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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视觉技术的角度来说，无论中西方，人类最早发明的视觉工具要算是镜子，但从本质上而论，镜子仅仅是人类暂时获得影像（包括自身影像）的一种中介物，它并不能独立发挥鉴照功用，也无法长久储存镜中的影像，因为除了镜子，镜像得以生成的先决条件是被观察物与观看者的同步在场，“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在西方，从古至今由镜子引发的哲学、美学、文艺学等方面的思考也一直不曾断裂，从众所周知的柏拉图的“镜子说”来看，其学说主要是以镜子来阐明艺术模仿的本质，到亚里士多德《诗学》那里，这种“模仿论”被发展为“再现论”，因为亚里士多德并不赞成模仿就是对外在物象的复制或镜像反映，而认为模仿是对现实的一种翻译、一种主动创造，艺术其实能够反映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内在规律而不仅仅是其表象。继而，在此传统的基础上，至近代，出现了以达·芬奇为代表的新的“镜子说”，此说是“以认知的视觉模式为基础，强调师法自然追求逼真效果的同时，也兼顾到画家的主体性，倡导摹仿和创造的统一”
，它赋予了以往的“模仿论”及“再现论”更为严谨的科学精神，并由此还建立起了以旁观者的视点切入、符合视觉真实且影响深远的“焦点透视法”，
至于后来拉康著名的“镜像”论，则是将镜中的自我影像视为“它者”，而这个“它者”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关于自己、关于控制的幻象，其理论也是立足于镜子能呈现事物真实外在形态的基础上的。细考之，上述的这些观点从不同层面与角度体现出了西方思想界与文论界偏重追求事物外在的客观真实的影像观，如同西方文论的“典型论”一样。显然，这与本书前两章所述的从主观内视点出发而建构起来的中国影像观判然有别。
镜子之后，人类在视觉技术上的最大进步当推摄影术的发明。1839年，“达盖尔摄影术”在法国诞生，它的出现使人类终于脱离了单靠近似的画像还原特定时空人与事的局限，让视觉记忆能以更真实、鲜活的本来面貌被胶片直接记录下来成为现实。跟镜子的成像原理截然不同的是，照相则是通过机械和光学装置记录下影像，然后通过化学的方式将胶片上的影像洗印出来，作为一种标志性的现代视觉工具，照相机相较于镜子而言，最大的突破就是彻底取消了其身为传统视觉工具获得影像时的临时性，不但能自由地摄取天地万物的影像，而且照片中的影像既可长久保存，也可为后来人提供不在场的观看可能。1888年伴着美国柯达相机的普及，即时摄影技术的成熟使摄影轻松自如地进入普通大众的生活视野，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人类已经迎来了摄影工业化的时代。
事实上，摄影技术所带来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以下拟从两个层面给予简要说明。
一是从现实生活的层面来看，它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观察能力、观看方式，更新了影像的成像与传播方式，也改进了绘画与历史书写的审美形式。
毋庸置疑的是，摄影照片的出现使人的视觉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延伸，它“既消除时间的差别，又消除空间的距离”
，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新世界。而照相机就好似上帝之眼可以深入大自然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自由精确地记录着现实，不知不觉中，它赋予了人们如同摄影家一样的探索的、发现的眼光，悄然地改变着人们观看事物的具体方式。正如桑塔格所言：“这种吸纳一切的摄影眼光改变了洞穴——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中——限定的关系。在教给我们一种新的视觉规则的过程中。摄影改变并扩展了我们对于什么东西值得一看以及我们有权注意什么的观念。它们是一种基本原理，尤为重要的是它们是一种观看的标准。最后，摄影业最为辉煌的成果便是赋予我们一种感觉，使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将世间万物尽收胸臆——犹如物像的汇编。”
摄影不但丰富了人们具体的观看方式：如抽象化的、具象的、迅速的、缓慢的、强化的、深刻的、共时性的，以及扭曲的。
显而易见，这些方式强调的是影像的震撼力与感染力，使观看更加倾向于适应摄影，而且摄影照片这种可不断印制、永久保存的特性，突破了传统影像在此方面的种种限制，使得影像的获得与传播变得如此简单易行，令世人大开眼界。值得关注的是，摄影术的诞生也促使画家们纷纷抛弃传统的求真求实的审美追求以及相应的透视技巧，转向完全与之相反的反模仿、反写实的现代主义绘画艺术的探索。在历史的书写方面，其作用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上，人们不再仅仅依赖文字来书写历史，而是“逐渐开始习惯于通过照片来讲述历史、回忆历史”
。
二是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来看，它颠覆了“真实”的含义，提升了复制品的价值，导致了以“模仿”为标志的传统视觉文化的解体，开启了以“复制”为表征的近代视觉文化。
就思想观念而论，摄影艺术的出现使得机械的复制成为可能，而照片复制功能的存在又微妙地质疑并颠覆了固有的以原真性为衡量标准的“真实”概念。试想一下，当我们把照片影像母本与完全一样的复制品放在一起时，真假根本无从辨别，请问何谓真实？又何谓真品赝品呢？从这个方面上说，再探讨“真实”的内涵已经毫无意义可言了。不仅如此，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复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模仿”与“再现”为准则的传统视觉文化必然走向解体。为此，费尔巴哈在照相机发明几年后曾不无感慨道：“现时代认为符号比符号所表示的事物更重要，复制物比原作更重要，再现比现实更重要，现象比本质更重要。”
复制品的价值被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这就是摄影带来的最为明显的观念变革。
为此，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早期著名代表人物本雅明从一种现代极端化的技术论出发，认为拥有内在革命性意义的摄影技术必将是开启新视觉文化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物和引领者。在其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对此观点有详尽的阐述，在文中，他先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的机械复制历程，从遥远年代最早的机械复制——木刻绘画（它是最早的印刷复制）谈起，到印刷术诞生后，在文献领域中出现对文字的机械复制，再到19世纪初期，平板印刷初露端倪，这种在石板上更加直接的复制加工技术促使机械复制跃上了历史的新舞台。而随后的摄影技术的发明则以绝对的优势很快压过了石版印刷，使影像的瞬间复制成为可能，人类的机械复制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综合上述分析，他由现象深入本质，一方面，明确指出人类文化生产方式彼时趋向机械复制并非偶然现象，它其实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整体工业化进程的一种显性表现；另一方面，基于这一重大发现，直接宣告了以机械复制为其主要标志的新时代的来临。与此同时，他预感到传统的审美范式将被边缘化，甚至走向终结，哀叹传统艺术那种独一无二的“韵味”和崇拜功能终将没落的命运，认定这是“传统的大崩溃”。
而事实证明，此后的社会发展走向确如其当年的惊人预言一样，机械复制模糊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破坏了主体社会与客体世界之间原有的依赖关系，促使传统的“模仿论”与“再现论”逐渐丧失了用武之地，令现代艺术在具体表现方式上获得更大的自由性，传播方式的改变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我们传统的影像观念也因此发生了巨变。由此可见，摄影术的出现的确深刻地改变了视觉文化的面貌，直接引领人类社会从模仿的视觉文化飞跃到复制的视觉文化，这种全新的视觉技术不仅带来了观看模式的巨大变化，教会了人们如何去观察现实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引发了人们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改变，这一切不但为今后的视觉信息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令其自身成为全新的艺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