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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辖下的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北洋政府统治终结，南京被确立为新的首都，北京被改名为北平，成为与天津、上海一样的中央直辖“特别市”，后来再降为普通市，甚至一段时期曾隶属于河北省，“不但不是国都，而且成了边塞”
。持续数百年的国都身份遽然失落，触动北平城市命运的起伏，“从前的声势，从前的繁华，都逐渐消失了”。
“大家认北平为倒霉的地方，几乎更无一顾的价值。”
北京作为一个依靠政治因素兴起的城市，政治角色的变动、政治地位的升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的各个方面。观诸当时舆论，纷纷将北平衰落与国都南迁联系起来，“本来北平之繁盛，乃政治使然。今首都既废，则冷落衰败，势所必至”
。北平市政研究会的专业刊物《市政评论》后来也指出：“北平为辽金元明清五代国都，居民多依政治为生活，千数百年来，遂演成政治支配生活之状态，自国都南迁，市民生活遽失依据，凡百营业，莫不凋敝，市况日趋萧条。”
1928年9月，作为国民政府特派负责接收北平府院办公处的杨熙绩报告了北平当时的情形：（一）“国都南迁，而失业之人十余万，凡此啼饥号寒之民众，不可不速谋救济也”；（二）“旗民居住北平市，几占全市人口总数之半，溯满洲自入关而后，瘦汉人以自肥，二百余年，养成愚惰，近已穷而无告，卖儿鬻女者有之”；（三）“北平久定、而九校尚无开学之期，卒至弦歌尽辍”。
北平市面商业受国都南迁的影响最为直观，《大公报》记者看到的景况是：“路上只有几个稀少行人和车辆，昔日正阳门前门的繁华，今日几将消减……马路两旁有很多的铺子都是紧闭大门，贴着‘门面出租’的条子。东安市场行人稀少，很多摆摊的都袖着手幽幽不振的坐着。”
一位外地人在北平也有类似的所见所感：“所有买卖，似乎是非常萧条的，来往的行人，也似在寻求着饭具。愁眉苦脸的灾官，处处都可以见到，无书可读的大学生，溜马路逛市场，甚而捧戏子住下处，也都成了日常功课！”原本一派繁荣的前门东西两车站虽有青白旗飘扬，“但还不如从前有秩序”，“军阀固然是打倒了，不过北平社会也要从此堕落了！”
曾经的国都被形容“为西风落叶所吹遍”，“无处不萧瑟”。
对于具体人群而言，北平公务员群体在迁都前后的境遇反差最为强烈，一批中央机关或裁撤，或南迁，或降级为地方机构。加之北平市政府机关因经费紧张，只能裁撤机关，精减人员，公务员群体失业严重，从人声鼎沸到人去楼空，“各部院及附属机关，相率徙京，职员中百分之七八，悉被裁换”。“薪微职小者，在当日每月所入，仅敷所出，已属强自支持，今一旦经济来源全绝，实感生活不易之苦。且此类职员，又大都携有眷属，担负颇重，谋生既感不易，转动尤觉艰难。”有的失业公务员只得以代人“写信”为生，孩子无钱读书，母亲忧劳患病。有的失业后无力支付房租，暂借亲戚家住。有的拉车又拉不了，谋事则无人介绍，故在家赋闲。
当时流行一个词就是“灾官”，梁启超在致女儿家信中对此描述：“京津间气象极不佳”，“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闻”，“所谓新政府者，不名一钱，不知他们何以善其后。党人只有纷纷抢机关、抢饭碗”。
《申报》此时也连续报道：“自国都奠定后，北平之倚官为活者，失所凭借，欠薪累年。日食早不继，更有欲归不得之苦。平沪各慈善机关，遂实行遣送大批之灾官。”
上海自1928年入秋之后，先后涌入北平失业灾官约2400人。
不管是那些南下谋求出路的官僚政客还是留在本地的失业公务员，虽在北平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高，但消费能力较强，是支撑国都时期北京商业的重要支柱，这一群体的流失是导致北平商业迅速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官僚群体消费能力的下降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各部院司员人役，皆无形取消。他们平素都有固定收入，赁屋而居，包车代步，一旦失业，包车可以不坐，首先裁去，车夫因而失业，房租不得不欠，自三月以后，以迄于今，多未曾付”。北平租房市场价格跳水，受此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依此赚取费用的所谓“吃瓦片”者，“无不竭蹶困难，愁眉不展”。
《世界日报》对此也有报道：“自去年以来，北京城里的市民，就成了冷水打的鸡毛，越过越少……少一家人家，就要多空出一所房子。所以慢慢的过着到了现在，空房子到处都是。这可急煞了一班吃瓦片的，望上成万上千银子的血本，在那里要成废物。人有钱，最稳当的莫如置不动产。现在看起来，觉得就是不动产，也未必就靠得住能当现钱。”
国都南迁不仅大量抽取了北平原有的政治资源，也连带引发其他资源的转移，金融业首当其冲。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将总部由北京迁往上海，在北平仅剩下分行、支行。据统计，从1927年至1929年，北京完全商办之银号“受战事及迁都影响，关闭甚多，市面所受损失甚巨”。至1931年，北平银号或兑换所仅剩83家，“其市面交易，亦甚平淡”，“有盈余者，不过十分之五，不敷开支者，亦达百分之二十。各号职员，均以年终分红为大宗收入，然新年失望者，实具多数”。
