么容易消除，事实上，在郭沫若后来的一些文字如《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的字里行间，将政治人物与政体形式混淆并将国家命运寄托于一个强权政治人物身上的意识仍然是时有浮现的，其文中第一段话“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98] 虽然对蒋氏竭尽贬责，但是究其本质来说，这仍是未能超越将一个领导人物等同于一个国家的认知。这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固化为郭沫若心中的一个“情结”，然而，也正是这个“情结”，使得郭沫若的国家意识变得复杂和富有时代性，也使得郭沫若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那独特的一个。
实际上，在郭沫若看来，其对于医学的选择以及对文学的热爱都和他心中关于民族国家的设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郭沫若而言，医学、文学都和中华民国是一体的。对于中国早期的留日学生而言，学习法政、工科、医学等是存在于其内部的一个可以被称为“传统”的东西。许寿裳在回忆留日生活时就曾经说过：“一九○二年的夏天，留日学生的人数还不过二三百，后来 ‘速成班’日见增多，人数达到二万，真是浩浩荡荡，他们所习的科目不外乎法政，警察，农，工，商，医，陆军，教育等，学文艺的简直没有，据说学了文学将来是要饿死的。” [99] 而郭沫若则正是许寿裳文中的“后来”者。民国初开，学习法政，本来就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里，这不能不说是一条改换门庭之道。据郭沫若回忆，当时他也并不是没有看出学习法政一科存在着的问题，在远赴日本留学之前，大哥郭开文就曾经对其说过“学法政也真是没有着落，天下大乱实在是病在于学法政者之多”， [100] 所以，当郭沫若踏上旅日的路程时，其心中对于未来所从事的职业乃至于心向往之的志业都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规划。在初到东京之时，其在给家人的信件中只是说“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 [101] 联系郭沫若赴日本之前大哥郭开文对他的劝诫，可以得知郭沫若这番话并非没有指向性。在此后不久，郭沫若在给三哥郭开成的一封信笺中还表达了与郭开文类似的看法：“吾国猎官运动，适自捉亡，明眼人自能见到，不多谈。” [102] 可见，郭沫若表示自己要选择“实际学业”，其实是在明确地告诉家人法政一门并非自己的选择，但是至于具体是学习哪一门类，初到日本的郭沫若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1914年3—9月，郭沫若的选择从“师范、高工、谦叶医校、第一高等”四所学校缩小至“第一高等及千叶医学”两所，又在考上第一高等后“立志学医，无复他顾”，其原因在于“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在外国人之研究此科者，非聪明人不能成功，且本技艺之事，学成可不靠人，自可有用也”。 [103] 郭沫若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的，“学成技艺”自然是一个理由，而与之并列的另一个原因却说得含含糊糊。在多年以后，郭沫若在自传中称“我在初，认真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然而终究没有学成，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 [104] 将两个时间点上郭沫若对于学医目的比照来看，就很容易发现其在家信中“且”字之前所语焉不详的“非聪明人不能成功”一句的含义，再加上此时郭家多有成员都为病恙死亡而烦恼，如六妹的孩子早夭等，这都成了郭沫若立志学医的重要动因。而在后续的家信中，郭沫若又常以“苏武牧羊”自况，并说“长受国家培植，质虽鲁钝，终非干国栋家之器，要思习一技，长一艺，以期自糊口腹，并籍报效国家”， [105] “习一技”是为了国家，“长一艺”是为了自己，而其家书上常有“现在国家弱到如此地步，生为男子，何能使不学无术，无一筹以报国也” [106] 这样的感叹，如此看来，在《我的学生时代》中，郭沫若对于其学医理由的阐释实际上是基本可信的。
郭沫若对于文学的关注也正是从对国家的热忱这一点上起步的。在1915年郭沫若写给其弟弟郭开运的一段话可以看作他对于这一问题较早的系统表述：“元弟在家，不可虚耍，新学问自是无从下手，然吾国旧书，不可不多读也。一国文学，为一国之精神，物质文明，固不可缺少，而自国精神，终不可使失坠也。近世学子，通者无几人矣；而究之物质方面，智识仍仅肤浅，实是自欺欺人。” [107]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在这一时期对“文学”这样一个有着广泛能指性的范畴的基本看法。可以确认的是，在此时的郭沫若心中，对于“文学”是什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文学”和“学问”在郭沫若的眼中甚至是等同的，这一观点颇有一些中国明清之际所提倡的学问文章要“经世致用”的味道。 [108] 与同一时期胡适、任鸿隽等留美学生在通信中已经开始讨论“文之文字”和“诗之文字”之间的差别相比，郭沫若对于文学的认知未免有点守旧，但是双方对于文学内部存在着的“精神”方面的因素都是相当重视的。较之胡适所提出的“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须先从涤除 ‘文胜’之弊入手。……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form胜质matter。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正复相同，皆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大家之诗无论古诗、律诗皆有文法可言）；第三，当用 ‘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 [109] 对这些带有文化重建性质的主张，郭沫若更倾向于从中国传统的文学中吸收“自国之精神”，两者看似殊途，然则同归，此时远隔重洋、并不相识的郭沫若和胡适，都在思考如何振兴中国精神这一问题。