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筑设计探索与室内设计的实践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界受西方现代设计思潮及苏联设计理论的影响，国内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在这种语境下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的追求上，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现代建筑设计与民族形式、设计理念与价值取向的讨论、批判和探索。50年代末“十大建筑”等一批重要建筑在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呈现中，体现出设计师们的创造性努力，之后受政治气氛和经济的影响，发展较为缓慢。但真正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并使之形成崭新面貌的推动力量，却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带来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建筑开始振兴，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设计”。

1982年，由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主持设计的香山饭店竣工，饭店建筑坐落于京西香山公园内，由2层至4层的5组楼群组成，依山就势，吸取了中国园林建筑特点，花园将楼群分割，又以单面的景窗连廊相贯通，高低错落，蜿蜒曲折，并营建了1400平方米的人造湖，环湖有清乾隆皇帝时兴建的“曲水流觞”古迹，庭院内设置了“金鳞戏波”“冠云落影”“云岭芙蓉”等18景，湖畔山石层叠，瀑布湍急，在灰瓦白墙的传统江南民居形式中，建筑与景观相辅相成，传达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为国内建筑师提供了一种现代建筑如何继承传统的新的路径和经验。同年，由美籍华人陈宣远建筑师设计的北京建国饭店落成，设计风格为美国假日旅馆方式，空间和平面处理比较经济，功能性非常强，立面设计采用大片筒瓦覆盖硬山式屋顶，实墙开窗洞并用阳台做点缀，很有住宅的韵味和宾至如归的亲切感，也给当时中国旅游旅馆的设计带来一种新的理念。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域外建筑设计家设计的建筑及随后的一些建筑，都是以现代主义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而此时在理论方面，“后现代主义” 却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的知识界。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建筑设计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共同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又与其他文化、艺术思潮一起，形成了交相呼应的景象，不仅为国人提供了种种可以学习、借鉴的对象，也为建筑师的自身发展和提高，以及新的设计理念的形成，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筑设计也呈现出不同设计思潮影响下的丰富的个性创作，如关肇邺等人设计的北京西单综合大楼设计方案，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而柴裴义设计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则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追求。可喜的是，一批中国建筑设计家们虽然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取向不同，但其建筑设计却都在寓意、象征、形式等具体设计语言中，体现出东方传统哲学的观念追求，呈现出中外文化融合的特色。香山饭店、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上海商城、建国饭店、金陵饭店、长城饭店等，都可谓这种具有文化融合思考的代表。

实际上，有关“现代建筑”与“民族形式”之间关系的探索和思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建筑设计就在借鉴西方现代建设理论的同时，努力地探索中国建筑的现代之路，如杨廷宝、华揽胜、傅义通、黄毓麟、哈雄义、冯纪忠等建筑师的创作，都结合了他们的西方教育背景，沿用了他们掌握的西方现代设计观念和设计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筑设计中进行着“现代”建筑设计的努力。到“一五”期间，国家政策是一切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专家不仅带来了设计图纸、机器设备和设计思想，也带来了他们设计的“政治主张”——反对西方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发扬“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形式和创作方法——直接影响了中国刚刚开始的现代建筑发展。很快，许多具有现代风格的建筑设计被当作“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作品遭到批判，苏联专家甚至指责杨廷宝设计的和平宾馆是“结构主义”的建筑设计，认为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就是“企图以毫无人性的‘方盒子’建筑消灭世界各民族的建筑” 。于是，在这种“社会主义”和“民族形式”要求的引导下，“设计力求表现象征民族奋斗精神的内容，所有的创作手法都被赋予了激发民族团结与民族自豪感的责任，建筑师希望通过纪念性和象征性来表现社会进步” ，“大屋顶”的形式被当成了“民族形式”的建筑符号与建筑形式的主要手段。比较来看，现代建筑的室内表现出来的风格是以俭朴、经济为设计原则，与建筑做到了内外统一，装饰因素很少，装修也以功能性为目标。但在所谓的“苏维埃风格”中，室内装饰则逐渐复杂，石材、木材、金属等高档材料得到普遍应用，同时运用大量沥粉、镏金、雕刻、大型吊灯、石膏、图案，力图表现庄严、气派。1954年建成的北京苏联展览馆就是这一“苏维埃风格”的主要代表，而北京友谊宾馆、北京饭店、北京新侨饭店、国际饭店也都是这种风格的变体，不过多了些中国传统宫廷风格的设计元素而已，但却成为“民族形式”探索的重要作品。