“政府南迁，市面萧条，加以发行公债集中沪市，各银行及资本相率徙去，以致本市现金多数外输，金融停滞，各种债券不能流通，华北各经纪人歇业大半。”
北平作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消费城市，消费规模的大幅度下降对城市的打击是致命的。由于商铺都必须按照铺捐章程，分等纳捐。因此，北平商业盛衰情形，也可以由历年纳捐商铺的增减看出来，1928—1931年间，这一数目减少了1839家。据北平公安局行政科统计，国都南迁之后的8、9月间，仅仅10天之内，北平内城停业商店310家，外城停业商店506家，四郊停业商店155家，其中饭馆及旅店业占3/10，其余还有未经允许停闭的饭店、歇业而未准者百余家。
另据北平市社会局1931年6月的数据，纳捐铺数共计28410家，每月营业流水达到20万者只有1家，80—150元有7398家，如果平均计算，每家每月营业流水数目仅有191元。有一些商户每日营业流水数目只有六七元，“许多大规模商店门可罗雀，奈被市府强为撑支市面，不许关闭。这种大小商铺分配的情形和每月营业流水平均数已足表明，平市商业之日趋微弱矣”。
1930年11月，曾为南城香厂地区地标性建筑、赫赫有名之城南游艺园因“游人稀少，赔累不堪”，实行歇业。
再统计北平市各业行会失业人数，1928年6月至 1929年6月，北平总商会各商号职工有91476人，其中有29902人失业，占总数的32.69%。在各行业中，失业人数的百分比以饮食与服装两个行业最高，“这两业本是北平市民主要的消费，紧缩如此，全市的凋敝，也就可想而知”。
而电灯公司相关数据的变化最能直观反映北平在迁都前后市面的萎缩程度：
第一、各官署解散者解散，收束者收束，官署之用电自少。第二、服务于官署之职员，及与政界有关连之人士，因谋事南下者有之，因失业离平者有之，留者百无一二。北平居户，本以政界关系人士为中心，官吏一空，中级以上居户，几为之全空。近且与教育界有关之教习学生，亦复旧者纷去。新者不来，居户用电，当然锐减。第三、各商家各铺户，歇业者日多，未歇者亦均以顾客寥寥，极力收缩，重则撤灯，轻亦少用。此外用电之工业，北平本自无多，以后更难推广。查该公司自迁都定议后，本年五月份电费收入，较上年该月份，约少三分之一。六七两月，几少至约五分之二。八九两月，竟将少至约七分之三。其比较降落程度。实至可惊。而北平居户之减少情形，亦可藉知大概矣。
北平作为一座主要依靠政治力量驱动的特殊城市，当国都身份被“抽离”，从国家权力中心退居边缘，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生产者少、消费者多”的畸形经济结构，同时缺乏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良好基础，加之外部环境不稳，经济形势恶化，财政收入减少，市民生活萎缩，从各个方面看，20世纪20年代末的北平都是一段非常灰暗的时期。
面对国都南迁之后北平的困境，各方人士忧心忡忡，“居住北平之百数十万市民，深恐隳其固有之繁荣，而影响其生活”。
从上至下，从官方到民间，“一部分人民叹息北平市面的萧条，另一部分人民提出种种繁荣北平的计划”。
国都南迁之初，中央与地方对于北平的经济前景已有基本预判。北平发展模式单一，城市兴衰高度依赖官僚政治集团的各种活动，一旦失去国都地位，城市发展动力丧失大半，无异于釜底抽薪。此时，作为北平实际掌控者的阎锡山，一度曾有国都回迁的尝试，北平总商会也为此专门做出努力。
北平舆论始终有借助政治资源振兴经济的固有思维，一旦有风吹草动，即伺机而动。1929年7月8日，时值蒋介石在平期间，北平总商会组织87个分会代表共800余人赴总部行营向蒋主席请愿国都回迁北平事宜，整个过程秩序整齐，“毫无紊乱”。
但是，定都南京已不可更改，因此，竭力争取其他政治资源成为北平政商人士的共识。一些意见主张退而求其次，建北平为陪都。1928年6月，《京报》刊发北京学界呼声，指出因北京在文化、外交、军事、国防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建议仿照旧时陪都制度，“暂立一比较其他省区较大之规模，以为过渡”。
第二年，曾担任北平政治分会主席的张继也表达了相同的主张。
不过，陪都之说一直未能得到实质性回应。
另外，当河北省政府在1928年7月4日在天津成立之后，北平总商会等社会团体就积极活动，争取其移驻北平。
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北平政治分会委员白崇禧也在向分会提交议案，建议河北省政府应移设北平，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首都既经南迁，工商业必渐衰微，一般劳动者职生计，益形困难。省会果能置此，注重工商业之发展，并改善劳动者之生计，如是则首都南迁，不特未见其害，且蒙其利”。
《申报》甚至提出假设，河北省政府如果不移平，北平再过半年“将成废区”。