但是胡适是以文学呈现形式的革新来带动文学精神的发展，而郭沫若则是期待经由读“吾国旧书”来达到与传统精神的沟通，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个体系之下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与这一时期胡适等人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学习和接受相比，郭沫若此时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物质文明，显得十分警惕。之所以让郭开运多读旧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郭沫若认为近世学子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通”，导致了虽处在物质文明之中，但仍是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够很好地领受物质文明为中国社会带来的进步契机。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这些迷失在物质文明海洋中的“不通”的“学子”们不但向前看不到出路，回头看也发现自己已经失掉了中国精神的根基，成了无根的浮萍。至于郭沫若本人，在夔门之内就已经有着较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并且一直在进行潜在的写作，少年时代所作“呼天不语频搔首，经国无人怕噬脐。获教英才良乐事，他年蒸蔚就黔黎” [110] 等诗，其中意境和立意都和写于留日时期著名的“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111] 一诗是一致的。在他眼中，文学是一种精神领域的、对于国家的情绪化的表露，文学创作也是国家意识的一种折射。与此时已经开始寻求在《甲寅》《青年杂志》等公众媒体领域上打开一片新天地的胡适、陈独秀等人相比，郭沫若的这种文学观念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士，他更强调的是文学以及文学背后承载的民族精神对个人的给养，而非一种对于社会的直接干预。由于没有先入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左右，在郭沫若以旧体诗为主的潜在创作中，国家意识或者说对中华民国的国土观念显得更加的直豁和真诚。
对于郭沫若而言，学医和从事文学活动都是在其国家意识统御之下的报国行动，两者内在有着一致性，所以在郭沫若的留学经历上，并没有真正出现像鲁迅那样的“弃医从文”。据郭沫若的回忆，虽然有一段时间他确实“是想转学”进“文科大学”， [112] 也曾经“在二三两月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踞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 [113] 但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郭沫若始终都知道自己的出路在于医学而非文学。不同于鲁迅心中认为的“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114] 郭沫若即使是在其与创造社众人积极地筹备文学活动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对医学的兴趣。1921年8月2日，身为泰东图书局负责人的赵南公在与郭沫若进行了一番对话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沫若言仍需返福冈入医学校，再半年即卒业。现所研究者精神科与小儿科，近世文学实与此两科有密切之关系，再入医学非卒业观念，实研究学问非在学校不可。比如到沪以来，日见坠落，其明验也。” [115] 据赵南公回忆，此时的郭沫若甚至还谋划过毕业回国在上海筹办一家医院：“沫若言福冈同学约廿余人，拟将来集合沪上，创一医院，附设一医学专门学校，为中国医学界放一异彩。予言此非一时所能办到，统候君卒业来沪，再从长计议也。” [116] 可见，郭沫若也清楚地看到了文学与医学之间的联系与分野，文学虽然能够启民心智，拯救一个国家的精神；但是医学却是一门更为实在的学问，它能够直接作用于国民的肉体本身。这和郭沫若留学日本之初基于报效民国而为自己定下的学习目标是不无关系的，在很大程度上，郭沫若在留日期间一直坚持学习医学，正是他此时国家意识的具体呈现。
造成郭沫若和鲁迅在弃医从文这条路上选择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对于文学功用的不同认知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简而言之，对于鲁迅来说，文学是外向型的，它所要解决的是社会领域里中国民众精神方面所出现的问题；而对于郭沫若来说，文学是内向型的，它所要解决的更多是自己在面对社会现象时所产生的种种情绪，以及为这种情绪产生的合理性找到一种确证。鲁迅在决定弃医从文后不久，就在《河南》等留日学生所兴办的新式杂志上刊登了诸如《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等数篇长篇论文，这些篇论文虽然侧重不一，行文各异，但是这些可以被看作鲁迅最初的“呐喊”的文字背后，一条以科学的进化论和摩罗诗力组织起来的启蒙线索是从始至终贯穿下来的。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作品传播的途径上来看，鲁迅的早期启蒙工作都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和计划，鲁迅有意识地借助清末民初勃兴的公共媒体将自己的思想传播给读者，从而达到播布启蒙的效果。