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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弗兰斯基认为，现在与将来的关系在加速的社会中混杂在了一起，人们把将来拉入了现在，同时又把现在的风险推给了将来。“在加速的社会里二者都有发生：人们带着影响力远远地涉入将来，同时又在将来之前退回进入当下。人们想华丽地装备它，以便针对一种有威胁的将来，把它密封。将来从未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而且是以自己生产的风险的形体。” [2] 这是一种时间压缩的状况，现在与将来都被压缩到了当下的空间中。然而，现在的人掌握着时间支配的主动权，总是攫取、利用将来而把当下的剩渣留给将来。随着当下向将来的推移，积累起来的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时间压缩意味着当下的人对将来的掠夺，剥削了将来的人的生存机会。人类社会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呈现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的当下就处在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正是过去的人们占有了属于当下的那些东西造成的。然而，当前的社会加速化以及时空在社会中所实现的压缩，又在迅速地生产风险并把风险留给未来。这就意味着，人类在风险社会中会陷得越来越深。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我们所在的当下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之所以这个当下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出现，是由历史造成的，即工业社会历史中的那些人的活动制造出来的风险强加于当下的我们。正是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加速化过程中，在时间之轴上展开的行动，把我们的当下越来越多地侵占了，资源被掠夺，留给当下的则是风险，从而使当下的社会呈现出了风险社会的特征。如果这种做法持续展开，那么，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人类历史也许会终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人的共生共在问题，即要求真正地确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不仅是在横向意义上的当代人应当被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且在自然时间的维度上，也要求把我们与未来的人的共生共在包含进来。也许，人们会说时间上的当下与未来并不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在逻辑上，人的共生共在应当是覆盖了当下与未来的。就人的共生共在而言，未来的人们不应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缺席，而应当是在场的。未来人在当下的在场，对我们克服当下风险社会中的各种风险是有益的。
在如何认识社会运行加速化的问题上，罗萨认为：“用泰勒式的工作管理代替早期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方式，体现了社会变迁的一种形式，并且也同时展现了技术加速的一个现象，但是单独来看这绝对不是社会变化加速的例子。只有当工作流程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被不断地重组才可以看作社会变迁加速的表现。当具有四年有效期的党纲被两年有效期的党纲所代替的时候，就可以看作是加快的社会变迁的例子。” [3] 或者说，政策生命周期的缩短是由社会运行加速造成的，即反过来证明了社会的加速化。一般而言，社会治理活动会活跃于社会的前沿地带，如果社会治理体系表现出了不断引进新技术，不断地改革其机构、流程和调整各个方面的关系，也就可以被作为判断社会运行加速的硬指标看待。
社会加速化是工业社会的发展特征之一。应当说，经历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关于工业社会的建构方案得到施行后，社会发展也就明显地进入了加速化的进程。我们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看作是一场启蒙工业社会的运动，与公元前那场启蒙农业社会的运动不同，它的主题不是确立具有某种自然特征的秩序，而是要从一切压迫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表面上看，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运行以及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与解放的主题并无直接联系，但在实质上，正是在对解放的追求中，派生出了对一切被纳入对象范畴中的因素的征服倾向，即通过征服去打破一切束缚。为了打破人所遭遇的束缚，也就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谋划，通过认识论哲学及其科学的发展不断地刷新征服策略、提升征服技巧和制定征服预案，以至于在社会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都把解放诠释成了征服和驾驭。然而，结果却是，在几乎所有打碎了枷锁的地方都又重新戴上了新的枷锁，并陷入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打碎枷锁和戴上新枷锁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共振：一方面，这种共振成了推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能量；另一方面，这种共振也派生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所以，笔者认为，正是在追求解放的驱动下，生产力水平得到迅速提升，整个社会都进入了加速化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其不到一个世纪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过去所有世代的总和更多、更大的生产力。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也意味着社会加速化的动力在日益增强。