不过，这一主张招致河北方面的反对。河北省商会联合会与河北省农会以“省政府迁往北平，天津商业将受影响”为由，主张暂缓迁移。同时，两团体还指出：“北平为历代旧都，积数百年之经营，及全国人文之辐辏，始有今日之繁盛，决非一省府左右之力，所能补救于万一！”
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并未能改变事实。1928年10月12日，河北省政府正式移驻北平，此举虽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但通过集聚政治资源拉升北平经济，确为其中应有之义。
长期以来，政治因素一直是驱动北京发展的核心动力。国都身份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城市困境引发了官方以及民间关于北平发展模式与路径的大讨论。当时各方比较普遍的意见是当北平的政治属性淡化之后，应将文化作为重要的筹码，凸显文化优势，建设“文化之城”。
文化因素被中央政府与北平地方人士共同强调，确实是因为文化价值作为北平的特质最为明显，落实在具体层面，首推独一无二的优质学术与教育资源。迁都之初，《顺天时报》即建议将北平建成全国文化的中心区域，“北京除国立九校之外，其他的公私立大中小学，亦不在少数，现若能一面将原有的各校，加以整顿扩张，并作完全的设备，聘良好的教授，一面另设各种职业学校，利用固有的官舍，充当校址，以资培养普通实业人才，并酌予成绩优良的私立大学，以相当的补助费，藉示奖励游学之意，则庶几使北京成为全国学生荟萃之地”，“而北京市面自可望依此大批学子的存在，以维持其从来之繁荣，不至因迁都受重大影响”。
这种认识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同。北平市市长何其巩表态，北平“原有学校，多属最高学府，讲艺之风，逾于邹鲁，加之故宫之文物，焕然杂陈，各图书馆之册籍，庋藏丰富，其足以裨益文化考证学术之资材，几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文人学士之乔寓是邦者，亦于斯为盛，市府要当整理社会，修废起顿，以期革除旧染，溶发新机，使秩序宁静，环境改观，以为国家振兴文化之辅助，此职责尤不可容缓者也”。
何的表态并未停留在口头，他专门要求市公安局对北平市内郊外有关历史古迹，一一调查，详细记载，“留昔日文化之痕迹，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
教育不仅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数量可观的大众学生群体对于民国初年北京的城市消费做出了重要贡献，“负笈旧都之学生，即不啻为平市存在之中流砥柱。姑以每人每年平均花费二百元计之，合十数所官私大学专门诸校学生，其消费力殆极可观”。
国都南迁之初，北平对学生吸引力下降，“今都城既易，观感不同，故南京中央大学此次招生，报名者达两千之数，而北平学生则来者寥寥。向来各城公寓，暑假中间满住投考之新生，今则阒然无人，莫不叫苦连天”。
同时，政权鼎革之际，北京各高校内部各种风潮频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顿教育不仅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举措，对于提振北平的商业消费也具有积极意义。
其次，帝都时代留下的各种物质遗存，包括古建筑、古物等，是故都人民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本，更是无可取代的优势资源，成为北平地方政府构建文化之城的重要依托。1928年10月，曾经担任京兆尹的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就提出要将北平建设成为“东方文化游览区”，其重要依托就是北平独一无二的历史积淀。“北平建筑，雄伟古朴，最能代表中国，而数百年首都名称，外人尤耳熟能详。且附近西山明陵长城等处，又尽有引人流连之真价值。若能以文字图版，广事宣传，设招待机关，善为照料，则欧美日本人士之远道来游者，行将踵趾相接。”
河北省政府移驻北平之后，根据薛笃弼的要求，为此专门向社会征求繁荣北平市面的计划意见。一时间，从官方到民间对此多有讨论。
故都初期，北平地方政府围绕“繁荣北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实践，如通过将河北省政府设置在北平等方式努力维系政治地位，设立北平繁荣设计委员会等。另外，充分利用北平的文化优势，包括教育、古物等资源，建设“文化之城”。虽然各方意见能取得基本共识，但多能认识到这些举措仍为治标之法，而治本之策，则必须抛却北平往日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另在其他方面寻求“新生命”，这种“新生命”，就是振兴工商业，培育稳定的消费力量，谋求城市发展的长久动力。
