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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亚鲁王”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指已经出版、即将出版和计划出版的《亚鲁王》史诗文本，目前已有中华书局2011版、贵州省文化厅内部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兴华版文本，《亚鲁王》（第二部）已完成前期采录，正在安顺市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校对排版。广义的“亚鲁王”不止于文本，不限于仪式，而是文本、仪式、礼俗、符号的总和。《亚鲁王》内容丰富，涵盖面广，2011年出版的《苗族英雄史诗 〈亚鲁王〉》仅是史诗内容的一部分，更多的史诗内容仍在搜集、补充和整理。根据田野调查资料，《亚鲁王》涵括了五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创世纪，二是亚鲁王，三是亚鲁王与自然万物，四是亚鲁子辈业绩，五是亚鲁孙辈业绩。梳理史诗五部分，发现史诗涉及麻山苗族社会生活各方面，已然成为麻山苗族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一是麻山苗族的道德标准、伦理规范。该部分依存于创世纪部分，是麻山苗族日常生活的总纲领，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这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伦理道德方面，也是最贴近人民日常生活的，是人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创世纪内容碎片化程度极高，且种类繁多，要进行整理、归纳、翻译难度极大。
二是亚鲁王部分，亚鲁是史诗的精神和骨干，亦是史诗的核心部分。在调查中，东郎们反复强调该部分内容绝不可随意增加或删减，已正式出版的史诗便是该部分内容，主要讲述了亚鲁王带领族人征战迁徙的英雄业绩，蕴含了古代苗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经商贸易等史料。
三是亚鲁儿子部分。此部分作为亚鲁王英雄业绩的传承载体，亚鲁王精神的延续，是我们研究《亚鲁王》的重点之一。这部分主要讲述了亚鲁儿子对亚鲁事业的继承，将亚鲁精神发扬光大的各种事迹，也为麻山后世苗族提供了精神支柱和文化支撑。
四是亚鲁孙子部分。这部分内容是《亚鲁王》的扩散，是对亚鲁及其儿子的继承和发扬，是历经三代人之后的成熟与稳定。这一部分主要讲述了亚鲁后辈为坚守亚鲁信念所付出的努力，在此过程中亚鲁文化得以稳定和固化，成为研究和探索史诗的重要素材。
五是亚鲁王与自然万物。此部分着重于对自然万物的认知，体现了古代苗族的世界观，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对社会的朴素阐释，是研究《亚鲁王》文化内涵的关键点。对其研究可发现麻山苗族“天下同源”的价值观与史诗不谋而合，虽然在其异文中有着不同的唱诵，但其内核不变，正如苗族人对金银的崇拜、对龙神的崇拜等。
同时，《亚鲁王》内嵌于麻山苗族各类仪式之中，尤其以丧葬仪式最为重要，在丧葬仪式中《亚鲁王》呈现得最为完整，也最具活态性。整个仪式程序、符号具有多元意义，是我们深入探索《亚鲁王》文化的最为直观的呈现。
首先，亚鲁王仪式是麻山苗族沟通神人的重要场域。在麻山苗族的观念里，死亡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不是生命终结的意思。史诗讲述了麻山苗族从东方迁徙而来，麻山脆弱的生态环境与极为不便的交通使得人们对祖地的向往意识强烈。他们希望通过丧葬仪式的举行，亡者能够沿着祖先迁徙而来的路途返回祖地与祖先团聚，过富足的生活。因此，丧葬仪式被赋予了神圣的使命，极为严肃和庄重。
其次，亚鲁王仪式是维护麻山苗族内聚力的重要保障。任何一部史诗都与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相关联，《亚鲁王》也不例外，它承载着麻山苗族的历史。在亚鲁王仪式中，史诗的唱诵是不可或缺的，丧葬仪式上的人们认真聆听东郎的唱诵，对民族历史不断记忆，因而亚鲁王仪式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维护内聚力的重要保障。
最后，“亚鲁王”仪式是《亚鲁王》得以完整流传至今的重要载体。在整个丧葬仪式中，东郎必须唱诵整部《亚鲁王》史诗，保证亡者能够顺利沿着迁徙路线回归，且史诗与仪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麻山苗族的信仰，丧葬仪式中内嵌的《亚鲁王》史诗才能完整流传至今。考虑到麻山区域目前仍然保存着完整的丧葬仪式，所以本书的部分研究将以仪式作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
