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来西亚经济形势分析

近年来，经济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国际经济体系持续造成冲击。在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各国央行为刺激经济增长纷纷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操作空间日渐减小，经济复苏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受世界经济局势影响，马来西亚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也有所放缓。本节将从经济增长表现、外贸与外资状况和债务风险评估三个方面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形势进行具体分析。

一 经济增长表现

（一）宏观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我们从2015—2020年这一短周期来观察和分析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变化。2015年，马来西亚政府开始执行马来西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Eleven Malaysia Plan，2016-2020），主题是“以人为本的成长”，拟通过提高生产力、创新领域、扩大中产阶级人口、发展技能教育培训、发展绿色科技、投资有竞争力的城市六大策略，增加国民收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培养具备先进国思维的国民，以确保如期实现马来西亚“2020愿景”。根据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统计，2015年马来西亚的经济总体为1.0628万亿林吉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4064林吉特。2018年马来西亚的经济总体达到1.2298万亿林吉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7974林吉特，实现经济增长4.7%，相比2015年下降0.3个百分点，相比2017年下降1.2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经济放缓可能受到某些产品（如电子产品）出口的周期性低谷和贸易摩擦的显著负面影响。 ^[3]

从更大范围的亚太地区的经济表现来看，2019年持续的贸易摩擦加剧了因总需求低迷而带来的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影响亚太地区经济体的投资和营商决策，冲击价值链上的国家、产业和企业。但亚太经济的增速仍高于全球经济增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年10月发布的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3.0%，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低点，亚太经济比全球经济增速高2.0个百分点，成为全球低速增长背景下的关键引擎。

但按发展阶段划分，亚太地区分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马来西亚属于其中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尚不尽如人意。即马来西亚在2015—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均低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2019年低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均值1.2个百分点，2020年继续低于均值1.6个百分点，同时2019—2020年马来西亚GDP年度增长率也在放缓，可以说在整个亚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速度偏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如表1-1所示）。

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和其他主要东盟国家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参见图1-1），相较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马来西亚从198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中间位置，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甚至到2000年，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速率迎来一个短时期的小高峰，但随后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新加坡引领。从2012年开始，随着新加坡经济增长放缓，菲律宾强势崛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波动。但就整体表现而言，除了新加坡自1987年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外，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类似，经济增长较为缓慢。这也是这四个国家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未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二）产业转型升级缓慢

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一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化的过程，经济从一个发展阶段向一个更高阶段的跃进都是通过产业结构转化来推动的。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对于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至关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本国的产业结构，形成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落后产业的浪潮，一些亚洲国家借助这次产业转移浪潮调整本国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

马来西亚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经历了从第一阶段（1957—1967）“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第二阶段（1968—1979）“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第三阶段（1980—1999）“促进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阶段”发展到第四阶段（2000年至今）“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阶段”的过程。 ^[4] 如今马来西亚已经发展成一个多元经济齐头并进的经济体。2017年马来西亚服务业增长6.2%，占GDP比重的54.4%。其中信息和通信行业增长最快，实现了8.4%的增长，其次是房地产、商业服务和食物饮品住宿行业，实现了7.4%的增长，其余行业中批发零售和运输存储的增长率也超过了6%。 ^[5] 但如果将马来西亚与东盟其他四国相比，可能只有新加坡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产业结构顺利实现了高度化。在农业部门，如图1-2所示，1980年新加坡的农业在GDP的占比仅为1.51%，到了2018年进一步下降至0.02%；而从1980年至2018年，虽然马来西亚的农业在GDP的占比进一步下降，但至2018年仍高达7.54%。在工业部门，除泰国外，相比1980年，2018年几个国家工业占GDP的比重都有所下降。但马来西亚的下降幅度较小，仅下降了3.4个百分点。在服务部门，2018年马来西亚服务业占比仅为52.96%，这个比例和中国相当，但低于新加坡16.42个百分点，低于菲律宾7.01个百分点，低于泰国3.95个百分点。这预示着马来西亚存在产业结构未能顺利转型升级的问题。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见表1-2），2018年，马来西亚农业产值为955.8亿林吉特，同比下降0.4%，占GDP的7.8%。马来西亚农产品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有棕榈油、橡胶、可可、稻米、胡椒、烟草、菠萝、茶叶等。其中棕榈油产量和出口量都仅次于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二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其次，马来西亚的工业部门主要由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构成。采矿业以开采石油、天然气为主，2018年马来西亚采矿业产值969.7亿林吉特，同比下降1.5%，占GDP的7.9%。制造业是马来西亚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主要产业部门包括电子、石油、机械、钢铁、化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2018年马来西亚制造业产值为2833.4亿林吉特，同比增长5%，占GDP的23%。同年马来西亚建筑业产值558.4亿林吉特，同比增长4.2%，占GDP的4.5%。服务业是马来西亚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吸收就业人数占马来西亚雇用员工总数的60.3%。其中，旅游业是服务业的重要部门之一。2018年马来西亚服务业产值为6830.8亿林吉特，同比增长6.8%，占GDP的55.5%。