从当时情况分析，各方对繁荣北平的计划与蓝图分歧不多，主要集中在建文化教育中心、旅游城市与发展工商业方面。仔细分析这些主张，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并不具备充分的实施条件。故都初期，北平百废待兴，市政府主政者变动频繁，无法保障政策的连续性。最重要的是，各种繁荣计划多需大额资金推动，而此时北平财政十分支绌，自身造血能力严重不足，中央拨款十分有限，致使很多计划无法有效落地。北平市政府刚处起始阶段，各类事业尚在摸索阶段，运转效率仍有待检验。限于各种因素的窒碍，故都初期繁荣北平计划多停留在纸面理论设计层面，“只是空言，未见实行”。
1930年春，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逐渐升级，3月18日，阎锡山派兵接收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北平行营，国民党中央在北平的宣传机关被查封，南京政府控制的铁路、邮电、报刊等也大多被晋方接管。次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遭到查封。北平地方政府还宣布自立税则，独立征税。这标志着北平脱离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管辖，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4月，中原大战爆发。7月13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国民党内的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和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一般而言，战争意味着生灵涂炭，但对北平而言，则孕育了新的“生机”。中原大战爆发后，一批反蒋势力齐聚北平，他们的集团性活动成为一种牵引，促发了城市一度缺失的发展动力，“近来商界方面，见阎冯讨蒋意志坚决，且有在北平成立政府之讯，故于颓丧状况下，顿然现出兴奋精神来。从前打算关门之店铺，近忽决定暂行勉强支持三数个月，以俟市面活动。其资本宽厚之各大商店，近已纷纷联络，议商请求阎冯，早速成立政府，恢复北京名称等事……以期北京繁荣早复原态，俾救垂毙之商业，即现在失业之市民，亦可求得生活云”。
曾经衰颓的北平市面因此出现了短暂的复苏势头，“自扩大会议成功后，平市方面组设新政府之声浪，弥满空际，一般商民，闻此音讯，莫不欣然色喜。盖自国都南迁后，市面萧条，商业停顿，商民人等饱受此中影响，故一闻有建设新政府之讯，多以为凋敝之旧都，将从此恢复昔日繁荣之盛况也”。
北平扩大会议虽一度声势浩大，但基础并不稳固。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宣布支持南京中央政府，出兵华北。扩大会议代表纷纷外逃，阎、冯一方在军事上节节败退。9月23日，东北军从晋军手中和平接管北平防务，北平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状态实际上只持续了半年的时间。此后，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取代阎锡山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掌控平津地区的政权、军权与财权。
张学良进驻北平之后，北平各方对张寄予厚望，张亦对北平前途表达关切与决心。此时，社会上关于“繁荣北平”的呼声再次响起。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提交“繁荣北平以固国防案”。他从南北均衡的角度阐释了重振北平的重要意义，提出北平的三个城市定位：工业中心，文化中心，练兵区域，“其目的在集中一大部分人才与经济力于其间，既维系地方繁荣，且联带发展北方其他事业”。
相对于许多民间人士的看法，何成濬的定位更高、视野更广。与此同时，吴敬恒、张学良、叶楚伧、张继、李石曾等在1930年11月向中央政治会议提议设立“整理北平市文化指导委员会”，拟定简章主要包括：“直隶于国民政府，除平市政府行政事项外，其保存古迹，布置风景，发展工艺，招致游宾等之组织，皆由本会指导，积极整理”；“北平市长为当然委员，并为总干事”；“会中所决议，呈请于国民政府批准执行”；“机关经费，由国府市府酌量补助，不足则由会筹募”。
1930年12月22日，李石曾在北平研究院介绍该机构设立的缘起及其意义时指出，此处所谓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教育学术，还包括实业工艺等，“换言之，即用经济方法，来维持发展，而成为文化中心”。
“整理北平市文化指导委员会”虽以“指导文化”为名，但并非只为单一发展文化事业，同时还与振兴经济以及时局演变有密切关系，兼顾文化与民生，具有多重功能，尤其是在刚刚经历中原大战的时代背景下，淡化北平的政治意味，强化文化象征意义，也符合南京方面的意愿与利益。中央政府希望强化北平作为文化城的定位，可以使其远离政治中心，遏制地方势力借助北平丰厚政治资源挑战中央权威的合法性与可能性，也算是吸取了北平扩大会议的前车之鉴。该组织简章有一条即规定：“北平市除法定政治机关外，不准有任何政治之集会及行动或设立机关，遇有前项情形，本会得知会市政府制止之。”
