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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关内流民涌向东北的高峰期，史料记载称为流民的“狂潮”
。关内流民迁往东北，“乃为逃荒之举，其对于自身前途的运命，全无把握，徒以故乡生路已绝，不得不迫而出此，至于出关以后之生路，亦惟有听之天命而已”。因此，流民的“救济问题，是迫不容缓之问题，不可不急救解决者也”
。当时，各大报刊、新闻媒体纷纷倡议，组织公私团体、救济机关对流民进行援助，以防其颠沛流离，生命无保
。因此，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当大批流民涌向关外时，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地方政府、公私团体、慈善机关、交通部门等并未袖手旁观，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为流民提供方便，使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民得到安置。
面对势如潮涌的流民，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地方政府依靠行政权威，在流民的输送与安置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迁出地中，对流民最尽力的是山东省赈务处。在1928年流民如潮的情况下，该处用运输粮食的空车把流民送到东三省各县区，乘车期间的饮食全部由该处负责。另外，该处还专门设立了难民招待所，备有席棚、粥厂等，对出关流民提供食宿帮助
。1929年，河南省赈务会为谋求根本救济流民起见，专门拟订了《河南省赈务会筹拟移民赴东三省垦荒办法》。同时，为了使流民顺利到达东北，赈务会专门请求政府减免流民的运输费用。这可以从《河南赈务会致旅平河南赈灾会函》中反映出来。其内容如下：
径启者，案查敝会前以续办移民赴东垦荒一案，当经电请国赈会暨铁道部请予援案免费运送。兹奉赈务委员会复电开河南省赈务会鉴，前准贵会呈请核照去岁移民成案，运送灾民赴东省垦荒。兹计第1期移民数目10万人。由灵宝、陕州、渑池、新安、洛阳、郾师、巩县、郑州、开封各站为起点，经平汉北宁两路运赴辽省各地，垦荒终点未能指定，请转铁道部查照，转饬各站遵照办理，并祈指令只遵等因到会，当经本会函转铁道部办理在案。兹准函复，已电饬陇海平汉北宁各路免费备运特闻，赈委会元印等因，相应函达贵会查照是荷。此致旅平河南赈灾会，河南省赈务会启。
据上函，河南流民由陇海、平汉、北宁各路出关，皆获免费待遇。1930年3月，河南省赈务会又致电东北各省军政当局，请求对豫省流民予以保护：
“豫省灾歉连年，战祸频仍……灾民无奈，纷逃附近邻省，以冀苟延残喘，素仰诸公胞舆念切，利济愿宏”，尚祈“通令所属，凡遇灾民持有敝会护照，一律给食放行或就地妥为安插”
。
在迁入地，东三省当局也全力援助、尽力安插流民。
1920年9月，直隶、山东两省80余县的流民纷纷涌向奉天，各界急筹赈济之办法：奉天省政府将没收的皖系在奉天的存款70万元全部作为赈济之用：以40万元赈济直东两省流民，以20万元安置来奉之流民，以10万元赈恤奉省东路各县雹灾；对在皇姑屯处的流民，每人每日给煎饼1斤或小洋1角，欲往他处谋生者，每人给川资2元
。
1920年10月，吉林省警察厅在接到直鲁豫等省所来流民已达四五千人的报告后，立即召集各科长，制定安置流民办法两项：令已来流民“分往各县维持生活；由（警察）厅致公函吉长道署，特令未来800余名赴下九台、桦皮厂等地”
安插。
1927年4月，吉省当局鉴于流民“来北者如此之多，如不设法安插，穷困所迫，势将影响治安”，故“电知吉属四道，令妥为安插”，并定有《吉当局安插北来难民办法》9条，对安插流民的办法做了详细规定
。同年，吉黑两省又派出地方官员前往北满流民迁移的起始地点——长春，向流民们提供各种帮助，使他们了解适于垦殖的各个地方以及前往这些地方的道路和方法。对来长春而又无处栖身的流民，先由当地的救援会安顿，然后送他们去居住点
。
