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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卡托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撰写的文章《拜登笨拙的外交政策是出于无能还是傲慢？》。文章称，拜登政府的初期外交政策乏善可陈，甚至令人担忧。在美中关系的处理上，邀请中国台湾地区“驻美代表”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乃美中建交以来首次，拜登在此事上开创的先例是对中国立场的挑战。对于钓鱼岛问题，拜登对其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表态及五角大楼发言人在其归属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使美中关系降温。此外，对叙利亚发动的空袭也引发了多方争议，虽然拜登政府声称此次空袭是对2001年通过的《授权作战法案》（AUMF）的引申，但民主党在国会否认了这一点，他们不认为在法案通过的20年后对一个与“9·11”事件毫无关联的国家发动空袭仍在AUMF的覆盖范围之内。文章认为，拜登政府未与国会协调便动用军事力量的行为有两种解释：一是对总统权力至高无上的认定，二是决策上的愚钝。此外，考虑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美国仅于空袭前4—5分钟才通知俄罗斯的危险做法可能导致双方不必要的损失和伤亡，这只会使本就僵持的美俄关系雪上加霜。文章指出，如果这种“粗放”“业余”的决策风格是拜登政府所期待的，那么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美国将步履维艰。
https://www.cato.org/commentary/bidens-foreign-policy-clumsiness-due-incompetence-or-arrogance?queryID=f0d26ead999e96135a051808519c97e4
3月3日，《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署名文章《美国无尽的战争已经殃及自身》。文章表示，美国的海外行动造成了国内目前面临的危险、信任丧失和内部分裂局面。首先，美国通过制裁、秘密行动、支持独裁者以及无视盟友的残暴行为，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痛苦，反美极端主义是出于对美国政策的反对，所以美国完全可以预见一些组织会进行反击。其次，美国投入于国家建设、传播民主或击败所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恐怖分子”上的巨额资金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可用于帮助国内美国人的资源，而这些资金本可以帮助美国人过上更舒适、更安全的生活。最后，实施雄心勃勃、高度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尤其是试图操纵、塑造他国国内政治，需要大量的欺骗行为，但总有部分真相会浮出水面，再次打击公众信任。可惜美国没有花更多的时间面对真正的危险，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当遭到反击时，美国人感到害怕，不再清晰和战略性地思考，而是四处寻找替罪羊。如果拜登真的想要弥合美国内部分歧，他需要开始减少在其他地方的行动。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03/americas-forever-wars-have-come-back-home/
3月4日，《国会山报》发布科罗拉多基督教大学研究员威廉·莫罗尼（William Moloney）的文章《拜登的“美国归来”承诺使世界不为所动》。文章指出，拜登当选后宣扬美国作为世界领导的回归，但这一愿景并未得到世界的认可。2020年底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对欧洲11国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欧洲对美国的看法已发生重大转变。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已“破裂”，中国十年内将变得比美国更强大，欧洲不能过于依赖美国，应在美俄和美中冲突间保持中立。德、法等欧洲领导人呼吁欧洲战略自主，并积极推动与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除欧洲外，美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都面临困难的外交局面。包括美印两国在对缅甸制裁上的分歧、美伊、美土关系摩擦重重，美国与巴西有关亚马孙森林的争议等。世界舆论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媒体自己的报道所致。美国的盟友们已经将美国视为一个“自毁名誉”（self-broken）、不再可靠的国家。
https://thehill.com/opinion/white-house/541133-bidens-america-is-back-pledge-leaves-the-world-unimpressed
3月5日，《外交学人》刊登安全与国防编辑阿比南·雷杰（Abhijnan Rej）的文章《拜登的新战略指南：扩大圈子？》。文章指出，拜登政府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令人耳目一新，但拜登政府如何采取行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战略指南确定了五项主要的国家安全挑战：跨国安全威胁，民主准则的侵蚀，全球力量分布变化，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以及技术的革命性进步。该文章最显著的特征是以民主价值观为中心，将其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驱动力，并强调世界各地民主准则被侵蚀的现实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然而，作者认为，获取利益与坚守民主承诺，其中存在着部分矛盾，这对拜登政府来说将是巨大挑战。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3/bidens-new-strategic-guidance-squaring-the-circle/