地理学家白敦庸也提出，北平不做国都，“则可超出政治漩涡而免于政争政变之苦，生活可获比较之安定，藉可从事整顿教育阐扬文化，吸收四方学子来平就学，中外人士来平游览，作日本东京之第二”。
1931年7月，在周大文就任北平市市长的仪式上，李石曾作为中央委员致辞再次强调：“昔日北平为一政治中心，常有种种纠纷及不安现象。现已非政治中心，而成为文化中心。”
李石曾在“整理北平市文化指导委员会”筹备过程中态度最为积极，奔走最多，往返于北平、沈阳之间，与张学良几次磋商委员会的具体计划与内容。会长人选原定蒋介石，张学良、李石曾为副会长，北平市市长为总干事。至于关键的经费来源问题，张、李二人商议的基本结果是，整个计划约分十期，以一年为一期，每年需款五百万元，共需五千万元，“大部分向中央商请，由庚子赔款项下指拨”，其他部分待北平财政收入回升之时再由地方筹集。第一期经费主要用于补助北平中小学校教育经费以及建设卫生设备等项目，此外还包括故宫博物院维修、文化展览会经费、坛庙古迹修理费等。
对于“整理北平市文化指导委员会”的设立，舆论多寄予厚望，《大公报》称其为“空谷足音，令人惊喜不已”，并以“故都兴废在此一举”为此定调。
不过，也有观点对此机构的效用表示质疑，指出人选不当，艺术家、建筑家缺乏，官员过多，委员多属兼职，做事迟缓等。
《北平晨报》则表示了谨慎的乐观：“北平处今日枯竭状态之下，徒恃固有区区收入，沿袭旧来因循敷衍之故套，纵加以如何倡导文化之美名，结局断不易收良好之效果”。
实际情况是，整理北平文化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并未有效开展实质性工作，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随着后来张学良的去职而无疾而终。
张学良驻守北平期间，采取了一些举措，如在平建立陆海空军副司令部设置，阻止平汉铁路局移汉，“因此事关系旧都繁荣甚巨。平汉铁路局职员千余人，日开支四十万元。如移汉则影响平市殊非浅显”。
同时，张学良还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并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东北军的政治中枢也由沈阳迁至北平。
此举对北平商业具有一定的维持作用，“据说北平日薄西山的市面，竟靠着来了个回光返照”。北平商人常常说起：“这年头幸亏营业税并未实行，加上副司令终年留守着，给我们剩了口苦饭。”
《大公报》报道：“自副司令部行营开始组织后，各方要人来平者极多，沉寂已久之北平市，忽又冠盖如云。各要人连日在平市寻觅房屋，不借以重价租赁……最近六七日中，北平市房价腾贵，尤以西城一带地方房屋最甚。此外各大饭店，昔日门可罗雀，今亦生意兴隆，如中央长安春瀛寰华等饭店，门前车马拥塞，各大饭庄，各戏园电影院等，营业较前均盛。”
北平毕竟基础雄厚，经过国都南迁初期的慌乱之后，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据《申报》1931年12月的报道，“平市稍繁荣，上月报营业者一八八家，歇业者百二十四家”。
房租价格亦有提升，“北平市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三年，房租极高，为黄金时代。十四年至十六年，即渐趋衰落。十七年，政府迁南京，乃急转直下。二十一年后，复稍升高”。
1932年，北平市社会局对全市工商业进行调查，虽经历国都南迁所导致的百业低迷，但凭借雄厚的积累，北平城的经济体量仍维持相当规模。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开启进攻华北的序幕。3月初，热河陷落，北平城市上空隐现战争阴云，全国舆论哗然，各方谴责南京政府的军事外交政策，张学良亦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向南京国民政府请辞，获蒋批准。5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置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傅作义等为委员，黄郛担任委员长，何其巩为秘书长。黄郛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并与日方渊源颇深。通过谈判，5月31日，中日双方签署《塘沽协定》，两军停战，在长城以南的冀东和平北的平原地带划出一个“缓冲地域”，一度危急的华北形势得到缓解，北平进入了一段难得的平稳发展时期，“久经惶恐的人心，无形之中，竟安定了许多”，“总而言之，现在的北平，因为停战协定成功，一切又渐渐的趋于安稳享乐的生活中去了！”
华北局势稳定之后，北平经济呈现复苏势头，以1933年北平市商业数据为例，开业家数（2243）明显高于歇业家数（1397），但开业资本总额仅为154307元，而歇业资本总额则为192628元。
数据表明，北平经济形势总体平稳，社会需求仍在增长。
1933年6月，袁良出任市长。他认为北平当时的市政问题非常严重，其基本思路是将市政改良与文物整理工作结合起来，借此凸显北平的文化资源优势吸引更多的旅游观光者，最终的目标是将北平从原有的政治包围中解放出来，着重城市的内生动力，谋求城市的长久发展。
