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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报业辛迪加》发布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文章《美国的权力危机》。文章指出，当前美国正面临着双重危机，即国内民主危机与全球权力危机。文章认为，一方面，在人口变化、媒体分裂和选举不公的政治环境下，扭转美国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修复美国的民主制度十分困难；另一方面，重塑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形象则更为棘手，且这一权力危机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欧洲对美态度发生转变，对美国重新成为全球领袖的能力深表怀疑，拒绝对美依赖，且多数欧洲人倾向于在未来美中冲突间保持中立。由此，文章强调，相较于向盟友兜售对华战略，更为重大的挑战是恢复全球对美国强大国家实力的信心，美国未来发展将更为依赖其国际盟友。在世界范围内维系利于美国开放社会的力量平衡，与美国自身保持一个开放社会同样重要。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risis-of-american-power-by-mark-leonard-2021-02
2月5日，“纽约客”网站刊登专栏作家罗宾·怀特（Robin Wright）的文章《世界对美国能重新取得全球领导地位持怀疑态度》。文章指出，尽管拜登在首次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讲中承诺美国将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但这一雄心壮志恐难在短期内实现。拜登在演讲中强调外交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并承诺将与盟友合作共同面对俄罗斯和中国。针对目前东南亚及中东地区的热点问题，拜登呼吁缅甸军方立即放弃权力，释放相关人员，并宣布停止支持沙特阿拉伯介入也门战事。为了“重拾美国的道德权威”，拜登表示，他不仅会将美国2021年接纳难民的年度人数从2020年特朗普任内的1.5万人提高到12.5万人，还将签署一项旨在保护全世界性少数群体个人权益的行政令。拜登谈到了利用外交政策在国内推进美国利益的必要性，他强调政府在国外的所作所为都“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工薪家庭”。作者认为，尽管拜登上述的“豪言壮语”有助于鼓舞当前士气低落的政府官员，但这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所面临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声誉下降的困境。面对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军事部署和经济制裁手段收效甚微。特朗普任期内民主同盟的分裂和萎缩也让“美国成了孤家寡人”。民调显示，尽管大部分欧洲人乐于看到拜登当选，但他们认为中国很可能将取代美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欧洲不能再依靠美国，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our-columnists/the-world-likes-biden-but-doubts-the-us-can-reclaim-global-leadership
2月10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美国非营利风险投资公司IQT董事长克里斯托弗·达比（Christopher Darby）与执行副总裁、美国前副国务卿莎拉·休厄尔（Sarah Sewall）的文章——《创新之战：美国科技优势正受侵蚀》。文章回顾了美国科技创新的发展经历和转变阶段，认为美国“科创衰落”的根源在于资本/风投偏好与国家利益的背离。风投公司追求短期巨额投资回报，以至无法覆盖例如微电子等资本高度密集型科技领域，所以风投公司不断创造财富却并未能促进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发展。文章还分析了中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中国在包括人工智能、5G技术、生物工程、大数据等领域占据领先优势。为了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作者建议美国政府应采取具体措施解决科技创新中“政府缺位”这一问题，落实产、学、政府三方合作，政府须助力学术研究成果的商业转换，并确保初创公司的发展融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0/technology-innovation-wars
2月11日，《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史蒂文·库克（Steven A. Cook）的文章《拜登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议题并非对美国传统的单一“回归”》。文章指出，价值观政治并非美国外交的真正代名词，其原因有三。第一，虽然美国常以人权、个人自由为武器来降低对手的合法性，但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有时会与其强调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第二，民主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强行扭转一代人的观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地区政治问题。第三，当前国际形势扩大了各国的选择范围。没有国家想与美国交恶，但也愿意同中国、俄罗斯等国发展友好关系。俄罗斯就是这样抓住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犯下的错误，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不对外强加意识形态的强大伙伴。但价值观政治并非一无是处，文章认为美国有两种更简单的方式来展示其价值观并挽回国际声誉：第一，对外停止干预其他国家或地区政治问题。第二，对内消解美国国民对美国价值观的怀疑。若不关注以上两点，美国对外传达的价值观信息将会被削弱和忽视。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2/11/bidens-foreign-policy-values-arent-normal/
