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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格局

1.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情绪政治”

2月1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雅罗斯瓦夫·奎兹(Jaroslaw Kuisz)等学者发表《风靡一时:疫情之下的“情绪政治”》一文。文章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尽管自由主义者并不赞同将情绪与政治相结合,但是复杂的情绪因素已经深深嵌入各国的政治生活之中。作者归纳出两种典型的情绪:一种是“愤怒”,这一情绪普遍出现在西方各国爆发的“黑命贵”运动、波兰妇女捍卫自身权利的示威以及美国的国会山骚乱等事件中。另一种情绪是“希望”,例如拜登赢得美国大选、新冠肺炎疫苗研制取得突破等事件都给公众带来广泛的积极情绪。作者指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促成了各种集体性情绪的酝酿、爆发和迅速消失,而在情绪化的政治中,温和派的地位可能会相对削弱。

https://ecfr.eu/article/all-the-rage-the-pandemics-emotional-politics/

2.莫斯科卡内基中心:《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与美俄军控互动

2月3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发表其顾问安德烈·巴克利茨基(Andrey Baklitskiy)的评论文章《军备控制的新起点?》。文章认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New START”)作为俄美之间仅存的一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将其延期五年对俄美和全球战略稳定具有积极作用,但这仅仅是两国重建军控体系的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作者认为,尽管与美国“鹰派”主张的延期一到两年相比,延长五年看似为两国提供了更宽裕的时间,但是考虑到美国政府完成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等战略规划仍需要几年时间,且无法预料美国2024年大选后是否会出现新的特朗普式领导人,所以俄美仍需加紧谈判,特别是在核武器领域之外推进《中程导弹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重新签订。作者指出,俄罗斯国内一度出现否认军控条约重要性的舆论热潮,但与特朗普政府相处的四年使俄方更加确信维持现有军控体系的必要性,此次续签也在俄国国内获得广泛支持。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3801

3.《报业辛迪加》:后疫情时代应加强多边合作以促进全球复苏

2月3日,《报业辛迪加》刊登了由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Macky Sall)、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共同发表的文章《为了全球复苏的多边合作》。文章指出,世界正面临重重挑战,国际社会应加强多边合作以共建未来。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是首要事务。在疫情面前,短板效应影响着全球的卫生安全,因此,文章对世界卫生组织和二十国集团提出的“获取COVID-19工具加速计划”(简称“ACT—加速计划”)表示支持,呼吁对该计划给予更多政治和财政支持。第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面对全球环境危机,各政府、企业和机构都应加入全球减排联盟,落实《巴黎协定》的目标。第三,恢复全球经济的强劲、稳定发展。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复苏,并确保惠及全球所有国家地区。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金融支持。第四,加强新技术的普及与治理,特别要加大网络应用在妇女和儿童中的可及性。国家之间应合作,对新的科技进行有效监管,建立安全、自由且开放的数字环境。第五,要重视教育。文章呼吁各国对下一代教育加以关注,降低疫情对儿童和青少年受教育的影响。文章指出,运用多边主义应对上述挑战,不应仅仅是一种外交技巧,而是在法治、集体行动和共同原则基础上组织国际关系的一种具体方式,将重塑世界秩序。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multilateralism-for-the- masses-by-emmanuel-macron-et-al-2020-02

4.《外交事务》: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要求社会响应

2月3日,《外交事务》杂志在其网站发布美利坚大学极化与极端主义研究与创新实验室主任辛西娅·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与德国激进与去激进化研究所所长丹尼尔·克勒(Daniel Koehler)合撰的文章《击败极右翼势力的计划》。文章指出,近半年来,德国和美国先后经历了极右翼势力策划的暴力事件。传统上认为,极右翼极端主义属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内政问题,但在作者看来,这些团体和运动常常跨国分享思想和策略,各国政府也可以相互借鉴打击方案。文章指出,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官员将工作重点放在刑事起诉、安全审查和执法实践上;相比之下,德国政府则在德国国会大厦遭袭后推行了一项广泛的改革议程,该议程认定极右翼极端主义不仅是安全威胁,而且是社会问题。因此,作者认为,美国应效仿德国的做法,在打击极右翼极端主义势力上,号召更广泛的社会响应,加强联邦与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的沟通,在教育宣传、受害者合作以及教师、心理健康师培训方面加大投资力度,识别激进化的早期迹象,以消除极端主义的根源。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03/plan-beat-back-far-right