我们知道，在社会存在的意义上，生产力属于经济范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这种发展中所产生出来的要求，都会通过生产关系而作用于上层建筑。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在生产力发展中获得发展动力的。但是，无论是文艺复兴的反神学斗争，还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所提出的关于社会重构的设想，显然都是在政治层面展开的。所以，它所确立的解放主题并不能在政治变革中找到完美答案。因此，马克思希望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首先，马克思认为解放的主题包含着两个层次，即“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马克思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贡献给予了肯定，认为它在政治解放的问题上写就了破题之作，但人的解放则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工业社会的发展史也证明了马克思的看法，表明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为解放的事业提供巨大的能量。而且，这也成了人们的实践共识，可以认为所有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打破一切束缚并实现解放的唯一出路。结果，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中，整个社会被推到了加速运行的轨道上。到了20世纪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运行的速度已经达到了如此之高的程度，并反映在了社会变化上，使“社会巨变”这个词所描绘的场景随时都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不过，如果在时间的意义上再行前溯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并不是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而是一场在工业化、城市化运动中就已启动的运动。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以前的满足需要的经济，在工业时代被由资本利用推动的经济过程替代，而这种过程引发一种巨大的加速动力学，因为被投入的资本在竞争中必须尽快得到回报。只有这样人们才能面对竞争者保存自身” [4] 。
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以及获得利润的过程，是不得不在竞争中展开的。正是竞争，为整个经济过程的加速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然后传导到整个社会，促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加速的过程。“加速”这个概念在力学上原本就是与时间相关联的，对社会的加速而言，同样表现在对时间的利用上。萨弗兰斯基在分析资本主义如何促进社会加速的问题时指出：“重要的是时间的领先。再次，资本主义的经济在许多方面建立在对这些时间领先的利用上，而这种时间领先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卡尔·马克思能够作出那个直到今天还有效的论断，即一切经济最终成为时间经济。受雇佣者将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技能出卖给资本，在与机器的运转时间和效率的联系中提高了生产力。如此，时间进入经济的系统，转变成一种能被估算和买卖的价值。时间成为商品，时间是金钱。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创造竞争优势，途径是人们更便宜和更快地携带革新产品来到市场，就会产生一种经济的、对于在生产方式和交换产品方面的加速的强制。人们会顾及时间，减少产品寿命。所以，属于加速经济的还有一次性经济。” [5] 时间上的争分夺秒、产品上的更新换代，以及一次性消费品的出现等，都对经济运行的加速做出了贡献。
萨弗兰斯基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社会发展加速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伴随着法国革命，古老的欧洲被一种历史的加速攫住，而这种加速又引起一种新的政治风格。政治，迄至那时仅是宫廷的一种特长，现在对市民和农民来说成为心愿。人们对此抱有个人解放和社会改善的希望，而且这要尽快地发生，最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人们得弄清，这种历史的重大转折，其结果是怎样一种政治的强烈加速。以前由宗教负责的意义问题，现在转向政治。那些所谓的最终问题，转变成日常政治任务：自由、平等、博爱是一种几乎无法否认其宗教起源的政治口号。现在是政治，是它许诺某种拯救。” [6] 一部现代历史就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历史，持续的加速化把人类带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并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特征。根据萨弗兰斯基的观点，“政治在一种环境中成为加速的马达，而在这种环境里，平时经济的、社会的和技术的发展，以一种迄至那时无法想象的规模和速度进行提速” [7] 。