而留学日本时期的郭沫若，则有着与鲁迅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学观念。在郭沫若的家书中，不少信件都有关于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的论述。郭沫若的《女神》诗集名扬中国文坛之后，他在改弟弟郭开运的诗歌时，讲述了自己创作的心得，即“要做旧诗，就要严守韵律，要做新诗，便要力求自然。诗是表情的文字，真情流露的文字自然成诗。新诗便是不假修饰，随情绪之纯真的表现而表现以文字。打个比喻如象照相。旧诗是随情绪之流露而加以雕琢，打个譬比如象画画”。并提出了做诗的几点原则，其中就有“要有纯真的感触，情动于中令自己不能不 ‘写’”一条。 [117] 不难看出，之于郭沫若，文学的本质就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在与当时刚结识的诗友田汉、宗白华往来的信件中，郭沫若将这一点说得更为透彻，并列出了“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118] 的公式。也就是说，在郭沫若的留学日本阶段，他心中的诗实际上就是此时此景的情绪，这也造成了《女神》诗集在内容上的驳杂，常常是前一首诗还沉浸于对报效国家的热忱之中（《无烟煤》），下一首就变成了对工业文明的咏叹（《日出》）。在留学日本的这段时间内，郭沫若情绪的基础却是其告诫郭开运的“国家积弱，振刷须材，年少光阴，瞬间即逝，殊为可惜也” [119] 的国家意识，由于此时日中关系紧张，在家信中，郭沫若多斥日本为“倭奴”“鬼国”，换句话说，这种国家意识已经成为郭沫若此时创作的政治文化底色，它是郭沫若内在情绪的自然流露，并在文学生产过程中不断强化。同时，有研究者注意到郭沫若在此阶段的创作有着明显的“潜在写作” [120] 的性质，即其写作并非借助新兴公共传媒来进行传播，而是通过一种诗歌唱和的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将其文学的受众局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内，在这个圈子内，往往成员们也会有着相似的主张，郭沫若的爱国情绪在转化成文字之后，会得到来自诗友方面的进一步确证。也就是说，虽然郭沫若并不像鲁迅那样有意识地将文学转化成拯救中国国民精神的资源，但是在郭沫若那里，文学却是他在情绪上沟通国家与自身的重要途径，这也使得郭沫若留日期间更倾向于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绪，却准备以学医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爱国抱负。
所谓“道不同不与为谋”，在这一时期，交友对郭沫若国家意识的生成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曾琦，作为中国最早的国家主义者群体的领导人物，其名字在郭沫若的文字中时常提及。曾琦与郭沫若之间很早就有同学之谊，在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之后，已经身为中国青年党领袖的曾琦对他也多有扶植帮助。但是在郭沫若的回忆文字中，却一再回避自己与曾琦的关系，声称与曾琦不甚相熟，虽然同为四川人，并且在四川高等学堂的分设中学时就是上下级的同学，因此也称得上是“先后同班”，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仅为“他比我早一年来插班，在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好废了学”，“我在成都只和他会过一两面，没有打过招呼”。郭沫若的言下之意是自己与曾琦并无太多交集，甚至他还在文中大肆揭发曾琦上学时的一些滑稽的旧事：“他的绰号叫 ‘曾补人’，这是成都的一种新方言，凡是滑稽的事物便称为 ‘补人’”，“听一些老学生说，他除掉文章有些根底之外，一切都很 ‘补人’。他学了一年的英文连abcd都记不清。他学体操是出左足摆左手，出右足摆右手，就跟木制的机械一样”。不仅如此，郭沫若在描述完曾琦的种种窘态之后，还加以分析点评：“你想，象这样一位早熟的老夫子公然会以克来曼梭、麦索里尼自命，你说究竟补人不补人呢？补人之老，我看是出自天成。他的年纪其实和我不相上下，然而先生之气横秋也，实足以上咸五而下尊三，自比克来曼梭，自比吾家国藩，或许还是他的客气罢？” [121] 郭沫若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其思想已经开始向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而国家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在基本立场和政治构思上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成为他刻意不谈其与曾琦之间关系的一个原因。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对曾琦的挖苦也是令人费解的，究其原因，则是其与曾琦之间旧日交往并不像后来补叙的那样浅薄。郭沫若的《寻死》一诗最早的读者就是曾琦，而且郭沫若还曾经对宗白华说过“慕韩兄他知道我”。 [122] 作为一名在当时颇有号召力的青年政治人物，曾琦在郭沫若身边的活动实际上对郭沫若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就造成了郭沫若在后来补叙的时候虽然已经和曾琦等人分道扬镳，但是在其潜意识中还是无法完全将其洗刷，故而他试图通过着力贬抑曾琦来抹杀其行动在自己思想上留下的痕迹。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省内结党结社风气大炽，这种风气甚至在在校学生中也十分盛行。1912年，作为四川省内知名文化人士，吴虞就曾经为成都府中学学生组织的“国民党”写过一篇序言，其中就提到了“吾国四千年之历史，或豪杰之竞争，或邻邦之蹂躏，不过以禹域为中心，兴亡治乱，略如循环，前事不忘，即可为后车之鉴。