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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花儿学”体系的建构

纵观百年的“花儿”学术研究史发现,“花儿学”的术语、概念、体系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基于此,完善“花儿学”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赵宗福先生《花儿通论》 创立的“花儿学”体系基础之上,讨论“花儿学”体系的相关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我们认为,“花儿学”体系应该明确下面四个基本问题。

“花儿学”的任务: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对“花儿”进行多学科、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挖掘“花儿”文化的内涵,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和建设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花儿学”的意义:对启迪智慧、增长知识、认识历史、增进民族友谊、促进文化繁荣、增进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积极的意义,还可以为其他学科发展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带动并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

“花儿学”的特点:跨学科、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研究,同现实紧密结合。

“花儿学”的趋向:立足西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以上四个问题是“花儿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花儿学”体系的关键。“花儿学”的体系应该包含三个大类和二十一个小类:

一、基础部分。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基础入手,弄清、弄透了基础内容,进而寻找新的突破口。“花儿学”研究亦不例外。其基础部分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花儿”音乐学研究。“花儿”是西北地区回族、汉族、藏族、保安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等九个民族用汉语演唱的民歌。音乐性是“花儿”的最主要特点。“花儿”的音乐学研究,可以探讨“花儿”与小调及其他民歌的区别,研究“花儿”的曲令、曲调特点,研究“花儿”的演唱技巧,分析“花儿”的音节调式,研究旋法和衬词的音乐性质等。

2.“花儿”文学研究。“花儿”是歌唱文学,文学性是“花儿”的另一主要特点。“花儿”文学研究主要包括“花儿”的社会内容、“花儿”的主题、“花儿”的歌词的文学艺术、“花儿”的美学特征及美学意义等。

3.“花儿”语言学研究。“花儿”是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百姓用当地方言演唱的民歌,方言是“花儿”的内核,是“花儿”之“魂”。“花儿”歌词里的方言,是研究西北地区方言的重要资料。“花儿”语言学研究主要包括“花儿”的用字、“花儿”的押韵、“花儿”的格律、“花儿”的修辞艺术、“花儿”的歌词注释、“花儿”歌词的词法、句法特征等。

4.“花儿”民俗学研究。“花儿”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是研究西北民俗史的重要资料。“花儿”民俗学研究不仅要研究“花儿”歌词中蕴含的民俗事象,而且要在民俗学视阈下研究“花儿”的生成机制,要将语言、民俗和文化等有机结合。

5.“花儿”的整理研究。“花儿”本是口耳相传的民歌,20世纪以来,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花儿”歌词、音乐做了大量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 。“花儿”的整理研究主要包括“花儿”选本的整理、“花儿”歌词的整理、“花儿”曲子的整理、词曲的全面研究等。

6.“花儿”传承人研究。传承人既包括著名的“花儿”演唱家、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也包括年轻的“花儿”歌手。“花儿”传承人对“花儿”生成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花儿”传承人对传承和保护“花儿”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研究传承人的艺术传承、传承人心目中的“花儿”、传承人创作的“花儿”、传承人演唱“花儿”的体会、传承人关于“花儿”的理解等。

7.“花儿会”研究。“花儿会”是“花儿”演唱的重要场域,是“花儿”的重要载体。可以研究“花儿会”的来源、“花儿会”的概貌、“花儿会”的纵向比较、“花儿会”的横向比较、“花儿会”蕴含的民俗事象、“花儿会”的流变、“花儿会”的文化现象、“花儿会”与“花儿”的创作、“花儿会”的意义等。

8.“花儿”的普及宣传。通过选编“花儿”歌词、编纂“花儿”辞典、制作VCD、DVD或MTV等,多种形式,宣传普及“花儿”,让更多人了解“花儿”,认识“花儿”,研究“花儿”。

二、理论部分。这是“花儿学”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内部规律研究。主要探讨“花儿”的源流、“花儿”的类型、“花儿”的价值、“花儿”的社会功用、“花儿”的内在情韵、“花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同流派“花儿”之间的区别、“花儿”的形成历史、“花儿”的传播规律和方式等。

2.外部规律研究。主要研究“花儿”产生的文化土壤,在文化学视阈下揭示“花儿”产生的必然性,分析“花儿”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的地位,探讨“花儿”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讨论“花儿”对西北方言史、文化史、民俗史等的意义。

3.评论鉴赏研究。主要包括“花儿”歌词的评论与鉴赏。歌词鉴赏通常被一些作者认为是雕虫小技,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歌词鉴赏评论在构建理论体系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4.“花儿”研究之研究。主要总结“花儿”研究的得与失,得中之失和失中之得,为“花儿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如“花儿”百年学术史研究、“花儿”的研究方法研究、“花儿”学者研究、“花儿”论著研究、“花儿”接受史研究、“花儿”传播史研究、“花儿”的田野调查研究等。通过“花儿”研究之研究,梳理成绩,总结不足,旨在站在更高的层次,把握研究规律,寻找研究方向,弥补研究不足,推进研究向纵深发展。

5.“花儿”的保护传承研究。“花儿”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研究如何抢救、保护“花儿”,还要探讨如何有效地传承“花儿”。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传承的意义在于保护,二者相辅相成,不能厚此而薄彼。

