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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绝大部分“洋旗报”都办在租界。所以，欲讨论“洋旗报”，首先就要厘清租界概念、发展情况及其与“洋旗报”的关系。
租界是19世纪40年代初至20世纪40年代中，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等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 [1] 。在这些区域，外国人“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及其他一些国家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由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从而使这些区域成为不受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 [2] 。通过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强行开辟租界，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司法权与立法权，使当时中国的专制统治得以削弱，在当时“报禁”“言禁”森严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办报环境，从而给其时“洋旗报”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战败国被迫与列强缔结条约，而“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 [3] 。从1843年12月开始，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后的1902年，60年里，西方列强与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先后开辟了近30个有“国中之国”之称的居留、贸易区域——租界。 [4]
从这些租界的分布与影响来看，上海、天津与汉口等地的租界比较发达，对当地以及附近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均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上海的租界，不但形成时间最早、面积最大、侨民最多，而且经济最发达，政治地位也最为重要，其发展与影响也最具代表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5] 。根据该规定，英国商民及其家眷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各口旅居与自由通商的权利。不过，这还没有达到殖民者的意图。当时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的本意，是要在五个通商口岸任英人“自择基地，建造夷馆”。故在条约订立之后，璞鼎查等立即去上海实地查勘，选定了上海县城以北及以东濒临黄浦江的一片土地。经过多次交涉，中、英双方在1843年12月大体划定了相关区域，即“东以黄浦江为界，北以吴淞江为界，南以杨泾浜（后称洋泾浜）为界，西与一片荒地相连” [6] 。界址划定之后，来沪英商即在界内租借土地。当时由于中国官员未自主行使对这一外人居留区域的立法权，而是贸然地让英国领事来会订有关租地办法等一系列法规，会商时又屈从英人的侵略性要求，从而使中国在当地的主权被侵夺。更有甚者，上海道宫慕久将这些法规分别出示，1845年11月29日，还将拟订完毕的23条法规汇总成章程，即《上海租地章程》 [7] ，从而推进了租界及外人特权的制度化发展。章程规定，在这一英人租地内，实行“华洋分居”，界内土地专供洋商租借；界内实行土地买卖的特殊的“永租制”，界内的市政建设权均归外人，界内的外国人拥有一些征税权。 [8]
在上海英商租地划定后不久，法国人也开始了在上海租地的活动。1848年7月，法商雷米向驻沪法国领事敏体尼提出了租地建屋的要求，敏体尼随即要求上海官府承允。通过威胁、恫吓，于当年11月，迫使新任上海道麟桂答应其要求，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后，1849年4月6日发布告示，确定了法人租地界址。 [9] 因中法《黄埔条约》（1844—10）规定，对法人在五口的“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加限制，因而该告示又明确宣布“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 [10] 。上海法人租地的开辟，开了列强在同一通商口岸分立居留地的恶例，一个通商口岸多个外国租界并存的状况也由此发端。 [11]
此间，美国人也蠢蠢欲动。包括美国领事在内的抵沪美国人，最初都是入居英人租地的。但是从1848年开始，以文惠廉主教为首的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打着建造教堂的幌子，在虹口置地建房。经过反复交涉，他们在虹口居留一事最终获得上海官府允准。只因文惠廉并非美国官方代表，双方没有订立正式协定。
在这三个面积达数千亩的居留区域，外人拥有众多的特权，一旦中国发生重大事变、上海官府丧失控制这些区域的力量，他们就能完全按照自己意愿统治这些地区。比如，1853年春，太平军攻占南京、镇江，呈现席卷江浙之势时，阿礼国等人即召集会议，决定组织义勇队，成立协防委员会，并宣布外人租地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禁止清军或太平军入内。当年9月，小刀会夺取上海县城，县令被杀。在此乱局之下，半年后，驻扎在租地附近的清军被英、美军队及义勇队武力驱走。于是，中国官府不能再“过问外人租地内任何日常行政事务，连界内的中国居民也完全受外人的行政管理，一度还受他们的司法管辖”。而且，外人还竭力“通过立法途径来确认他们新夺得的侵略权益”。 [12] 以至于到1854年，上海的外人租地发展成拥有独立的市政机构及警察武装，完全摆脱中国政府行政管理而由外人实行属地管理，形成了“国中之国”的租界。
从1855年到1861年，法国领事在上海独立自主地开发法租界，处处显示出其行政管理的独立性，在与“英租界”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明显地表示出法租界已经分立。 [13] 1862年4月，法国驻沪领事宣布，在上海法租界设市政机关，“处理并掌管租界内之一切事务”， [14] 使之独自为政，由此成为独立的专管租界（de la Concession Francaise）。而在此期间，英、美两个租界则走向了合并。1863年9月，英、美两租界合并 [15] ，称“Foreign Settlement”，经过1899年扩张之后，改称“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6] 。上海租界在开辟时面积比较有限，但是经过多次大规模扩张之后，最后成为地域宽广、影响深远的城市中心。 [17]
天津租界可以说是列强战争的直接产物，其中多数租界是在外国军队占领天津的情况下划分的。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天津增辟为通商口岸。当年，英国即率先在天津划定了租界，次年是法国，之后是美国。由于三国的租界都位于海河西岸的紫竹林村一带，俗称“紫竹林租界”。此后，天津各国租界不断地开辟，屡经扩张之后，至1903年被9国列强分割，天津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租界最多的城市，总面积达23000余亩，相当于天津旧城面积的八倍。 [18]