……二十世纪竞争时代之国家，不能不有待于国民，而断非徒恃政府，遂足以浚发国民之思想能力，提挈之以从事与政治，此政党之发生，所以不容复缓也。政党者，当国民思想浑沌之时，而与之以明灯以烛幽昏之玄夜，使人心知所趋向，而共同以致力于国家者也。……故政党首贵保持统一之精神，无汉满蒙回藏苗，无川东西南北，凡在主权统治之地域，悉合其贤豪俊杰冶之于一炉，而以国家为中心，则国家之前途庶有赖矣”。 [123] 作为辛亥革命后川内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吴虞的这篇序言反映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意义，面对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政党组织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在于“国家”，而站在国家的角度，要在被称作“竞争时代”的20世纪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结束领土内部的纷争，政党存在的目的就是作为国家的象征，以其主张来烛照国民的心智，让所有人都服从于国家的意识形态诉求。吴虞对于政党和国家的看法实际上刻画了此时川内的政治文化氛围，郭沫若在回忆其少年同学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二十年后国家主义派的健将差不多都出在那儿”。 [124] 就郭沫若在川内求学的年代而言，由于民国初立，乱极思定，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思潮是广泛存在于知识界内部的，并不能被称作“国家主义”，但是，这种对待国家的态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带有场域性质的存在，它影响了大量在此时就读于四川省内学生的思想和行动。郭沫若在成都求学时的同学还有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周太玄等，郭沫若对这些同学赞赏有加，他称王光祈、魏嗣銮、李劼人为“同学中的佼佼者”，而称周太玄为“翩翩出世的一位佳公子”。 [125] 而事实上，这些人在离开四川之后，和曾琦等“国家主义派的健将”们一起创办了少年中国学会，只不过曾琦在思想偏向国家主义后与这四人渐行渐远，故而郭沫若在思想转变之后将之剔除在外，实际在当时的文化场域之下，包括郭沫若和曾琦在内，青年们的思想上必然会存在着很强的共鸣，尤其是曾琦，作为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广有言论并在学生群体中有一定威望的人物，其对于郭沫若学生时代的影响就更大了。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投稿和书信的形式认识了《学灯》的主编宗白华以及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读书的田汉，辑录他们三人往来信件的《三叶集》虽然是一本主旨在于讨论文学问题，“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的，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 [126] 但是在其中，郭沫若受到曾琦、魏嗣銮、周太玄等诸位同学影响的痕迹是明显的。郭沫若新结识的这两位朋友，和之前的同学一样，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郭沫若称他们为“五四运动后所产生出的新人”， [127] 其书信往来之间也多有谈及《少年中国》及“少年中国学会”之事，田汉甚至曾经为“等《少年中国》二月号看，总总不到，心里非常惆怅”， [128] 他还提议让郭沫若将“你前给白华的信，及白华给你的信，我给你的三封信，你回我的二封信，或你再回我一封信”寄往《少年中国》“集在一块儿发表”，“去饷真生活的爱好者”。 [129] 此时的三人意气相投，在《三叶集》中所提到的刊物也以《学灯》和《少年中国》为主，而由于《学灯》的主编是宗白华，《少年中国》此时就成了三人之间展开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媒介，郭沫若也愿意将自己的往来信件在《少年中国》上公之于众，这也可以看出其对于这份杂志的信任以及其在思想上与围绕着这份杂志集聚起来的那些旧日同学们接近。郭沫若甚至一度感叹，“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一个个如明星在天”，“慕韩，润屿，时珍，太玄，都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真是连amoeba也不如了！” [130] 他们的行动和精神在此时深刻地影响了郭沫若对于自身如何与国家产生联系的看法，郭沫若曾经在信件中告诉宗白华，“我们现在正在组织一个 ‘医学同志会’，想把我国底不合理的旧医学（至少有一大部分是不合学理的），迷信旧观念，积病旧社会来打破，推翻，解放，改造；发行一种《医海潮》底杂志，把新医学底精神来阐明，宣传，公开，普及；以达我们救济全人类社会的目的，以营文化运动底一项 ‘分功’”。 [131] 这与《少年中国》杂志发刊伊始所提出的“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132] 的宗旨是一致的，只不过郭沫若基于其所学习的医学将《少年中国》的宗旨更加具体化了：弘扬“新医学的精神”对应“本科学的精神”，创办《医海潮》杂志对应“为社会的活动”，“救济全人类”和“营文化运动底一项 ‘分功’”对应“以创造少年中国”。对于曾经在国内求学期间所做出的如扰乱学堂纪律等不良举动，此时的郭沫若也是多有悔意，并称为“旧恶”，他对宗白华说：“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唯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诸至友之厚爱。” [133] 鉴于宗白华和魏时珍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郭沫若的这番话在表露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的同时，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使自己的思想努力朝着少年中国学会中的旧日同学们靠拢，这也正是其信中“自奋”一词的含义。
