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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国家利益》杂志官网刊发外交政策研究所地缘政治学主席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撰写的文章《拜登恢复美国外交政策必须做的三件事》。文章认为，美国外交政策需要向三方面努力：专业化、危机管理和可持续的愿景。在专业化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官僚体系缺乏专业人才，新总统需迅速配备高素质人才，重视有能力的领导层在外交部门和五角大楼产生的积极效应；在危机管理方面，拜登必须建立一个能够不抱幻想、以和谐方式处理危机的国家安全团队，实现动态结果；可持续发展愿景，意味着在积极与世界接触的同时避免任何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对达成缓和与中、俄两国关系的交易持开放态度。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hree-things-joe-biden-must-do-restore-american-foreign-policy-174932
1月4日，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题为《国会和拜登政府在2021年推进优质技术政策的24种方法》的分析报告。报告列出了国会可以做的6条技术监管相关事项和9条联邦拨款相关事项，以及拜登政府可以做的9件事项。这些事项有可能获得两党及业界共同支持，极大地促进美国的创新和竞争力。技术监管方面具体包括：通过全面的联邦数据隐私立法、修改《通信规范法》（CDA）第230条、通过联邦远程医疗立法、确立开放互联网的监管原则和法律、激励STEM移民、拍卖无线电频谱。报告建议联邦为以下9个科技领域提供拨款：政府信息技术现代化、智慧城市、宽带装配、农村宽带普及、“心脏地带”的技术中心、研发税收抵免、应对中国挑战的研发、半导体研发以及能源研发。报告还建议拜登政府推动关键部门的数字化转型、建立新的欧盟—美国隐私保护盾、抵制欧盟的数字税、与盟友联合抵制中国的贸易政策、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限制对中国的单边出口管制、支持对商业产品使用加密技术、组建跨部门行业政策分析团队、制定新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1/01/04/year-ahead-twenty-four-ways-congress-and-biden-administration-can-advance
1月4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其主席约翰·艾伦（John R. Allen）接受访问的实录《在2021年恢复美国的领导力》。约翰·艾伦强调拜登的就职演说值得高度关注，其中将包括以下重要话题，如族群团结与和解、气候变化与气候正义、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和理念等。当然，拜登还会强调如何让外交政策成为美国展现和推广其价值观的重要平台，价值观是美国保持与盟友和伙伴紧密关系的重要基础。拜登还将重新强调美国的多边主义观，它是基于“伙伴关系”而非“霸权”，这有助于重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关于“民主峰会”的构想，无法想象会有国家希望与中国对抗，“民主峰会”不追求遏制或指向中国，只是为了追求民主阵营共同的理念和利益。它并不是一个联盟，而更多是一种“社区”，各国在其中分享有关人权、法治、妇女权利、少数族群权利等议题的观点。关于美中关系，两国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未来需建立建设性的关系，特朗普的政策被证明是失败的。无论如何，美国未来的对华政策需要得到其盟友的支持和谅解。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1/01/DollarAndSense_Transcript_Allen_Restoring-American-leadership-in-2021.pdf
1月5日，CSIS发布其高级副总裁兼战略技术计划主任詹姆斯·安德鲁·刘易斯（James Andrew Lewis）撰写的评论文章《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议是外交机会》。文章认为，欧盟与中国近期签订的《全面投资协定》（CAI）为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提供了一个重建跨大西洋合作并发展对华共同方针的好机会。首先，欧洲在中国问题上的做法可以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参考，即在与中国存在政治分歧的同时与中国加强贸易往来。目前，在某些领域，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获得的经济收益仍大于安全风险，因此美国不应该与中国“脱钩”。美国可以同欧洲进行合作，主动界定何为经济高于安全的领域，制定更有针对性、更细化的政策。其次，与中国相比，美国与欧洲的政治思想偏好更为一致。特朗普卸任后，美国能够在拜登政府的带领下重建对欧关系，并形成美欧对中国的共同看法。这可以成为美欧关系重建的第一步。由于在技术合作上美欧有尚未解决的问题，拜登与欧洲重建伙伴关系不应从技术出发，而应该建立在共同政治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利用民主、法治等共同原则为美欧伙伴关系的重建奠定基础。
https://www.csis.org/analysis/eus-investment-agreement-china-diplomatic-opportunity
1月5日，《外交学人》杂志发表哈佛商学院学长安迪·泽莱克（Andy Zelleke）评论文章《拜登对华政策的六个建议》。文章称，拜登最艰巨的任务将是在平衡各方利益的条件下制定对华政策，并为几十年的和平、建设美中关系奠定基础。为此，拜登需要处理好与国内、盟国以及中国三方的关系。文章提出了六项对华政策建议：（1）避免国内政治的失败，特朗普严重破坏了美国民主的基础，拜登需要有效地将美国人团结在一起，从而巩固国内政治基础；（2）气候问题不能成为在其他领域让步的理由，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与双边竞争领域的谈判尽可能分开；（3）优先考虑通过联盟建立可持续的、有利于美国的均势状态，这比制定新的国际秩序更加重要；（4）联盟最重要的目的是平衡中国力量；（5）恢复互相尊重的沟通，无礼的言论可能会阻止原本可能的合作；（6）最终通过谈判达成有利于美、中及其伙伴国三方的临时模式。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1/6-suggestions-for-bidens-china-policy/
