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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逐渐进入到了学术界的视野。早在1977年保罗·维希留（Paul Virilio）出版的《速度与政治》一书中就提出了“速度学”（Dromology）。近年来，以德国耶拿大学哈特默特·罗萨（Hartmut Rosa）为代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学派”更是推进了速度批判研究。其出版的诸如《加速》（ Beschleunigung ）、《加速与异化》（ Beschleunigung und Entfremdung ）、《加速时代中的世界关系》（ Weltbeziehungen im Zeitalter der Beschleunigung ）以及《高速社会》（ High - Speed Society ）等著作吸引了包括约翰·厄里（John Urry）、威廉·苏伊尔曼（William E.Scheuerman）、克劳斯·多利（Klaus Dörry）在内的一批西方左翼学者。他们聚焦到这一主题，使得“速度”变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向度或转向。笔者在梳理这些文献的基础之上，将其置于《资本论》的语境中，试图回应如下三个基本论题来考察这一“转向”：社会加速的内涵及动力机制的核心原则、内在机制是什么？社会加速与异化的关系是怎样的？社会加速批判如果在《资本论》所呈现的方法论中加以考察，又会得到怎样的理解？毫无疑问，给这一批判理论的“新方向”植入马克思的视野，绝不是一种理论的偏好，而是考验这一“理论向度”能否真正切中现代社会“事实”本身的内在要求。
“一切都在加速”，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生活、政治、工作、学习、爱情、休闲等都在呈现出“速度”的特征。按照克劳斯·多利的看法，资本主义体制的永恒动力正是“加速”，并扎根于利益的角逐过程中 [2] 。实质上，对加速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西美尔、杜威、卡尔·施密特等人都有过说明；但是，社会加速并非我们日常生活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在一定时间限度内工作量的增加。那么，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所论述的社会加速具有怎样的内涵？罗萨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确证。
第一，社会内部的加速通过技术加速得到体现。今天，传输、通信与生产的全球化都可以通过“输入与输出（I/O）加速技术”得以完成。毋庸置疑，这是“技术的加速”；保罗·维希留的速度学的中心意图也正是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加速”学。这种加速的显著性还表现在，从本质（人类学）上看，在人类的理解中“空间优先于时间”这一点似乎已经被颠倒了：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使得时间逐渐被构想为压缩或消灭空间的手段。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习惯用时间而不是距离来叙述空间即是如此，“空间开始在晚期现代世界丧失其重要性，过程与发展不再是地方化的，地方开始成为无须历史、认同或关系的‘非在场’” [3] 。
第二，社会自身的加速。社会的态度、价值、时尚、生活风格、社会关系、阶级、出生背景、社会语言等无不在体现加速。罗萨征用了赫尔曼·吕伯（Hermann Lubbe）的核心概念“现在的压缩”来概括这种社会变化。在吕伯看来，“过去”被定义为已经不再有效，“未来”表示尚未生效，“现在”不过是经验与期望一致的时间段；罗萨也认为，“社会加速是通过经验与期望的可靠性不断衰减而得以界定的” [4] 。如果说这种“活在当下，遗忘来往”的生存态度还难以获得经验证实的话，罗萨还提出了早期现代性社会的代际、经典现代性社会的世代以及晚期现代社会的代内三种加速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通过世代之间生活的考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诸如，“在前现代的社会中，父亲的职业由他的儿子继承，并保持下去；在经典现代性社会中，职业的结构发生了世代的变化，儿子（或女儿）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职业，但是一般来讲，这是终生选择；在晚期现代性社会中，职业不再是终生的，工作的变化频度高于前一个社会形式” [5] 。
第三，生活节奏的加速。这是一种似乎与前两种存在悖论的加速形态。表面上看，社会在加速，但人们却感到更加缺乏时间。我们可以借助乔纳森·克拉里的《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来说明这一点：时间开始越来越成为稀有之物，时间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时代新的控制方式，我们的时间越来越被各种电子视频所填满 [6] 。哈特对此评论说，白天与黑夜、公共与私人、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闲的重要界限正在消失。“睡眠不再了！资本主义谋杀了睡眠！更恰当地说，睡眠在时钟的分分秒秒的嘀嗒声中磨损殆尽了。” [7] 用罗萨自己的说法，为了做好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恨不得每天能够有48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因此，我们总是感觉时间运转得太快。
