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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女性是劳动力市场重要的人力资源，与男性相比具有更多的挖掘潜力。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转，而人力资源是推动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转的关键。从人口总量上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的统计结果，2019年年底全国人口约14亿人，男性7.2亿人，占比51.09%，女性6.8亿人占比48.91%，女性人口占比约一半。从人力资源总量上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9年我国15—64岁总人口约9.9亿人，其中男性5.1亿人，女性4.8亿人，总体上女性人力资源基数大。 [1] 因此，女性是人力资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半边天”的重要作用。增加人口数量、挖潜劳动力供给资源是各发达国家应对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冲击的两大主要措施。为补充劳动力数量，2013年“单独两孩”政策和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相继实施，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但生育政策调整后，新增人口转为劳动力资源需要较长时期，因此，充分挖潜劳动力潜力更为重要且紧急。从2019年世界银行统计的15—64岁劳动参与率看，女性劳动参与率（占15—64岁女性人口的比重）是68.57%，男性是82.76%，与男性相比，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要低14%左右。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劳动力资源具有更多的挖掘潜力。
第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长期处于相对弱势地地位，对女性自身、家庭，乃至整个国家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自工业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女性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力量。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劳动市场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从劳动需求的角度看，招收女性员工的用人单位出于对劳动强度和用人成本的考虑，会优先选择男性和未婚青年女性；从劳动供给的角度看，女性肩负生育责任，并在体力上具有先天劣势，生产和服务一线的部分女性因婚姻和生育容易中断就业，形成人力资本的弱势积累，造成收入水平的滑落。因此，从女性整个职业生命周期看，无论进入劳动力市场，还是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稳定性、人力资本积累和工资收入等方面，基本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根据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女性的能力、机会和能动性对养育下一代和国家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赋予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中一定的权力，能够对政府的政策选择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国家制度更能够反映民心，具有更加广泛的包容性和代表性。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或利益驱使，使女性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受限，阻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或阻碍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劳动报酬，这些做法从表面看，损害了女性自身的利益，但最终也损害了用人单位的形象和名誉；由于女性承担者养育和教育下一代的主要职责，女性自身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收入的降低，不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最终导致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受损，降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
第三，关注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有助于客观审视我国劳动力市场政策、家庭政策和相关社会服务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劳动市场中的性别平等不仅有益于女性自身发展，还有益于代际传递的健康发展，降低社会阶层固化，促进人类文明，因此，推动性别平等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在我国，实现性别平等是国家基本国策之一，推动妇女在各个领域享有平等权利，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承诺，并已贯彻到相关女性发展的政策框架中。目前，为促进女性平等就业，中国已颁布多项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等。这些政策侧重对女职工劳动权益的特殊保护，对女性的劳动权利、女职工的“四期”保护和禁忌从事的劳动等做出了规定。
以上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平等就业权益，反过来，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结果也是对政策执行效果的直接反馈。因此，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是各类女性就业保护政策属性因素和执行过程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结果（郭鹏飞，2018）；同时，通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结果，也会看到各类女性就业保护政策的效果是否有效，才能依据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结果对政策本身进行修订或对执行过程进行调整。
第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主要与生育因素有关。不少研究表明，生育与女性劳动力市场中的诸多表现存在普遍的负相关关系。女性既是生育主体，又是重要人力资源，承担着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双重责任，且一般来说，女性生育黄金期也是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有限的时间精力下，女性生育和照料孩子势必影响其工作投入和效率，进而影响劳动收入和相关经济保障。而雇主及各类用人单位不仅要承担雇用女性职工的工作效率损失，还要支付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社会保障成本，因此不愿意选择雇用女性，或者支付给女性较低的报酬。因此，无论从女性自身看还是用人单位视角分析，生育会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的投入和产出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二，生育政策调整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形势会更加严峻。首先，女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用人单位需要遵从国家法律对女性职工的保护，不仅支付一定的生育津贴、产假时间等直接成本，还要协调岗位工作增加人力资源管理等间接成本，如果雇用女职工，用人单位将面临女职工两次生育的经济和人力成本，这使得用人单位往往不愿意或者以高于男性的标准雇用女性，因此女性在进入职场时需要克服比男性更多的障碍；生育政策的逐步松解会导致女性就业环境更加严峻，女性特有的生理特点，在职场上极易受到歧视，用人单位考虑其经济效益以及人力成本支出，在同等条件下更倾向录用男性员工。其次，女性职业发展面临更多风险。一方面，女性因生育而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会选择主动或者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生育期的职业中断会造成女性职业发展的劣势积累；另一方面，女性在整个生育和照料孩子阶段即使不退出劳动力市场，但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也会使职业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如工作投入时间缩短、承受巨大的冲突压力、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或者放弃晋升机会等。最后，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增大，还会阻碍其生育意愿。“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有预测指出，中国出生人口总量在近几年会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最高年份的出生人口预计超过2000万人。但实际情况看，生育政策调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均未达到预期，调查显示，在诸多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中，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占据了重要地位。
第三，我国关于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还需要一定的系统性。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和三孩政策相继出台，关于生育和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相关问题的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关于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大多选择某一个方面，如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决策、工作时间、工资收入等，较少从女性整个职业发展周期和动态变化角度去考察，即缺乏从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过程——劳动力市场结果整个周期视角进行分析；研究方法上规范性分析较多，实证检验较少；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微观视角，如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代际照料支持等方面，缺少生育支持等宏观政策视角的考量。此外，对国外相关政策的比较和借鉴经验研究较少，因此在改进和提高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冲突的解决方案中，也难有突破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书从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这个视角出发，拟回答一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有什么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增加人口数量、保护女性劳动力市场权益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两大政策关注点，那么，目前人口出生状况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发展状况怎样？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有何影响，其中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是什么？关于这两方面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从客观事实和理论视角认识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
第二，如何验证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检验理论分析的合理性，需要一定的实证验证。因此，本书的第二大问题意识是从实证角度验证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贯穿整个就业过程，首先，生育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有多大？其次，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过程是否存在负面影响？即生育是否增加了女性职业不稳定的风险，女性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概率有多大？最后，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结果，即是否会降低女性的工资收入？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检验理论分析的结果，并能直观反映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及影响程度。此外，实证分析过程也包含了缓解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负向影响的实证检验，为相关改进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怎样缓解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的基础上，得出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影响的主要结论。根据本书的主要结论，梳理和总结国外在保障女性劳动就业权益和生育政策服务方面的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反思缓解我国女性生育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矛盾的主要措施。这两方面内容的回答，能为帮助女性更好平衡家庭和工作、促进职业女性实现理想的生育意愿，以及推进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目标的实现等，提供有效的政策干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