1月7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刊登其高级研究员蕾切尔·克莱因菲尔德（Rachel Kleinfeld）的文章《需进行深度重建以支持美国民主》。文章指出，当前美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并将这一极化现象的政治诱因归结为如下几点：第一，民主党与共和党相较从前更为势均力敌，两党政治摩擦加剧；第二，选民在意识形态上被划归为不同的政党，意识形态与政党归属之间的相关性增强；第三，以地缘和意识形态划分的选民选出了更多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候选人——尤其是共和党人。文章亦提出了几点应对策略，强调多管齐下，包括新的政治联盟、加强制度和规范，以及促进社会和经济层面的重新联系。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01/07/profound-rebuilding-needed-to-shore-up-u.s.-democracy-pub-83575
1月8日，CSIS发表由国际安全项目高级顾问马克·肯申（Mark F. Cancian）撰写的报告《2021财政年度中的美国军事力量：太空、特种部队、文职和承包商》。文章评估了美国太空军、特种部队、文职人员和承包商在2021财政年的状况。太空军最终的组织架构，以及拜登政府是否完全支持这个新军种，都将在2022年揭晓。目前太空军已经设立了总部及拨款账户，并确立了其最高原则等，但大多数人员的调动仍有待决定。目前由于太空军规模较小，需要依赖空军的支持。特种部队将继续逐步扩张，并将得到国会的支持，但目前其资金严重依赖海外应急行动（OCO）基金，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不足。另外，特种行动的道德问题依然是一种困扰。国防部文职人员的数量在2021财年仍保持近年来的正常增长，这反映了文职人员对战备的贡献。军事承包商已经成为联邦作战力量的永久组成部分，但在成本问题上，以及关于承包商应做什么或不应做什么方面长期存有争议。
https://www.csis.org/analysis/us-military-forces-fy-2021-space-sof-civilians-and-contractors
1月9日，《外交事务》杂志官网刊发布鲁金斯学会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和杜克大学杰出教授、奥巴马及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院官员布鲁斯·詹特森（Bruce W. Jentleson）联合撰写的文章《美国需要在国内召开民主峰会》。文章认为，全球领导权不是美国专享的权力，拜登若是主办全球“民主峰会”将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益处，美国本周发生的“国会山之战”深刻凸显了这一点。因此，文章认为，拜登不应举行国际民主峰会，而应举行国内民主峰会，让领导层重新致力于制度体制，努力克服不公正和不平等，使两党承诺重建美国民主。具体优先事项包括：确保投票权促进法案的实施，加强警察问责机制，保护新闻自由，以及打击虚假信息。该峰会应是真正的联邦制，吸引地方与民间社会的参与。文章认为，虽然民主党在国会两院都占多数，但拜登的外交政策议程仍然取决于美国能否为强大的国际主义提供必要的国内支持，因此，加强国内政策基础至关重要。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09/united-states-needs-democracy-summit-home
1月14日，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朗（Michael R. Strain）所著文章《拜登的经济刺激计划过多会适得其反》。当选总统拜登正准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支持经济，第一次大规模立法将为其提供建立声誉的机会，让他成为一个能达成妥协并团结两党的总统。但如果拜登做得过火，就有可能导致僵局，使美国经济无法获得所需的援助。目前，拜登将目光放在了紧迫的短期问题上，计划推动学校重新开放，对州和地方政府进行援助。此外，国会于2020年12月通过了一部经济复苏和救济法，将伤害还是有助于经济尚不得而知：太过慷慨反而会导致工人故意失业，以此继续领取救济金，从而阻碍经济复苏。作者认为，拜登目前的最大问题是通过了2000美元刺激支票计划。这些支票适用于所有收入低于最高限额的家庭，包括那些没有遭受就业损失的家庭。如果今年的情况没有按计划进行，如疫苗没有被广泛使用或分发，或病毒发生变异，或者如果人们恢复正常活动的速度比预期的慢，那么未来可能需要其他经济刺激。
https://www.aei.org/op-eds/too-much-biden-stimulus-would-backfire/
1月15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刊登其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Chad P. Bown）和安娜贝尔·冈萨雷斯（Anabel González）的文章《美国可以重返多边经济合作》。文章指出，贸易和国际投资是美国巩固领导地位、团结伙伴盟友的关键，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至关重要。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应以多边方式重振国际合作，并提出两大建议。第一，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提出务实倡议，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开展合作的成员组成应兼顾广泛性与代表性，但要确保同质，有利于高效达成共识。第二，重视外交、气候等政策议程中的“贸易轨道”。在外交领域，需修复与盟友间的关系，并恢复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在气候与卫生领域，需要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但早期可以借助一些具体目标来实现，例如，扩大疫苗、治疗和其他医疗设备的全球供应和公平获取，为关键医疗设备和药品的流动提供便利，投资与扩大全球市场；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达成限制渔业补贴协议，恢复《环境商品协定》等。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united-states-can-return-multilateral-economic-cooperation