5.CSIS:未来大国竞争下非常规战争的战略意义

2月4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刊登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塞思·琼斯(Seth G. Jones)的文章《大国竞争的未来:美国的对手和非常规战争的增长》。文章指出,未来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将更多利用非常规力量与美国展开较量,实现其国家利益。不同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非常规战争”(Irregular Warfare)可以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情报活动、政治宣传等非暴力手段来展开。因此,未来拜登政府所面临的战争应该更接近“上兵伐谋”的孙子战争哲学(在战争中应该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而非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哲学(将战争理解为强迫敌人实现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作者认为,目前美国把过多精力放在了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准备上。为了更好地应对非常规战争的挑战,拜登政府应力求做到以下四点:第一,深化对当今世界大国竞争本质的认识,看到竞争背后合作的可能性;第二,基于美国建国以来就存续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重塑美国外交政策;第三,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对美竞争的手段中吸取经验,加强美国外交、军事和情报人员对这些国家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第四,积极运用信息技术和途径向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民众传播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https://www.csis.org/analysis/future-competition-us-adversaries-and-growth-irregular-warfare

6.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有望促进全球合作

2月10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其高级研究员安娜贝尔·冈萨雷斯(Anabel González)的文章《〈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能否促进全球经济合作》。文章认为,如果CAI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下扩大合作范围,就能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完善合作规则铺平道路。美国和欧盟都应该认识到世界贸易组织可以为双方管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提供帮助。文章指出,尽管该协定是双边协定,但其他国家或地区也可以从中受益。该协定要求中国有义务提供包括服务补贴在内的更多有关政府支持项目信息,并改进国有企业经营规则,要求这些企业按照商业规律行事,避免在购买和销售商品和服务时歧视欧盟投资者。但该协定未能更新世界贸易组织对补贴的定义,而且补贴在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下不可提起诉讼。文章最后建议,拜登政府应与世界贸易组织其他国家合作以和中国接触,并在下一次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发起倡议,以解决补贴问题及恢复世界贸易组织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can-eu-china-investment-deal-lead-global-economic

7.《外交政策》:新冠肺炎疫情促使西方回归国家干预主义

2月13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社会学家、政治理论家保罗·格博多(Paolo Gerbaudo)的文章《大政府的回归》。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回归。这使资本主义社会更趋脆弱,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并且将失去自由市场的弹性。基于这一背景,美国内部出现了针对国家干预主义的诸多看法,对政策制定构成重大影响。其中的争议主要围绕几个方面:第一,货币政策的重新制定与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的施行蕴藏着巨大风险;第二,恢复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或有美中竞争与保护主义的色彩;第三,美国两党在气候变化问题与气候政策制定上有分歧;第四,国家干预主义会冲击美国数字经济;第五,政府干预会挤压商界的利润;第六,反中央集权主义与反国家干预主义的政策影响较大。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2/13/big-government-is-back/

8.皇研所:全球化的现状

2月18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霍夫曼可持续资源经济中心主任伯尼斯·李(Bernice Lee)所著文章《全球化正处于危机之中,但它可以为所有人服务》。作者认为,全球化贸易放大了社会结构的弱点。一些地区忽视政治和技术变革而导致经济落后,难以承受进口竞争带来的压力,但它们经常将自己的社会问题归因于对外开放和全球竞争。毫无疑问,全球化和开放贸易体系利大于弊,但全球贸易的好处未能大规模惠及欠发达地区。若想消除人们对全球化的负面情绪,技术变革和贸易中获益较少的主体必须得到补偿,并从新的市场条件中受益。然而,国际机构往往变化缓慢,美中地缘政治冲突还加剧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瘫痪。作者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应从社会层面的角度评估和报告本土贸易情况,迫使政治家们厘清贸易收益和损失,在社会分配中更加诚实。文章还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是促进更诚实的贸易对话,鼓励各国利用国内政策来减轻社会弊病。它将能够牵头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基金,以解决围绕贸易和公平的社会正义问题。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2/globalization-crisis-it-can-work- everyone

