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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亚鲁王》研究成果不多，资料欠缺，本书组多次深入麻山开展田野调查，足迹遍及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猴场镇、大营乡、水塘镇、四大寨乡、宗地乡五个乡镇，涉及歪寨、芭茅、妹场、打郎、打哈、打饶、竹林、摆通、德昭、格崩、大地坝、火石关、久远塘、巴陇、星进、偏岩、牛月、卡坪、下六斤、葫芦寨、打联、马寨、猴场、四合、冗瓦、缴托、西道、中寨、摆里、冗盖、湾塘、坝寨、大河等几十个村寨。深度访谈和追踪调查有影响力的东郎90名，获取了百余万字的访谈资料， 65GB的音视频，调查了在地域范围生活或外出务工的文化持有人100余名，政府行政职能部门人员30余名。注重调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掌握了丰富的基础资料，特别是追访了一些年龄较大、威望较高、影响较广的东郎，如东郎韦老王、韦老五、黄老华、黄老扭、杨光学、杨光详、杨通学、杨昌华、王凤书等，人均年龄为60岁以上。调查内容不仅涉及东郎的家庭结构、人生经历，还观照了东郎的师承谱系和学艺经历，保证了研究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本书设绪论、本论和余论。绪论涵括研究缘起与意义，研究现状与综述，研究目的与重难点，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余论除了对全书进行概略式的总结，还强调史诗《亚鲁王》功能研究方法论与分析模式的优势与不足，以及未来有待改进和更迭之处。
本论共置九章，按章节顺序布设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块状脉络和“一、四、七” “二、五、八”“三、六、九”的条状脉络。具体内容如下。
一是传承创新功能。以传承创新功能为核心功能的载体，立足田野调查，认为传统的传承方式因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传承的内容亦会根据所处时期的文化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解释。史诗的赓续方式与内容随时代的变化不断调适，是促进民族凝聚和文化寻根的重要手段与重要介质。
二是文化治理功能。以文化治理功能为核心功能的链接，立足于文化的价值内涵，发现亚鲁王文化与地域内、外他文化互动的秩序与差异，认为社会治理的意义源于文化价值的差异和互动，提出多元文化共存事实上是一种生存策略和制衡模式。
三是族群认同功能。以族群认同功能为核心功能的总领，以满足认知需求、心理需求、社会需求、适应需求为族群认同的内生动力，在族际互动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制度和机构的适应、行为模式的适应、社会角色的适应成为亚鲁王文化实现族群认同的主要表现形式，求同存异的文化互动与主动适应的功能转换使亚鲁王文化获得了新的价值。
四是历史记忆功能。以历史记忆功能为知识派生功能的载体，沿着东郎传习史诗的历史轨辙和文化持有人接受史诗的动态过程，发现史诗的历史记忆由听觉记忆、形象记忆、概念记忆、联想记忆、实践记忆和交互记忆共同建构，且认为记忆的历史事件是历史，历史事件的记忆亦是历史。
五是文化记忆功能。以文化记忆功能为知识派生功能的链接，沿着记忆生产与生产技艺的逻辑脉络，发现史诗中的生存文化记忆、生活文化记忆、军事文化记忆和消费文化记忆呈交织态势。仪式过程中，仪式符号与仪式程序共同构建了记忆的场，成为族群缅怀先祖、回忆过去、铭记教诲的重要场所。
六是族群教化功能。以族群教化功能为知识派生的统领，以史诗所体现的约束话语的内容与史诗仪式所展现的约束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源于文化持有人接受程度与社会认知趋于一致，麻山苗族的族群教化兼具文化软控制与制度硬控制，是最有力的深层控制。麻山苗族传统的祭祀仪式承载着伦理道德观念，通过东郎在仪式活动中诵唱，让民众接受洗礼，潜移默化进行行为和道德约束。
七是经济导向功能。以经济聚合功能为实践派生功能的载体，从史诗对地域经济活动的影响出发，认为经济和文化的双重驱动力是史诗实现文化再生产的核心驱动力。
八是文化生态功能。以文化生态功能为实践派生功能的链接，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迁徙征战的发生、生产生活的行为等史诗生态意识来看，麻山族群的行为模式是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史诗万物平等与和谐思想的体现。