1928年3月，直鲁流民出关者络绎不绝，人数较前倍增，而奉天省城原有的难民收容所“组织颇为简单，办理难期周到”，奉天公署因此命令总商会、警察厅、沈阳县署、同善堂四机关，对该所进行重组，扩大规模，“共同负责办理，以谋救济”，并拟定了新的组织章程。该章程规定：
凡由奉天省城经过之难民，均设法妥为招待；为招待便利起见，在奉天城内同善堂，城南十里河、浑河铺，城北大洼、清水台设立招待所五处；招待难民，除供给粥食外，如难民有欲他往，而无川资者，得查看情形酌量倾助
。
是年12月，哈尔滨当局“以正值冬令，灾民饥寒交迫，待赈孔急”，将募集的大洋1万元汇交山东赈务处，以赈济山东流民
。
1929年7月，旅平河南赈灾会，以豫省出关流民“数极众多，路线又长至数千里，故招待上殊感困难”，请求辽宁当局及各慈善团体予以援助。经辽宁省议决，以筹赈会办理流民事宜，“并由北平红万字总会、关外红万字会及道德会担任北宁路招待事宜，于山海关、锦州等处，加设招待所”
，全力援助河南流民。
1930年2月，鉴于来东北的流民日益增多，辽宁省民政厅扩大了救济流民的范围。将以前仅救济直鲁难民的“直鲁难民救济总所”改为“辽宁救济难民总事务所”，并在流民登陆的大虎山、营口、大连等地增设分所。同时，又通令流民沿途经过的各县，也一律设立分所
。这样，辽宁省将救济流民的范围由直鲁两省扩大到了陕、甘、豫、晋、浙等省，大大便利了流民的迁移。
1931年6月，鉴于内省流民出关日多，为开垦边荒，优待流民，吉林省政府“函准东北交委会，转饬各路局，特订难民移垦减价乘车办法”，要求吉敦、吉长、吉海等各线对难民乘车予以减价，“以示体恤，而广招徕”
。
由上可见，无论迁出地，还是迁入地的地方政府，都运用行政权威对社会各界力量进行整合，以便使流民得到更为妥善的安置。以下是旅平河南赈灾会发表的一位河南流民于1929年到东三省后致其祖父的信，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为安置流民所做的努力及成效。
自省城叩别至甜草岗下车，即分拨肇州之第4区，孙亲与区长接洽，求分至第7行。又亲见第7行分区区官及警长。所到灾民，均分拨慈善会附近，安置妥当。时值秋忙，当令灾民分别工作，现在均有食宿……诸多如此，尚有过于此者，不足尽述。孙初到肇时，与各方接洽，无事可做。延至9月10日各区绅董开会议决，令孙充当小学教员，薪金足供生活费用。会中所发棉衣，系孙到区领出，业已分发完毕。灾民均感激莫名，所到灾民，地方机关均给柴菜米麦3个月，因此初到时并不感觉困难。而3月内所余之钱，亦足供一切之用，故到此之灾民，真可谓升天堂。来春若仍办理，可令咱乡多来为要，别不多禀，谨叩金安，孙敏立跪禀。
20世纪20年代，在流民如潮的情况下，若干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如华洋义赈会、世界红万字会以及直鲁豫各省在关外的同乡会等，也纷纷成立救济处，筹划救济办法，帮助募集义捐，积极展开义务接待、安排食宿、组织移送流民等工作，进而发挥其辅助作用，以弥补政府主导功能的不足。
1928年1月，鉴于阴历过年后流民又会大量增加，哈尔滨总商会会长张凤亭函请东省铁路当局共同筹划救济方法。东省铁路当局会同慈善机关代表、各公益团体首领，拟定了救济流民的办法：（1）因北来流民既众，其中自不免有患病者，应在中东路沿线各大站组织卫生队，以便疗治；（2）预备大宗温暖车辆，以便运送；（3）在长春、哈尔滨二站，添设温暖栖留所，以便各流民未能立即转往他处者，暂时栖居。并组设施粥厂，以免流民有冻馁之虞。除以上3条救济办法外，北满中国当局及各商会还筹集资金充作流民旅费，在途中准备饮食供流民食用
。
1928年冬天，山东流民麇集济南，多至6万余人，东北筹赈会、上海济生会、华北赈灾会等分别赈济，使灾民免予冻馁
。1929年年初，山东利津县因黄河决口，淹没村庄，流民遍地，华北赈灾会及天津红万字会“分别救济1500人，分3批运津，先来500名，已假江苏会馆为临时收容所，并由天津电灯公司，助安电灯”。这些流民“不日将搭东省运送赈粮专车转送黑龙江呼伦贝尔一带开垦”
。
在组织流民输送方面，1928年2月，由于东北筹赈会和上海济生会在山东济南捐办的粥厂突然停办，山东慈悲社即拣选无法遣散的流民送往东北开垦，沿途由东北慈善会和华北赈灾会照料