人们经常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信用经济”，正是这一经济运行模式，在社会加速化过程中发挥了促进作用。萨弗兰斯基认为借贷也构成了经济运行加速的原因之一。“借贷……让经济活动和消费变得可能。信贷制度以其重要意义，是与将来的一种交易。循环的信贷资金至今建立在一种价值创造的基础上，而这种价值创造必须在某个时刻业已发生，所以能为负担以后的计划提供支配。也就是说，它建立在以往的一种价值创造上。” [8] 由于信贷制度的建立，人们把将来拉入到了当下，成为当下促进加速的力量。这也同时是把现在植入将来的做法，更多地植入将来的，则是社会风险。“涉及价值创造，从以往调整到将来，大规模的贷款被注入系统，而它们在一次业已完成的价值创造中没有任何基础，相反建立在一种期待的价值创造上。将来于现在被消费和被投机。” [9] 如果出现了信用破产问题，并导致了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么，人们就会花费更大的力气医治创伤，以求从危机中走出来。为了医治创伤而做出的努力，再度增添了社会加速的力量。因而，加速不会停止，反而会再度加快。
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技术革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它是通过打破原有的经济结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般而言，技术革新首先反映在产品和服务上，打破了商品分布的结构，进而在吸引投资和劳动力的情况下改变了经济结构，再度在消费端形成某种偏好。整个过程是经济结构的变化，通过对原先稳定的经济结构造成扰动而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形态。在此过程中，包括资源配置等所有从属于产业结构的因素，都会出现分散和集中的重组状况，并在这种分散和重组中形成某种力量。当这种力量发挥着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时，对整个社会而言，则表现为加速化的进程，也使社会呈现出复杂化和不确定化的性质和状态。事实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任何增长都包含着社会风险的内容。
对亚当·斯密而言，显然没有考虑到技术创新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他更多关注的是“完全竞争”在市场中形成的某种平衡态。显然，竞争对于促进某种平衡态的形成是有意义的，但由于不存在完全竞争，所以平衡态的构想落空了，反而出现了垄断等问题，以至于需要“有形之手”加以干预。当技术革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时，竞争仍然在追求永远无法达到的平衡态的路上。竞争在抑制技术革新所形成的扰动方面发挥着作用，同时，也因此从经典时代的经济发展动力转化成阻力。不过，对利润追求的竞争又为技术革新提供了某种动力，这一点是亚当·斯密曾经看到了的。然而，就技术革新与竞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看，竞争（完全竞争）所要达到的是某种平衡态，而技术革新则是扰动因素，恰恰是要打破平衡态。所以，竞争与技术革新在经济发展的总的过程中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关系。
然而，当把经济发展放在社会发展中加以认识时，则会看到一个具有趋势性的现象，那就是：技术革新所汇聚起来的力量越来越大于竞争的力量。这既有“有形之手”的作用，也有文化以及人们的观念方面变化的影响，特别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竞争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极作用后，产生了要求限制竞争和拒绝竞争的愿望，从而更多地表现出对技术革新的青睐，即希望通过技术革新去抵消竞争的某些负面作用。这样一种趋势给我们所展现的未来是，不仅经济的发展，而且社会的发展，都将更多地倚重技术革新。可是，就技术革新所发挥的打破平衡态的作用而言，当我们更多地倚重技术革新时，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非平衡态之中。我们所说的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这种非平衡态的一种展现或性相。如果一切运动都是某种平衡态的打破，那么，当技术革新打破了社会的平衡态时，也就使社会发生了某种倾斜。社会治理体系恰恰是利用了这种倾斜，即把倾斜时时校准到向未来一方的倾斜上。就像人的身体发生了倾斜后会自然地移动脚步一样，社会的这种倾斜也转化成了向前运动，并呈现出加速的态势。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系统自我生成的社会变化的速度和在所期望的社会变化的意义下的速度要快于共同生活在某一历史时点的社会中的三代人或者最多四代人之间的交换速度，因而经验空间与期望地平线相互交汇在了一起，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与人们从过去中所认识到的完全不一样” [10] 。以往，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现在去想象未来，未来变化及其速度很少在这种想象中发挥作用。即使未来不是对现在的复制，也是在想象中略做了调整的一幅新的构图。现在，人们往往在20年时间内就经历了以往需要经历三代人或四代人才能体验到的社会变化，以至于很难想象未来是什么样子。如果做出想象，那么现在的一切都不再能够成为依据，而是变化本身被作为展开想象的参照系。一旦变化本身成了参照系，那么，就会有着无限的力量去移动这个参照系，社会也就在这种移动中获得了加速化的发展特征。
技术对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技术革新的发展和广泛普及为相应的改变速度的提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而社会变化的加速是技术加速的直接的（并且最终也是不可避免的）后果” [11] 。显而易见，科技的进步为人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交通和通信技术所节约下来的时间是我们日常经验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的。但是，为什么人们并未感受到自己在这种时间节约中所占有的时间变得更多，反而觉得时间资源的稀缺日益加剧，原因在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这是因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的压力被分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这里，即把更多的生活上的和社会活动上的任务施加于我们了，使得我们需要利用更多的时间去承担这种压力和应付生活、社会活动等。
