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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发布技术与国家安全计划主任保罗·沙尔（Paul Scharre）和兼职高级研究员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撰写的文章《人工智能与国际稳定：风险和建立信任措施》。作者指出，人工智能（AI）的军事应用给国际稳定带来潜在风险。AI技术将改变战争性质和决策方式，技术的脆弱性和不可靠性、自动化武器的推广使冲突失控和对相对军事实力误判的风险增高。各国应采纳一系列建立信任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CBM），防止无意中爆发冲突。具体包括推广负责任使用AI的国际规范、推动二轨学术对话和军方对话、制定AI军事应用行为准则。应对AI技术事故风险，国家安全领导层应公开强调AI技术与工程的重要性，提高技术研发应用流程的透明度，制定国际AI军事应用的技术工程标准和自动化武器协议（包括标记自动武器系统和设置应用禁区），推进AI安全民用研究共享。在核武器领域，应严格规定由人类控制核发射决策，禁止无人核发射平台。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ai-and-international-stability-risks-and-confidence-building-measures
1月13日，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布资深研究员马修·布罗斯（Mathew Burrows）和常驻研究员朱利安·穆勒·卡拉尔（Julian Mueller Kaler）联合撰写的报告《大国竞争中的智慧伙伴关系：人工智能、中国和全球对数字主权的追求》。报告认为，在经济“脱钩”和地缘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的时代，国家应该抓住数字或智能伙伴关系的机遇，善用和监管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在智能时代，世界秩序出现混乱的原因一方面来自对新兴技术在社会、经济、数据和道德保护等方面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则在于越发激烈的大国竞争。中美两国围绕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的紧张竞争局势在加剧。一些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站队的同时，也在拼命捍卫自己的数字主权。针对如何应对智能时代的诸多治理挑战，报告给出如下建议：第一，综合参考并利用世界各国关于人工智能的治理原则，建立一套普适的《人工智能实施通用指南》协议；第二，建立一种分享人工智能应用的经验教训的机制；第三，国际组织不仅可以成为帮助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分享交流的平台，还可以作为新兴技术管理方法交流的二轨渠道；第四，引导全球人工智能竞赛进入“技术向善”的轨道。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Smart-Partnerships-2021-Report-10.pdf
1月17日，《国家利益》杂志官网刊发苏黎世大学东欧研究中心博士后玛丽亚·沙吉娜（Maria Shagina）和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战略研究所讲师伊丽莎白·布坎南（Elizabeth Buchanan）撰写的文章《中国加入北极数字化竞赛》。文章认为，信息时代，联通的地缘政治日益引起高度关注，最现实的例子是北极数字化。俄罗斯在加紧推进国家数字化进程，并把北极地区的数字化视为一个跨领域的解决方案，包括改善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提升国防、海运和能源勘探能力，吸引私人投资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中国也加大了对北极的数字战略投入，对数据中心、海底光缆项目的兴趣极高，并利用资金优势，寻求与俄罗斯合作，扩展“数字丝绸之路”。文章认为，数字化建设的重要性值得肯定，但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不可避免，将对大国博弈产生重要的地缘战略影响。在法律缺失的现状下，从项目之初就限制参与者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文章最后建议，西方国家应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北极数字化发展与中国“数字丝绸之路”在北极地区的进展情况。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hina-enters-arctic-digitization- race-176541
1月19日，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技术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达雷尔·韦斯特（Darrell M. West）的评论文章《用数字指纹识别国会暴动者》。文章称，近年来社交媒体、面部识别和互联网平台等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暴乱事件发生之后，许多数字技术已被用来识别暴力行动的参与者，也将成为日后起诉的证据。许多暴徒在活动中留下了记录他们的行动、沟通过程、观点以及财政情况的数字指纹。例如，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传了照片和录像，他们与国会大厦警察合影，在国会大厅和办公室拍照，对自己和其他闯入国会的人进行录像，并公开吹嘘他们参与了这次袭击。同时，这恰恰是他们非法入侵建筑物、故意破坏公共设施和袭击警察的证据。用数字指纹识别暴徒这一行为向人们展示了，在这样的暴乱发生之后，利用技术收集证据对于追究法律责任和历史记录都非常重要。同时，人们也应该意识到数据覆盖的广度，需要加速关于数据隐私的国内立法。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echtank/2021/01/19/digital-fingerprints-are-identifying-capitol-rioters/
1月23日，《经济学人》网站刊登社论文章《芯片争夺战步入新阶段：中国制造时代或将开启》。文章认为，芯片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芯片供应链对国家制造业而言尤为重要。当前芯片制造高度集中于三星、台积电等公司，而英特尔等美国制造商已经陷入了困境。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对中国实施越发严格的贸易禁令，中国开始寻求芯片制造的自给自足，中国政府、科研院所和高校为芯片研发和制造投入了巨大支持。这意味着先进芯片的美国制造时代可能即将结束，而其中国制造时代可能正在开启。文章强调，美国应当避免在芯片销售上对华过度收紧，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双方摩擦和冲突升级。文章呼吁，芯片采购商应向韩国及中国台湾的芯片生产商施压，要求减少当地补贴，以便分散建立全球工厂。同时，拜登需要在芯片等敏感领域建立可预测的对华贸易框架，既保证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又可以保障西方利益。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21/01/23/the-struggle-over-chips-enters-a-new-phase
1月29日，《国会山报》网站刊登英国前外交官、现任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哈米什·法尔康纳（Hamish Falconer）的文章《中国达成了两项大规模经济合作协议，美国则应聚焦于小规模的合作模式》。文章指出，面对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应积极致力于提高自身及盟友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的实力，而非一味地阻碍中国的发展。美国正寻求建立以自己为首并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技术联盟，而美国的盟友面对这一联盟时却犹豫不决，这一方面是来自对经济“脱钩”代价的担心，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对新兴技术领域的大国竞赛会挤压其他国家发展空间的忧虑。除此之外，美国和欧洲对于技术规范等问题还存在着较深的分歧。近年来支持欧洲争取更多“战略自主权”的声音也越来越多。鉴于上述情况，作者认为，美国应寻求以产业战略为基础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发展人工智能行业，避免对华“零和博弈”。同时，美国寻求建立的技术联盟规模宜小不宜大。例如，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的灵活情报信息共享就体现了小规模合作的优越性。此外，适当的联盟规模也有助于内部成员在数据隐私等敏感问题上达成共识。
https://thehill.com/opinion/technology/536518-china-has-cut-two-big-economic-deals-the-us-should-focus-on-a-small-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