。1929年春，山东慈悲社又运送山东流民400户，计2000余人到东北垦荒就食
。这些流民到达黑龙江省东兴县后，原拟分配在大粮户家寄食帮耕。由于该处多稻田，山东人不惯种稻，所以县政府分给每户荒地5垧，另给村基200垧，设立8个村。草屋、籽种、食粮等完全由慈悲社供给，每户合需150元
。
河南人在东北的不多，所以河南流民要到东北去更要依靠有组织的移送。河南到东北去的流民，主要是靠旅平河南赈灾会和华洋义赈会及各地河南同乡会来移送。1929年春天，旅平河南赈灾会开始筹划移送流民的办法，但是遇到很大的困难：东北当局怀疑河南流民中有红枪会分子，不予接受；而河南省政府则认为东北当局在关内变相招兵，亦迟疑未发。最后，在旅平河南赈灾会的努力下，经过屡次向双方当局疏通，河南流民才被准许出关
。从1929年5月至9月，河南赈灾会陆续运送流民43批，计35004人前往东北垦殖
。
在输送流民的过程中，旅平河南赈灾会为指导流民迁移计，在河南境内普遍设立了招待处，如豫东有开封、商丘、周家口、郑州、许昌、郾城6处；豫北有彰德、卫辉、新乡、沁阳4处；豫西有洛阳、陕州、临汝3处；豫南有信阳、西平、南阳、汉川4处。每处均派有专员二三人，对流民进行指导
。总招待处设在郑州，各地流民多集中在这里乘车出发。未到丰台以前，沿途由旅平河南赈灾会照顾
。彰德的基督教会，石家庄的绅商各界，保定的慈善家万德英，也备有茶水，施粥或发钱。过丰台以后，各站间或有一点私人救济；但大部分仍由中外慈善机关共同照应
。（见表1）。
表1 1929年中外慈善团体办理沿途招待河南流民事务
1929年10月，旅平河南赈灾会又派出专人陈麟仁、于廷鉴、黄自正等押运赈灾棉衣3万套由平津起运，11月6日到达黑龙江省，陆续向各县河南流民发放
。此外，在流民到达东北后，河南赈灾会还不断派员赴各县实地调查流民的生活状况
，以确保其生活。以下是旅平河南赈灾会派往东省发放赈衣兼考察豫流民生活状况的代表于廷鉴向报界谈话之报告，从中可以看出流民在东北之状况：
此行除发放赈衣外，其主要目的，实为视察各地灾民生活状况。故凡有灾民之县分，即分遣代表一人前往，只要在可能范围之内，对各灾民之衣食住所，无不亲往考察，以睹实际情形，而免传闻讹误。每至一处，见灾民均欣欣然有喜色，召集谈话时，亦无不以当地人招待殷勤，谋生容易，交相称许，而当地之人则复谦词有加，盛称灾民之勤苦耐劳，主客极为相得
。
在调控流民问题的模式中，“移民”调剂
不失为整治流民问题的重要措施，即把关内流民迁往东北垦荒，以改变关内人满为患、人多地少的状况。在实施“移民”调剂方略时，流民的输送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当时关内流民贫困已极，很难承担旅途路费。因而，铁路部门对流民也予以优惠。
1920年9月，北京政府交通部以“本年直隶等处旱灾綦重……灾民出外谋生者，所在多有”，拟定灾民乘车办法。规定：“凡某县灾民赴外省谋生者，由县知事造具清册载明某人赴某处，派警备交送至车站，由各站长加挂车辆运往，不收车费，以示嘉惠穷黎”
。1925年3月，交通部为提倡流民“垦植起见，特在京奉、京绥两路发售减价票”
。随即又发布《京奉京绥两路发售减价票规则》，规定：凡流民及家属乘车，票价均较定章减至十分之四五。至孩童12岁以下者，及流民本身随带之农具，均予一律免收车费
。如1929年至1930年，“所有河南难民之由陇海、平汉、北宁等路出关者，皆得免费乘车之待遇”
。1931年8月，陇海路发布《移民联运减价办法》布告，决定自“本年9月1日起，加入移民联运”，同时对发售移民联运票的各大站站名、减价表及移民乘车细则等做了详细规定
。
东三省的国有铁路，对于“难民乘车，一律免费或减收”
。1927年，洮昂路铁道部门制定了《优待垦民乘车办法》，规定：
凡农民及其眷属，持有本县县长发给之垦民执照，经由本路洮南站上车，前往本路各站，及由昂昂溪站下车，前往镇东（今吉林镇赉县）以北各站下车垦荒者，准坐代用三等车，收票值三成，并准每人免费携带行李农具80公斤，7岁以下之小孩免收票价
。
同年4月，在旅东直鲁人士的呼吁下，南北满铁路局决定“由本月1日起至6月1日止，在此期间经过该路之难民，15岁以下、60岁以上之男女，一律免票。15岁以上、60岁以下之男妇，概收半票”。同时，东铁呼海、四洮、吉长等路，“亦允下星期起，援照满铁待遇难民办法，实行减免票价两月”