由上可见，在留学日本之前，郭沫若就与曾琦、魏时珍、王光祈等同学在思想领域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尤其是曾琦，无论日后郭沫若如何回避，曾琦作为四川学生界的领军人物，其对于当时同为学生的郭沫若的潜在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在民国初年四川省内大的学习氛围中，这些青年们对时事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趋同性和一致性。而在到了日本之后，由于新朋友田汉和宗白华的缘故，郭沫若又远远地与容纳了诸多旧时同学的少年中国学会同声共气，在很大程度上，少年中国学会对于国家的认知塑造了此时郭沫若的国家意识。而此时的少年中国学会虽然有着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但是在20世纪10年代末的历史语境中，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众人并无力去剥析国家、民族等复杂的政治范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李大钊在解释布尔什维主义的时候就曾经说过“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 [134] 所以，对于此时的郭沫若而言，其国家意识中的含混与复杂则是在所难免的了。
郭沫若在留学日本期间，其国家意识较之在川内读书的时候有了较大的改变。由于20世纪早期交通讯息不发达，辛亥革命后四川省内的政治文化语境相比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上海等地要落后很多，这导致了郭沫若在赴日之前与这些地方的学生及文化界内部并无很充分的交流。而到了日本之后，郭沫若又走上了一条试图以实业救国的路子，这条路子背后需要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来作为保障。在结识田汉、宗白华之后，郭沫若逐渐意识到了文学对人的精神的巨大作用，但是此时的郭沫若并没有看到文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可能性，却意外地将自己对于国家、对于自身的种种情绪置于其中，并获得了诗坛的大名，而有着其众多友人加入的少年中国学会从名称上就可以感觉到一种强大的民族情绪，这些都使得郭沫若对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产生了进一步的认同。这样看来，郭沫若在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与向着国家主义转向的曾琦所领导的“醒狮派”和以何公敢、林灵光等信奉“国家社会主义”、试图以法理的道路来严明国纪，从而建立一个强权政府 [135] 的《孤军》杂志同人们 [136] 有着紧密的往来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来自对国家和政府认知的必然结果。无疑地，在留学日本阶段的郭沫若，其心中的国家意识是混乱与复杂的，有些甚至与其思想朝着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后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但正是因为如此，才见得郭沫若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马克思主义时精神的可贵。这种早期留下的精神印记也长久地影响了郭沫若，或许其在留学日本期间并不完全成熟的国家意识能够成为解开其后来一些思想或行为上波动的一把钥匙。
从1914年起，郭沫若开始了其长达十年的留学日本的生涯，在这个时间段内，郭沫若从一个医学学生成长为了一个闻名中国文坛的诗人，其思想上的变化是巨大的。在这段可以被称作郭沫若文学生涯的史前史的岁月中，郭沫若对国家、政府等宏观意识形态的态度与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郭沫若是不同的。由于地缘、文化、政治生态等因素的影响，郭沫若在这段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对国家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认同和向往。而郭沫若在之后的岁月里能够对这段时间里自己的思想进行扬弃，也正是他得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中那独特的一个的重要原因。郭沫若在民国初期对中华民国这样一个新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所抱有的一系列符合或者不符合实际的想象实际上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一时期的一个具有共同性的心理情结。面对晚清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华民国至少在形式上将中国人的心聚拢在了一起，虽然这种情况在后来大革命的烽火中被证明是一个美丽的假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种民族主义带来的应许和诱惑无疑是令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颇为怦然心动的，正如郭沫若所察觉的那样，新文化运动中“国家主义”成分的混杂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