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近代报业的历史，始于1815年外国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但中国人登上报业舞台则迟至19世纪70年代。在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中，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是《汇报》等以外商名义发行的报纸，史称“洋旗报”。之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作为中国报业史上独特现象的“洋旗报”始终自立于报业之林，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对于“洋旗报”这一独特现象，虽有不少个案性或阶段性的研究，但系统、全面的研究则一直付诸阙如。直至2014年，时任江西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系讲师的周立华博士决定以此为选题，对“洋旗报”这一重要现象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是年，周立华博士将《近代中国的“洋旗报”研究》这一自选课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并喜获立项。之后，周立华博士开始专攻这一研究方向，孜孜矻矻，不倦不怠，六年后圆满完成了这一研究任务，于2020年3月顺利结项。结项后，周立华博士并未暂停该课题的研究，而是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蛰居书房，继续打磨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周立华博士把这部洋洋30余万字的书稿发来，并嘱我为之作序。先睹大作，深有幸也。

这部名曰《近代中国的“洋旗报”研究》的专著，第一次全面地描述与阐释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洋旗报”现象，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中国民族报业及中国报人在充满惊涛骇浪的社会环境下坚毅不屈、积极奋进的历史画卷。

19世纪初，世界报业已有近两百年历史，但中国仍保持着古代报纸的形态与传播内容。1815年后，近代化报刊在西方的殖民扩张中通过外力传入了中国，但由于当时清王朝在政治、思想上实行的“言禁”“报禁”政策以及中国人在文化上的陈规与惯习，国人自办报刊并未随之出现。直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国人通过与外报半个多世纪的接触与了解，在新兴的洋务运动与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国人自办报刊开始出现，中国民族报业亦由此发端。但是，内处晚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外临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与侵略，因而第一份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国人自办报刊《汇报》不得不采用曲线办报的手段，即以外商名义发行，特聘英国人葛理（Grey）任总主笔。这些以外商名义出版、实为国人主持的报纸，史称“洋旗报”，开辟了国人办报的新路径。之后，在宣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与资产阶级反清革命的过程中，为免遭晚清专制政府的干扰与迫害，便于倡导变法或放言革命，一大批“洋旗报”应运而生，助推了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挂日商招牌的《国闻报》等维新派报刊以及挂英商招牌的《国民日日报》、挂法商招牌的《民吁日报》等革命派报刊。在抗日战争期间，上海租界地区自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多里，因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在中日战争中持中立地位而未被日军占领，但在日本占领区包围下形同“孤岛”。由于日本侵华活动严重损害了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租界当局意欲利用中国民众抗日救国活动与日本较量，因而在事实上为国人抗日宣传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使上海“孤岛”一度成为“洋旗报”的天下，先后创办起以外商名义发行而无须接受日军新闻检查、以抗日救国为宣传宗旨的报纸近30种、刊物十余种。在1939年5月发生危机前夕，堪称弹丸之地的“孤岛”上每日刊行的“洋旗报”就有19种之多，可谓盛极一时。

这些“洋旗报”，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赓续绵延了70余载，就其性质而言，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给中国民族报业烙下的一个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但是，作为中国人利用外国人在华的“治外法权”及租界的特殊环境以摆脱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钳制与压迫的一种特殊手段，“洋旗报”在近代思想启蒙、维新变法、反清革命等宣传活动中，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宣传活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具有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在民族报业创始时期与国人办报高潮时期，挂“洋旗”办报的主要目的是对内的，即利用外国人在华治外法权以对付中国专制政府的“言禁”“报禁”政策，同时也有一定的争取对外话语权的动因。在上海“孤岛”等某些特殊时期，挂“洋旗”办报的目的转向对外，即利用外人之间的矛盾“以毒攻毒”，如上海“孤岛”时期出版的“洋旗报”就是利用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在中日战争中的中立地位及其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与鼓动。从“洋旗报”的发展状况来看，各个不同时期也各有各的特点。民族报业创始时期“洋旗报”数量虽少，但为国人办报开辟了一条新的办报路径。之后，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两大时期，“洋旗报”数量相对较多，影响也较大，这与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特别是民族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了一定风气具有较大的关系。在上海“孤岛”时期，出于爱国报界与报人必须承担抗日宣传这一神圣使命的历史需求，“洋旗报”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可谓盛极一时，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对于“洋旗报”这一重要现象的研究，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开始，大多中国新闻史著述均有所述及，但均未从整体上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全面的描述、阐释与剖析。因此，周立华博士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即开始将研究方向聚焦于此，先是进行个案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孤岛”时期的〈文汇报〉研究》即是成果之一。之后，周立华博士进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深造。我作为他的博士后联系导师，目睹他继续在“洋旗报”这一研究领域深耕细作，不仅表现在他以《报人徐铸成研究》作为出站报告的选题，还表现在他在研究过程中注意由点及面地不断拓展与积累。现今完成的这部30万字的书稿，虽说是在2014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后的六年间完成的，但追溯其研究的源头则已有十数年之久了。在节奏快捷的当下社会，耐着性子坐在冷板凳上将一件事做了十多年而不辍，实属难能可贵。

这部专著的出版，填补了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空白，其在学术上的具体贡献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结合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环境对70余年的“洋旗报”发展史进行了系统梳理，既关联其发展的连续性，又根据发展进程分为民族报业创始时期、国人办报高潮时期、“孤岛”时期三个历史阶段进行深入探讨。作者通过广泛的史料搜集与细致辨析，梳理出68种“洋旗报”，并对其中的代表性报刊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比较视域下对“孤岛”时期的“洋旗报”进行了类型分析。二是运用新闻传播学与思想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探析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对“洋旗报”产生、发展的重要作用及其相互间的互动状况与关系，认定挂“洋旗”办报是国人在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下开展的一种对内对外的话语权抗争，无论是对内冲破“言禁”“报禁”藩篱、对外争取话语主导权的努力，还是在“孤岛”时期打破日伪新闻封锁的抗日宣传斗争，都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促进了近代民族报业的发展。三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洋旗报”在民族报业创始时期的开创性贡献，对“洋旗报”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维新变法与反清革命等宣传活动中的重要贡献，对“洋旗报”在“孤岛”时期所开展的抗日宣传活动为中国抗战胜利与民族解放做出的卓越贡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以期准确理解与把握这一重要现象。同时还注意到“洋旗报”存在政治上的软肋、经济文化上的限制以及外报的挤压等方面的局限，发现了“洋旗报”中也有为数甚少的纯为逐利、消闲甚至混淆视听的异类。四是从收集与梳理报刊文本入手，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论据的基础上，阐述“洋旗报”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的话语权抗争情况及其采用的传播策略，如通过悬挂外商招牌的办报策略，通过译载外报、使用外国通讯社稿、请外国专家写稿等用稿策略以及通过巧妙编排、语词使用等编排策略等，对当今中国的对外传播而言也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特别是阐发“洋旗报”人为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宣传或抗日救国宣传而坚持苦斗、不为利诱、不畏威胁乃至勇于以身殉职的崇高精神，更是对当今新闻工作者有着重要的鞭策作用。

在这本专著行将付梓之际，寄语周立华博士永葆初心，努力前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是为序。

黄瑚
2020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