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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发布由12位知名学者撰写的文章《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艾伦（John Allen）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给现存脆弱国际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揭示了全球卫生系统和应急协调的缺陷。疫情代表着一系列复杂而相互关联的跨国问题，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强大的领导力和多边解决方案。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称，疫情表明，美国民间组织（如慈善机构、公司和大学）而非政府才是全球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疫情还导致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公共卫生专家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提醒，持续的疫情将深刻改变全球化和制造业格局，削弱应对下一次疫情的能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疫情暴露了西方社会的自满，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展现了经济管理和恢复能力的优势。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称，下一阶段全球化将由地缘政治和政府积极行动主导，将加剧保护主义。领导人需采取措施维护开放的产业政策、鼓励竞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称，疫情并未结束传统地缘格局和国家竞争，独裁统治者面临更大压力。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称，疫情加剧美中裂痕并改变美国政局走向，但不会根本性重塑国际关系。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主任科里·沙克（Kori Schake）认为，疫情给国际经济和安全带来重大影响，崛起中的大国可能停滞不前，自由世界将恢复并主导新兴领域。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高级研究员希夫尚卡·梅农（Shivshankar Menon）称，如今重振多边主义的机遇已经丧失，越发分裂的世界难以应对未来影响全人类的跨国问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指出，中国的“抗疫”举措加速了经济转型，亚太地区政治格局将持续分化。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杰出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示，疫情揭示各国相互依存的事实，各国政府无力独自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跨国生态问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艾肯伯里（John G. Ikenberry）称，疫情提醒人类，人类既无法完全掌控自然，也无法摆脱彼此相互关联的事实；疫情将引导世界进入一个为全球秩序而竞争的新时代。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1/02/2021-coronavirus-predictions-global-thinkers-after-vaccine/
1月5日，《国家利益》（ The National Interest ）杂志发布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马修·布鲁斯（Mathew J. Burrows）等撰写的文章《2021年十大安全挑战与机遇》。文章从美国新一届政府视角出发，罗列十大安全挑战：第一，疫苗推广速度缓慢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恶化；第二，拜登的执政能力受到美国党派之争掣肘；第三，债务问题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第四，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缓慢；第五，朝鲜可能制造半岛危机；第六，美伊之间对抗加剧；第七，美中在台海爆发冲突；第八，粮食危机席卷全球；第九，全球范围内中产阶级扩大的趋势终结；第十，土耳其外交更为咄咄逼人。文章同时列举了十大机遇，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复活”；多边主义复兴；美俄关系趋于互惠稳定；以色列和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联系加强；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协议（CPTPP）；美国与盟友共同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强合作；能源存储技术实现革命性突破；国际社会推出全球通用的新冠疫苗；美欧加强技术合作共同应对中国。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top-10-global-security-risks-and-opportunities-2021-175845
1月7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登阿利·伯克（Arleigh A. Burke）战略项目主席安东尼·柯狄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的文章《让美国再次强大？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全球民调得分》。文章指出，在全球公众眼中，美、中、俄已经成为主要的竞争者。尽管民调受多种因素影响，不能完全客观和正确，但相对而言民调能够反映公众的整体认知，民调本身能够影响外交、国际组织及他国行为。然而近期最为权威的两大民调机构皮尤（Pew）和盖洛普（Gallup）的民调结果显示，近年来盟友及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支持显著减少，已与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大致持平；从2018年开始，美国负面的国际形象显著放大，到2020年中后期更加严重，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大厦危机后达到顶峰。为了扭转在盟友和其他国家中长期下滑的负面形象，美国需要制定战略，着重塑造其不同于中俄两国的形象，并为军民领域竞争分别制定明确标准。
https://www.csis.org/analysis/making-america-great-global-perceptions-china-russia-and-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