9.Politico:西方领导人利用G7和慕安会重塑美欧关系

2月19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刊登戴维·M. 赫森霍恩(David M. Herszenhorn)的文章《跨大西洋的骑兵们又开始骑马了:西方领导人利用G7和慕安会重塑美欧关系》。文章称,美国通过G7和慕安会向外界传递了重回多边主义的讯息,西方领导人都承诺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共同努力,包括抗击疫情、遏制俄罗斯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重新接触伊朗、恢复阿富汗的秩序、打击恐怖主义、促进民主等。虽然拜登对俄罗斯和中国都发表了强硬言论,但他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承诺与欧洲盟国密切合作。默克尔对拜登参会表示满意,但在承认德美不可避免的分歧方面又表现出典型的实用主义。默克尔特别强调了希望与拜登讨论援助非洲萨赫勒地区国家的问题。默克尔还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认为有必要与美国就中国问题达成“联合议程”。马克龙在发言中重提了近期他对北约失去战略聚焦的担忧,认为有必要重建北约安全框架。马克龙还强调当下西方对非洲疫苗援助的紧迫性,警告说如果非洲得不到西方疫苗支持,就只能转向中国或俄罗斯。冯德莱恩则明确表示,欧盟与美国建立“贸易技术委员会”的提议直接针对中国。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he-transatlantic-cavalary-rides-again/

10.《外交学人》:美中有望在非洲加强合作

2月23日,《外交学人》杂志在其网站发布剑桥大学硕士研究生麦克斯韦·波恩(R. Maxwell Bone)和费迪南多·奇诺托(Ferdinando Cinotto)合撰的文章《美国和中国能在非洲合作吗?》。文章指出,尽管美中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使两国在非洲政策方面的合作将比过去更困难,但鉴于非洲大陆目前面临的挑战以及美中之间的共同利益,两国在至少三个方面存在合作的潜能。第一,在安全合作方面,美中曾在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多边行动中进行合作,这也是两国未来可以继续加强合作的领域;第二,在经济合作方面,美国以人力、社会资本为目标的“软”基础设施建设援助和中国聚焦于建筑、制造业的“硬”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之间存在互补的可能性,美、中、非的三边合作将有益于加速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第三,在公共卫生领域,中美两国的合作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尤其是艾滋病及埃博拉疫情期间在非洲曾进行合作,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美中在疫苗领域的合作具有可行性。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2/can-the-us-and-china-cooperate-in-africa/

11.卡托研究所:WTO重振自由贸易的五大优先事项

2月23日,卡托研究所发布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前首席法官、兼职研究员詹姆士·巴喀斯(James Bacchus)撰写的政策分析报告《重振世界贸易组织:自由化的五大优先事项》。作者认为,由于成员国之间分歧众多、美中关系紧张、对自由贸易紧急性意识的普遍缺失,世界贸易组织(WTO)逐渐进入失能状态,难以达成新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协定,面临紧迫的生存危机。2021年6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12届部长级会议可能是重振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最后机会。各国应关注以下五个首要问题:(1)促进医疗产品的自由贸易。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医疗物资供应紧张,各国应取消关税壁垒和出口限制;提高政策透明度,消除不必要的监管和行政壁垒;采用国际标准确保进口医疗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协调针对抗疫药品的补贴;取消医护人员跨境服务限制。(2)促进环保产品的自由贸易。各国应致力于解决环保产品定义问题这一谈判障碍,尽可能提升产品清单扩大的潜力,降低关税,加快环保产品推广;同时,将环境服务贸易纳入谈判进程。(3)渔业补贴规则。渔业补贴驱动过度捕捞,造成鱼群种类下降,不利于渔业可持续发展。多年来,渔业补贴协议一直无法达成一致,主要因为欠发达国家担心失去市场。正确改革渔业补贴规则,能够提高渔业产量,促进减贫,并改善渔业生产地区的粮食安全。(4)投资便利化。有别于单纯的投资促进,文章建议各国建立透明、可预测和有效的国内投资规则;推行程序性新规则,并逐步增加实质义务内容;保护国家在环境、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制定规则的主权权利同时,推进形成促进投资便利化的多边承诺。(5)数字贸易。WTO需就此制定专门规则,解决基本法律争议,在现有各国家集团及区域共识基础上以灵活谈判协调激烈竞争,确保数字领域技术创新、数据自由流动及全球经济的数字转型。作者总结称,尽管达成以上改革的共识存在较大困难,但这仍是现有最成熟的方案,各国仍有机会在有限的时间内防止WTO的生存危机进一步恶化。

https://www.cato.org/policy-analysis/reviving-wto-five-priorities-liberalization w5EeTE4EpFljPGYYm9zaXHAXU1W3vTDZb1kBm3U2ZNrHnYG6KzDwRdf6k8385u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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