1954年10月5日，中国建筑学会召开第一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批判“不少城市、机关、学校、企业经常进行一些不急需或过于豪华的建筑，任意耗掉国家有限的资金” 。与会代表提出了“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创作原则，开始以理性态度反思建设工作与建筑设计中出现的实际问题。1955年3月5 日，中国建筑学会对“民族形式”及“大屋顶”等问题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倾向进行了检查和讨论。195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建筑设计中的浪费现象》的社论，并对“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做出了全面的解释。社论指出：“适用就是需要服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永远是建设中头等重要的问题。比如，工厂中的附属建筑一定要满足生产的要求，便利于生产和工作；学校必须便利于学习；医院必须便利医疗和病人使用。如果不这样，建筑便会失去存在的价值。经济就是要服从当前国家的财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最大限度合理地、节省地使用国家的投资，要用少数的金钱盖更多的房子，以便更多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建筑中不顾经济效果，追求富丽堂皇的做法，就是违背这个原则，就是损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建筑的美观当然也是重要的，我们决不否认建筑艺术而提倡丑陋，但是除了少数以满足艺术要求为主要目的的特殊建筑以外，建筑的美观一般决不应违反适用和经济的原则。” 不过，社论和建筑学会的态度，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从节省国家投资、反对浪费的角度出发，解决了一些不顾经济状况、只追求富丽堂皇的错误做法的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亦未尝不是对设计的功能、形式与经济、民生思考的一种良好态度。因此，从“反右”斗争到“大跃进”运动，“十大建筑”和60年代的莫伯治设计的广州泮溪酒家，戴念慈、蒋仲钧设计的中国美术馆等，也都只是在贯穿“适用、经济和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指导原则的前提下，对“民族形式”的逐步探索。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中国社会改变了发展进程，设计艺术更是遭受了重创。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指导下，建筑与室内设计都完全服从政治的需要，“建筑设计要体现某种‘政治观念’，建筑的精神功能和象征意义被夸张到无限的地步。‘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红海洋’，便是从建筑设计发端而推向社会的全民运动。全国各地兴建众多模仿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 。这期间，“除了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一批外事、体育和交通建筑以外，政治类建筑在当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设计内容更多的是表现国家的政治生活” 。而在其室内设计方面，基本没有什么可以圈点的创作。直至1977年9月，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上落成，成为这一年代最为重要的建筑，而“政治性”“象征性”也是它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毛主席纪念堂的外檐装饰和室内设计部分主要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等单位共同完成，参加设计的人员主要有吴观张、张绮曼、寿正华、何镇强等 。从建筑物的入口台阶开始，4米高的台基被分为上下两层，选用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大渡河边四川石棉县的红色花岗岩做台帮，象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在装饰纹样设计中，选取了大量以万年青、松枝、葵花和梅花为主题的装饰图案，其中万年青“象征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万古长青”，松枝“象征着毛主席巍然屹立于风雷激荡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垂不朽”，葵花“比喻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和毛泽东思想是干革命的无穷力量源泉”，梅花纹样“借以颂扬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豪迈气魄和伟大胸怀” 。从设计的角度上看，这一建筑过多地强调“象征性”与“政治性”，导致了设计语言的单一化、图式化。