这种社会加速以及给人们带来的“加速感”到底是怎样产生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倡导者罗萨在《加速》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加速的社会外部推动力。在他看来，第一个推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动因。时间之于资本主义最为经典的理解便是“时间就是金钱”，其中时间正好成为规训人们的基本方式。关于此点，罗萨在分析中虽然征引了马克思的文本，触及了资本与加速之间的关联，但实质上，他显然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比如他坚持认为，“依据历史的视角，遵循资本逻辑的推动所带来的加速，并非源自于生产领域，而是销售或者流通的领域” [8] 。因而，他认为，由消费与流通所产生的诸如快餐、摩托雪橇之类的现象，再也无法单纯地从经济上加以解释。也就是说，这种加速并未给消费者带来经济的刺激，相反，在增加了消费负担的情形下（摩托雪橇要比普通雪橇价格贵），消费者何以依然加入加速消费的队伍？本着这种看法，罗萨认为对待加速的理解，“显然不是有关对外部强迫力的适应问题，而是关于自我确定的关键因素” [9] ，这便是他理解的加速的第二个推动力即“文化引擎”。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选择加速，与“死亡”和“幸福”交织之下的现代性中“美好生活”的文化观念有关：一方面，“通过加速完全享受世界之中的各种选择，借助‘更快的生活’使得存在于世界的时间与生命本身的时间之间的鸿沟能够变小” [10] ，说白了就是要增加“生命的厚度”。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美好的生活就是被填满的生活”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信念。另一方面，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在现代得到提倡，它认为美好的生活首先在于将主体所具备的天赋和潜质尽量挖掘出来加以发展，因而，这种观念驱使着人们普遍认为社会加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如果要尽可能实现人的各种可能性，尽可能不断地超越一个阶段、事件所带给自身的限制，那么“加速”无疑是使无限的时间与现有的个体生活选择之间的鸿沟无限接近的“唯一策略”。第三个推动力则是“社会结构的引擎”。这一点与社会的“功能分化”密切相关。现代人的社会活动往往被分割为多重任务，如一个教授要上课，又要承担课题研究，同时还要花费时间于家庭、社会，这样他就必须在各种活动之间不规则地“变换”着：原先那种严格的小时计划、日常安排、年度计划和一生的规划都属于过去，如今更多地转变为“在此时此刻为自己安排活动顺序”，时间烙上了现代性社会的流动特质。
不过，罗萨认为不应该像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可以将三者之中的后两个方面“还原”到第一个推动力下加以解释；即使是第一个推动力，他也没有将生产领域作为根本推动力来解释加速。他明确地指出，“我相信现代社会的加速驱动力并非经济资本主义的领域所能说明的” [11] 。三者的关系被导向了一种“平行论”，共同对现代社会的加速产生作用。这也是当代激进思潮所推崇的思路之一。罗萨认为，“这三个加速原则中的每一个都在相应的加速领域中成为首要的引擎”。比如，对社会内部的技术加速来讲，更多地由“经济引擎”所驱动；而“文化引擎”则成为生活节奏加速的主要推动力；至于“社会结构引擎”则整体地促使社会自身的加速 [12] 。
社会加速是否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是否意味着人们在这样的加速中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从18世纪之后，加速、增长与创新一直被视为进步的特质。因此，“社会加速被看作历史的动力”，也就是说通过“社会加速”，生活会变得越来越美好。比如，物质的稀缺能够借助经济增长来克服，时间的欠缺能够通过快速的技术加以弥补。在罗萨看来，大约250年以来，父母也都一直确信，他们的孩子在将来会比他们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不过21世纪之后，在这个被称为晚期现代性社会中，这种“进步”观念被改变了，而仅仅成为一种必要的结构，一种为了阻止我们不被抛弃的要求而已。如果一个国家不去加速，它便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性，人们也将开始经历失业、工厂倒闭、收入下降，政治体制也将开始失去合法性。因而，父母的观点变成：“他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工作，为了使得他们的孩子不要比他们更糟糕。” [13] 在这样一个加速的社会中，人们感觉到的是，“每年都必须运转得越来越快，但往往却仅仅是固守原地。无论我们怎样地有效率、快速，下一年我们必须更快一点，否则我们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我们不再相信生活更美好、稀缺将被克服以及斗争通过改善而得到缓解；相反，我们觉得会越来越难，我们不再是朝向一个光明的未来，而不过是在不断地逃离深渊” [14] 。
显然，这种社会加速已经是一种异化的体现了。为什么社会加速导致了“异化”？罗萨是从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阐释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早期的马克思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导致了人与他的劳动、他的产品、人的本质、其他人的存在以及他自己这“五种异化”（他将“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细分成为两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将生成一定社会条件，这构成了主体自身“严重的限制”。因而，罗萨做了类似的分析并认为，社会加速将跨过特定界限——人类的异化不仅来自他们的行动，来自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对象物、社会世界以及他们自身，而且也来自时间与空间。具体来讲，他认为可以从下面五个方面加以阐明。