当然，人口实际上在增长，因而劳动力的统计数据是持续上升的。这意味着在承担某项任务时，因为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有了更多的助手和共事伙伴去分担自己的工作量，并使自己的时间显得更多。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支持这种逻辑推论。不仅时间紧张未能得到缓解，反而时间资源变得更加稀缺。这说明，人口的增长并不是带来了生产力，而是在时间分配上也扩大了分母。因为，人口的增长也同时带来了更多的需求、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对时间的占用，特别是打开了更多的交往和沟通途径，让人们不得不在多个途径中去分配时间。也就是说，人不仅能够做事，也会制造出更多的事情，而每一件被制造出来的事情都需要相应的时间加以应对。所以，人们必须面向更多的方面去分配时间，从而感到时间资源的稀缺性。实际上，人口的增长本身就推动了社会加速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劳动方式的改变，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持续加速。与人口的增长速度相比，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大得多，以至于不得不通过刺激消费的方式为更多的产品寻找出路。但是，如果从财富占有看，虽然由于体现了促进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制度可以把绝对贫困人口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之下，但财富占有间的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即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畸形化，并于此之中产生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复杂。由于技术、知识和谋略的进化使得人们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强的控制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似乎人们能够在对各种各样矛盾的解决中避免社会风险和降低社会风险。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解决矛盾的能力的提升反而使那些无法或没有得到控制的矛盾和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应付，从而增加了社会生活中的变数。所以，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空前的复杂，一切方面都那样的不确定。或者说，我们进入了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而这种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正是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出现的。
科学分化造成了科学成果的碎片化，这也构成了社会风险的根源。也就是说，在科学分化中，每一门具体的学科都沿着自己的道路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每一门学科所获得的成果也许都是积极的和没有风险的，但是，当它们反映到社会系统上，就构成了风险源。今天，“科学文明进入了一个它不再只是去科学地认识自然、人和社会，而是去认识它自己、它的产物、影响和错误的阶段。科学不再与从预先存在的依赖中‘解放’相联系，而是与它们自己产生的错误和风险的界定和分配相联系” [12] 。这意味着科学的转型，即从原先的从属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角色转变为时时反思自身和准备纠正自身错误的角色。如果科学在出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去开展活动的时候把人类拖入了风险社会，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会把风险作为认识的对象，并指导人们去应对风险。科学的专业化形式也许不会发生改变，但每一门具体的学科都应当拥有一种社会整体观，特别是关于这一门学科的社会价值的评定，需要在社会整体的意义上重新进行。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每一门学科都需要对自己的研究进行风险评估，同时也接受来自外部的评估。科学的每一项新进展以及所取得的每一项新成果，都只有在通过风险评估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积极的科研成果。当然，其中也许仍然包含着潜在的风险，但那是需要在对风险的不断认识过程中去加以解决的问题。
总而言之，科学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杠杆，我们决不能因为科学是风险社会生成的根源之一而否定科学。认识到科学的发展造成了风险社会这一缺陷，只是为了对科学进行改造，尽可能地将其负向功能减少到最低程度。这是因为，对社会的发展而言，科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工具而不是目的。社会的发展可以呈现出后一个阶段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而作为工具的科学则是一个如何改进和完善的问题。其实，科学在20世纪后期所呈现出的加速发展的态势本身，就意味着这一社会工具得到了不断刷新。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发展上的不断刷新也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将会生产出什么样的社会风险，也是无法预测的。笔者认为，一切推动社会加速化的因素都包含着生产社会风险的可能性，只要社会处在持续的加速化过程中，就会生产出更多的风险，以至于风险社会的特征会不断增强。