汉口租界则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6月签订的《天津条约》，增辟了包括汉口在内的10个通商口岸。1861年3月英国外交官巴夏礼即来汉口，会同汉阳府、县官员划定租界界址，并于当月21日与湖广总督官文委派的官员签订了《汉口租界条款》，划定英租界458亩。之后，在1895年至1898年，德、俄、法、日等国又先后来此开辟租界。经过此番扩张，汉口五国租界的实际面积达到约3300亩。 [19]
此外，在1860年前后，英、法等国还在广州、厦门、镇江、九江等地陆续开辟了租界。而在甲午战败《马关条约》（1895—4）签订后，清政府被迫向日本增开四川重庆、湖北沙市、江苏苏州和浙江杭州等四个通商口岸。之后，日本在杭州、苏州、重庆等地建起了日租界。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后，列强掀起了在华开辟租界的又一狂潮。1900年到1902年，趁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之机，“俄、比、意、奥”四国强盗趁火打劫，先行军事强占而后迫使清政府承认，在天津海河东北岸开辟了本国专管租界。1902年12月27日，《天津奥国租界章程合同》订立，最后一个在华租界——天津奥租界开辟，面积1030亩。至此，天津共有9国租界对峙于海河两岸，成为外国租界最多的通商口岸。 [20] 直接受庚子事变影响而开辟的租界，还有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该租界是清政府欲借英、美等国力量牵制日本，而与日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西班牙、丹麦、荷兰、瑞挪联盟等九国共同开辟的，也是清政府唯一主动开辟的租界。
由上综述可知，在60年租界扩张史上，先后有9个国家在中国的10个通商口岸开辟了25个专管租界。 [21] 这9个辟有专管租界的国家，连同参与开辟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西班牙、丹麦、荷兰、瑞挪联盟，计有13个国家在中国开辟过租界。而从专管租界的分布来看，英国最多有7个，其次是日本有5个，如下表所示。
各国在华专管租界分布数
从租界在城市的分布来看，天津最多有9个，其次是汉口有5个，如下表所示。
各城市租界分布数
后来，上海的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天津的美租界并入了英租界。所以，在20世纪初外国在华租界最盛之时，中国土地上共有22个专管租界，2个公共租界。 [22]
纵观60年租界开辟史，真正的租界开辟年代是四个短暂的时期，即近代中国四次被列强战败后的时期，租界的开辟可以说是四次战败带给近代中国的又一重创。早期的租界，是外人非法侵夺其居留区域内中国行政管辖权的产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辟的租界，几乎都有条约作为其开辟的依据。可见，租界开辟虽有两途，由租地发展而成的仅占少数。19世纪末，清政府对国际时势有更多了解、对租界危害有更深的认识之后，已不贸然允许外人增辟租界，并以自开通商场来抵制租界。到20世纪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利用各种机会来收回已辟租界，帝国主义不可能在中国增辟新的租界，租界开辟时代终已结束。 [23]
中国收回租界的行动始于1917年。当时，北洋政府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发生巨变的时机，先后收回了天津德、奥、俄租界。而后“经过五卅、北伐和其后的外交谈判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 [24] ，前后历经28年，中国人民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通过坚决的斗争，收回了外国在华的全部租界。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租界一览
续表
作为半殖民地特殊产物的租界，几乎遍及当时各主要通商口岸，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既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又促进了这些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城市的近代化；既是列强控制与掠夺中国经济的基地，又有着促进近代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既是列强侵华的桥头堡与进行思想渗透的据点，又是近代西方文明扩散的基地与西学在华传播的中转站；既是罪恶的渊薮，又是进步活动的中心。 [25] 确实，租界的存在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对中国报业发展的影响非常明显，“在列强迫使清政府开辟租界后，这些地区很快就成为国内报刊创办最集中、办报自由度最大、报业影响最广泛的区域” [26] 。
从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具体发展情况来看，除北京因为首都之故报业比较发达、广州是最早接触近代报刊的地方之一以外，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新闻业之所以比较发达，除了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因素，租界的存在与发达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确“不可否认，租界的存在为近代新闻传播的发展提供了契合的生长点和相对有利的客观环境” [27] 。概括来说，当时租界对中国新闻业的积极影响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则是“重要民营报刊的发祥地和栖息地”，二则“客观上为进步报刊提供了庇护”，三则“传播了近代报业文明”。 [28]
“洋旗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特殊现象与非常态发展的事物，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色彩，无论是在近代国人自办报刊发端之初，还是在抗日烽火如火如荼之际，“洋旗报”产生于租界环境，也主要在租界环境下生存与发展，在当时“报禁、言禁”森严的环境下，是租界给其提供了一定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条件，比如，租界工商业发展与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与移民社会的形成、文教繁荣与交通邮政事业的发达，以及“国中之国”的管理空间的存在，等等。
租界分布于各通商口岸，通商口岸的商贸活动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由于有条约的保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租界又反过来为当地社会提供相对稳定的安全保障。而且租界始终以保障通商为其基本职能，既保护着外国商民的利益，又在客观上对华商提供了一定的利益维护，这对当地工商业发展与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广州十三行是当时唯一合法的外贸区。五口通商之后，外国对华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至上海，使其很快地成为华东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继而成为远东地区的贸易中心。据统计，1843年上海开埠，次年即有44艘英国船只运载价值50余万镑商品来到上海；1845年货船进口62艘，商品价值翻番，超过100万镑，此外还有19艘英国船、2艘西班牙船与4艘其他国家船只。 [29] 1851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1470.2万元，1853年增至1720万元，首次超过广州；1860年猛增至8054.5万元，10年间增长5.5倍。 [30] 1865年，上海开始取代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首要城市，这种地位一直持续到1937年。其时，上海的对外贸易总值通常占到全国的50%上下，1870年等年度还曾达60%以上。 [31] 对外贸易的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刺激了商业的繁荣，上海商行店铺发展很快，洋行迅速地增加。1847年，“英租界内已开设24家外国商行，建起25家商店铺、1家旅馆和俱乐部” [32] 。1854年上海有洋行120多家，1876年200多家。 [33] 到1933年，上海有商业店铺7.2万户，其中公共租界2.28万户，法租界1.12万户，两租界合计3.4万户，占全市商业总数的47%。 [34] 上海通过租界地区进行的对外贸易也始终高踞全国首位。 [35] 工业方面，通过《马关条约》，外国人获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的特权。其实此前已有一批使用西式机器的近代工厂开工投产。1895年到1913年，在上海开设规模较大的外资机器造船、水电、纺织、食品、印染与卷烟等工厂就达43家，资本总计2325.2万元。 [36] “一战”爆发后，英、法等国忙于厮杀，日、美两国加紧对上海的投资，华商乘机办起了一批工厂。到20世纪20年代初，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地区成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此外，上海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也都得到充分发展，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 [37]
天津素“为水陆通衢，旧有客店在西关外及河北一带，约有数十家。自通商后，紫竹林则添设轮船客栈十余家” [38] 。自开埠后，中外商人不断涌来，天津商业快速发展。1867年，天津的洋货进出口额就超过1000万两，仅次于上海与汉口，居全国第三。 [39] 此后，天津很快发展为全国重要通商口岸和北方贸易中心，其对外贸易增长也更迅速了。1889年，天津对外贸易总值增至3124.6万海关两，1894年则增加到4427.7万海关两。 [40] 由于天津教案的影响，1870年之后，界外的西人纷纷迁入租界，紫竹林租界渐成天津贸易、航运中心。而后由于1912年北洋军阀“天津兵变”的影响，华界商人也进一步托庇租界，天津租界从此成为天津市中心区。 [41]
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汉口，因得长江、汉水水运之利，是沟通长江上游和下游的交通枢纽，在开埠之后，随着长江轮船运输业的兴起与京汉铁路通车，其商业城市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晚清时期，汉口有茶叶、粮食、棉纱、绸缎、五金、颜料、牛皮等近百个商业行业，商家数千户，其中著名的盐帮、茶行、药材行、粮食行、棉花行、油行、牛皮行等商业行帮都有相当规模，各个行业的年贸易额都达到了数百万、上千万元之巨。 [42] 到1917年，外商开办的各种洋行增至160家，工厂增至50家。“汉口市场之繁盛，不特为本省商人所趋集，其各省商总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立于其间。”在此发展中，汉口的贸易额不断增长，城市商贸地位也在不断攀升。1902年，汉口对外贸易总值达1亿两，1910年超过1.5亿两，1916年达2亿两，超过天津与广州，几与上海并驾齐驱。 [43] 正如清末驻汉口日领事水野幸吉所称：汉口贸易年额“夙超天津、广东，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 [44] 。
“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 [45] 租界工商业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既产生了对信息传播的社会需求，也为满足这种需求提供了全部的物质条件。正是这样，报刊在租界产生，并随着租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扩大生产规模。
上海的第一份报纸《北华捷报》（1850），是一份由字林洋行发行，为商业服务的英文周刊，所刊载内容正是为经销商品而奔忙的外商所关心的行情、船期等新闻和商业信息。后来，“因为外侨和华人商业关系日益密切的缘故，便促进了上海华文报纸的产生”。1861年，字林洋行出版《上海新报》，其发刊启事即开宗明义地说：“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类如上海地方，五方杂处，为商贾者，或以言语莫辨，或以音信无闻，此致买卖常有阻滞。观此新报，即可知某行现有某货，定于某日出售。……”由之可见，“上海的华文报纸的发动是由于外商推广营业而起的了” [46] 。
在租界社会经济发展繁荣中，大量以传播新闻与商业信息为目的的报刊不断涌现。商业性报刊也在早期上海租界报刊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由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理出近代报刊发展与商业经济之间的关系，即如秦绍德先生所说，“近代报刊的发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且通过比较，秦先生“惊异地发现上海报刊创办的递增和外贸总额的递增，恰恰几乎是同步的” [47] ，由此得出上述结论，并绘图直观地表示出来，现援引如下：
通过两图的比较，我们确实看到：报刊创刊的数量与外贸进出口两者的年增长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但是，因为“商品经济的活跃、贸易的发展对传播媒介的需求，有一个反映的过程”，所以两者的发展态势也略有不同，即“外贸总额增长的年份略超前一点，报刊的增长滞后一点”。 [48]
随着租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性报刊不断增多，刊期缩短，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如，1850年上海第一报《北华捷报》创刊时为周刊，每期对开1张，共4版。1861年《上海新报》初创时也是周刊，期出对开1张4版，半年后就改为周三刊。1872年《申报》初创时就是两天一期，第5期即改为日刊，日出8版。当年7月《上海新报》也改为日刊。综合起来看，这些商业性报刊都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都是由商业机构（商号、洋行）或商人所办。比如，《北华捷报》《上海新报》都是字林洋行办的，《申报》则为英国商人美查等四人所办。美查原为经营茶叶、缫丝商人，办《申报》也是当作生意经营的。其二，报纸是为满足社会对信息，特别是商业信息的需求。无论是《上海新报》还是《申报》《新闻报》等，内容主要是反映社会动态的新闻及与商业贸易直接相关的行情、船期、广告。其三，都是以商品形式传播于社会。 [49] 发行、招揽广告，搞多种经营以扩大市场等。
从当时商业性报刊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报刊与商业经济发展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同时，透过广告这一典型的商品经济范畴中的事物，也能很生动地呈现出这种互动关系。租界繁荣的商业活动，滋生出强烈的商业信息需求与商业信息传播的内在驱动力，从而为报刊发展提供了足够多的广告。如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期出对开一张四版，第一版就是广告，第三版是广告、船期与行情表，刊登广告量很大。而《申报》上广告、行情、船期等方面的内容，几乎占据其版面的一半。广告对于商业性报刊与商业经济的意义都是双重的，一方面，满足了商业活动的要求，扩大了报纸的读者和广告客户；另一方面，广告成为商业性报刊收入的主要来源，支撑和促进其发展壮大。 [50] 商业报刊通过刊登广告、行情、船期为其提供经济血脉、内容支撑的同时，也满足了租界经济社会的信息传播需求，促进其商业经济的发展。
