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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分为“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始于张亚雄先生，他在《花儿集》中说：“陇上花儿有两大派别，河州派，（临夏县）狄道、（临洮）西宁等地属之。洮州派，洮州（临潭）、岷州（岷县）等地属之。相沿既久，遂普及于甘肃、宁夏、青海诸省。”
这种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通过梳理“花儿”百年研究史，我们发现，关于“花儿”的分类和名称存在多次论争，学者见仁见智。例如部分著作中将这两大系统命名为“河州型花儿”和“洮岷型花儿”
，其实，“型”即“类型”，所谓“类型”是指“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汉语大词典》）“类型”说多注重两种“花儿”的文学形式或种类却忽略了“花儿”演唱中复杂的音乐情况
。例如，“临夏型”似乎不能概括“临夏花儿”复杂多样的实际现象。我们认为，为了涵盖某事物的所有特征，事物名称的概念外延一定要广，不能将其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层面，“花儿”系统的名称亦如此。“河州花儿”比“河州型花儿”包含的内容多，“洮岷花儿”比“洮岷型花儿”外延大，涉及的内容广。
20世纪80年代，卜锡文先生认为，除这两种体系外，还有第三种体系——“陇中花儿”。
是否存在“陇中花儿”，学术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其中，以赵宗福先生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卜锡文误将其他民歌认为“花儿”之一种
，遗憾的是，赵宗福先生的文章限于篇幅，未能对此展开详细论述。朱仲禄先生受到卜锡文先生的影响，接受了“三大体系”的划分法，在他晚年精心编著的《爱情花儿》一书中，就是按照“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和“陇中花儿”三大类进行编目的。
朱仲禄先生在与张君仁先生的书信中，他仍然坚称“陇中花儿”是存在的。
张君仁先生经过深入实地考察，他认为，在陇中流传的民间歌曲中，有一部分是纯粹的“花儿”，一部分是“花儿”的变异形态，另一部分与“花儿”没有关系。他指出：“这些区域所谓的花儿，是花儿音乐由中心地带向四周传播过程中，在地域上所形成的辐射结果和自然变异现象，是花儿与边缘邻近地带其他歌种或音乐形式相互融合、杂交的产物。将这些区域单独作为一种花儿类别似乎牵强。”
为了弄清是否存在“陇中花儿”，2010年以来，我们先后四次到卜锡文先生文中论及的甘肃省庄浪、静宁、清水、秦安、甘谷、武山、陇西、定西和会宁等县市调研，
这些区域处于“花儿”流行区的边缘地带，当地的百姓将流行的民歌称为“山歌”“山曲”“酸曲”“野曲”“花儿”“山花儿”“干花儿”等，从其音乐形态、格律形式等方面看，其中有一部分符合“河湟花儿”或“洮岷花儿”的音乐构成及格律形式，有一部分不符合“花儿”的格律形式，还有一部分表面上符合“花儿”的格律形式，但又不完全满足“花儿”的格律形式，当属于“花儿”格律的变异形态。因此，我们同意张君仁先生之说，认为“陇中花儿”不属于独立的“体系”“系统”或“流派”。
究竟是“河州花儿”还是“河湟花儿”的问题，学术界亦争论不休。“河州花儿”之“河州”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今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
，据明代嘉靖年间的《河州志》记载，古河州东起洮河，西至贵德，北临黄河，南达岷山。东西860里，南北450里。包括今甘肃省的临夏市、临夏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东乡族自治县、广河县、和政县、永靖县等市县，今青海省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同仁县、尖扎县、贵德县、乐都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等县。古河州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要塞和商市，是沟通中原与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通过分析发现，古河州正好是甘肃和青海“花儿”盛行的地区。将流行于古河州的“花儿”称为“河州花儿”，名称较贴切，但是随着行政区域的变化，古河州与今河州所指不同，所辖区域也不同。甘肃省和青海省等地学者，曾经为“花儿”起源地的问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展开过激烈地争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研究者对家乡的挚爱，是那种抹不去的乡土情结。有鉴于此，为了与今河州地区的区别，并且顾及今青海省人民的感情，我们认为，应该将“河州花儿”定名为“河湟花儿”
。“河湟花儿”主要是指流行于黄河和湟水流域的“花儿”。
近年来，有些学者将“六盘山花儿”或“宁夏花儿”视为与“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并列的流派。
我们以《六盘山花儿两千首》中辑录的“六盘山花儿”与“河湟花儿”进行了详细比较，发现“六盘山花儿”和“河湟花儿”在格律、旋律、押韵、唱词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认为将二者理解为并列关系是不妥的。尽管“六盘山花儿”杂糅了信天游唱腔、伊斯兰经教等元素，但是并不割裂“河湟花儿”的特征，因此，“六盘山花儿”隶属“河湟花儿”。苏联时期的东干语文献中也收录了“花儿”民歌，今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回族传承了中国西北地区传唱“花儿”的民俗文化。
新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宁夏回族自治区六盘山地区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西北回族“东干族”居住区等传唱的“花儿”，可以看作“河湟花儿”的“飞地”。基于以上原因，本书取“河湟花儿”与“洮岷花儿”两大系统或者流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