1977年以来，随着国家的拨乱反正，新思想、新文化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包括设计界中被隔绝近30年的西方现代设计思想、新古典主义、新地方主义、新少数民族风格、中国现代主义和自在生成设计等思想，建筑的发展在室内设计的前端营建了功能与文化的背景，在漫长的积累与压抑之后，新时期的设计探索与追求走上了快车道。1985年，美术界发生了“85新潮美术运动”，作为现代艺术实验运动，在文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的戴念慈在“繁荣建筑创作学术座谈会”上作了题为“论建筑的风格、形式、内容及其他”的发言，引起了建筑设计家们的广泛争论。这也是在对新文化的认定，如何走向现代化与保护及发展本土文化间的一次对话。而他同年创作的孔子故里的“阙里宾舍”中，将其所强调的民族建筑的传统，又赋予了新的意境。这一建筑的室内设计方面，还有建设部建筑设计院的黄德龄等设计师参与，由外及内、由表及里地在空间上从传统文化中选择了有价值的造物元素（器物），来营建这一特定室内空间环境设计的文化语境，其中运用了很多雕塑、壁画、书法、碑拓等装饰手法，来展示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为体现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大厅的视觉中心布置了一件战国时期‘鹿角立鹤’的雕塑复制品，回廊围栏上的铜锣，既是独特的装饰，又是美妙的乐器，从整体氛围上营造出了孔子的礼乐思想，对宾舍的文化氛围起到很好的烘托作用。” 建筑的装饰和陈设都具有浓厚的地方主义的传统文化气质与特色，也很好地互动了建筑设计的价值取向（见图2-1）。

随着国内新思想、新文化开始活跃起来，现代的设计艺术也悄然兴起。因建筑设计界对现代设计思潮早有接触，建筑设计的理念和思潮也影响着室内设计的观念，建筑师的室内设计和室内设计师的设计反映出了一批早期从事设计的学者对设计的民族性、现代性和地域性的思考在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空间室内设计中得以释放于实践。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们的设计创作就成为对现实设计文化的引领、对新文化价值的认定及对设计艺术语言本体的探究和实证。如广州白天鹅宾馆的室内设计，就是一个重视民族特色表现的代表作，在房间设计上，“主要表现在意境与空间感觉，而不是每一个部位都有所表现。墙壁、天花、地面都是简练而富有现代感觉，家具也是以沙发为主，以保证生活舒适。但在门洞及隔断等部位，运用传统的花罩、屏门窗格等，同时运用传统的几架、桌、立、柜、坐灯、绘画及工艺品等，组成既有现代感觉，又有传统特色、舒适明朗的室内空间” （见图2-2），在其他方面，空间的组织、厅堂命名、诗词书法等也都采用传统文化中的特有手法处理，丰富了意韵和情境，表现了具有现代风格的民族特色。中庭石岩上以“故乡水”为主题的环境设计，更是把海外侨胞萦绕的思乡之情，在故乡文化的语境空间交流中得以情感释怀，室内设计空间变化多样、语言丰富、意境突出，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具代表性的设计作品之一。上海龙柏饭店的室内设计也一样，设计者将民族风格以中国江南富有地方色彩的“竹”“隔扇”等元素进行设计构思，在贵宾套间的室内设计上，“将会客室和前室的半隔断墙处理成竖直条竹状的木装修，与竹节仿红木的博古架组成一体，四周内墙再配以显淡绿色基调的竹纹样墙布，既突出了‘竹’的主题，又与室外自然环境相互渗透，显得生气盎然。会客室家具选用红木老竹节根状的扶手整套沙发，条案、茶柜。竹节家具苍劲古朴，加强主题思想。为进一步烘托会客室的高贵典雅的气氛，选用了紫酱红团花纹饰的绒作为沙发面料。条案、茶水柜的桌面装饰布，并在四边角垂挂金丝穗子，条案上置一插有孔雀翎毛的丹红大瓷瓶，博古架上古玩文物的摆设，使会客室更显得民族气韵浓郁异常” ，而在竹餐厅中，则“以竹作为室内环境设计的主要用材，饰以墙面、柱面、挂落。平顶布满斗笠形竹编灯罩，墙柱上布置簸箕形竹编壁灯。竹编图案纹样为六角形，并以六角形竹挂落门，六角管型倒置的竹编平顶灯罩，与地面满铺的多角形美术地毯相呼应，格调统一，室内环境新颖雅观，具有江南地方的风采” （见图2-3）；在室内设计方面较有民族形式新特色的还有1990年的中国大饭店夏宫餐厅的设计，也是运用了传统装修元素花罩、栏杆罩、门簪、铺首、互檐、漏窗以及藻井等构件，在材料与技术结合中，表达出一种庄重、典雅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氛、内涵与品质，又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性。而1991年的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厅，则利用建筑特征，营造出天花覆斗式的建筑语汇，结构中有细节韵味之美，线性结构细部与灯光结合，明确出了功能的空间暗示性，柱式、斗拱和顶部中心造型及墙面圆形，构成了整体呼应的设计逻辑，传统意境中不失现代性，成为接待空间的理性表达之所。