一是人与空间关系的异化。在他看来，异化的核心内涵是自我与世界关系的结构性扭曲，人类必然体现为一种主体，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世界作为空间化的延展，以及自身作为一种空间化的定位。然而，这种天然的亲近性在现代社会被分离了。对于空间的现代性变迁，吉登斯的“脱域”（disembedding）给了我们最为形象的阐释和说明：“脱域，指的是从内在互动的地域性语境下的社会关系以及穿越无限的时空范围来重构他们的社会关系中，将自身‘抽离’出来。” [15] 当然，对于罗萨来讲，他认为这种现代性“脱域”并不必然使得“空间异化”成为必要，而仅使其成为一种可能而已。空间的脱域带来的往往是亲近关系的“异化”（疏离），因为人们一旦从一个空间中抽离出来，便不断地遭遇陌生化的新领域。同样，随着社会技术的加速，使得人们需要不断地去熟悉新的物件；这样一来，人们对它们个体的特征不再感兴趣，而仅仅需要知道如何去操作它们即可。原先我们可能使用某一件东西几十年，以至于我们与其各种特征有着一种“亲近性”；而这在当下自然流失了，“社会加速创造了与物质空间较大的流动性和分离性，它也进一步与我们的物质环境相异化” [16] 。
二是人与物的关系的异化。罗萨认为物至少要分为两类：（1）我们生产之物；（2）我们使用或消费之物。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对象物在一定程度上构建我们的身份，当人们长久地使用一种物时，“它们成为你日常生活经验、你的身份、你的过去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正扩展为物的世界，物的世界是人的栖居之所” [17] 。但是，随着社会的加速，重复修理“物”似乎变得不再必要，维修“物”与生产它们相比显然越来越昂贵。今天，人们在“物”坏了的时候，更多地选择更换一件新的，即果断地将旧东西抛弃掉，使它们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一旦成为与物的世界相联系的主导或唯一模式的时候，便导致了我们与“物”的世界的“异化”。实质上，这一模式随着社会加速一跃成为主导。罗萨举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们使用的电脑、手机等越来越智能化，它们与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拉大了距离，比如我们知道如何调整一部老的手机的声音，而新的则不会。罗萨的这个看法与法国的斯蒂格勒较为接近，按照斯蒂格勒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从今以后将通过服务行业及其装置被剥夺记忆和知识” [18] 。当然，这一过程也被其描述为“一个不断丧失知识的无产化过程”。 [19] 在这个意义上，罗萨说，物越来越精巧，人却越来越笨拙。
三是加速导致人们行动的异化。与异化感相对的是一种“在家感”，诸如处于特定地点、与特定的人或者以特定的行为来生活的感觉。但是一方面，随着技术生产的加速，使得我们对“在家感”愈益陌生化；另一方面，我们似乎越来越没有时间对我们要做的事情有足够的了解，信息负载过重反而使得我们其实对信息缺乏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人们真正去做的并非是他们真正想去做的”，人们会发现在社会加速的同时，人们处理自己“核心业务”的时间反而缩短了，时间可能被其他的事情所占据。比如，“我”带着查阅国外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研究文献的目的打开网络，却被各种商业广告的链接所吸引；当“我”发现不该如此转而进入文献检索时，却莫名开始下载关于“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的文献。也就是说，人们真正做的事情越来越偏离了原先的计划。罗萨认为，这种异化“来自于竞争与加速的推动逻辑”。因为在一个由速度驱动的结构化的世界里，我们更倾向于去寻求一些短期可以实现的愿望，而不是那些要花费很长时间的项目，最终却发现其中很多都是“虚假的需求”。这样，我们常常忘却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以及自己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人们被各种待办事项主导着，从事于速成的快感消费或活动，最终却失去了自己真正珍视的东西。 [20]
四是来自时间的异化。罗萨通过界化“经验的时间”与“记忆的时间”之间的差异来展开这方面讨论。因为在经验时间的意义上，人们同样经历了一天，但如果感受到愉快，接受了许多新鲜、愉悦与刺激的事情，那么一天很快便过去了；但更多的情况则表现为，人们可能感觉到这一天特别漫长（记忆的时间），因此，经验中迅速运转的短暂时间可能转换为记忆中的漫长时间，也就是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颠倒的。在后现代的媒体世界中，经验中的时间的“长短”正在被一种新的形式所置换。这种新形式便是，即便在经验中的时间流转得特别快，但留存于记忆中的东西却相当少。正是在这种新的时间经验的活动中，我们仅仅吸收了行动或经验的“孤立”的片段，并没有在脑海中留下记忆的踪迹。在加速社会中，人们花费时间去从事的行为或留存的生活体验正变得越来越片段化，正如我们一天从早到晚去顺应加速社会的节奏，看似做了很多事情，生活显得丰富而有意义；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些行为都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并不能够彼此连接为一个整体或有意义的方式” [21] ，终究使得我们的记忆是一片空白。
五是自我与他者的异化。社会加速对整个社会关系，即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也产生着隔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对承诺的腐蚀，人们会与他们自身生活的时间与空间、行动与经验、生活与工作相伴随的事情等分离或隔绝开来，原先紧密相容的关系被扭曲了、割裂了，从而使得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被结构性地“损坏”了。