但由于2019年马来西亚在国外面临贸易限制不断增加、全球贸易走弱、大宗商品出口不振、外资疲软，在国内面临至少减少政府1万亿林吉特债务的目标，以及2019年对基础设施较低的投资预算都在拖累整体经济的增长，马来西亚财政部4.9%的经济增长目标无法实现。 ^[6]

为了实现2020 年迈入发达国家的宏愿，马来西亚一直在积极促进本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不断促进战略性新型产业的发展。国外直接投资一般可以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本供给效应来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在马来西亚积极促进其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资本的流入能够为马来西亚的产业结构转型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有利的融资环境，完善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促进合作产业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方向发展，此外还能促进马来西亚的主导产业升级。 ^[7] 面向未来，通过产能合作，部分马来西亚产业可以直接对接有关新能源、成套设备、冶金、建筑材料等相关的中国企业，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二 外贸与外资状况

（一）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增长

和世界上其他的海洋国家类似，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充分融入世界贸易的特性。2019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显示，2018年马来西亚货物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约为4651.3亿美元，同比增长12.7%。其中马来西亚对外出口额为2475.2亿美元，自境外进口额为2176.1亿美元，进出口额均位列全球前30名。2018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777.7亿美元，同比增长14.8%。事实上，2009—2018年，马来西亚始终保持贸易顺差状态。2018年，马来西亚前五大逆差来源地依次是中国、中国台湾、沙特阿拉伯、法国和印度尼西亚，逆差额分别为89.5亿美元、77亿美元、34.9亿美元、25.7亿美元和21亿美元；而顺差额主要来自中国香港、新加坡和美国，分别为147.6亿美元、89.7亿美元和64亿美元。

首先，在出口方面，亚太地区一直是马来西亚产品出口的最重要目的地，其中新加坡、中国、日本、美国、泰国和中国香港等都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产品出口国家和地区。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出口在2005年之后增长迅速，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与新加坡并重的产品出口目的国；此外，马来西亚对周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较快，2005—2015年10年间，马来西亚对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出口额都有显著增长。

其次，在进口方面，亚太地区是马来西亚产品进口的最重要来源地，其中中国、新加坡、美国、日本、泰国和中国台湾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产品进口国家和地区。从2006年开始，中国一直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产品进口来源国。

最后，马来西亚长期重视参与多边贸易机制。马来西亚于1957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创始成员。作为东盟的创始成员，马来西亚是东盟早期一系列制度规范的形成的重要参与者。在推动“大东盟”构想落实的过程中，其更是东盟国家加强区域合作及形成“共同体”构想、建设“东盟共同体”的积极推动者，甚而在某些领域还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 ^[8] 截至2013年，马来西亚已与日本、巴基斯坦、新西兰、印度、智利及澳大利亚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并与土耳其和欧盟就双边自贸协定进行磋商，与伊斯兰会议组织（OIC）及发展中八国（D8）就开展贸易优惠安排磋商）。 ^[9] 近年来，马来西亚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19年中国FTA谈判在区域层面取得RCEP谈判整体结束的重要突破，协议有望于2020年签署，届时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路径将更加丰富，为更广泛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奠定基础。

（二）吸引外资力度不断加大

马来西亚具有投资法律体系完备、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各行业操作流程较为规范的特点，加之其临近马六甲海峡，辐射东盟、印度、中东市场等独特的地缘优势，吸引了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来马投资经营。进入21世纪，马来西亚经济逐渐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政府加大吸引外资力度。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马来西亚2017年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3位，在东盟地区仅次于新加坡。