3月11日，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其高级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的文章《拜登首次全国讲话：关于真相、同理心与结果》。文章指出，拜登发表的首次全国电视讲话表明，直面事实真相、富有同理心、注重结果而非空口承诺这三点特征使拜登有别于特朗普。相较于特朗普，拜登更为明晰如何在政府中使用权力杠杆，并在恢复公众信心与国家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文章还援引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拜登演讲前进行的一次民调进行补充说明：近八成的美国公众认为最为糟糕的疫情时期已经过去；对比年初数据，相信美国正在重返正轨的美国公众增加了7%，这是自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的最大增幅。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21/03/11/bidens-first-address-to-the-nation-truth-empathy-and-results/
3月12日，《外交政策》网站刊发其专栏作家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的文章《拜登政府内对是否结束反恐战争产生分歧》。文章指出，是否停止美军进行反恐行动取决于基地组织及其海外分支能否仍然对美造成战略威胁。尽管拜登任命的外交团队试图结束持续二十多年的反恐战争，兑现其竞选承诺，但美国国防部和情报界对此存在不同看法。他们担心，过早撤军可能使美国重新受到基地组织威胁，重蹈前总统特朗普与塔利班军事组织的失败协议的覆辙。但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前部长约翰逊认为，目前基地组织的核心已经被有效铲除，其对美国本土的恐怖威胁已极大弱化。这一评估也与拜登政府的实践不谋而合。拜登政府正积极游说国会重新考量2001年《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AUMF），避免军队和中情局的过度反应。但作者提醒，拜登政府需要应对的其他优先事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和右翼保守主义运动任务繁重，可能将影响撤军进程。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12/biden-forever-war-drones-al-qaeda-september-11/
3月12日，兰德公司（RAND）发布兰德总裁高级顾问布赖恩·迈克尔·詹金斯（Brian Michael Jenkins）的文章《摆脱持久战：拜登在阿富汗的选项》。文章探讨了拜登在摆脱战争泥潭和继续关键反恐行动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可能性。2011年以来，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一直在下降，而且历届总统都希望减少美军行动。他们既不愿冒输掉战争的风险，也不愿让“圣战”分子卷土重来。撤离最后几千名美军将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对美国公众、盟友和对手都是影响深远的战略性决策。拜登现在有如下选择：第一，美国撤出部队后让阿富汗自行解决问题。这将让反战者感到满意，但也可能打击阿富汗军队及其他盟友的士气。第二，以国家安全为由取消最后撤兵期限，宣布进一步撤军将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而且塔利班还没有履行承诺。第三，减少而非清零驻军，但这样做会使仅存的作战部队不足以实现某些战略目标。第四，宣称撤军不意味着美国将暂停对阿富汗军队的援助、训练或空中行动，不会使阿富汗陷入瘫痪。第五，美国继续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若外交努力没有取得突破，美国有理由无视最后撤军期限；若塔利班公开拒绝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塔利班就应该为暴力冲突负责。然而这一选项可能意味着打开无限期滞留阿富汗的大门。第六，开展战略审查，进行再评估，这可以为权衡撤军后果赢得时间。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3/getting-out-of-forever-wars-what-are-bidens-options.html
