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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在《论风险社会生成中的社会加速化》一文中讨论了社会加速化有可能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风险及其规避方式。他指出，人类在今天已被置于风险社会之中，这个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后果。其中，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社会风险，并在社会风险的积累中形成了风险社会。农业社会的发展是平缓的，而工业化、城市化所开启的则是一个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进程。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用了几个世纪的光阴就把人类社会变成了风险社会。也就是说，风险社会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系统性后果。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片面追求以及消费社会的出现等，可以被看作社会加速化的主要动因。在人类已经置身于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工业社会传统的政治以及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再适用，反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多、更大的社会风险，使人类在风险社会中越陷越深。所以，我们需要寻求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即变革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治理模式。在这方面，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也许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蓝江在《可能超越社会加速吗？——读哈特穆特·罗萨的〈新异化的诞生〉》一文中分析了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中对现代性社会加速样态的描述，指出社会节奏加速带给现代人的眩晕感，技术加速违背了现代性对“美好生活”的承诺，人们需要改变自身的生活节奏来跟随时间加速运动，这就诞生了新的异化。和过去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批判理论不同的是，罗萨更关注新近现实的社会加速现象，以此将异化概念重新引入社会批判理论中。罗萨试图用“共鸣”方式来妥协，以求解决这种异化带来的问题，但他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或许，按照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说法，通过技术加速的高速运转来使资本主义体制崩溃掉，这样我们才可能打破加速所带来的循环。
孙亮在《资本逻辑视域中的“速度”概念——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考察》一文中指出，“加速批判”是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方向。在哈特默特·罗萨看来，加速社会的内涵体现在技术加速、社会自身层面的加速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三个方面。其动力因素是资本、文化、社会结构，而内在机制则是三者的“平行推动”。加速社会导致五种异化：“空间关系的异化”“物的异化”“人们行动的异化”“时间的异化”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异化”。最终罗萨以“共振”作为异化的解决方案。对此，我们则将“加速”置于资本逻辑语境下考察其理论限度，主张从“共振”走向“变革生产方式”。
董金平在《加速、新异化和共鸣——哈尔特穆特·罗萨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一文中分析了今天的社会表现为一个加速的社会，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哈尔特穆特·罗萨提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来复兴批判理论敏锐的社会批判的理论锋芒和社会批判传统。我们认为需要从物理时间、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三个向度来思考加速带来的变迁，这样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加速，即技术加速、社会加速、生活加速。加速社会带来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时间和生命时间的疏离，主体无法再直接跟上社会加速时间的节奏，结果造成了“无关系的关系”的新异化的诞生。为了抵制这种加速社会背景下的新异化，罗萨提出了一个共鸣方案，即让那些被异化的主体以“相关的关系”建立起共鸣，来共同抵抗社会加速带来的异化。
牛子牛在《现代性视域下的传染病、社会风险与社会加速——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思考》一文中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它所引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危机，而是当代新资本形态背景下的整合性危机。为此，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以当代社会现象为参照，更新我们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揭示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当代表现形态，进而达致对这场危机本质的深度开显。概言之，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当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表现为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性社会中人们“对生命的理解”与“对生命的其他可能性的理解”之间的张力。其中，“病毒同有机体之间”与“资本所驱动的现代生产活动同社会机体之间”具有同构性关系特征，这使得此种张力内嵌于现代性本身而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一个社会机体承受这种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取决于其自我限制现代性逻辑从而包容和缓冲此种张力的可能性，这在当代表现为社会总体相对于“社会加速”所保留的“加速冗余”。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新形态将这种“加速冗余”普遍地大幅压缩，这是建立一种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苗翠翠在《当代社会的异化新形态——罗萨“社会加速逻辑批判”论析》一文中指出，“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之一，其逻辑演进历程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样态。哈特穆特·罗萨以社会加速的时间模式对现代社会做出诊断，试图在现代资本主义或晚期现代的语境中激活“异化”概念，重构“异化”理论，实现“异化”的当代转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罗萨由社会基础（资本增殖逻辑）转向社会动力（社会加速逻辑）的批判研究，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推动力是社会加速系统，其内在逻辑是社会加速逻辑，由此导致的社会后果是新异化的诞生，即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冷漠与疏离。一方面，罗萨的“新异化”及其“社会加速逻辑批判”在时间维度上构成了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和“资本增殖逻辑批判”的当代补充；另一方面，罗萨重构共鸣关系的解决方案有必要被置于资本增殖逻辑的语境下，并在二者的结合中寻求人与世界关系的平衡点。但罗萨囿于共鸣时间轴的考量，导致其解决“新异化”的共鸣方案陷入抽象。
