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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十大建筑”与室内设计艺术的初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亦百废俱兴。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从初期的“国徽”“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后来的“飞鸽”牌自行车,“五星”牌手表,“解放”牌载重汽车,东方红拖拉机、“上海”牌照相机和试验成功的电视机等设计,代表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团结一心、发展经济建设、让人民幸福生活的强大决心。设计的支撑与进步,给人以产品、给人以理念、给人以激励,给人以自信、给人以创新地推动社会经济建设的力量。

就建筑与室内设计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相当一段时期内,还是接受并沿用着因西方影响而形成的现代化建筑设计风格,以及借鉴苏联的建筑及装饰形式。即便包含着一些所谓民族形式的追求,但都是在仅重视建筑功能、强调经济适用下来完成的。在所谓室内设计(装饰)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专业”设计概念的。或者说,“在1958年北京国庆工程的筹备工作之前,中国没有室内设计专业,也没有室内设计专业队伍。过去的室内设计均由建筑师作为建筑设计的一个部分来完成”

1958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检阅十年来的伟大成就,表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奋勇前进的精神,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同时也检阅我们建筑设计与施工的技术和水平” 。中央决定在北京集中兴建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个大型公共建筑项目,作为国庆献礼工程,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十大建筑” 的重点工程。从这“十大建筑”的室内装饰设计开始,中国室内设计艺术终于“起步”。

“十大建筑”分别是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迎宾馆、华侨大厦,这“十大建筑”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重大建筑设计成就成果的展示,同时也极大促进了中国室内设计艺术的发展。

仅就室内设计的“室内装饰”而言,在“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上,政府动用了全社会的力量,并首次聘请了美术界、设计界(工艺美术)的相关人士参与。中国美术家协会邀请来了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装饰美术家、画家、雕塑家和美术理论家,“号召大家把这些建筑的美术设计工作当作国家和人民给予的一项重大、光荣的政治任务。要求他们通过实践,把美术、国家建设和广大的人们生活结合起来” 。于是,美术家、艺术设计家与建筑设计家通力合作,在室内装饰、家具、陈设艺术品的设计与制作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实践,“运用新的材料,新的施工技术,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全新的装饰艺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装饰系(1957年成立,1959年后更名为建筑装饰系)的师生,在北京城市规划局设计院的领导下,参与完成了人民大会堂的全部室内装饰设计。其中主会场(万人大礼堂)是核心部分,平面呈扁扇形,有两层挑台,并在天花板的造型处理上形成了很强的象征性,体现出极有启示性的创意:“天花板中部呈穹窿形象,象征广阔无限的宇宙空间。中心用红色有机玻璃制成的五角红星灯饰象征党的领导。周围用镏金制成光芒,光芒外环辅以镏金向日葵花瓣,外圈再做3层水波形暗藏灯,象征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使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较好地实现了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的用“浑然一体,水天一色”表现大会堂主会场的设计意见。同时,从“水天一色”“万丈光芒满天星”同其他贴合廊柱、彩画、藻井、铜制花饰、门头檐口等空间的装饰、家具与陈设来看,均很好地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的精髓,工业之美淋漓尽致地体现于装饰艺术和手法之中,又具整体感,朴素大方,气势恢宏,显示出泱泱大国的精神气质(见图1-1)。人民大会堂的其他空间设计也同样精彩,如可容纳5000人同时就餐的宴会厅室内空间,保留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特色,50多根直径1米、高11米的巨柱上装饰有沥粉的花纹,“顶部结合风口及照明,采用露明的办法分别以水晶灯、石膏花、吸音穿孔板、沥粉贴金等手段,组成新式藻井天花” ,整体空间色彩映射出郁金色的色调,间以粉绿、纯白、橙红等色彩,给人以新民族文化的艺术神韵之感。

图1-1 奚小彭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天顶灯饰及室内设计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简史》(征求意见稿),2006年。

其他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体现了很强的磅礴气势,空间的平面布局具有中国庭院的特征,室内设计简洁明快;北京火车站的建筑设计,借用了大屋顶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内部又不失现代风格,张弛有度,古今相融;民族文化宫的室内设计,则沿袭了北京展览馆和北京饭店等的装饰取向,结合地方特色,表现出新的民族风情。尤其是一楼主展厅的天花造型,被设计成具有传统意义的“天花藻井的八角铜制镏金花饰组合灯饰”,达到了装饰与功能照明的完美统一。

