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研究

◆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概念本土化：梳理与反思

乡村治理研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40多年来，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努力践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这些概念的创新大体上聚焦于三个层次：乡村治理中的农村社会；乡村治理中的关系结构；乡村治理中的政府行为。总体而言，这些本土化概念为我们勾勒出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总体样态。但这些概念多数重在描述且具有较强的政策导向性和实践性，有些在学理上还处于较低层面，还有些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与经验事实，从而对今天的中国治理实践失去了解释力。因此，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概念本土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 有效视角下村级权力监督的运行与实现逻辑——基于“后陈经验”的分析

村级权力监督有效性可以从三个层级加以阐释：从形式有效到程序有效，再到治理有效，其关键在于实现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和公共利益的优化增量。基于武义县“有效监督”的实践分析，其在监督机制、监督主体、监督体系、监督模式、监督技术等层面实现转向，推进了村级权力监督效能的整体提升。村级权力监督改革的方向具体应体现在四个方面：村级权力监督与治理有效相统一，村级权力监督的组织、意识与能力相统一，村级权力监督标准化与差异化相统一，村级权力监督的价值和技术相统一。

◆ 模糊冲突性政策特征何以影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基于精准扶贫政策的文本量化分析

政策特征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前提，已有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叙述，缺少从政策特征量化视角的分析。本文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模型为理论基础，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采用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对模糊冲突性政策特征何以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和机制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政策模糊性呈现从高向低，冲突性呈现倒“U”型特征；政策制定者通过模糊冲突特征界定制度边界，指导与约束政策执行过程。政策执行者通过识别模糊冲突性特征计算自主决策范围，进而策略式执行政策，模糊冲突性特征是政策执行的中介影响因素。辩证式看待模糊冲突性政策特征，寻找其政策执行平衡点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 签字式参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农民与国家——以T县农民签字为表述对象

参与是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内容，如何提高参与是世界各地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签字”为表述对象，探讨农民参与的内在逻辑。改革中的农民参与主要受到双重逻辑制约：一是以政府介入为主的行政逻辑；二是以利益驱动为主的市场逻辑，双重逻辑共同影响改革的完成。当利益驱动力较强时，政府释放的空间较大，介入的强度变弱；当利益驱动力较弱时，政府释放的空间变小，引导和推动强度变强，以保证改革的完成。鉴于此，政府应把握好改革参与的双重逻辑，因地施策，激发改革参与活力。

◆ 资源与规则：宗族村庄延续的治理结构基础与现实启示——以广东省梅县F村刘氏宗族为例

当前大量治理资源进入村庄，但缺乏有效的约束规则，国家权力在宗族村庄面临新的“供给式悬浮”危机。基于结构化理论，深入讨论传统时期宗族村庄治理资源与规则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期为理解当前的外来资源与内部规则矛盾提供新的视角。以广东省梅县F村为案例，研究发现传统时期宗族村庄内每项公共事务都形成了对应的资源保障，每类共有资源都有相应的管理规则，资源管理主体兼顾了权威性、广泛性和相关性，建立了族人与宗族的紧密联系。村庄治理结构是动态开放的，随着时代变迁，资源和规则不断调整、相互适应。反观当前宗族村庄治理，治理资源多元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内生规则与外生规则博弈、资源与规则匹配不够等问题较为明显。基于此，各地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中的资源与规则匹配，扩大村民参与。

◆ 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及其耦合机制——基于对“两票”制的深度分析

运用农村基层民主和党建理论，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对D村“两票”制创新实践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的发生机理。研究表明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发展的内源动力、理法合一的价值遵循、诉求与价值的互嵌共同构成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四维一体”结构体系。农村制度场域内动力、路径、价值、组织等要素有效协同下实现的系统耦合是农村党支部选举制度创新实现的核心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