可见，租界报刊的产生与大量生产，不仅是对当时租界社会信息传播需求的反应，还是其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的结果。租界工商业的发展，既使新闻事业的产生成为必要，又为其产生发展准备了物质手段，同时还为其继续发展创造了提升空间。在商业经营中，商人们既需要尽快了解远方商品价格与行情，又需要快捷地传播其商品信息。因这种需要的促发，不但商业性报刊不断发展壮大，而且时效性更强的无线电台也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1923年1月，“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在上海租界创办，标志着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在当时条件下，虽以音乐节目为主，但按其创办人奥斯邦（E.G.Osborn）所说的：“我们要以人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在空中传布新闻消息、证券交易和汇兑价格” [51] ，可见，它并不是专为播送音乐而诞生的。次年5月，美商开洛公司在上海法租界办的广播电台，节目内容就包括了汇兑市价、钱庄兑现价格、小菜上市、新闻、音乐、名人演讲等， [52] 而且“举办无线电常识演讲，借以推销收音机” [53] 。
商品生产需要消费市场，报纸的刊行与发展同样需要受众市场——读者群体，而且报刊的读者既有量，又有着质的要求。租界的城市化、商业化及其文教事业的发展，为租界报刊读者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与继续发展的空间。
从当时发展来看，租界的开埠与商业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大量的人口，中国人与外国人，商人与买办、传教士、官绅、富豪、细民、工人、旧式文人、冒险家乃至地痞流氓，各色人等汇聚在租界，形成一个移民社会。近代上海就是这样形成的典型的移民城市，无论华界还是租界，几乎全国各省市世界各大洲主要国家的人都有， [54] 形成了“五湖四海”“五方杂处”且“客籍多于土著”的人口格局。 [55]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少，大约占20%，其余80%均为外地移民。 [56] 综观上海人口发展史，以开埠前后的1850年为界，前一时期的特点主要是自然增长，后一时期则主要是人口迁入。 [57] 很明显，开埠后人口增长很快，所增移民人口也主要在租界。1852年即开埠初期，上海人口为544413人，到1910年则达1289353人，其中华界人口671866人，公共租界为501541人，法租界为115946人。 [58] 从上海移民的构成情况来看，一是来自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和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国际移民；二是来自国内各省，特别是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安徽等省的国内移民。 [59]
国际移民情况，“19世纪中叶，在中国条约口岸总计大约有500名外国人，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将近200个商行里。……其中半数来自英伦三岛，另外四分之一来自印度……美国人数目上少些，然而他们的航运业仅次于英国，他们在上海的贸易量几乎达到一半” [60] 。直到20世纪10年代，这种状况才发生变化，即日本侨民人数后来居上。1870年，日本人在公共租界及界外仅有7人，1880年增至168人，1885年达595人，居第二。到1915年超过英侨2000多人而位居第一，“从此常居第一，为数且是固定的增加倾向” [61] 。从总的外侨增长态势来看，从1843年至1942年的一百年里，上海外国人口从26人增加到150931人。 [62] 国际移民增速很高，不过人口占比较低，如1900年上海两租界总人口44万余人，外侨7396人，约占1.7%。 [63] 即便后来人数增至15万多人，所占比例也基本上保持着这种较低的状态。在上海移民中，外侨比例虽小，但是影响很大。 [64]
这些来华外侨主要是经商、谋职的移民，或者是前来避难或冒险的移民。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身份来到异域，他们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与发展，需要加强交往、了解并适应外部环境。“新闻是人们在做调整以应对新环境时所需要的一种应急信息，人们靠它来改变旧的习惯，形成新的观点。”基于此，移民报刊可以像催化剂一样推动移民的适应与同化。帕克在研究美国移民报刊时发现，“为什么移民在美国比在国内阅读更多，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知道更多事态的变动” [65] 。而且，“对新环境的陌生加强了他们对原有亲属关系的依恋”，譬如，有了移民报刊，“分散在全美洲和全美国各地的本民族成员可以保持联系与相互理解” [66] 。因而，“外来移民对应的外文报纸、期刊出版和阅读量，要高于在自己国家同等人口对应的报刊数量”。 [67] 帕克的这一研究发现也可用来解释19世纪中叶上海外文报刊的出现，以及后来中文报刊兴起的情况。
正如胡道静所说：“上海能够有和开始有现代新闻纸的原因：当年外侨远适异域，在东方的一个不同文化的地域上造成了他们的新社会，在这一个团结之间，就少不了一种新闻纸来做链索”，“外人办报纸，不过要做侨民间呼应的机关” [68] 。
胡道静此说偏重新闻纸作为外侨“链索”与“呼应机关”的意义，不过却给我们理解当时报刊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关切的视角。事实上，当时报刊的出现与发展，既源于移民（包括国际、国内）相互沟通乃至相互依恋的需要，而在当时租界工商业发展与移民社会不断扩展的背景下，更是缘于对外交往以了解并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所以，上海开埠后的第一份报纸《北华捷报》（1850）第一号的内容，就是157个侨沪外国人的名单和美国海船“望海号”到岸的消息。而之后《上海新报》《申报》等商业中文报纸，其新闻、行情、船期与广告的内容建构，既强化了外文报刊满足移民社会交往与适应环境需要的内容结构，更是迥异于之前及同期的宗教性报刊，其原因便是大量国内移民涌入，外国人与中国人的交往日益增多、日益紧密。