奚小彭是这一时期室内设计的代表人物。他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实用美术系,50年代初在北京师从戴念慈学习建筑装饰,后又在潘昌侯所负责的玉泉山中央领导住宅的建筑设计中,承担装修、灯光、门把手和暖气通风栅栏等的具体设计,并参与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工程的室内设计,积累了相当多的室内设计经验。“这时期戴念慈先生承担了北京饭店的设计,奚小彭先生配合色彩,菱花窗,灯具以及家具的设计,并开始在设计装饰中注重民族风格和要素的应用……为配合苏联展览馆的设计,奚小彭先生作为苏联专家在室内设计方面的主要助手,与常沙娜,温练昌等专家一同从事花式纹样的设计。如电影院内的天花藻井花纹。当时的室内装饰多受苏联装饰美化与古典风格相折衷的设计风格影响。” 待到北京“十大建筑”的装修、装饰设计时,作为当时国内室内设计的领军人物,奚小彭同其他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一起,为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室内设计,让“万人大礼堂”的创作成为经典的室内设计作品。他们所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室内设计师,都是通过“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实践得到锻炼,探索了设计理论与技术,一大批优秀的设计人才,其中何镇强、张世礼、张绮曼、王明旨、杨建宁、柳冠中、刘振洪、王世蔚、饶良修等,这些人都成为后来室内设计领域里的大家和相关设计领域的国内学术带头人。

由“十大建筑”工程所引发的室内设计的思考,不久即在各大建筑设计院中被提至一个相当的高度而得以重视。1960年,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成立了“室内设计研究组”,开展对室内设计、家具设计、灯具设计、五金构件设计、卫生陶瓷用品设计的研究,“室内设计研究组”曾集中研究人员24人,一些研究中国古代家具和室内艺术设计的专家也参加了研究工作 。这个室内设计研究组当时是全国第一家,由曾坚担任组长,其研究与设计,“满足了当时部分室内设计的要求,也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室内设计的发展打下了产品设计的基础” 。其后,无论是高校,还是建筑设计院所,都在国家一系列的重点工程中,积极开展了有关室内装修、装饰的设计。如由曾坚所率领的“设计组”从1962年起,先后开始介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迎宾馆、塞拉利昂政府大厦、几内亚人民宫等一些国家援外项目的室内装饰装修设计;国内其他建筑设计院所与高校的室内设计专家们,也先后完成了一批重要的展馆以及较有影响的广州泮溪酒家、北京饭店东楼、毛主席纪念堂和改革开放之后的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等一批较大的室内设计工程。

纵观“十大建筑”,其室内的设计基本上是建立在以对空间界面进行装饰、修饰和装修的工作为主,极个别的“室内装饰”案例具有空间设计意识的把握性。建筑师体现在对建筑功能与形式的掌控上,室内装饰设计即室内装修或装饰是用“装饰”手段美化的方式来完成。从工程的效果来看,装饰的工艺美术意识较强,传统文化的继承也较为多样,与传统比较看来,具有了时代的文化新意。

从“室内设计”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室内装饰性较强,室内设计理念较弱,对依附于原来建筑界面的装修及表面装饰意识极为重视,因而也就较为突出图案、纹饰和工艺性的手法;二是注重象征性,侧重于为政治服务,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成就,在色彩、造型、装饰、陈设等方面依托于此,手法上大量采用太阳、五星、麦穗、向日葵等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图案,红色象征胜利的室内色彩也较为多用,创作进而体现出内容与形式的探索性和公共空间设计的语言表现性,形式语言的“繁荣”中不乏设计智慧;三是室内装饰尽管是依附于现代建筑之上的室内设计,但在文化与元素的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方面以及同现代科技设备的结合方面,积极进行了装饰风格的多样化探索,显示出中国现代室内设计的新形式,并且通过制作的模型辅助设计的手法,来进行对空间造型与结构的反复推敲,实现了利用多种手段完善设计的目的,表现了中国的室内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与科学的方法上所具有的整体概念和求实精神;四是通过对“十大建筑”的室内设计的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室内设计人员由少增多、由理论到实战、由美术到工艺(装饰)、由单一专业到多元合作,装饰设计(装修队伍)得到了培育和锻炼,同时室内设计(室内装饰、建筑装饰、建筑美术)的专业教育也得到了互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专业教育体系初步形成,为后来的室内设计业的发展,尤其是专业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坚实基础;五是促进专业的设计需要及专业室内设计师队伍的形成;六是以室内设计为主的相关行业产品配套意识增强,并在随后社会发展中得到确立;七是“十大建筑”室内装饰取得的成功,成为后来政府其他工程有关室内装饰竞相模仿的榜样,其相对程式化的模式设计,也引领了以后政府行政办公空间的设计取向。 FvTtyJ5MFaBs60Kn4zC86KkOzfDw7Zd9uUgPzxAsz4TXkWteRC5XfE9A/Ppq6U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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