。到1928年12月31日，呼海铁路对直鲁难民由哈尔滨转往黑龙江省免费运送的期限已满，但鉴于“哈尔滨难民救济所，直鲁难民辗转北来，仍络绎不绝，为谋救济到底计”
，呼海铁路当局决定再延长免费输送期限两个月。
1928年，奉海、洮昌两铁路亦颁布《运送直鲁难民免费办法》，对难民实行免费运送。据1928年各地对流民免费率的统计看，已高达30%
。
1929年，吉林省制定《运送垦荒难民暂行章程》，规定：
凡各地难民经由各路前往他处垦荒者，得由慈善团体或收容机关调查明确，开具人数并起程及到达地点，呈准各地方长官函请交通委员会转饬路局，按照普通三等票价，男子核收三成，女子核收一成五，现款运送，小孩在12岁以下者免费
。
1930年4月，北宁、四洮、洮昂、齐克四路呈准铁道部，颁布《北宁四洮洮昂齐克四路联运移民暂行办法》及《四洮铁路运送开垦农民减价章程》。该办法总共17条，开篇即指出，此举是“为扶助内地各省贫民谋生及调节人口密度及奖励移民殖边之实现起见，每年春季由关内开行特别优待移民列车，专为运输内地人民移往东省之用”。规定：
关内各省人民赴四洮、洮昂、齐克各站沿线开垦荒地者，由北宁关内各联运站发售移民优待减价或免费通票，成年男女准购用移民减价优待票。男子票价照现行三等票价之三成核收（即减七成），女子票价照现行三等票价之一成五核收（即减八成五），此外所有杂捐等一概免收。12岁未满之小孩及60岁以上之老人准用移民免费优待票。
移民每人随带行李，成人以20公斤为限，孩童及老人以10公斤为限。
移民本身（老小在内）随带农具免收运费，但以40公斤为限
。
1931年6月，吉敦路亦颁行《运送垦民减价办法》，对难民移垦减价乘车做了规定：
年龄在60岁未满，12岁以上者，核收普通票价三成，12岁未满之小孩，60岁以上之老人，均予免费；行李以20公斤为限，农具以40公斤为限；农民准乘坐三等客车，如遇人数众多或本路客运繁忙时，得令乘坐货车
。
与此同时，各铁路还相继增加车次，如1928年2月下旬，由济南发往青岛的火车，每日在济南就已客满，所以又连续增发23次、72次、74次、38次四趟列车和5—10辆的四等客车
；1929年3月，中东铁路因“感于由长春来哈旅客过于拥挤，于上星期三日始，每日特由长春加开四等客车一次，每次挂车多至四五十辆”，为“旅客登车方便计，开行不规定时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鉴于“难民衣履不整，远征长途，舟车劳顿，遂易生病，四等车厢每有特别气味”，中东铁路除对车辆进行消毒外，还在哈尔滨、长春设立诊所，对患病的流民进行治疗
。
综上，20世纪20年代，面对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当时的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慈善机关以及铁路交通部门采取了多项整治措施，虽然这些救济和援助流民的措施，比之巨大的流民潮只是杯水车薪，但“假使无社会的指导，公私团体的援助”，此流民之大部分，“必颠沛流离，无以自存”
；“限于灾民的财力，如果沿线运输机关不鼎力相助的话，是很难到达垦荒地的”
。因此，尽管这些措施有着诸多不完善之处，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使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民得到安置。同时，作为调控流民问题的模式之一——“移民”调剂方略的实施，也大大促进了东北人口的增长，正如时人所讲，“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全东三省之人口不过二三百万，至现在（1930年）止，仅30余年，已达3000余万，比中日战争前已增加10倍矣。此10倍之当中，虽有原居民之生殖者，然移居者最少亦占五六倍以上……积30余年不断之迁移入境，致成今日之现象，是移民大有造于东三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