在租界人口发展中，国内移民的增速不及国际移民，但是其人口增量远非外侨可比。这一情况，对后来租界报刊结构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实际上在华设立租界，外国领事本意是要租界所有土地由外侨收买，使之成为外侨居住的专属区域。如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写明，“该地域内的本地人民，不得将房屋相互租赁，或再行建造房屋，以租与华人商贾”“外商不得建造房屋以租与华人或供给华人之用”。按此规定，华人无权在租界内居住。除了外侨雇佣者，其他华籍人士皆不许在租界居住。所以到1853年，租界内只有500位华人，其中大部分是洋人的家仆。 [69]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被改变了。在战乱频仍的环境下，租界成为避难之所，流民潮涌而入。1853年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居民及邻近地区地主富商纷纷涌入租界躲避，开启了租界华人激增模式。“1854年，大批难民离开刘、陈阿林匪帮占领的县城，涌入两个租界。洋泾浜北边的中国居民，在县城被占领前，只有500人左右，现……已剧增到两万以上。” [70] 而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席卷东南，江浙等地流民大量涌入租界，致使“街市之间，肩摩趾接，居室则器杂湫隘，荒地亩辄百余金” [71] 。洋商抓住这一发财良机，建房造屋租与难民。而在洋商的压力下，租界官方也终许可，华人只要按规定条件就可在租界内定居。 [72] 此后，更掀起了华人涌入的热潮。到1865年，据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人口调查，当时两租界共有外国人2757人，中国人146052人。 [73] 此后经1911年辛亥革命、1924年军阀齐燮元与卢永祥之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租界人口数次激增。到1942年，两租界人数达244万余人，其中华人239万，占98.0%。 [74]
除了为躲避战乱所驱使，涌入租界的移民还有相当部分是因租界工商业发展与经济繁荣提供的机会所吸引。正如上海海关税务司斐式楷（R.E.Bredon）所说：在上海的中国人中有许多外地人，他们被各种就业机会吸引过来，“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绣工和妇女头饰工是苏州来的。南京的男子经营缎子、玉石、钟表和钻石生意。上面最后提到的几种商品的经营者同毛皮商人一样，很多是回教徒”。 [75] 当时的工业发展与工人数量增长也说明了这一情况。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35年的年度报告，1934年，公共租界设立工厂3421家，工人170704名，华界有工厂2676家，工人245664名。 [76]
天津、汉口租界发展较晚，无论从人口增长速度还是规模都不及上海，不过情形相同。即随着租界的扩张与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移民社会不断地发展。工商业发展与战乱，是促使其人口增长的两大因素。
汉口租界始于1861年英租界的开辟，当时来汉外人100余人都居住于此，1864年，外侨增加到300人。1895—1917年，汉口租界数量、面积迅速增加，来汉外商也更加多。武昌起义期间，汉口租界成为中立地区，中国商民纷纷到租界设厂开店，人口速增。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德租界收回，不久俄租界也被收回，英租界于1927年收回，剩下法租界与日租界，而日本人利用列强在华消退之机大肆扩张其在汉力量。到1937年，旅汉外侨3938名，日侨1984人，占50.4%。1938年8月，中国政府收回日租界。汉口租界中仅剩法租界，在战火烧至华中地区之际，当地中国政府机构与普通商民都将其视作避难所，机关、银行、商店等纷纷迁入。1937年底，法租界中国人2907户、22651人，比上年增加1077户、7761人。到日军侵占武汉后的1938年底，中国居民增至4369户、47081人。实际人数还要更多。 [77]
天津的租界都为各国专管租界，而且与上海一样，早期租界是不准中国人居住的，但是随着租界的扩展与城市人口构成变化，中国人也成为租界的主要居民。1870年天津教案后，外侨纷纷迁入租界，加快了紫竹林租界的发展步伐，进而成为城市经济中心，码头、洋行、工厂、银行林立，吸引了大批人口前来。1895年开始，天津租界进入全盛时期，人口不断增长。据1911年调查数据，天津各租界人口共50046人，其中外侨6304人，中国人43742人，占87.4%。 [78]
一方面，租界工商业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为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租界人口的增长、移民社会的形成，也给其文教事业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条件。
首先，租界汇集了不少高素质的移民。一则，在租界数以万计的国际移民中，不少人文化程度较高，“大多是商界巨孹和智识领袖”，“在华的外侨较比在他国的一般外侨分子要优秀些”。 [79] 二则，在移居上海租界的中国人中，江浙籍为多。江浙之地，人文荟萃，戊戌之后，不满政府腐朽统治的各地文人士子络绎来沪，更使其成为文化重镇。加之在当时时局下，为租界的影响所致，更多文化界人士前来，使租界社会民众文化素质得到整体的提高。
其次，租界文教事业相对而言也比较发达，中外人士特别是传教士在租界办起较多的大、中、小学校和报刊、出版社、研究社等文化机构。
1861年京师同文馆和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设立，近代教育发端，但是发展缓慢。到19世纪90年代，国人所开新式学堂仅25所。在1895年以前，“学堂仅仅分布于沿海7省”，而且“新式学堂仅存在于少数口岸城市”，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有租界的存在。 [80] 但在义和团运动惨败、1905年废科举之后，情况迥异，新式学堂取得长足发展，学生激增。1902年学生仅6912人，但短短数年剧增236倍，1909年高达1638884人，1912年又增至2933387人。 [81]
新式教育是从上海发端的，后来上海新式学堂的发展也较典型，量也多。上海从开埠到1935年，天主教开办中小学170所，基督教办中学21所（1936年统计数）。 [82] 此外，外国传教士还在越界筑路区和租界内开办了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东吴法学院等高等学校。租界工部局也办起了不少外侨学校和华人中小学，1931—194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办有7所外侨学校，5所华人中学，7所小学，4所夜校。法租界公董局办有中法学校、法国公学及数学小学校。 [83]
在汉口租界，中外人士也办起不少学校。据1914年调查数据，当时汉口有各类学校30所，学生1804人。 [84] 英租界、俄租界内各有学校20多所，德、法租界内各有十余所，日租界内有近10所。租界区还有明德大学，以及一些私塾，1930年租界区有私塾14所。 [85] 天津租界学校建立很早，各类学校也发达，有教会办学也有普通私人办学。在20世纪初，随着租界的扩展，租界当局为扩大影响、造就服务租界的青年，兴起办学，促进了天津中、小学教育的发展。民国以后，天津地方政府在租界开补习学校，推广社会教育，进一步推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86]
文教事业的发展，使租界及其周边人口文化素质逐步提高。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其思想观念更为开放，易于接受西方文化与事物，这就给近代报刊准备了读者群体。加上近代工厂的开办，雇佣工人中也逐渐产生出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技术工人，也推动着读者群体的发展。如据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305户工人家庭支出中有学费支出的占22.3%，有书报费支出的占33.8%。 [87]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的诞生，除依靠大量印刷的机械技术外，还必须获得相应的大众读者层。”大众读者群是随18世纪末的产业化而形成的，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工人。“产业化促进了都市化，都市人口的增多成为都市报纸读者增多的前提条件。这些识字的都市工人们，随劳动条件改善、生活水准提高而逐渐成为巨大的信息需求层，成为19世纪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登台的大众报纸的几万乃至几十万读者。” [88] 租界情况虽有特性，但在读者群体与受众市场准备上亦有如此共性。