马来西亚属于“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中新经济走廊”涉及的东南亚十国之一。中新经济走廊以泛亚铁路网、亚洲公路网、陆港网的东南亚地区交通物流基础设施为依托，自昆明、南宁，以沿线经济中心城市和口岸为节点，联通中国、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家抵达新加坡，是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陆海经济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达成，为该走廊前期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撑，区域合作硕果累累。2018年，中国与该走廊沿线国家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2.39%，是六大经济走廊中贸易额最大的一条走廊。

从表1-3可见，自2013年到2018年，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出口额稳定增长，其年均增长率高达4.05%，高于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高于中国对世界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0.47个百分点。在进口额方面，尽管从2007年到2018年，马来西亚对中国的进口额在缓慢增长，但在东盟五国中，仅马来西亚和泰国进口额的贸易比重高于出口，这表明马来西亚对中国经济依赖强度很大，与中国经贸相互依存度高。

从2018年数据看（如表1-4和表1-5所示），中国主要向马来西亚进口机电产品，矿产品，塑料、橡胶；出口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 ^[10] 两国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合作空间远大于竞争压力。

另外，中马相互投资实现跨越式增长，企业投资数量、规模、金额提升明显。截至2019年1月，马来西亚实际对华投资累计约为78亿美元，中国企业对马累计直接投资59.5亿美元 ^[11] ，中国连续3年成为马来西亚制造业最大外资来源地，投资额达197亿林吉特。 ^[12] 承包工程业务上，中国在马承包工程范围已覆盖东西马全境，2018年在马承包工程新签承包工程合同322份，新签合同额93.5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9.6亿美元，同比下降2.2%。 ^[13]

三 债务风险评估

从2015年起，西方媒体开始报道“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出现一定程度的债务偿还违约问题，债务风险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14] 在马来西亚国家债务问题日益严峻的舆情和中国对马投资日益增加的现实情况下，在西方媒体的恶意炒作下，中国“债务陷阱论”在马来西亚国家债务问题上开始凸显。

要辨析中国“债务陷阱论”在马来西亚外债问题上的争议，首先需要明确马来西亚目前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根据2019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马来西亚外债总额自2015年以来呈现上涨的趋势。截至2018 年底，马来西亚的债务规模是2211亿美元。预计2019年、2020 年仍将有所增长，分别达到2259亿美元、2332亿美元的规模（见图1-3）。

按照历年外债总额数据结合马来西亚政府每年公布的GDP 数额，就可以得出政府债务总额占GDP 的比率，也就是债务负担率。2014—2018年，马来西亚的债务负担率基本持平，维持在52%—55%。

其次，在债权结构中，一般认为，国外债务的比例越高，国家债务的风险越大；反之则风险越小。根据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公布的截至2019年4月的债务数据，马来西亚国家债务中的国外债务远少于国内债务，仅占债务总额的25%，而国内债务则达到了75%。 ^[15] 而在期限结构中，短期债务占债务总额的比例越高，债务风险通常就会越大；中长期债务的比例越高，则该国的债务风险就相对较小。从世界银行2019年公布的马来西亚1980—2018年的短期债务占外债总额的比例可以看出，2000年后，马来西亚国家的短期债务在外债总额中的比例一路上升，在2012年达到峰值47.77%；2018年略有降低，为43.4%。

由上可见，当前马来西亚的国家债务风险有逐渐增大的趋势，首先，其债务总额和债务负担率都在不断上升。其次，马来西亚短期债务占债务总额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再次，马来西亚的财政赤字恶化，赤字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超过国际公认的低于3%的安全警戒线，截至2018 年，其财政赤字率为3.7%，2019 年仍处于相近的水平。 ^[16]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所面临的众多内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增加国家债务风险。

但目前马来西亚国家债务风险总体保持可控的状态，系统性风险相对较小。 ^[17] 在2017 年美国有关机构对世界各国的国家债务考察中，马来西亚的债务负担率为54.2%，排名世界第90位 ^[18]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债务规模相对而言并不严重和突出。2019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对本国在中期内的外债可持续性和复原能力进行评估，认为马来西亚有足够的应对债务问题的实力 ^[19] 。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若干国家的确面临着债务危机。但就马来西亚而言，远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马来西亚是债务问题政治化表现十分典型的国家之一。 ^[20] 那些指责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债务陷阱外交”论，无疑是充满了异域情调的想象。 fhHUJKsKZ0/53247e4sFJ4R3GOV2nBHALIxYipfD4k4XNCTR8j1cycDxmpVPEH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