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亚鲁王》唱述西部苗人亚鲁王国十七代王创世、立国、创业及其发展的历史，描述亚鲁王国二百余个王族后裔的谱系及其迁徙征战的故事，作为活态传承的苗族英雄史诗在苗乡深处口口相传上千年。2009年，《亚鲁王》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被发现，同年，被原文化部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发现”之一，还被列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2年第一部成果出版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亚鲁王》是我国唯一一部21世纪才发现的超过万行的民族史诗作品，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更为口头传统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个案。在《亚鲁王》研究的十余年间，学界已普遍认可《亚鲁王》嵌合地域文化持有人的生产生活，指涉社会生活、文化观念、民俗仪式等诸多领域，不仅是历史脉络中地域文化持有人祖先生活轨迹与流变轨辙的反映，也是横纵时空中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媒介，其社会功能彰明较著。

由于《亚鲁王》的流布范围较小，地域性特征明显，对其研究只有充分扎实的田野调查作业，才有可能对其文化价值和内涵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出于“亚鲁王”文化的吸引，杨兰、刘洋在2011年首次去到紫云调研，接触了当地风土人情，也在那里结下了终身情缘，之后定期与不定期的田野调查始终伴随着两人的学习生活。2015年是杨兰毕业后工作的第二年，这年她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苗族史诗《亚鲁王》社会功能研究”，并在2018年合著出版《苗族史诗〈亚鲁王〉形象与母题研究》。他们认为，与众民族史诗一样，《亚鲁王》是活形态的，但其“活”显然更具代表性，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一方面，《亚鲁王》史诗内容在葬礼仪式上的不断丰富，彰显了其创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亚鲁王》的展演不限于丧葬仪式，而在婚礼、祈福、禳灾等仪式中广泛存在着，这亦展现了其传承的活力。通过长此以往的坚持与努力，杨兰和刘洋两人在《亚鲁王》研究上获得了更多新的认识，先后获批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苗族史诗《亚鲁王》文化叙事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苗族史诗《亚鲁王》文化诗学研究”，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苗族史诗《亚鲁王》文化记忆与文化反思研究”等。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们几进几出《亚鲁王》传播的核心地区麻山，从初期的他者眼光转向当下的自我审视，杨兰本就是民间文学专业出身，刘洋则是从社会学转为民间文学，两人不同专业的理念碰撞，激发出了学科交叉的活力。

虽然《亚鲁王》的问世在学界掀起了一股热潮，但形成专研团队的不多，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对史诗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已经整理出版的文本，更要重视史诗的异文文本及其文化生境。杨兰、刘洋以民间文学、民俗文化学、文化社会学的视域对史诗进行阐释，认为以传统视域研读史诗，或理解史诗，即便是活形态史诗依旧是在讲述过去的事情，与现代社会事实上是“一种完全隔离的状态”，但反思史诗文化持有人的文化模式和心态演变，可见史诗文化持有人的行动逻辑自然地抑或不自然地受到了史诗文化的影响，且影响巨大。因此，他们围绕核心功能、知识派生功能、实践派生功能，以及绑定和维系真实的功能、拓展和实现跨界的功能、建构和表达认同的功能延展出的九种社会功能以及四种“过去”的理论建构，其研究的深入性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史诗虽然与现代社会相隔甚远，但实践表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文化持有人受史诗的影响较深，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史诗形成了潜隐其间的独有功能体系，并影响着地域社会，成为当代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史诗当中存在颇多神话叙述也有诸多历史文化掩存其间，让人畅游其中而难辨真假，要对其进行研究就必须理性对待，辩证探讨。目前来看，麻山苗族人民在史诗面世之后已经开始反思，重新审视史诗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

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亚鲁王”文化，是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学术著作，对南方史诗研究的深入推进具有较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书稿的研究范围还可继续拓展，当然一部著作不可能将史诗研究透彻，还需要更多的人共同努力，也希望能够读到更多更好的学术作品。传统成于赓续，活力源于创新。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我们可以汲取的宝贵精神财富、丰赡的思想资源，在传统文化中淬炼思想锋芒，让我们以文化自信的姿态去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之美。

黄永林
2022年5月于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