我们由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情况可知，“租界开埠后最早都由外侨居住，随着各国移民的到来，逐渐形成了外侨社会，租界最早出现的近代报纸主要是由外侨创办的外文报刊” [89] 。后来，随着华人涌入，外侨与华人交往日渐密切，中文报刊也就创办起来，后来发展势头也盖过了外文报刊。
人类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突破人类新闻传播时空局限的历史，而在进入现代大众传播发展阶段以后，空间局限的突破成为主导趋势。新闻传播空间的延伸与拓展，则有赖于交通、通信条件的发展。就是这样，“现代报纸依靠迅捷的传播媒介（电报和电话）和快速的运输工具（铁路），以便迅速收集新闻，并在辽阔的地域里迅速地发行” [90] 。
新闻信息的采集与报刊发行，最初立足点在本埠，所以当地陆路交通是发行基础，而在对外联系与市场拓展上，则有赖于长途汽车、省际交通，以及河海与航空交通的发展。租界都设在通商口岸，一般地处沿海、沿江，有航运之便，特别是随着商贸活动的发展，这些地区的航运事业也发达起来。
从城市交通来说，开埠后，租界当局即着手规划和打造区域陆地交通，19世纪60年代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在租界带动下，华界也开始改建马路，将旧城与租界、华界相连。城市交通网络形成后，公共交通开始发展，小车、马车、人力车、三轮车、自行车等各种交通工具不断增多，如1874年华界、租界有小车近3000辆。马车是从国外引进的，1906年，公共租界有捐照马车1687辆，其中711辆为出租马车。 [91] 1908年第一辆有轨电车从静安寺路沿南京路向外滩开去，标志着上海现代公共交通的“公众乘物”时代的到来。 [92] 天津、汉口的城市交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得到很大发展。在1904年，天津出现电车，奥租界成立了电车公司。 [93] 电车的出现，促进了人口流动，华界与租界交往日密，同时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民国后，不到20年时间，城市商业中心迅速由华界转移到租界地区。 [94]
租界与华界的交通便利，报刊便可经由报贩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从报馆或发行点分送至租界的大小街面，到达读者手里。经由租界书信馆派送的报刊，亦可在当天或次日迅速送至各订户。 [95]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长途汽车业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郊县与省际公路客货运输十分兴旺。1928年南京政府制订了“全国国道计划”，1932年五省市联络公路先后完成，对于开辟上海与邻省及内地的现代陆上交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铁路、航运、航空全面开通，京（宁）沪铁路与沪杭甬铁路成为联结上海与全国的主要铁路干线。” [96] 租界新闻传播业向外地辐射的范围更大了。
上海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得天独厚，沿海可与南北各港相通，溯江而上可与长江流域广袤腹地的城市乡村相连，这对近代报刊的传播极其有利，上海报刊因而可与全国各地发生密切联系，扩大影响，如《申报》《新闻报》不但发行到附近县区及苏杭一带，而且远达内地。近代铁路、公路与水路交通业的发展，使传递更加便捷、迅速。但“尤其让人注视的新时代工具之运用，是民用飞机航线的增辟，而新闻纸以飞机运输就解除了一切的空间的限阈” [9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沿岸诸城市相继开辟出空中航线，统称沪蜀线，沿线航站分设上海、南京、安庆、九江、汉口、沙市、宜昌、万县、重庆、成都10处，从上海到汉口及由汉口到重庆都只需要7个小时。 [98]
在航空运输中，一项重要业务就是新闻纸的寄运。当时上海有一家“上海航空新闻社”，创办于1931年，它代理输送报纸，能当天将上海各种报纸寄到沪平、沪汉、沪粤三线通航各埠；次日寄到汉渝、渝蓉、西北三线通航各埠。“这样的迅速，自然是标准化现代交通工具使用之功。” [99] 1932年秋，中国航空公司因为运发报纸数量增多，为减省手续，推广业务，于是与上海航空新闻社联手，订立承运合同。“新闻纸之航空运递，多由上海运往各埠，各埠运入上海者实少。在上海运出者，复以经由沪蜀一线为多。” [100]
从上海航空运往各地的新闻纸件数逐年上升，1931年为4502件，1932年为7491件，至1934—1935年度达12380件。 [101] 航空邮递既能使上海出版的报纸远销内地，扩大影响，又能把各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信息快速传给报刊采纳与发表， [102] 一举两得，促进了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
航空运报还促生了报刊分印之法。因“运费过巨，且飞机载重的份量也有限”，有报馆想出一个“令人惊叹的运输方法”，“汇合了现代印刷工具交通工具联用成的奇迹”。当时上海一家销数最大的报馆，“每晨把纸型多钤一副，日升之际，就交由沪汉机飞送汉口，在汉口，他设了一个印刷部，接得了纸型，立刻翻成铅版印刷，于是，轻巧的一副纸型，就变成可以任意多少的报纸。同时，长江上海各埠及内地的报纸，既由该报的汉口印刷部分送抑且由该报独占了” [103] 。
与交通一样，邮传条件与制度影响甚至制约着现代报刊的流动速度与传播面向。中国古代邮驿制度起始于西周，发展至清代，形成了比较发达的邮传系统。清代全国邮驿组织有驿站两千多个、驿夫七万多名、递铺一万四千多个、铺军四万多名。 [104] 邮传网络四通八达，规模大，传递速度快。“清代以前马递传送公文的最高速度，按一昼夜算，一般为四百里至五百里”，清代创造了“一昼夜跑行六百里，以至八百里的最高水平”。如“由北京至乌鲁木齐（8500余里）的紧急军报，限半月到达，其速度是相当可观的。” [105] 18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英国人注意到朝廷的书信来往频繁。建立在庞大的物力组织基础上的邮件传驿使他们大为赞叹”。“骑马送信相当迅速，通常只需10来天时间就能跑完从广州到北京的1500英里路程。”“而使团将用8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段行程。” [106] “英国人的钦佩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同一时代，英国邮政创下的最辉煌的成绩远远比不上中国驿传。”即便“在中国建立传驿制度10个世纪之后，由于法国王家邮政部门取得的最新进步”而提速，“法国邮政部门的速度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不过，佩雷菲特也注意到，“在中国只有官方邮件才这样传送。对于私人邮件，皇家传驿部门除了少数例外都不管，对带的信件则无一例外都要进行检查” [107] 。与英国和整个欧洲“‘邮政信件’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公益部门”大为不同，在中国，邮驿是专供政府使用的，“惟有国家才能通信，而且只是为自己进行” [108] 。
清代邮驿律明确规定“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 [109] ，所以这种发达的邮驿网络没有用于新闻传播。当时，封建统治者出于对信息传播与思想言论的控制，实行严厉的报禁与言禁，既控制新的传播技术与邮驿网络不被用于新闻传播，又对内容进行控制，政府（允许）刊行的报刊限定了内容模式，即仅为官文书内容。在这种管控制度下，无论是发展得最完备的古代报纸“京报”，还是一直没有合法地位而被钳制的“小报”，都没有可能发展出近代传媒形态。所以，直到1815年，外国传教士把近代报刊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处在古代报刊的发展轨道之中。而且，在近代报刊由外力推动而进入中国数十年的情况下，清政府仍然严防死守，严厉禁止国人办报。