蔡垚在《加速社会中的“超真实”体验——鲍德里亚、罗萨对资本主义规训秘密的揭示》一文中强调，“超真实”和“加速”分别是鲍德里亚和罗萨定义现代性的核心词汇，前者是对由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失衡状态的理论表达，后者是对加速社会中人类生存处境的现实表征。在分析资本权力的运作模式和规训秘密时，这两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融合了。社会的不断加速使人们逐渐丧失了确定性的生存场域，产生了种种“超真实”的社会体验。“加速”造就了“超真实”的时空体验，通过消费和休闲的规划，让“自由时间”成了“劳动时间”的延长状态，也使主体的生存空间逐渐受到挤压并逐步趋向透明；“加速”还造就了“超真实”的身份体验，通过物化和竞争的逻辑，让身份从一种价值认同变成了一种规训手段；“加速”更造就了“超真实”的交往体验，通过技术和数据的中介，让交往从直接变为间接，从真实走向虚拟。正是人们在时空、身份和交往层面上产生的“超真实”的矛盾体验构成了整个加速社会的运行机制，在这种“快与慢”“真与假”的矛盾更迭中，资本权力的运作模式不断改变，主体的异化形式不断加深。
曾誉铭、关韶华的《“加速”的社会：论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指出，在诸多关于速度的研究中，哈特穆特·罗萨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时间维度为理论切入点，将现代社会时间结构上的加速作为研究范式，构建了更具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加速社会理论体系。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传统批判理论而言，社会加速理论更具进步意义，在时间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当代技术发展和全球化趋势下社会结构变化、人的生存状况、劳资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熊亮在《大数据时代资本社会加速两极分化探析》一文中指出，社会两极分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前提下私有制的直接产物，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财富的共享。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两极分化必然产生。从18世纪末至今的每一次科技革命，其结果都是资本扩张与财富积累速度和规模的提升，同时也伴随贫困积累的加剧。当今世界进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为标志的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大数据作为一种最新与最为活跃的生产力要素，在生产关系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将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大数据具有海量性、全体性、相关性、开放性和共享性的新特点，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必然要瓦解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使资本主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于桂凤在《论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一文中指出，当代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可以看作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版本之一。基于对现代社会时间结构变化趋势与特征的分析，罗萨提出社会加速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特质。社会加速可以划分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三种形式，其推动机制包括：社会动力是竞争，文化动力是“永恒的应许”和加速循环。社会加速已经成为晚期现代社会一种新的集权主义，不仅违背了现代性的自主性承诺，而且造成了新的异化。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批判。罗萨虽然把异化概念重新引入社会批判理论，但其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对新异化形式的归纳及批判，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这说明马克思的异化批判思想在当代依然具有其他批判理论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于天宇在《需要加速与生产加速：社会加速循环的深层逻辑》一文中分析了哈特穆特·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描述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加速样态，并认为社会加速已经陷入一种自我加速循环的模式之中。虽然社会加速并不全然为人类带来负面效应，但却会逐渐引发新的异化。对此的解决策略，罗萨试图通过一种“共鸣”的方式来妥协。马克思的需要理论蕴含了对这一加速循环模式的症源揭示，科技加速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开端，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驱动下的人类需要加速。然而，试图通过管控人类需要实现社会加速减缓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必须使社会加速带动生产加速，使其达到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一定程度”，最终迎来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性效应”，以此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缰锁，此为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解药。
杨向荣、雷云茜在《速度、情感与审美——加速时代的情感焦虑及其反思》一文中讨论了充斥着竞速的全球化时代，指出速度不仅呈现于经济与城市发展的诸种物质层面，更重塑了我们观看与感知世界的方式。外部世界的快节奏不断侵扰现代个体的日常生活，现代人的情感焦虑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症候。情感焦虑的生成与社会加速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这种快速的现代性体验从时间感知的维度建构了一种情感现代性。面对不断加速的都市生活节奏，关注个体内心的“慢速生活”理念和“慢速美学”观念的出现，反映出速度生存之下的都市人的精神与情感救赎诉求。
吴鑫在《左翼加速主义批判——兼论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一文中分析了传统加速理论始终强调技术与资本的联合，近年兴起的左翼加速主义则认为，资本体系无力掌控的技术能够产生破坏与变革的力量，因而技术加速能够成为左翼革命的新路径。然而，自2015年以来，左翼加速主义日益陷入衰颓的困境，面临被右翼加速主义吸收、转化的危险。造成上述危机的原因，首先在于左翼加速理论误解了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中不成熟的观点，在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命等关键问题上得出错误的结论。此外，左翼加速主义理论深度、创新能力方面的缺失，以及在行动纲领、实践目标方面的弊端，也是造成其困境的重要因素。左翼加速主义夸大了失控技术对资本的反噬作用，并断言技术加速必然带来资本体系危机化的加速与自行崩溃，却忽视了作为革命的基础与主体的劳动者本身，因而未能在根本上触及社会变革的实质。
马希、刘秦民在《生产“加速”：马克思与左翼加速主义批判的理论关涉》一文中指出，国内外学者对左翼加速主义的理论溯源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程，而进行这一探索必须要到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合著的《加速主义宣言》那里。斯尔尼塞克和威廉斯对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探讨是开放性的，他们认为应该将左翼加速主义的探讨还原到政治经济学，由此，应当探讨马克思在左翼加速主义思想中的地位。马克思的资本加速批判思想，一方面体现在从生命速度的角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揭露，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物质的生产速度的历史方位的论证之上。马克思对资本加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邃在于从唯物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生产的政治权力。在当今国外左翼加速主义思想的谱系中，应当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