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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承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的。较为完整的传承途径和传承机制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得以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而生活方式的传承、生产方式的传导，以及伦理道德、语言与艺术活动的传承是民族文化遗产传承的几种主要途径。
生活方式作为文化物质与精神的综合体现，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被文化群体直接传承，并凝聚了各时期的文化内涵。不同环境的人类群体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维持自身生存，人类的适应过程也被认为是人的需要与环境供给之间的动态平衡。即便是处于同一地理位置，因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乡规民约的不同，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质也会不同。在麻山与苗族杂居的布依族，其风俗习惯也并未产生过多的变化，以丧葬仪式来说，布依族与苗族有着极大差异，布依族葬礼在紫云北部主要是请先生主持仪式，开路念经。传统的祭礼中，有砍牛仪式，俗称“砍嘎”，老摩公在棺旁念咒语，由死者女婿持刀向牛心窝刺去，一刀刺死为吉。如果女婿害怕自己不能完成，则可请人代劳。砍牛时，旁边敲响铜鼓，燃放鞭炮，牛首祭祀死者，牛肉宴请宾客。 [26] 苗族仍延续自己的传统丧葬仪式，至今保留有砍马习俗。丧葬仪式是麻山苗族文化的主要特点，也是他们的重要生活方式，还是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
文化也通过生产进行传承，各民族由于文化传统和生存环境的差异，他们在物质生产方式上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但几乎都有传承自己生产方式的倾向，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采取一整套的谋生手段，以便群体维持生存。作为农业生产大国，劳动人民对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季节变化与作物生长规律的认识，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关的生产技术，并世代传承。至今，在麻山苗族地区，仍保留着传统的牛耕或刀耕的种植模式。史诗中，“鼠天，成群地鼠渡江而来，大群鼠浮水尾随而到。稻谷种跟随而来，糯谷种尾随而到。红稗种跟随而来，红稗种尾随而到。麻种跟随而来，麻种尾随而到” [27] ，记录了苗族先民以种植红稗、糯米、小米为主，并伴随史诗的传唱，在后世苗族的生产中产生重要影响，即便在麻山不具备种植此类作物的条件下，人们也对先祖种植的作物记忆深刻，并在重要仪式场合以此类作物作为祭祀物品愉悦祖先。
习俗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独有认识，是构成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习俗在传承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对其进行控制和引导，从而整合人们的文化观念，使人们对某种文化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集市民俗作为麻山苗族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在史诗的创世部分有所体现。史诗的创世部分讲述了天地的形成，“火不当扶十二个太阳到十二个集市转动，火不当抬十二个太阳在十二个集市轮回。火不当造出勒咚白茫茫，火不当造成天外空荡荡” [28] ，其中“勒咚”是由九根柱子撑起的空间，深刻体现了麻山苗族对宇宙的认知和对世界的认知。传统习俗彰显着一个民族的民族风格，寄托着种种民族精神，亦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此外，禁忌亦是文化的传递者，万建中认为有人类就有禁忌，因为禁忌的观念和民俗是伴随人类一同出现的 [29] 。在早期的人类社会，由对自然的探索产生了自然崇拜，因崇拜而恐惧，因恐惧而害怕祸害，为躲避祸害而产生了各种禁忌。人们希望通过恪守禁忌这样的方式来躲避祸害，或者以此种顺从的形式来将自然界的异己力量化为己用，形成了早期的禁忌形式。禁忌也是人类在面对危险事物时产生的一种本能行为。禁忌普遍存在于各民族的观念习俗中，与早期人类认识事物的方式有关。在麻山，有关于“嘿”的传说，“嘿”是一种体型矮小的人，他们充满智慧，力大无穷，与史诗中所讲述的“嘿”是同一物种。史诗对“嘿”的定义为，“苗语Heid的音译，指另一类型的人，嘿的体型要比正常的人小得多，不会生育繁衍，但嘿的智慧无穷、力量无边” [30] 。在麻山腹地，有一个山洞被认为是“嘿”的埋葬地，且被视作禁地而不允许人类进入。有一青年违反禁令，而后因疾病去世，被当地的人们视作与违反禁令有关，于是更加坚定了禁令的有效性，从此再无人敢违背禁令进入山洞。这种对禁令的遵从，彰显着一个民族的民族风格，寄托着种种民族精神，亦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节庆活动是传统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是各族文化的重要表达方式。不论是原始的崇拜活动还是祭祀活动，或者是一些民俗礼仪活动，均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节庆活动往往可透视出一个民族古老而又丰厚的文化传统。定期举行节庆仪式，强化了传统文化的记忆，是民族精神的外在体现，也是社会群体的自我认同，更是社会群体交流的媒介，它对文化的传承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它使民族古老的文化获得重视，使文化群体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得到加强。苗族“四月八”是纪念英雄亚鲁的重要节日，因英雄亚鲁在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战死在贵阳市喷水池附近，为了纪念他，就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纪念活动。在1912—1949年间杨森所著的《贵州边胞风俗写真》记录了“铜像台（今贵阳喷水池）一带的情况，那里原为森林茂密之区，称为黑羊大箐。边胞酋长名古鲁悲赞者（苗音）异常英勇，于宋时或宋前，率其徒众来此开垦，死后葬于此。后人为追念前人丰功伟业，乃于四月八日前来祭奠” [31] ，活动范围涉及贵州贵阳、高坡、紫云、松桃、黄平等县市，贵阳市喷水池的祭祀活动延续至今。节日是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苗族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四月初八这天，苗族人民要相聚一起，吹奏芦笙，跳芦笙舞，对山歌，等等，人们在节日中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安康的良好愿望，会极大地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这种影响还是潜移默化的、深远的。
文化艺术主要包括语言运用和文体活动的传承。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亚鲁王》史诗得以传承的重要途径。以什么符号来表示意义和思想是文化群体约定俗成的，虽然地域的阻隔，使苗族语言分成了不同的方言形式，但是对史诗《亚鲁王》的口头流传仍广泛存在。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在文化共同体成员中，语言是在文化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掌握和理解语言中的所指对象和所指意义。每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传承都是在语言和符号的构成中进行，在人们对所指对象和意义的理解中获得传承，形成民族特点，构成民族文化传统。当然，语言也会在传承中出现解构和重构，特别是意义的解构和重构。史诗语言在传承过程中，因东郎们在记忆过程中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部分词语意义已不可知，正如东郎CXX009所说，“关于亚鲁王这个人，我没有什么看法，师父教我们唱，我们也就只是唱，他们也没有和我们摆过亚鲁王是什么样的人，也没有摆过相关的故事，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去想过” [32] ，因此，史诗的传承需要在理解之后进行记忆，才不会丢失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文化艺术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内涵。麻山苗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艺术样式，如蓝靛蜡染图式、山歌古歌调子、芦笙调子、唢呐调子等。这些艺术形式和艺术活动，既承载着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又成为各个民族文化中有机的鲜活的组成部分，从而在民众中代代相传。基于此，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将各种民族文化元素融入舞台展演，形成了新的文化艺术活动形式，《亚鲁王》《千年亚鲁王》等剧目，均是萃取史诗中亚鲁的故事来进行创作和展演，虽然一台演出剧目不能展现史诗的全貌，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宣传民族文化，用这些故事的精神来映射社会诉求，亦可称为一种探索。作为艺术展演，这是当地人民展示自己文化遗产的重要机会，使人们能够认识并且亲自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扩大对外影响，展示的内容或交易的项目都是具有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