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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7.6%持续放缓至2019年的4.1%。作为该地区最主要的经济体，中国通过去杠杆化、推进结构性改革、逐步退出财政刺激政策、继续采取审慎措施抑制非银行信贷扩张等政策措施，经济逐步从高速增长转换到中高速增长，并确立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除中国之外，该地区的大部分经济体面临出口增速放缓的情况，增长主要靠内需支撑。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结构性放缓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周期性温和回升。
南亚地区是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一个亮点。得益于全球能源价格下跌、融入全球经济程度较低带来的低通货膨胀以及稳定的侨汇收入，南亚地区经济在2011—2016年持续增长（2016年达到7.7%），尽管之后增速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其他地区。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该地区的最大经济体——印度。在全球需求温和回升、国内投资逐步加快、内需消费保持旺盛等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印度在2009—2019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6.8%。在印度的持续带动下，南亚地区在2009—2019年的平均增速也高达6.4%。除印度外，该地区其他经济体也在私人和公共消费旺盛、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资本回弹等因素的提振下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复苏。
尽管面临俄乌紧张局势及相关经济制裁、欧元区出现长时间停滞和大宗商品持续跌价等下行风险，但欧洲与中亚地区经济继续保持温和复苏。经历2012年的低谷之后（仅为0.4%），该地区在2012年之后实现了持续的温和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口大宗商品的经济体继续复苏、主要经济体的地缘政治风险消退以及政策不确定性减少的情况下，该地区在2017年的经济增速有所加快，达到2.7%。总体而言，欧洲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间，实现了相对持续的温和复苏。
在经历多年动荡之后，中东与北非地区部分经济体渐趋稳定，但增长依然脆弱且不平衡。持续的地缘政治冲突和油价疲软对该地区经济增长构成的风险挑战较大。例如，埃及政局动荡、突尼斯政治僵局、叙利亚内战升级及其对邻国黎巴嫩和约旦的外溢效应，削弱了石油进口国的经济活力；而安全受挫、罢工、基础设施问题以及针对伊朗的国际制裁，则对石油出口国造成了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该地区经济的疲弱状态持续多年。尽管2016年因暂停或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其经济出现短暂的强劲复苏，但从总体趋势来看，该地区的经济增速一直呈低位下滑状态，2019年仅为1.2%。
受外部需求趋强和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及农业生产投资的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2013年有所回升，增速达到5.1%。由于内需强劲、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富有弹性且通货膨胀率降低等缘故，该地区在2014年继续保持近4.9%的增速。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受埃博拉病毒蔓延、暴力叛乱、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全球金融状况动荡等因素影响而被阻断，其经济增速连续下滑至2016年的1.2%。尽管2017年该地区的经济增速温和回升至2.4%，但此后其潜在经济增长力度已明显不足。
在全球贸易疲弱、融资形势收紧和大宗商品市场乏力等因素的影响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仍在苦苦挣扎。该地区的疲软状态始于2013年（增速为2.9%），此后其经济一路下滑至2016年的负增长状态（增速为-0.2%），究其原因是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减速和全球大宗商品跌价致使国内问题加剧，对南美部分最大的经济体造成伤害。2017年，随着巴西和阿根廷走出经济衰退，受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对农产品和能源出口国的利好影响，该地区呈现温和复苏之势（增速为1.9%）。
图1-4 2008—2019年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得益于外需大幅增长和国内消费需求总体稳定，2017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提升，全年经济增长4.8%，较世界平均增速高出1个百分点。2018年，受全球金融环境趋紧、工业生产放缓、贸易紧张加剧等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全年增长4.5%，较2017年下降3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呈分化走势，部分新兴经济体仍以较高增速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6.6%，印度经济增长7.1%；部分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脆弱性凸显，经济金融形势严峻，遭遇资本外流及货币贬值，个别经济体甚至出现负增长，如委内瑞拉、土耳其、阿根廷等国家货币遭遇大幅贬值。2019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承受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国际形势依然不稳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带来的压力。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2019年亚洲19个大型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5.8%，为2001年以来最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