本书认为，多重社会功能将史诗从传统中剥离出来，呈现出“非本我”的“本我”。具体来说，文本之“外”的系列因素建构了史诗可变动的外层结构，此种外层结构联结日常生活，回应时代变迁；文本之“内”的社会历史信息建构了史诗不可变动的内层结构，此种内层结构排挤日常生活，回应历史真实。“内”“外”结构并非同心圆般的规范，也不限制彼此对事物影响的大小，而是借助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历史记忆、传承谱系等系列实践不断调适，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来回摇摆的同时始终面向价值理性，这缘于“外层的可变动结构 +内层的不可变动结构”确保《亚鲁王》及其文化持有人在“非本我”的“本我”之上，挤压出“真我”。亦即，外层的可变动结构成为不是过去的现在，内层的不可变动结构拉扯“不是过去的现在”回到“过去”，“过去”也因此不是“过去”。具体而言，史诗的多重社会功能围绕“四种过去”建构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持续的变异系统。
作为一种历史真实，《亚鲁王》表达的是“过去”的状态。史诗的形成和发展是东郎个体记忆与麻山族群记忆的互动共生，因其活态性，史诗建构的“过去”不仅源于史诗文本，亦源于仪式展演中史诗唱诵者与文化持有人建构的远古立体图式。具体而言，多场域唱诵史诗的习惯具备凝聚文化的特质，东郎通过语言的形式，行为的表达，仪式的展演，将族群记忆呈现于每一场唱诵中，族群个体通过此种社会活动建构对过去的记忆，并在不断重复的回忆和识别中，获得对族群的认识，塑造族群记忆，同时，东郎与族人记忆的互动实现了族群记忆的权威性。观照史诗文本，能够窥见苗族的历史风貌，挖掘深藏其中的历史事件。以此而言，史诗承载的不仅是东郎对历史的建构，亦是麻山苗族共同对历史的建构。展演场域中，史诗建构历史的同时也被历史建构，个体与族群在共享“过去”的实践中，不断强化文化认同，并以此实现自我认同、族群认同及国家认同的行动逻辑。
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亚鲁王》呈现的是“不是过去的过去”的状态。文化持有人认为他们所建构的历史、唱诵的文本和展演的仪式，是对过去的一种复制，但受限于社会环境、人文素养、人生经历以及口承文学本身的变异性，文化持有人所认为的对过去的复制实质上已然成为不是“过去”的“过去”。东郎在传承过程中通过记忆、选择、吸收，形成源于过去又嵌合现在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并在仪式展演过程中，呈现个体所认为的“过去”的场景，以此贯穿对亡者的评价权，对生者的教育权，对谱系的书写权，对文化的传承权。换言之，作为传承主体的东郎承担史诗传递与继承责任的同时，也因此成为回应史诗“不是过去的过去”的主体。
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亚鲁王》展演的是“不是过去的现在”的状态。外来文化被地方化的同时，地方性文化也因此非地方化，因此，以文化再生产的时空维度考察地域文化，文化整合尤显重要。文化整合强调的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过程。史诗文本向人们传达的是一种以本体文化为主的包容，这种包容不在于对外来文化的简单接受，更在于作为主体文化的选择和重构的过程。史诗文化历经“被动接受—选择吸收—主动改变—重构再建”的系列整合过程，成为“不是过去的现在”，且这一过程不断延续。麻山苗族体悟东郎展演，冲击原有认知，发生重组和更新，实现认知重构，回应“不是过去的现在”的“亚鲁王”。史诗强调在生活实践中体悟，关注个体内部的活动，注重实践、环境与个体间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诗以“人化”“化人”，作用于人们的精神领域，发挥有效调控社会秩序的功能，对社会的运行起到良好的维护作用。史诗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亲族之间的和谐思想、困境中的坚韧品质，都随着东郎的吟唱深深植入麻山苗族的血脉中，成为他们的民族品格和精神动力。
作为一种不可变的内层结构，《亚鲁王》追寻的是“过去还是过去”的状态。史诗文本所蕴含的信息中，不管是军事活动还是农业生产，无论是生产贸易抑或是生命繁衍，都传达出和谐共生、天下大同的生态观念，这就要求人类的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都将归结到最原始的关系中。从军事活动而言，亚鲁的不好战、不血战，强调部族的发展当从内部突破，重视团队协作，倡导以智取胜，而非强制性地向外扩张；从农业生产而言，史诗尊重生态规律，重视自然时序，所以麻山苗族从不阻挠鹰在春秋两季捕捉他们饲养的鸡为食；从生产贸易而言，史诗强调经济的发展不以侵占为手段，更加关注技艺的磨炼和经营的诚信，更加重视多元利益主体的合作共赢；从生命的繁衍而言，史诗强调生命与自然的深切关联，麻山苗族认为生命的断续必然能在自然中找到相关性，诸如树木植被与人是生命共同体，不能随意砍伐破坏，只有人逝去之时才能将生命树砍伐，供仪式使用，因此，他们更加关注善因善果的生态循环，更加强调传统文化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