3月17日，《外交事务》杂志刊登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主席麦艾文（Even S. Mederios）撰写的《如何制定持久的中国战略？》一文。文章称，新的对华政策框架要以“风险管理”为基调，不再追求为了合作而弱化竞争。作者认为，美中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美国成功的对华政策取决于清晰的优先次序、完善的决策程序以及持续的沟通。而特朗普在这三个环节上都是失败的。作者指出，重建对华政策框架，前提是要接受美国对华战略存在结构性制约因素，包括：首先，美国对华的一些政策主张不可避免地有助于中国建立起挑战美国利益的能力；其次，美中两国都不是现状强权，都想要按照自身目标改革而非推翻现行体制；最后，美国能否停止通过制造与华对抗的政策来吸引和维持美国国内的投资。在此基础上制定对华政策持久框架需把握三个方向：第一，明确对华关系中哪些属于/不属于竞争范畴；第二，美国要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所能取得成果的预期，并尝试重设中国对美预期；第三，美国政府也需重建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作者向拜登政府提出的具体实施步骤包括，进行国内讨论；确定明确的美国优先事项；与中国同行建立沟通桥梁，确保清晰、一致和可信的交流，但应放慢沟通进程。美国的对华政策需反映两国、双边关系和世界的重大变化，双方需以一种接受和限制竞争、容忍分歧的态度重建两国关系。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3-17/how-craft-durable-china-strategy
3月17日，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ECFR）联合主席、瑞典前首相及外长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发表文章《美国战略重点的演变》。文章对比分析了美国2015年、2017年、2021年出台的三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其中2021年为《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指出其在国际秩序、贸易、军事力量、区域优先事项、科技等领域表述上存在的异同之处，分析美国战略重点的变化和延续。在国际秩序方面，美国逐渐从“美国自己”（America Alone）转向“美国与其盟友”（America and Its Alliance），2021年的报告中，国际秩序的概念强势回归。在贸易方面，美国贸易政策逐渐向内并具有防御性，全球性成分减少，唯一的全球性目标是与盟友共同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尽管2021年报告不似2015年报告，希望达成大范围贸易协定的议程，但表示会对贸易问题仍十分关切，突出贸易“必须使所有美国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受益”。在军事力量方面，2021年报告更为关注军控问题，在重申美国军事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使用军事力量是美国外交的最后手段。在区域优先事项方面，2021年报告强调将避免陷入中东“永无止境的战争”，而把重点放在印太和欧洲。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一项重点，不再像2015年报告一样“欢迎中国崛起”。在科技方面，2021年报告强调技术成为能够形塑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进程的力量，网络安全成为美国政策的首要优先事项。此外，三份报告在民主、气候变化、传染病方面表述上也有所变化：2015年相对乐观和自信，2017年没有给予太多关注，而2021年则体现出对一系列战略趋势的深切关注。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evolution-of-us-strategic-priorities/
3月19日，《外交学人》网站刊登其编辑香农·蒂耶兹（Shannon Tiezzi）的文章《安克雷奇对话是否标志着美中关系新常态？》。文章回顾了美中双方在安克雷奇对话开场白中的言辞交锋并评论道，北京过去一直要求华盛顿给予“相互尊重”，而此次中方代表的强势立场代表中国开始“要求而非请求”美国的尊重，并“以不尊重回应美国的不尊重”。作者还指出，中国试图抓住美国新政府上任的契机重设美中关系的参数，在主权等核心问题上，美国官员对中国惯例式的直接批评不再被接受。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普遍相信美国已进入衰落期而中国崛起势不可当，因而寻求改变自身在美中关系中次要合作伙伴的角色，“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口号就是这种决心的佐证，哪怕缺乏美国支持，北京也要采取行动将之付诸实践。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3/do-the-anchorage-talks-represent-a-new-normal-for-us-china-relations/
3月22日，《国家利益》网站发表其特聘研究员、前国家东亚情报官员保罗·希尔（Paul Heer）的文章《为何美中战略竞争会加剧？》。文章认为，安克雷奇会谈表明，尽管特朗普已经离任，但美中关系不太可能很快出现改善。相反，美中关系的对抗性将会增强，相互理解更加困难，这是双方对两国间的权力均势意见不同所导致的。作者提出，中国可能会低估美国目前的相对实力，而美国可能会高估自身的实力；中国低估了美国的盟友体系，美国也高估了其盟友对抗中国的意愿。这些变量关系到双方如何在各项议程中估算各自的影响力与威慑力。作者认为，美国过多强调美中竞争而忽视了两国必须合作的领域，未来美中关系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在竞争与合作中找到平衡，遗憾的是安克雷奇对话并没有迹象显示双方愿投入更多精力确定合作领域。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us-china-strategic-rivalry-has-intensified-180843