基于对上述五种异化的梳理，罗萨对社会加速展开了批判。他从事批判的立足点来自他的核心观念“共振”，这是一个与异化相对立的另一种社会特质。在2016年的新著《共振：一种世界关系的社会学》（ Resonanz ：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中，罗萨明确指出，他并不认为“慢生活”是社会加速异化的解决方案，而应该将视野聚焦到被社会加速所扭曲的世界关系上，对于这些扭曲的校正则在于用“共振”去“祛除”各种异化关系，以获得完善的社会状态。正是基于“共振与异化的辩证法”框架，罗萨构建了一个新的社会批判理论 [22] 。在罗萨看来，“共振”是对人、物、自然、艺术甚至我们的身体或我们的感觉的一种相互的反应关系，在此种关系中，我们的感觉真正地与他者彼此链接。对加速社会来讲，当务之急就是要关注我们应该怎样去寻求“共振”，即如何能够重建这种“共振”关系。
罗萨认为，“共振”关系的恢复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作为基本条件，这样才能利用时间，并以时间去建构一种稳固性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足够的时间的存在目前看来又不太可能，正如维尔蒂（Welty）质问的那样，这意味着我们只能等待有足够时间的那一天，或者放弃其他事情来增补自己的时间吗？当然，对于罗萨来讲并不需要如此，他更多地将“共振”推向了一种“主观”的倾向。罗萨将这种态度称之为“倾向性共振”（dispositionale resonanz），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升或创建我们的这一意愿，使我们可能产生共振的条件。他还认为每个人都有这个“共振轴”，虽然系统的社会关系已经存在异化，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恢复共振的能力 [23] ；并且，沿着这种主观的、精神性的“恢复”，罗萨进一步细化、推进了如何重建共振这一策略 [24] 。
将“社会加速”导致社会的异化作为重构社会理论的入口，这无疑是激活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路径之一。但是，罗萨最后以一种“倾向性共振”的主观努力试图解决这种异化的方案则显得过于抽象，其根源在于：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探索中，忽视或者说遮蔽了资本对“精神意识”的建构维度，更否定了加速是资本逻辑增殖的内在要求。这样一来，加速便从一种政治的议题中“撤退”下来，转换成为一种心理学、文化学的议题。如果借助《资本论》来看，“加速”（Beschleunigen）及其相关变位的德文词在《资本论》中出现98次，足可见马克思已经将“加速”纳入到资本运转视野下进行考察，并给予了高度重视。如同帕斯昆内里（Matteo Pasquinelli）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地发明时间，来形成自身存在正当性的基本策略。 [25] 马克思则将“加速”与处理资本逻辑这一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连接起来，以突破作为规训人的存在方式的“速度”概念的理解。
第一，加速必须置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加以理解，这样便能够看到加速的主体是资本的再生产，目的是提升对剩余价值的获取，技术、生活节奏、社会自身的加速都是资本加速的表现形式。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高度抽象力，正如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所指认的，语言抽象、商品抽象以及货币抽象之间在结构上存在着严格的一致性。因为，商品形式是一种抽象，这种抽象性统治其整个运行轨迹 [26] 。正是这样，置身于整个商品生产逻辑之中的“加速”，如机器所带来的生产的提速，必然也形成了某种对人的宰制能力，因为“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的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27] 。这种加速带来的结果并未让工人得到充分的时间，而是“失去了更多的时间”，对工人产生的影响是：（1）扩大了劳动力的来源，因为“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这样，突破了劳动者“体力”的界限，使得“工人家庭全体成员部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因此，这种社会加速（技术）所带来的结果正与罗萨所看到的一样，“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 [28] 。（2）机器所带来的社会加速的结果是“工作日的延长”。工人不是得到了时间的解放，而是时间不断地被机器所吸纳，“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 [29] 。（3）伴随机器生产时代的到来，工人的劳动强度非但没有减弱，而且更加强化。“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一种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 [30] 当然，今天的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加速比起马克思所说的机器时代要充分得多，这种“吮吸劳动力”的强度更是让当今人们有了切身的体悟。