大致是在20世纪70年代，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了消费社会的特征。正是消费社会的出现，使风险社会迅速降临了。因为，消费社会充分地调动了人的需求，造成了自然的加速破坏和人际关系的更加紧张。“在风险生产的过程中，‘需要’被明确地去掉了它们最后的自然因素的支撑，并进而去掉了它们的有限性和可满足性。饥饿可以被缓解，需求可以被满足，风险则是‘需求的无底洞’，它是无法满足的、无限的。和需求不同，风险不仅仅能被（广告或类似的东西）唤起，而且能根据销售的需要被延长。简言之：被操纵。一种完全新型的需求，进而是市场，由变化的风险界定所创造，特别是那些规避风险的需求，它们可以随意解释，随意设计，并且可以无限再生。因为风险社会的胜利，生产和消费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预定的和可操纵的需求作为商品生产的参照点的地位，被自我生产的风险所替代。” [13] 进入21世纪后，非自然性的需求仍然不断地膨胀，甚至已经掩盖了人的自然性需求。为了经济的发展和有一个好看的GDP指标，各国政府以及权威机构，不只是旁观和听任市场的疯狂，而是不断地为其添柴加薪，不断地增加刺激的强度。
之所以消费社会使社会风险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在社会加速化过程中生成的，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加速化。当我们的消费欲望随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速度不断增长时，就表现在“买买买”上。很快地，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居屋太小，实在容不下我们所买的那些东西，而为了那些新的似乎必须再买的东西，只好忍痛扔掉那些也曾经被认为是非常必要却一次没有使用过的东西。扔掉它们，是因为落满了灰尘或尘封已久。如此往复，并引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储蓄在“买买买”中几乎要耗完，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因而必须去挣更多的钱。然而，当我去挣钱时，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也就不再有时间去宠幸已经买来的那些东西。当我挣得了钱，发现可供支配的数额很乐观，则又开始了“买买买”。如果我没有挣到钱，那么就会产生怨气，会把所有的罪责归于政府，甚至会产生起义、暴动的念头。即便压制了自己的暴力冲动，但参与反政府的游行也许就是自己热切希望得到的发泄口。当我参与游行的队伍走在“白宫”前的时候，我拿起手机看一下时间，而一幅广告立马弹了出来，并勾起了自己强烈的购物冲动，于是手指一点，又下了单。
总的来说，加速是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即使出现了一时放缓的迹象，让人感受到的也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的到来，是因为出现了这些危机才让社会加速暂时放缓了。只要人们不愿意接受危机和要求从危机中走出来，就会再行推动社会加速。其实，就社会是一个综合过程而言，我们很难说是某种因素构成了加速的动力，甚至不应完全将社会的加速化归于人的满足欲望的要求和行动。但是，当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将人类带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之中时，曾经助推社会加速的所有因素都不可能再原样运行，而是需要实现自身的改变。其中，政治的变革应当排在首位，而且这种政治变革也包含了全部社会治理过程的变革。不过，对于社会加速的后果，罗萨所持的是悲观的看法，他认为：“在加速的社会情境中，一方面不能许诺行动者有自主性，但另一方面遵守和实践这个承诺的可能性却越来越渺茫，而这必然会造成异化状态。” [14] 如果人的自主性的承诺无法兑现，那么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令人悲观的境地。
罗萨之所以会有这种悲观见解，是因为他在思考的时候依然立足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的思维框架束缚住了他，让他生成了这种悲观意识。的确，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对工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一切都构成了挑战，但这也恰恰是人获得自主性的一次巨大的机遇。就工业社会从未真正予人以自主性而言，这意味着18世纪的启蒙思想给了人们一个无效的承诺。之所以未能兑现承诺，是因为所建构起来的一切都与启蒙时期的设想不尽相同，甚至走向了反面。也就是说，现实是启蒙思想的一种异化状态。当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对工业社会的这些建构物造成了致命冲击后，也必然会把社会重建的任务提出来。在社会的重建中，再度做出关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诺就不是一种理想，而是基于实际情况做出的，因而能够付诸实施。当然，我们也看到，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带来了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的频发，使人类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中。不过，我们也应想到，基于这种条件的社会建构所开拓出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能够让人以往世代所拥有的理想在新的世界中实现的。客观上看，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一切行为也都必须建立在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因为，没有自主性的行动也就无法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展开。正是这一客观要求，意味着人们必须采取合作行动的形式。我们关于合作行动的构想，正是一种描绘了人的自主性得以实现的空间图景。实际上，合作行动本身就是人的自主性得到阐释的过程。