清代邮传网络既没有用于近代新闻传播，也没能朝近代邮政通信事业方向发展。在后来的世界发展大潮中，“中央帝国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退步；而欧洲通过革新，不断地快速前进。夏普发明的光学电报在1796年启用。10年之后，蒸汽船问世。再过20年，出现了铁路。由此开始了进步路上的你追我赶。而在这场竞赛中，不久前还领头的中国却踏步不前” [110] 。中国近代邮政与交通事业，最早是在租界发展起来的，而将其运用于传递新闻、发行报刊，更是始于租界。 [111]
为适应民间传递需要，虽然在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中就“出现了专营民信业的民信局” [112] ，但是到19世纪初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口岸的繁荣才促进了民信业的发展。“民信局于道光、咸丰、同治间发展至大小凡数千家。”如上海开埠后，“成为中外贸易重镇，于是各信局多至上海设立总局，而于各地分设分局、代办所；又有联号、支店等名目，构成新递传网络” [113] 。当时，“较大信局一般在商业中心开设总号，如上海、九江、汉口、重庆、天津、广州、营口、厦门、汕头等，并各在特定业务活动路线上设立分号” [114] 。这种走向近代发展方向的民信局，是在外国人的带动与影响下出现的。
鸦片战争后，随着条约口岸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在华商贸与对外交往活动的开展，需要邮政与交通事业。最初，他们通过快船载送货物和邮件，包括新闻纸。当时，中国沿海的鸦片快船“经常定期地向鸦片接受站供货，这时它们既载运邮件，也载运旅客到条约口岸，更不用说载运香港来的新闻报纸，以及1850年以后载运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了” [115] 。后来，随着民间特别是商业活动对通信需求的增强，外国人在一些城市（主为开埠城市），利用商船往来便利，开办面向民间通信业务的书信馆。而“所有投寄国外的邮件，都由英、法、美、俄、德、日六国先后自设邮局办理” [116] 。
虽无条约依据，也未经中国政府特许，但是外国邮局还是纷纷在通商口岸开设起来。1862年12月，上海法租界邮政局设立。1864年8月，公共租界工部局信馆新开宝兴信局，专递镇江、九江、汉口、天津等地信件。1865年8月，工部局信馆发布告称，将在南市另立分局，并在各通商口岸及北京设分馆。 [117] 当年10月，“在大东门内东街设工部信馆分局，专代城内各店铺号商送信上海、汉口、九江、镇江、烟台、大沽、天津、牛庄、北京、宁波、厦门、潮州、福州、东洋、花旗（即美国）金山等处，来往所收书信由工部局总信馆发送至火轮船上，寄往各口” [118] 。上海租界工部局还与外地机构协议合作。如1877年3月，上海租界工部局书信馆与汉口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达成协议，互相免费投递对方寄至本埠的邮件。 [119] 1894年3月至9月，上海工部局又先后与九江租界工部局、厦门书信馆、福州英租界工部局达成类似协议。 [120]
在外人兴办邮政事业的激发下，随着商民通信的大量增加，清政府开始试行官办邮政。1866年12月，北京等四地海关先后设立邮务处，开始兼办邮政。1878年3月，清政府同意海关试办邮政， [121] 并招商集股，在京津沪等五处海关设华洋书信馆。是年7月22日《申报》报道，“兹闻北京、牛庄、天津、烟台、上海等五处，已由官招商合股设立华洋书信馆先行试办”，“定于本月廿五日开张”，此“为将来邮政局之嚆矢”。 [122] 华洋书信馆开在紫竹林新海关旁，由海关税务司经理，“专寄送京都、牛庄、芝罘、上海等南北各口岸来往信件，及内地各处亦可代交妥实”。 [123] 从1878年开始，上海、清江、扬州、镇江和苏州华洋书信馆陆续成立。华洋书信馆1882年停馆，各海关邮务处仍在。 [124] 1886年，清政府欲将海关兼管邮政业务扩大到各通商口岸，为此向上海租界当局提议，要求取消工部局和上海其他外人所设书信局，上海西商总会和工部局屡次拒绝。 [125] 到1896年，共有24处口岸设立邮局。 [126] 1902年，各通商口岸设33处总局、309处分局、388处支局，除甘肃兰州外，各省均已通邮。 [127] 至1905年，官邮已在全国建起总局—分局—支局、代办所的较完整的邮政体系。 [128] 1911年，邮政与海关分离，设立邮传部，邮政大权仍由英国人控制。1917年后，随着大清邮政的发展，租界邮局的业务主要保持与其国内的邮政往来。
上海开埠后，所有投寄国外的邮件，都由英、法、美、俄、德、日六国先后自设邮局办理。 [129] 在汉口租界内外，则由英、法、德、俄、日五国先后开办多处官方邮局与代办所，收寄、投送华洋各界的各种邮件。 [130] 1900年后，海上航运发展迅速，从伦敦经西伯利亚的信函在14天内便可抵达汉口。 [131] 这些外国在华办的邮政机构，直到1922年底才全部关闭停业。
邮政事业的发展，对报刊的新闻采集、信息传递与订阅发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上海租界工部局书信馆成立后，租界的报刊都通过它发行，如《北华捷报》《通闻西报》《文汇晚报》等。1866年9月，《北华捷报》即始由书信馆传递，到1867年5月，已传递250多份，“很受公众欢迎，是迅速传递信息非常好的方法” [132] 。汉口开埠、报业发展起来后，民信局也迅速进入、批发寄递报纸。一些报馆甚至托信局捎报纸去外地零售，如未卖完月底再退回报社。 [133]
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在其“申报馆条例”中，谈到了由信局传递、销售报纸的情况：“本报之设新报，原冀流传广远，故设法由信局带往京都各省销售。贵信局如有每日趸买一二百张者，请先赴本馆注明入册，以便逐日分送。本馆议价每张六文（定价八文），该价于月底算账时再付。各处不能销售，俟月底仍将新报交回本馆，不取报资。”“贵客如欲贩至他处销售，其价钱一切与信局一式，请赴本馆面议可也。” [134]
当时，上海印刷业集中，报馆也多，外埠信局多是通过上海信局批发寄递。专业的派报社和个人订户也多托信局运递，成为民信业务之一大宗。后来官办邮政所采取的“总包”新闻纸邮寄办法，就是采取民信局的办法。 [135] 当时信局的报刊传递，如《字林西报》，由工部局书信馆工人每天早晨五点半到馆取报，然后给居住租界境内、浦东（华界）以及静安寺（越界筑路区）的订户分送。 [136] 晚报则是每晚七点半前由报馆送到书信馆后在当晚分发，若迟于此时则在次日上午分发。书信馆的这种送报服务，取费低廉，几乎是赔本的。 [137] 这对于当时报刊的扩大发行，促进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纸的诞生，除依靠大量印刷的机械技术外，还必须获得相应的大众读者层”，而“把这二者联结起来的社会交通网络的发达、出版印刷自由的确立等条件，也是不可缺少的”。 [138] 17世纪初，现代报刊诞生的时候，普遍处于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之下，统治者往往通过特许出版制、新闻检查制度、知识税与津贴制、法律制裁等限禁或压制现代报刊的发展。在中国，清政府则是通过严厉的报禁，将现代报刊拒之门外。所以，历两百年之久，国人并无创办现代报刊之举。一直到西方势力进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开放通商口岸，并在口岸开辟租界，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