6.“花儿”的比较研究。“花儿”与其他民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花儿”与其他民歌的异同,总结“花儿”的特点。例如将“花儿”的押韵方式、特点与《诗经》的押韵方式、特点比较,分析其共同之处,为研究《诗经》押韵、上古语音提供参考和借鉴。通过多维度、多层面比较,分析“花儿”在民间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地位,认识“花儿”的价值。

7.“花儿”的“走出去”研究。2009年,“花儿”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花儿”应该走出西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吸引海外学者加盟研究“花儿”,组建团队翻译“花儿”,必要且重要。“花儿”翻译研究是“花儿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花儿学”走向世界的标志。

三、相关部分。“花儿学”体系的构建,还有许多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1.“花儿”文化产业研究。“花儿”是西北地区回、汉、藏、裕固、撒拉等九个民族共同用汉语演唱的民歌,是联系各民族情感的纽带。因此,“花儿”是一个文化重要的文化品牌,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服务。如“花儿”动漫、“花儿”微电影、“花儿”网站、“花儿”茶园、“花儿”影视城、“花儿”音乐剧、“花儿”歌舞剧、“花儿”博物馆等,还有以“花儿”命名的商标等。如何开发“花儿”相关的文化产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是“花儿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2.“花儿”教学研究。“花儿学”的普及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的传承人。教材编写、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创新等都需要全面深入地研究。

3.“花儿”传播研究。主要包括总结百年来“花儿”传播的途径、传播方式等,研究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传播“花儿”,如何使“花儿”走出西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4.“花儿”创作研究。主要包括抒情“花儿”、叙事“花儿”的创作动因、机制和过程等,研究“花儿”在新形式下如何推陈出新,分析“大传花儿”“新花儿”等的创作问题。探讨“花儿”剧、“花儿”音乐作品的创作等问题。

5.“花儿”数字化研究。主要研究“花儿”的数字化推广、“花儿”语料库开发、“花儿”数字博物馆建设等。

6.成果出版研究。这通常是被学者忽略的方面。一个学科的发展与成果的出版密切相关,出版社或传媒、音像公司在“花儿”学科发展中亦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以上是“花儿学”体系的主要内容。“花儿学”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科体系,而是由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学科体系,其中包括文学、语言学、民俗学、修辞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只有跨学科、多学科参与,才能拓展“花儿”研究的领域,提升“花儿”研究的高度。

一个学科的繁荣发展,应该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有严密的学科体系。二是有稳定的学术团队。三是有健全的学术组织。四是有学术阵地。五是有经费支持。“花儿学”的繁荣与发展,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共同发力:第一,不断完善“花儿”学科体系。“花儿学”体系在赵宗福等先生的首倡和努力下,已经建立,今后需要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花儿学”体系。第二,组建稳定的学术团队。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孜孜不断,开展“花儿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学者肩负着“花儿学”繁荣发展的使命,如果学者不深入田野调查,只征引二、三手材料 ,仅在书斋中著书立说 ,那样“花儿学”研究就不可能取得新的成果。当前,需要大批学术素养较高的硕士、博士、教授加盟“花儿学”研究团队,以扎实的理论、朴实的学风、务实的态度开展“花儿学”研究。第三,健全“花儿”的学术组织。学术组织的作用在于规划学术研究方向,团结学术队伍,定期开展学术会议,组织学术交流。尽管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地曾组建了一些相关的“花儿学”组织,但是这些组织大多“各自为政”,相互协作不多,未能将海内外研究“花儿”的学者团结起来,未能形成强大的合力。当前亟待组建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花儿学”研究会,健全“花儿”学术机构,推举德艺双馨的领军人物担任会长,团结海内外的研究学者,定期举办“花儿学”学术会议,规划“花儿学”研究重大课题,共同推动“花儿学”研究。第四,创办“花儿”的学术阵地。一个学科的繁荣必须有自己的学术阵地,发表学术观点,阐述学术思想,开展学术争鸣。例如红学研究有《红楼梦学刊》杂志、西夏学研究有《西夏学研究》杂志、方言学研究有《方言》杂志、鲁迅研究有《鲁迅研究月刊》杂志,等等。“花儿学”研究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某种程度上制约“花儿学”的繁荣发展,当前需要创办《花儿学》或《花儿学研究》杂志,扩大“花儿学”研究的阵地,扩大“花儿学”的影响力。第五,加大“花儿”的经费投入。充足的经费支持,是学科繁荣发展的保障。据我们统计,近年来先后有6项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30余项课题获省社科基金资助。在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下,“花儿学”产出了系列成果。例如青海省党委宣传部牵头出版了《青海花儿大典》,总结了青海“花儿”研究的得失,提升了青海“花儿”研究的层次。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部牵头出版了《宁夏花儿精粹》《中国宁夏花儿歌曲集》等,推进了宁夏“花儿”的研究。今后,“花儿”研究者需要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呼吁当地政府加大对“花儿学”的经费投入。我们深信,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再创“花儿学”的新辉煌。


[1] Yang Xiaoli,Caroline Elizabeth Kano: Hua ' er Folk Songs from the Silk Road ,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unhIxVWJN7q4mz4Bpi8oEU8hpKY9aJUJ57LA4kSuLb4Ve0YTNV2NR3lr655/XG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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