总之，站在工业社会的现实形态中，所看到的是社会加速带来的种种异化。但是，如果我们从社会以及社会治理重构的角度去看社会加速化，所看到的就不再是异化，而是人类社会演进的新起点。所有与人相关的因素，都将处在生成的过程之中，充满朝气，散发着积极的能量。当然，在风险社会中，我们迄今所见的都是工业社会传统政治模式运行的惯性。例如，当前发生的一场全球性大瘟疫流行期间，部分西方政客的表现就是不合作的。在中国“抗疫”行动最困难的时期，有些西方政客及其媒体隔岸观火，甚至表现出了某种幸灾乐祸。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希望借此机会落井下石，不仅通过某些法案以触动中国领土完整方面的核心利益，而且通过炫耀军事力量去扰乱中国的“抗疫”行动。这个时候，从他们的表现看，发生在中国的危机不仅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反而是可以加以利用的难得机遇，完全不去考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忠告。然而，很快地，瘟疫也在他们的国土上流行起来。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某些政治家们仍然不在国内国际上谋求合作“抗疫”，而是在国内国际上进行推责、“甩锅”，希望以这种方式去引导和控制民意，以求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更多的选票。所有这些，都是与风险社会格格不入的做法。
在工业社会领域分化的既有格局中，社会变化的加速并不是平衡推进的，有些领域的加速变化会快一些，有些领域则会显得迟缓一些。比如，尽管工业社会传统的政治惯性仍然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的变化和生活节奏是这里面最快的，而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却发生得最缓；这中间是诸如技术和经济的变化，以及还有观念和心态的变化” [15] 。当然，这是从某个角度看到的情况，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的变化也许是较慢的。不管怎样，由于社会运行速度的加快，创新扩散也越来越迅速，从而使得不同领域在变化快慢的问题上可以得益于创新扩散。特别是加上各个领域所开展的自觉改革，使得社会变化在整体上能够维持平衡。尽管如此，不同领域在变化上的不同步还是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有的时候，这些矛盾甚至变得非常紧张，并以社会风险的形式出现。另外，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致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会遭遇更多的非预期的偶然事项，也使得人际交往中的协调成本不断增加，特别是时间上的协调总会因偶然事项而增加。不过，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得这种协调变得方便了。但这种协调对计划所安排的事项却提出了弹性最大化的要求，以便在出现了偶然事项导致执行计划的参与者发生变动的时候不至于带来严重影响。
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使人的财富占有也陷入不确定的状态。我们看到，在有着发达农业文明历史的中国，人们的观念和文化基因中似乎包含着财富累积的内容。这是因为，农业社会的确定性使人的财富可以长期持存并在家族内实现代际传递，所以更愿意积累财富，即养成了财富累积的习惯。这种习惯在今天就是所表现出来货币的高储蓄。可是，这种储蓄却并不意味着财富的持存，因为央行的每一次释放流动性都会使储蓄中的货币大幅缩水。这就是在稳定的、确定的社会中养成的习惯在迅速变动的社会中所遭遇的尴尬。不仅是财富，而且自我本身，都在存在的问题上具有了不确定性。由于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以及因此导致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增加，致使“自我似乎正收缩为没有称谓的‘点状的自我’了，不再能将它与所扮演的角色和关系，或者说与潜在的自我确定中的称谓，（完全地）视为一致的了，而似乎是工具式的相互关系代替了后者” [16] 。其实，自我既在一个点上又离开了那个点，以致自我确定变为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工具化，相反，人与人的关系的工具化恰恰是存在于工业社会低速运行状态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是在自我能够得到确定的条件下，才能够把他人当作工具；同时也把自我变成了他人的工具，即建立起了互为工具的关系。在自我很难确定的情况下，恰恰会在人离开自我的那个点时趋近于他人。这样一来，就会在人与人之间生成合作关系，至少在逻辑空间上会包含着这样一种隐喻。
就社会治理体系的运行和表现看，到了20世纪后期，人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那种在工业社会前期为社会运行加速的政治显现出了一种在加速化中变得不再适应的状况。“面对工业的发展和市场上的运动，至少政治也吃亏受损，因为它不足够快。为经济活动和社会进程建立一个稳定的框架，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有着大量法律规定，而人们半心半意地尝试调节这种发展。” [17] 这是因为，“相对于革命性的机器节奏，经济反应快捷，而政治的决定来得缓慢，尤其当它们该民主地完成时。比如以一种自由贸易协议的美名，独立于国家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秘密引入，一个越过其时间需要、意欲取消民主的过程：时间紧迫，为了贯彻这更好的事，时间被勉强分配，需要一些勇气，为某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决定——把时间留给自己” [18] 。反映在国家体制上，就是出现了更多的行政授权，即让行政人员拥有更多的权力去决定如何行动。