正如陈瑞林所指出的：“向西方学习，并不是寻求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唯一途径。像戴念慈这样一些持‘民族形式’主张的建筑设计借鉴传统建筑，以神态意趣为主而不是机械地‘模古’、‘仿古’，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里，这些试图继承并发展中国现代建筑传统的建筑家们，相继在全国各地创作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设计。如西安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三唐工程”和钟楼鼓楼广场，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北京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住宅，福建的武夷山庄宾馆，甘肃敦煌航站楼，新疆迎宾馆，西藏博物馆，等等，都是从传统建筑中吸取营养，发展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但是，这种健康向上的建筑设计的新地方主义思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因一些作品流于机械化的“仿古”“模古”，重新成为复古的推广手段，使拼图式的“民族形式”在“大屋顶”“小亭子”的落实中流行起来。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建筑设计的探索与实践是相伴相随的，并始终在现代与传统、“拿来主义”与“民族文化”之间，艰难地选择着自己认同或理解的文化和艺术观念，室内设计艺术的发展也是一样。

可喜的是，也是在这一时期，一些年轻的建筑师作为中国建筑界的实验者开始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理性地与当时流行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建筑保持着距离，力图以东方文化和现实经验营建中国的新建筑，在建筑空间、构筑形式以及观念探索中，形成了多元化探索、发展的另一种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2001年正式开工兴建的“国家大剧院”、2003年开始建设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2005年隆重开工的中央电视台等，一大批由外国建筑师主创的现代建筑，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设计第二个高峰的序幕，并表现出了全新的设计理念，种种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形式的寓意、象征都给人以新、奇、特的景象。这种精神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一种自信的表达。

建筑设计的繁荣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室内设计的发展与提升。一些重要的建筑项目建筑师往往都直接参与室内设计或指导室内设计，改革开放初期，众多优秀室内设计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对设计本质与设计本体营建的深度探求意识十分突出。一方面，室内设计理论依托于建筑设计的相关理论，室内设计的成功也需要建筑方面的理论支撑，因此，在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这种十分紧密的关系当中，室内设计在知识、经验和技术等方面便自觉地寻找建筑文化的交叉、相容、相连的部分，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室内设计的概念形成、理论的深化和知识体系的建设，并在室内设计市场化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建筑设计具有引领的作用，建筑设计在前，室内设计在后，这种关系使建筑设计在造型、空间、功能、形式、技术、材料等因素影响和决定着室内设计的后续发展。再有就是专业室内设计师的主体当时大多数是在建筑设计院所和大型的建筑建设单位里面，专业背景、理论、技术、经验、管理直至面对设计的专业精神，对室内设计的成长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之后的室内设计行业迅速进入大繁荣、大发展中，虽然设计师存在的体制机制和服务方式走向多元化，但室内设计专业市场化的现实，使行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室内设计的发展一直主要受建筑设计思潮的。 rNxKkJxK2o7rxq0FEwYFFDtckZ5coQznhpYEBgBhQvQ8jtEaqz/mnrOjhuqGD8N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