2月18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刊登前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施洛姆·本-阿米（Shlomo Ben-Ami）的文章：《美国的回归》。文章认为：拜登上台后积极重返《巴黎气候协定》、WHO等多边框架，以恢复美国信誉。但其仍面临重大外交考验：在伊朗核问题中，美国需管理其地区盟友的阻力；在朝鲜核问题上则应减少对地区盟友和美国本土的威胁；面对中国，拜登更需找到合作与竞争的平衡点。对于美国而言，平衡这些风险的关键是对战略竞争的管理，而非强调其统治地位。美国霸权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国内混乱的政治体系使其难以通过升级国内老旧的基础设施对抗中国，只能与盟友合作。建立全球民主联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除设定目标外，美国更需以强有力的国内基础和前后一致的外交政策重建全球公信力。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biden-foreign-policy-challenges-credibility-by-shlomo-ben-ami-2021-02
2月18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与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胡祖六合著的文章《理性的中国政策》。作者回顾了50年前美中关系解冻的历史。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几位美国总统均重视中国带来的地缘政治益处，没有改变中国的意图，“没必要把美国政府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还将中国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框架。在作者看来，美中接触政策取得了成功，开放促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向地缘政治现实主义转变；中国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也是承担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第二位的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迅速响应美国的号召，实行经济刺激。作者同时表示，首先，改变中国是美国的幻想，拜登政府需要吸取克林顿、布什等前任的教训。其次，为了解决面临的生存威胁，美国必须面对现实，与真实而非幻想中符合自己要求的中国合作，达成一系列共识，如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第三，开放和一体化政策有助于世界经济增长，特朗普的政策导致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减少，而中国则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全球竞争虽然困难，但却可以带来双赢。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8/unsentimental-china-policy
2月19日，《外交事务》网站发布杜克大学科技政策中心主任马特·佩罗特（Matt Perault）和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的文章《更精准的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政策》。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可以在特朗普的临时规则政策基础上更精准地制定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政策，在国家安全与技术创新中寻求平衡。作者指出，特朗普时期应用《确保信息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行政令针对中国科技公司实施禁令，阻碍了市场竞争，减缓科技创新。更严重的是，按照国别属性封锁应用程序和服务的做法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先例，欧洲政府可能效仿这一逻辑对美国公司实施禁令，保护本国企业。然而如果完全取消行政令，拜登政府又将面临“对华软弱”的批评。作者建议拜登政府兼顾国家安全与市场自由竞争，以个案为基础，建立安全与隐私控制框架，制定审慎、规范的流程与准则。既鼓励企业对安全威胁举证，也避免“莫须有”式的封杀，从而保障美国人的消费权益和美国的安全与商业利益。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9/sharper-shrewder-us-policy-chinese-tech-firms
2月19日，《外交事务》发表美国参议院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的文章《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是过时且危险的》。文章认为，拜登需要重新调整美国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关系，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为首要考虑因素。首先，美国需要停止在该地区的军事介入，在保留与海湾国家安全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减少军事干预。美国的军事干预不但助长了区域的永久战争，还使该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增长。另外，美国需要在人权问题上与海湾国家进行艰难的谈判。如果海湾地区想吸引国际投资，就必须解决目前的政治异议和法治缺失的问题。文章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过时，其中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外交政策最不协调。美国的利益已经改变，其政策亟待调整。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9/americas-middle-east-policy-outdated-and-dangerous