1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刊发其编辑委员小竹洋之（Kotake Hiroyuki）的文章《拜登上台“美国优先”也不会结束》。文章认为，美国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分裂等慢性疾病的困扰，而特朗普的弊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之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这种困境中诞生的拜登政府的执政基础并不稳固。共和党右派对其作为总统的合法性抱有质疑，与民主党左派的路线对立也无法化解。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拜登政权是1977年卡特以来最具脆弱性的美国领导人。那么，如何以有限的资本挑战如此巨大的国家危难？正如过去的罗斯福一样，拜登也将自然而然地转为“向内求”，推动美国产品采购扩大和制造业“回流”，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是拜登不会限制“购买美国货”和续推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原因。另外，美国国民已经出现“超级大国疲劳”，希望美国减少不必要的国际干预，这使得美国难以重振领导世界的热情。因此，未来将是与特朗普相比更加现实且成熟的拜登的“美国优先2.0”，借助本国优先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来保护国内经济、锁定“新冷战”和遏制俄罗斯、高效投入外交资源的美国可能步入某种“新常态”。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FZ078VC0X00C21A1000000
1月19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学者约瑟夫·坎纳卡特（Joseph Kannarkat）和诺曼·奥古斯丁（Norman Augustine）的文章《美国可以向中国学习以提高技术竞争力》。文章认为，中国已经在科学期刊发表数量、学士学位授予数量和研究人员数量上超过了美国，即将在研发（R&D）投资上超过美国，中国研发里程碑式的进步意味着美国要重新审视中国的研发方式，以重振自己的研发。文章梳理了中国技术发展的成功因素，认为政府干预可以持续促进经济发展。文章还总结了美国可以从中学习到的经验，包括制定长期目标和建立激励机制，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等等。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echtank/2021/01/19/one-lesson-the-u-s-can-learn-from-china-to-improve-its-competitiveness-in-technology-development/
1月19日，《报业辛迪加》发表国际发展经济协会执行秘书贾亚提·戈什（Jayati Ghosh）的文章《拜登推动全球经济的四种方式》。文章称，虽然美国在全球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远不如过去，然而新总统拜登可以采取一些将对美国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深远积极影响的政策措施：一是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暂时免除与新冠肺炎疫情“预防、遏制和治疗”相关的知识产权义务；二是可以无须国会批准，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成员国提供新的特别提款权分配；三是与其他国家合作，建立一个跨国公司的全球征税体系，阻止其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的司法管辖区进行避税；四是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实现承诺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目标，同时向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biden-four-steps-to-boost-global-economy-by-jayati-ghosh-2021-01
1月21日，CSIS发布高级经济学副总裁、西蒙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撰写的文章《拜登国际经济政策中三组冲突》。作者指出，拜登政府政策与前政府政策的明显区别之一将出现在国际经济领域，其新政策面临三组冲突关系。第一，国内与国际经济优先级之间的冲突。虽然拜登声称国内重建是首要的优先事项，“中产阶级的对外政策”亦服务于此，但如债务风险和国际峰会等仍将分散政策注意力，甚至与国内优先事项直接冲突。为此，白宫需要实施严格纪律和流程确保不同决策层级协调工作，设立向国安顾问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报告工作的国际经济协调特别代表；让盟友了解并适度参与美国重建计划同样有益。第二，新政府对传统贸易谈判的厌恶与重建在印太地区领导地位之间的冲突。拜登政府对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等态度冷淡，但同时也面临为印太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提供可信的替代经济一体化战略的压力。拜登政府可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表明有条件重返TPP的愿望，从数字经济和国有企业监管的关键领域开始谈判。第三，同中国的对抗与接触之间的冲突。拜登政府已明确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并可能在特别是技术等方面继续“选择性脱钩”的政策，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和核扩散等问题上，美国必须与中国合作。美国可以通过多边组织协调对华合作，同时考虑重建奥巴马时期美中在外交和经济领域的非正式高层沟通渠道。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hree-tensions-bidens-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