1月15日，《外交政策》刊登国际安全问题专家希瑟·阿什比（Heather Ashby）的署名文章《极右翼极端主义是全球性问题》。文章认为，极右翼主义对美国、巴西、匈牙利、新西兰等民主社会构成严重威胁。21世纪前20年里，由于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伊斯兰激进团体造成的问题，各国社交媒体纷纷出现极右翼思想阵地。在欧洲，民粹主义政客将极右翼思想纳入主流以谋求政治利益。印度总统莫迪、巴西总统博索纳罗都可被看作右翼政治家。这些事情表明右翼的崛起是一个普遍问题，应当将其视作一种全球性的、不断发展的现象来加以讨论。文章认为，网络平台给右翼思想的串联和泛滥提供了条件，而抵制右翼势力的关键在于引导正确的信息宣传、解决不实信息问题。文章建议拜登政府与伙伴国家合作，扩大全球反恐论坛的范围，防止青年人沦为极端主义的牺牲品。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1/15/far-right-extremism-global-problem-worldwide-solutions/
1月21日，美国史汀生中心发布“冲突中的平民保护”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阿迪提·格鲁尔（Aditi Gorur）和项目成员、助理研究员朱莉·格雷戈里（Julie Gregory）撰写的文章《针对宗教信仰实施的暴力：联合国应采取行动》。文章指出，近期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行为逐步增加，而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这一威胁的严重性。文章揭示了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及其带来的国际冲突风险，这些风险包括侵犯人权、威胁法治、引发大规模暴力冲突或武装冲突等。文章建议，联合国安理会需要在其议程范围内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预防冲突的作用，对未列入议程中的特定国家冲突风险进行预警，并为铲除非冲突地区内的暴力提供支持；联合国成员国则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法规、采取特定行动等方式积极响应对人权保护的号召，并尽力避免在行动中损害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权利，或边缘化其他宗教信仰。
https://www.stimson.org/2021/violence-based-on-religion-or-belief-taking-action-at-the-united-nations/
1月24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网络建设公司Toka联合创始人亚伦·罗森（Yaron Rosen）的文章《世界需要一个网络卫生组织来应对网络空间存在的病毒》。文章指出，世界需要一个网络世界卫生组织来更好地了解和应对网络威胁。如今，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数字环境，拥有数十亿用户、数百万个网站、数千个网络服务提供商以及大量通信服务的基础设施。加之物联网指数级增长，所有事物都已经被数字化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恶意攻击容易发起且不易识别，犯罪风险低。为了有效遏制网络攻击，政府需要国家级的监管投入，即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需要耗费几年时间，而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永远不具备建设能力。这就需要国际社会的介入和帮助。成立网络世界卫生组织虽然不会消除网络威胁，但将大大增加信息的共享，提供发现网络攻击的途径和框架，并为需要的国家提供资源，形成互联网社会的威慑力量，改善网络领域的国际秩序。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1/24/the-world-needs-a-cyber-who-to-counter-viruses-in-cyberspace/
1月25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香港证监会前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沈联涛（Andrew Sheng）等合撰的文章《美中关系或将进入新篇章》。文章认为，在特朗普带来的长达四年的扰乱和冲击后，扭转局势的机会掌握在美中双方领导人手中。文章指出，全球性威胁需要全球性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实践表明，在不依靠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提下单独解决本国经济问题是不现实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如此。美中两国政府应意识到，合作与竞争相结合的务实方法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实际上，中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中国正将国外压力视为一种外部“政策反馈”，这种战略上的现实主义使中国以更加多样的形式参与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欧投资协定》以及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就是例证。中国的“双循环”战略也向拜登政府发出信号：中国政府愿意在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等领域与美国展开战略合作。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biden-xi-new-tone-in-us-china-relations-by-andrew-sheng-and-xiao-geng-2021-01
1月26日，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刊发了悉尼大学现代史教授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的评论文章《文件迷思：理解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框架”》。文章称，美国国会大厦事件后几天，特朗普政府官员解密了2017年关于“印太战略框架”内阁备忘录。尽管文件并未对地区力量和未来行为进行深入评估，仅列出了美国面临的复杂矛盾，充其量只是一个试图显示美国地区雄心的框架，但足以表明，美国并未“抛弃”其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盟友，并且澳大利亚政府仍具有影响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影响力。然而，文章同样指出，文件反映出，即便美国自身实力已经下降，也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对中国崛起的压制。此外，该文章猜测，此份文件被提前解密的深层原因在于牵制拜登政府，迫使其延续特朗普时期的亚洲战略，防止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摇摆。然而文章认为这一目的难以奏效，因为拜登政府明白，离开中国便无法恢复印太地区的秩序平衡。
https://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document-daze-understanding-trumps-indo-pacific-strategic-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