3月23日，大西洋理事会发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洪川（Hung Tran）评论文章《美中在安克雷奇对峙的三个含义》。文章称，在安克雷奇举行的美中高层战略对话证实了中国和美国正陷入一种新形式的冷战中，在这种冷战中，虽然不同国家价值观和核心利益的竞争十分激烈，但是在少数特定情况下仍有合作的可能。文章指出，会议揭示了三大启示：第一，双方达成任何妥协或和解的前景相当遥远，未来两国更有可能就各种分歧进行长期斗争，双方需要管理新冷战并防止其演变成热战；第二，双方在国家价值观和核心利益上的尖锐分歧，以及在安克雷奇表现出的不信任，将主导并影响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比如在经济、贸易、技术、网络安全、军事和地缘政治等领域展开竞争，但在一些有共同利益的特定领域——比如应对气候变化和疫情，以及来自朝鲜、伊朗和缅甸等国的挑战——仍有合作空间；第三，双方也在向本国国内民众阐述国家立场。拜登政府需要转移共和党对其对华软弱的批评，并证明它通过建立联盟应对中国的方式比特朗普政府更有效。文章认为，美中战略竞争的结果将取决于两国国内的成功，包括发展可持续经济增长、促进充分就业、提高社会凝聚力等，但是威胁全球安全与稳定的风险依然很高。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ree-implications-of-the-us-china-confrontation-in-anchorage/
3月24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美国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亚洲项目副主任迈克尔·库格曼（Michael Kugelman）的文章《现在是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做准备的时候了》。文章指出，目前拜登政府在阿富汗可采取的方案有二：一是通过谈判短暂延长一年前与塔利班达成的5月1日的最后撤军期限，以便为和平谈判和最终美国撤军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二是制订一项新的和平计划，减少暴力，并加速政治解决的谈判。作者认为，这两种举措值得一试，但都很难实现。若这两种尝试都没有成功，美国应尽快计划撤军。尽管许多支持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人认为美军全面撤离会增加国际恐怖主义的风险，使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避难所，但从减少损失的角度，考虑到美国设想的包括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等长期计划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在5月1日之后继续留在阿富汗是美国最糟糕的选择。美国在阿富汗没有好的选择，其能做的只能是撤出剩余部队，并利用手中的筹码和外交手段减轻最不坏的选择带来的风险：一方面，争取地区政府的帮助，说服塔利班在美军撤离后同意停火，并在承诺停火前拒绝履行其与塔利班达成的多哈协议的剩余义务；另一方面，与阿富汗和其他地区参与者合作，建立一个新的情报共享机制，以监测恐怖分子的位置和行动。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24/afghanistan-withdrawal-biden- troops-taliban/
3月29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美国外交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文章《如何为新中东带来和平？》。文章指出，旧的中东和平进程已经消亡，巴以争端将不再直接主导该地区的议程。新的进程要求美国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合作解决巴以争端，同时，美国针对伊朗地区安全的承诺将成为这一新和平进程的基石。如果美国明确承诺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合作以阻止伊朗争夺地区霸权，就能促进阿以和解，同时为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国家，并巩固中东的势力平衡。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恶化美伊关系的代价，但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制定区域协议也不会排除美国与德黑兰继续进行核外交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探索新型中东和平进程能够帮助拜登政府恢复美国的声望和全球同盟。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to-bring-peace-to-the-new-middle-east-11617057345?mod=opinion_lead_pos11
3月31日，大西洋理事会在其网站发布全球经济副主任和欧盟南欧前经济事务主任朱莉娅·弗里德兰德（Julia Friedlander）的文章《“盟友”什么时候成为了令人讨厌的字眼？》。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在与盟友打交道时错误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可以迫使或威胁盟友遵循其不公平的外交政策。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领导人经常采用严肃的措辞来表达某一政策的紧迫感，呼吁盟友做出必要的牺牲。但对合作伙伴来说，做出牺牲仅仅是一种选择，而非必须要做的事情。尽管拜登政府承诺重回联盟的轨道，但对于诸多美国的昔日盟友而言，至少在公开场合，“美国盟友”已成为一个不受人待见的词。作者认为，美国需要重回多边主义的轨道，重新构想联盟架构，并在集体行动中用实际向盟友证明，其追求的自我革新不是一个空洞的承诺。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when-did-ally-become-a-dirty-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