1934年9月，北平市政府向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上市政建设三年计划，将1934—1936年定为北平市市政建设计划初期，针对社会、工程、卫生、财政等多个方面的实际情况，逐步进行建设和改造，目标是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而当务之急为“河道沟渠之整理及游览区之创设”。
同年11月，北平市政当局在三年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三项内容合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是一项综合性功能，涵盖内容很广，不仅包括文物古建的修复，还有与之配套的市政建设，如道路、交通、商业设施等。1935年1月11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附设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职责主要包括指挥监督关于执行整理旧都文物之各项事宜，如文物保护、修复等。这一机构不再是简单的咨询机构，主席由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成员还包括驻平政务委员会内政、财政、教育、交通、铁道各部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代表，河北、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以及北平市市长等实权人物。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取得了短期成效，从1935年5月陆续开工的天坛、香山碧云寺、西直门箭楼、妙应寺、正阳门五牌楼、东西长安牌楼、东西四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安门、地安门、明长陵等项目先后完工。曾经作为帝制遗物的宫殿、城门、牌楼等经过修缮之后，呈现出新的时代面貌。袁良任期内的市政建设成绩，被认为是“朱启钤办市政以后的第二人”。
进入1935年之后，华北地区战云密布，国民党中央军开始逐渐撤出华北。此时，原本有限的资源也逐渐向军事方面倾斜。1935年11月，黄郛退出，袁良卸任北平市市长，一度颇有声色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遂告中止。
1928年之后，北平不再负载国都的政治象征意味，逐渐回归城市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国都南迁所导致的经济低迷，官方与民间开始探索城市发展的新路径。当浓重的政治意涵淡化之后，“文化”成为北平为数不多的可以凭借的资源与依托。无论是建设文化之城的目标定位，还是东方文化游览中心计划、古物整理计划等，都建立在北平的文化优势这一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发掘北平的文化价值，不仅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策略，而且也兼有将北平从作为“政治之城”的传统属性中解放出来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意图借以强化自身的正统性，进一步消解华北地方政治势力借助北平的政治地位挑战中央权威的合法性与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北平与南京中央达成了共识。
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北平周边局势趋于平稳，尤其是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北平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时期。袁良出任市长，着力推进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涵盖社会生活多个方面，北平的城市建设有所起色。不过，北平近代工业发展滞后，经济结构以消费性服务业为主，受外部政治环境影响较大，自身发展动力不足。北平市政府虽极力扭转原有的发展模式，挖掘城市的特色资源，但效果并不明显。进入3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侵华之势日益明显，国民党中央军序列被迫逐渐撤出，强敌压境，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北平成为军事前线，至1935年年底南京中央军事力量撤出华北，北平彻底沦落为一座“危城”，城市发展让位于政治危机，刚刚开启的重振之路被战争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