罗萨认为，20世纪后期以来，“国家—政治的加速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步的政治’意义上的通过管制化和民族国家的标准化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动态化，正走向通过去规制化和渐进地放弃特别的民族国家的标准（直至自己的货币）的动态化” [19] 。这已经是一种较为乐观的看法了。可以说，这种去规制化应当被看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行动的重要成果，也是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较为积极的表现。但是，如果看到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那么，又不能不说，政治上所取得的这些积极进展是远远不够的。显然，从实际情况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所进行的几乎所有改革都是把“去规制化”作为行动目标的，只有极少数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了强化规制的行动。虽然这种强化规制的做法在短期内并未显现出其危害性，但长期来看，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规制的强化会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束缚，会把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所形成的冲击力禁锢住。一旦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所产生出来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有可能爆发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使社会陷入危机状态中。即便是从现实的危机事件应对来看，规制也显现出了僵化的一面。
我们也应承认，正是因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性改革运动把“改革”一词深深地烙印在了人们的心中，才使得人们能够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而做了许多工作。“由于社会变迁的加速而带来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背景条件、行动条件和做决定的条件的根本上的不稳定性，强迫个体，也包括组织和制度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期望，重新理解所经历的、重新确定什么是重要的，并且反复实现协调一致和同步化的努力。” [20] 但是，就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面临着危机事件频发的事实而言，就风险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而言，也说明囿于回应性模式的一些改革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在如何根据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事实而进行改革方面，做的还是远远不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工业社会中引以为傲的基本政治制度在风险社会中成了束缚人的手脚的东西，让人在需要开展行动的时候深深地感受到制度的束缚。我们看到，民主制度要求一切行动都建立在商议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约束行政部门的行动，建立起了严格的程序。但在需要应急反应的时候，那些程序就成了障碍。
工业社会的发展在形式上表现出的是社会的加速化，而在内容上则一直是走在促进社会多元化、多样化的道路上的。到了20世纪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意味着不同人群之间的共有价值变得越来越少，以至于按照民主的方式去达成社会性共识的做法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希望去达成共识，即便像协商民主所设想的那种在很小的范围内去对非常具体的事项达成共识，也需要经历很久的协商过程，即耗费大量的时间。这就是罗萨所说的，“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以及（民主的）审议的真正的政治程序，也就是说决策的过程，由于晚期现代社会的文化上和社会结构上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困难，并且因此也越来越耗费时间……因为一个社会的可以预见的价值观的共识越少并且政治解释中的合理性原则和合法性原则越不符合传统或者惯例，那么达成一致或者说形成能够得到一致赞同的政治意愿就变得愈发困难” [21] 。
在某个理论分析的视角中也许会看到，“在加速压力推动着的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地方，加速压力最终可能会迫使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群体打破他们的界限，因为这些界限构成了公开的速度障碍（而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只是这一方面的一个例子）” [22]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它们能够融合为稳定的凝固体，而是必然会处在不停歇的融合、分化的过程中仍然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格局，从而宣布既有的这种政治模式失去了适用价值。现在的情况是，“社会的从属关系的不稳定性和政治偏好的易变性都使得表达和组织集体的利益变得更加困难，特别是由于越来越不清楚哪些群体、联合会和伙伴对于哪些协调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23] 。也就是说，一切都处在流动的、不确定的状态中，民主赖以发挥作用的那种相对稳定性的前提消失了。或者说，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已经对民主政治构成了挑战，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突破民主政治的框架，导致一种民主控制机制的失灵。如果民主政治无法担负起在风险社会中处理、协调各种关系的职责，反而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之间发生了冲突，并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那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需要通过政治模式的重建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当然，在20世纪后期，许多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替代性方案。