九是价值整合功能。以价值整合功能为实践派生功能的总领，从以文化活动促进价值整合，到以新的文化活动完整融入价值整合的体系，再到价值整合体系对文化活动的吸收与排斥，完成完整的文化更新程序，提出文化振兴必然历经价值整合，价值整合是实现史诗永续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以下两点是重点，也是难点。
第一，界定和明晰知识派生功能、核心功能和实践派生功能的适用边界是本书的重点和难点；爬梳、廓清绑定和维系真实的功能、建构和表达认同的功能、拓宽和实现跨界的功能也是本书的重点和难点。具体来讲，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置九种功能的类型化是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书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制定技术路线图和研究框架图，以横截面的知识派生功能、核心功能和实践派生功能与纵截面的绑定和维系真实的功能、建构和表达认同的功能、拓宽和实现跨界的功能交织并进。换言之，纵截面的史诗功能涵括但不全面涵括横截面的史诗功能，横截面的史诗功能包括但不全面包括纵截面的史诗功能。
第二，特殊时空田野调查可能导致资料不准确。由于本书写作时期和田野调查时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时期，政策变化颇多，社会变动复杂，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社会环境与史诗功能如何互动，如何避免田野调查材料的可用性和可行性打折扣，成为研究的又一重点和难点。本书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全面回顾自2011年首次前往麻山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以来的所有资料，将新的田野调查资料置于8年时间线中，确保田野调查资料的连贯性；同时，全面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绝不是否认历史阶段的分割，反而更加强调历史研究的连续性，换言之，社会环境的变化可以为《亚鲁王》史诗功能体系的建构提供更好的实践检验。
史诗“活”形态决定了史诗研究依靠文本又不限于文本，文化持有人与传承人、仪式及其过程、符号及其文化等均须纳入研究视野，意在立体、生动、活态地还原史诗本真。本书采用半结构访谈、参与观察及追踪调查的方法与史诗传承者及地域文化持有人展开互动，尽可能从仪式场域中获取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类型化处置调研材料与文献资料，实现《亚鲁王》史诗功能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具体而言，采用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比较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第一，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强调文献调查法与文本研究法，由于《亚鲁王》没有书面文献，虽然广泛开展搜集整理工作，但资料的不闭合和不全面仍是普遍现象，唯有遵照真实性、可行性和可用性的三条原则，以“苗族”“史诗”“功能”的多重组合为关键词，检索文献群，梳理文献脉络，尽可能获取《亚鲁王》史诗相关资料。同时，在搜集和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实证调查为重要手段，地毯式调查史诗文化区域，采用访谈、问卷、参与观察的形式分别对东郎和文化持有人进行采访，对史诗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进行第一手资料的搜集，结合人们的历史记忆与史诗叙事的相关性，强调史诗的现实性，揭示史诗中的现实意蕴。其中，实证研究强调田野资料的连续性与一致性，一方面归纳整理以往调研资料，另一方面采用试调查、正式调查、追踪调查和补充调查的方法获取新资料，并进行一致性判断，避免调查结果的同质与无序。
第二，比较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比较研究不仅强调纵向的历史比较，亦强调横向的空间比较，同时关注以地域文化为中心的内外部比较。在思路上，将九种功能打散研究，使各部分的研究成果构成一个相互契合的研究整体，同时又对各个专题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是紧密嵌合的，比较并不强调隔离，而是交织并进的。具体来讲，将苗族史诗《亚鲁王》社会功能研究所关联的经济、文化、历史、法律、政策、地理等环境进行整体研究，并揭示其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