2月22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刊登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宾格（James H. Binger）、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项目主任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M. Patrick）题为《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文章。作者分析了美国总统拜登于2月8日发表的首份外交政策演说内容，认为拜登政府的美国外交政策将与特朗普时期大为不同：美国将重新回归世界舞台、恢复领袖地位，敢于应对权威体制国家的挑战以及气候变化、疫情、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拜登承诺美国将再次成为世界各国的“榜样”，“捍卫自由、维护人权、遵守法制、人人平等”。作者指出，拜登演讲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将美国外交与美国中产阶级利益联系起来，称“美国必须进行外交，因为外交有助于美国维护和平、安全和繁荣”。拜登这一表述模糊了美国国内外政策之间的界线。国际主义在特朗普时期遭受了重大挫折，未来美国外交将面临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在美国自身民主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是否承认美国捍卫民主自由的领导地位；第二，拜登政府在推进全球民主时，如何与中国、俄罗斯开展务实合作。作者最后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不同领域与美国存在不同层次的关系，拜登政府的对外关系也应该如此。
https://www.cfr.org/article/bidens-foreign-policy-middle-class-takes-shape
2月22日，《国家利益》网站发表“国防优先”组织研究员邦妮·克里斯琴（Bonnie Kristian）的文章《拜登的中国战略可能过于“极端”》。文章指出，美中竞争或许不可避免，但不应走向极端。虽然拜登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否定了“修昔底德陷阱”等宿命论式的战争预测，但同时他也表示将与中国进行“极为激烈的竞争”，其政府也将中国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挑战之一。目前看来，中国并无意愿在全球范围内扩充军事存在，相较之下，拜登政府的表态则略显暧昧和不成熟。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极为激烈的竞争”，拜登政府还曾明确表示将同盟友一道“压制、孤立和惩罚”中国，并延续了前任政府挑起的贸易战。文章指出，若想与中国发展积极的竞合关系，拜登政府应拿出更加务实、更有诚意的表态和政策，如开展互惠贸易等。文章最后表示，局限于同中国的大国竞争关系将是短视且不慎重的，美国不应以此为目标。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joe-biden%E2%80%99s-china-strategy-risks-going-too-%E2%80%98extreme%E2%80%99-178638
2月23日，《外交学人》网站发表帕特森外交和国际商业学院助理教授罗伯特·法利（Robert Farley）的文章《欢迎来到全面消耗的大国竞争时代》。文章指出，将大国竞争作为美国21世纪的宏伟目标缺乏全局和战略性考量，竞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欧盟共同利益广泛，可以在核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控制疫情以及延缓气候变化等领域充分展开合作。在冷战时期同苏联的大国竞争中，美国运用遏制战略开展全领域竞争，此做法虽一度维持和平，但其塑造的政策惯性不仅导致了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错误的干预决策，还降低了对核力量和常规战争以外事项的重视程度，美国不能再将遏制战略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样板。然而，上周的一份报告中显示，美国海军正考虑丢弃一批不适用于美中大国竞争的小型巡逻艇，这说明美国仍有重蹈覆辙的倾向。此外，为了对冲中国崛起，美国力图保留其中东势力，事实证明这正使美国陷入新的泥潭。文章表示，大量国际问题需要美中携手解决，并且双方都承受不起零和博弈带来的后果。不能让大国竞争计划吞噬美国外交政策，打乱国家的全面发展。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2/welcome-to-the-all-consuming-great-power-competition/
2月23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发表美国与美洲项目主任莱斯利·温佳姆里（Leslie Vinjamuri）的署名文章《美国回来了，但是世界已经改变了》。文章称，拜登政府上台后，为恢复国际地位采取了众多措施，比如重返《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结束对几个伊斯兰国家的旅行禁令，承诺为“COVAX”提供支持等。但美国重返国际舞台后面对的世界与之前已大为不同：欧洲人对于美国的重返存在意见分歧，认为美国不太可能迅速恢复多边主义；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降，中国在多个层面上都在发展，世界也在前进；同时，美国新政府继续受到国内现实的束缚。如今美国面临最大的外交政策困境在于：一方面，面对价值观遭受的挫败，美国需要将此问题摆在外交政策的首位；另一方面，与中俄合作寻找可持续和平方案、寻求在气候变化和军备控制等方面进行合作又十分重要。拜登提出的新世界愿景——对内恢复美国的民主，对外防止价值观的侵蚀——比奥巴马时期的愿景更具意识形态化，在全球范围内嵌入价值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务实的态度。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2/america-back-world-has-changed
2月26日，《外交政策》杂志在其网站发表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非常驻研究员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的文章《拜登的领导计划》。文章指出，美国能够恢复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不取决于力量，而在于是否具备价值观合法性。今天美国许多进步人士，将美国视为用道德主义装点门面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并认为拜登立誓重振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过是又一个自私的虚构，毕竟过去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都未能让世界看到其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意愿和决心。作者认为，美国致力于领导解决诸如气候问题、公共卫生等紧迫的全球性议题无可厚非，但拜登“美国回来了”的呼声并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有力应和，欧洲着力强调“掌握更多战略自主权”，这清楚地反映出对美国好战和高压手段的反感。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2/26/bidens-plan-to-lead-from-along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