第二，考察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总逻辑，必须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即“平均利润率下降”来讨论“加速”的界限，而不能像罗萨那样，将加速的批判推向了靠个人的“共振轴”这样一种方案。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将加速的思考引向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只是将其作为社会加速三种平行动因之一加以处理。所以，他也就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以政治的方式来审视“速度”。诚如帕斯昆内里所归纳的，马克思的观念一直受到两种指责：一是来自本雅明的看法，认为马克思已经在无阶级社会的概念中世俗化了弥赛亚时间；二是将马克思置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可被测量性”的传统之中，这是哈特、奈格里给出的结论。这两种批判均难以成立：对于前者来讲，这不过是一种神学观念的“强加”；而后者则显然不明白马克思对交换的社会批判，正是对亚里士多德这个传统的反叛。因而，帕斯昆内里认为马克思有自己完整的时间观念，“在这两者之间存在有史以来最好的尝试，将工业资本主义压缩为一个简短的公式，即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的方程”，而这就是资本主义加速必然呈现的“图谱” [31] 。这个看法应当是准确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真正秘密在于，“一方面，使一定量劳动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剩余价值”，这当然是加速所要达到的目的；另一方面，“使人们可以提高劳动剥削程度的同一些原因，都使人们不能用同一总资本去剥削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它们呈现为两个相反的方向，“它们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同时又使一定量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减少，从而使利润率下降”。 [32] 因为，在加速社会中，“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对象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减少” [33] ；利润率下降也便伴随而生。对此，罗萨的分析由于欠缺了这种历史视野，才求助于一种精神维度的方案。
第三，依照马克思的看法，只有通过革新生产方式，才能够真正破解加速社会的异化，走向“人的解放”。在罗萨的分析中，资本逻辑的主导机制被否定了，更多地引向了文化动力，结果使得以社会加速为核心的晚期现代性社会与资本主义之间是割裂的、“非连续性”的。当然，这也是当代西方左派一个基本的思考原则，仿佛新命名的时代已经使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与资本分离”及其最终导致的客观经济矛盾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虽然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左翼学者所依附的抵抗主体一直积极地否定资本主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或者给人类带来一场灾难”，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批判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与资本主义相断裂的人类新的存在方式，而这必然要求“找出我们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根源” [34] 。如果不从这个视角出发，仅像罗萨那样，认为每个人都有“共振轴”，从而将抵抗社会加速异化的主体指向每个人，或者像维希留在讨论速度时所说的，原先的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工人阶级的无产化仅仅是一种时间性的形式 [35] ；那么，结果只能与罗萨一样，陷入类似“共振”这样的虚幻路径之中。因而，我们赞同哈维对当今西方左派学者的警告，如果我们不能重新调整我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而沉迷于所享受的现代法权赋予的一些权利，革命性的社会巨变便不可能实现；同样，认为“我们进行自我剥夺，主动放弃现在所拥有的，但是会阻碍一个更加平等、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的东西，这种想法是美好的”，不过，“也是极不切合实际的” [36] 。
[1] 原文载于《哲学动态》2016年第12期。
[2] Klaus Dörre，Stephan Lessenich，and Hartmut Rosa， Sociology ， Capitalism ， Critique ，Verso，2015，p.146.
[3] Hartmut Rosa & William E.Scheuerman（eds.）， High - Speed Society . Social Acceleration ， Power ， and Modernit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p.82.
[4] Hartmut Rosa & William E.Scheuerman（eds.）， High - Speed Society . Social Acceleration ， Power ， and Modernit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p.83.
[5] Hartmut Rosa & William E.Scheuerman（eds.）， High - Speed Society . Social Acceleration ， Power ， and Modernit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p.84.