1月22日，CSIS发布其国土安全高级顾问苏珊娜·斯波尔丁（Suzanne Spaulding）与其国际安全项目经理德维·奈尔（Devi Nair）的采访内容。采访指出，当前美国公众对国家安全机构的信任下降，原因有二：其一，公众认为民主制度将党派或个人的考虑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政治扭曲了决策；其二，公众担忧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无法保护其免受当今世界的威胁。对于拜登重建公众信任应采取的措施，采访提出了几点建议：（1）任命高素质人才就任政府职位；（2）确保负责内部问责和监督机制的官员专业称职并值得信赖；（3）行政分支机构尽可能实现决策透明；（4）加强对公民安全教育的重视；（5）建立国家机构服务文化，向公众表明，国家安全机构致力于保障所有公民安全。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store-trust-national-security-institutions
1月22日，卡托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前总统罗纳德·里根特别助理道格·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为了争取盟友，美国必须缓和其反华议程》。文章指出，尽管面临潜在的严重分歧，美方应尽可能与其盟友及中方保持合作关系。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单打独斗”，例如向中国、欧洲以及加拿大发动贸易战，这不仅损害了美国消费者、制造商和出口商的利益，更疏远了美国盟友。拜登政府有望将修复美欧关系作为优先对外事项，但是双方在应对中国问题上形成共识仍阻碍重重。第一，欧洲与美国在安全问题上没有共同的对华诉求；第二，随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结束，欧洲向华盛顿释放了一条明确的信息：欧洲更愿意在美中之间保持中立立场；第三，欧洲对下任美国政府是否能站在双方的立场上应对中国挑战存在疑问。因此，美方应该在制定其对华议程时积极促进美国和欧洲的共同利益，而非一味地针对中国。同时，在经济、贸易、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美国和欧洲应该进行更理性的对话，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美国应该向欧洲学习——中国是挑战而非敌人。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win-over-allies-us-must-moderate-anti-china-agenda
1月26日，CSIS刊登其全球粮食安全项目主任凯特琳·威尔士（Caitlin Welsh）的评论文章《国内和国际粮食安全危机：为何拜登必须在这两个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文章称，根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统计预测，由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与收入问题将带来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其范围将波及美国乃至全球。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应同时在国内与国际粮食安全问题上发挥领导力：一方面，在国内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国民收入，并任命专职官员管理粮食问题；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修复美国形象，重塑美国全球粮食安全领导者身份。具体而言，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遭受疫情、气候变化冲击、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及各国转向中国援助的现实，要改变原有基于农村、农业的援助分配模式，将粮食安全作为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文章称，上述举措对内有利于增进美国国内人民福祉，对外有助于获取发展中国家未来巨大增长的市场，也有助于平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中国家中日益壮大的影响，增强全球领导地位。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ood-insecurity-crises-home-and-abroad-why-biden-must-lead-both
1月30日，《经济学人》网站刊登社论文章《“买美国货”是错误的经济政策：拜登的保护主义败坏了他的经济议程》。文章指出，拜登于1月25日签署了旨在“帮助美国企业在战略性行业中竞争”和“帮助美国工人享受繁荣”的“买美国货”（Buy American）行政令。文章称，这项议程在一定程度上能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但是这种将企业隔离于全球供应链之外的保护主义会导致效率低下，由此损失的就业机会甚至更多，纳税人还会因此多负担约20%的税费。此外，这项议程会迫使企业在复工复产前寻找新的供应商，从而影响政府的经济刺激效果。文章还指出，拜登的保护主义还可能影响与欧盟国家的关系。总的来讲，这项议程对美国和世界都不友好。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1/30/buy-american-is-an-economic-policy-mist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