如前文所述，租界给现代报刊提供了物质、交通通信与受众市场等方面的硬性条件。此外，租界对现代报刊及“洋旗报”生存发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即是言论出版自由与生存空间。“报纸首先是在那些中央权力薄弱或统治者比较宽容的地方兴盛起来的。” [139] 租界形成“三权独立”的“国中之国”的管理空间，使清政府鞭长莫及，“报禁”难施；通商口岸形成的诸多租界，由不同列强占领，华界由中国政府控制，多元格局下形成的矛盾罅隙，这便是当时环境下现代报刊及“洋旗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种空间条件，概括来说是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国中之国”的管理体系的形成，外国殖民势力限制了当时中国政府在租界的权力，使其不能直接插手租界事务。所以，无论是清末专制政府，还是后来的军阀势力，都“很难直接扼杀租界内的报刊”。
最初，根据《上海租地章程》，租界仅仅是由中国地方政府划一处地皮，租赁给外国人居住，其地的领土主权、行政权、私法权仍属中国所有，租界不过是外国人的居留地。 [140] 但是后来，由于清政府颟顸无能，西方列强与殖民势力不断通过违约、巧取豪夺，使租界成为不受中国政权管控的“国中之国”。 [141]
1853年，太平军东进、小刀会攻占上海旧城，难民纷纷涌入租界寻找栖身之所，趁此乱世，外国人劫夺了租地内的行政大权。 [142] 自此之后，中国政府不能过问租界内的行政事务，连租界内中国居民也完全受外人的行政管理。 [143]
19世纪50年代中期，英、美、法三国领事擅自修订土地章程，并联合发布新的《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工部局”，设立警察武装“巡捕”。至此，上海的外国人租地发展成为拥有独立市政机构和警察武装，在行政体系方面类似西方自治城市，完全摆脱中国政府行政管理而由外人实行属地管理的“国中之国”，若干年后这种“国中之国”被称为“租界”。 [144] “公共租界的当局实际上还对中国居民行使管辖权，中国居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市政管理的权利。” [145] 租界的管理权操于外人之手，租界内的捐税等也都由工部局主管收支。
由于外国人在租界攫取的是“属地权”，中外人士不论是“有约国”人还是中国人，一旦“进入租界，在行政方面便只受该租界当局的管理”，而在多数租界里，民众有着更多的言论与社会活动的自由，正因为如此，租界才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环境。因为有领事裁判权的原因，中国政府不能过问外国人及其所办事业。因而有外商参股的报刊，或以外商名义创办的“洋旗报”，都不受中国政府管控。 [146]
第二，租界实行相对宽松的新闻政策，有着较宽松的制度环境。
与当时中国的专制统治相比，租界制度环境相对宽松。租界的制度基本上是仿照西方的城市制度，所以没有户籍制度，居民不需要登记户口，可以自由迁居。“外来人员只需改名换姓，即可轻而易举地长期隐藏于租界。” [147] 在多数租界里，民众“在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方面享有比较多的自由。” [148]
新闻出版方面，各租界都借鉴或因袭其母国经验，实行比较宽松的新闻政策。“在租界出版报刊，一般只需按规定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报刊内容也无须事先送审。” [149] 新闻媒介只要不触犯法律，不对租界当局殖民统治构成威胁，任何新闻报道都是允许的。当时，不但外国人办的《北华捷报》《申报》等曾对租界当局的许多政策和措施进行评议甚至批评，而且连中国人办的报刊也曾发文批评甚至抨击，如《汇报》曾发表专文抨击外国人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对租界工部局的专横政策进行批评，说上海工部局即外国之议政院，“局中议立规条，无论于华人便否，辄毅然自是，意在必行。其局绅概由西商充，华人不得寓选” [150] 。
与中国政府的言论钳制及专制大不一样，只要不触动大局，这些批评一般都能被租界当局所容忍。如触犯法律，则按司法程序审讯且允许申辩。即便对触怒租界当局的报刊报人， [151] 诉诸公堂时，一般不用暴力手段、不未审封报、不搞人身伤害。显然，当时租界内有着比中国政府治下更为宽松的办报环境。
第三，租界多元格局造成的矛盾罅隙，提供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分布于10个通商口岸的近30个租界中，25个专管租界是由不同列强分别占领的，两个公共租界由部分列强共同管理，华界则由中国政府控制，从而形成多元化的治理格局与利益体系。由于各方利益不尽一致，在相当情况下也难以协调一致，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矛盾罅隙。如上海公共租界，多国势力渗入，多方利益纠葛、博弈，各种矛盾交错，无形中给中国报刊生存发展提供了空间。虽然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特权，列强在镇压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管理租界上，都是从各自利益出发的，因而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比如，继《苏报》《国民日日报》之后刊行的《俄事警闻》，系“清政府照会租界当局通缉的首犯”蔡元培 [152] 发起的革命派报刊，虽然“每天以大量篇幅刊载有关东北局势的新闻，揭露沙俄侵略东北的种种罪行”，“号召国人奋起抗俄”，但是因为沙俄鲸吞中国东北的图谋，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租界当局不但未拘捕蔡元培，还对该报发行比较宽容。 [153] 此即当时英、美与沙俄之间的矛盾使然。
在这样的背景下，租界上中国报刊的活动往往就成为他们博弈的砝码。比如“孤岛”时期上海之所以能出现众多宣传抗日的“洋旗报”，就是因为英、美、法等列强与日本之间的利益纷争与矛盾，“洋旗报”既是列强与日本势力平衡下的产物，又是列强与日本讨价还价的重要砝码。到了后来，随着日军侵华活动的推进，欲打破原来格局，就不断向租界当局施压，导致“洋旗报”环境恶化、数量减少，但是仍然存在，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后，才始退出历史舞台。
再者，列强之间、租界当局与北京公使团之间，在新闻出版理念与手段上也并不完全一致。如“苏报案”后，为加强管控，租界当局曾向北京公使团提出更多管理界内报刊的权利要求，1913年正式提出议案，在《土地章程》中增加“印刷附律”，但是由于列强之间的意见不一，虽历经数十年而未果。
此外，上海、天津、汉口等都是多个租界并存，各租界又都各自为政，致使中国差役乃至租界警方在追捕罪犯时都会存在诸多麻烦。虽然汉口英租界与俄租界工部局为此签订了合作协议，规定彼此警察在值勤时有权进入或穿越另一租界追捕犯人，但是沪、津、汉三地大部分租界并未订立类似协议。 [154] 这就使得国人所办报刊大享其便，可以既不受中国政府直接干涉，又能通过变换地址等方式来逃避租界的管理。 [155] 如在公共租界所办《民呼日报》被迫停刊后，于右任即利用各租界各自为政的空子，跑到法租界办起《民吁日报》来，继续宣传革命。
总之，由于“租界在中国政治和军事势力的控制之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租界内出版极其自由”， [156] 特别是老报人谢啼红回忆的20世纪20年代，“政府既未实行新闻统制，也不必向租界当局呈请登记（1931年以后，中宣部内政部始厉行出版法登记报纸杂志），说出版就可出版” [157] ，租界为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不过，虽然在租界有这样的办报条件与生存空间，但终究是在畸形的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列强之间、列强与中国政府之间虽有矛盾，但是为利益起见常会达成妥协甚至形成共谋，对租界内的中国人报刊予以扼制甚至扼杀。所以中国现代报刊的发展，一开始并不顺利，“洋旗报”的发展境遇坎坷，如“苏报案”虽在列强与清政府的博弈下，其主要涉案人物章太炎、邹容未被引渡处以极刑，但《苏报》还是被封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