其中，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就代表了一种思路。正如罗萨所看到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所要争取的，就从地位变成了表现。承认不再是人一辈子的成就，而是越来越变成每日的竞争。昨日的胜利和成功，在今天已经不太算数或几乎不算数了。承认已不再能够被积累起来，它随时可能会因为事态的流变与社会景观的改变而陷入完全贬值的危险。一个人拥有的地位对保持与获得社会评价的机会来说很重要。但一个人始终无法确切拥有这个地位，无法确信这个地位在明天还有同等的重要性” [24] 。扩大而言，一个组织、群体、国家亦如此，没有可以倚仗的恒定“资本”。这种情况持续展开的逻辑也把人们导向了对当下行动的关注，而不是计较已经拥有的和正在立足的地位。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时刻准备着扮演好每一个落到自己身上的角色，通过角色扮演去赢得承认。如果一个国家仰仗自己在历史上所赢得的地位去用霸权心态谋求对世界的支配，也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必须面对诸多无奈。
就此而言，笔者认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可以成为一种跨越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的。就这一理论产生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来看，也就是说，它是在作为工业社会晚期的20世纪后期出现的一种新见解，是在感知到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情况下做出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图谱。所以，当人们之间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后，霍耐特所构想的承认模式仍然是适用的。或者说，霍耐特所构想的承认模式的重点在于回应社会的不确定性。因而，与青年黑格尔时期的那种对人的承认不同，也与泰勒对人的社会地位（身份）的承认不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给予我们的是对人的即时业绩的承认。这样一来，就把承认引向人们正在开展的行动上来。这种承认是肯定性的承认，所导向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行为赖以发生的否定性承认。正是这种承认，契合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合作行动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根据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一个国家，都需要把关注的重心放在当下的行动上。只有行动，而且是合作行动，才能为风险社会中的生活和生存赢得机遇。
[1]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4期。
[2]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
[3]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4]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页。
[5]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页。
[6]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
[7]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
[8]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页。
[9]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
[10]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9页。
[11]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12]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195页。
[13]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14]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
[15]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16]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
[17]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
[18]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时间——它对我们做什么和我们用它做什么》，卫茂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
[19]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244页。
[20]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页。
[21]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313页。
[22]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页。
[23]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页。
[24]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