[6] Jonathan Crary，24/7：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Verso，2013，pp.84-89.
[7] Michael Hardt，“Sleep，No More”， Artforum International ，2013，p.77.
[8] Hartmut Rosa， Beschleunigung . Die Ver ä 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Suhrkamp，2015，p.262.
[9] Hartmut Rosa， Beschleunigung . Die Ver ä 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Suhrkamp，2015，p.280.
[10] Hartmut Rosa， Beschleunigung . Die Ver ä 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Suhrkamp，2015，pp.289-291.
[11] Hartmut Rosa， Alienation and Acceleration ，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10，p.84.
[12] Hartmut Rosa， Beschleunigung . Die Ver ä 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Suhrkamp，2015，p.310.
[13] Miri Davidson，“Social Acceleration and the Need for Speed”， Review of Books ，June 28th，2015.
[14] Miri Davidson，“Social Acceleration and the Need for Speed”， Review of Books ，June 28th，2015.
[15]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1991，p.21.
[16] Hartmut Rosa， Alienation and Acceleration ，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10，p.85.
[17] Hartmut Rosa， Alienation and Acceleration ，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10，p.86.
[18] 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olity Press，2010，p.35.
[19] 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olity Press，2010，p.37.
[20] Hartmut Rosa， Alienation and Acceleration ，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10，p.91.
[21] Hartmut Rosa， Alienation and Acceleration ，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10，p.94.
[22] Hartmut Rosa， Resonanz ：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Suhrkamp，2016，p.316.
[23] Hartmut Rosa， Resonanz ：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Suhrkamp，2016，p.331.
[24] Hartmut Rosa， Resonanz ：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Suhrkamp，2016，pp.615-632.
[25] Matteo Pasquinelli，“The Labour of Abstraction：Seven Transitional Theses on Marxism and Accelerationism”， Fillip Magazine ，Vol.9，2014.
[26] Alfred S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Bogazici University Library，1978，p.19.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3—454页。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页。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0页。
[31] Matteo Pasquinelli，“The Labour of Abstraction：Seven Transitional Theses on Marxism and Accelerationism”， Fillip Magazine ，Vol.9，2014.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34]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235页。
[35] Paul Virlio， Speed and Politics ，Semiotext（e），1986，p.97.
[36] 大卫·哈维：《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陈静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