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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研究有两个视角。一是宏观视角，关注企业和行业的升级活动所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的现象。二是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以及企业在产业链中地位的变化。Ernst（2000）最早使用Industrial Upgrading概念，认为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存在差异甚至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来自发展路径和实践的不同。
早期产业升级研究主要定位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即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动态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李嘉图（1817）和赫克歇尔—俄林（1919）的要素禀赋思想基础上，以配第—克拉克定理为代表（Petty，1690；C1ark，1940），产业升级即是主体产业的转换过程，遵循主体产业的农业→工业→服务业或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演化路径（Kuznets，1946；Chenery，1975，1979；Echevarria，1977）。
国内较早讨论产业升级的是吴崇伯（1988），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即“迅速淘汰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从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行业”，徐东华（1999）、高燕（2006）、纪玉俊和张莉健（2018）等都采用了相同定义。张培刚和张建华（2009）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产业结构优化、高级化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即产业结构与当前一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的匹配度提高的过程；产业结构高级化即产业结构从低度水准向高度水准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新旧产业优势地位不断更替的过程。新产业的不断涌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由于新产业的产生源于原有产业母体，产业结构升级应是一个有序而渐进的过程。一般而言，新旧产业更替和转换序列主要有：从生产要素的密集度上看，存在着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再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演变的顺序；从采纳新技术革命成果的能力上看，存在着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再向传统与新兴产业相结合产业转换的顺序；从三次产业变动看，存在着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再向更高附加值演变的顺序。 [1] 何平等（2014）、孙大明和原毅军（2019）就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
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价值链理论形成将产业升级研究拓展至了价值链升级。基于产业的垂直一体化分工，Gereffi（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或经济体提升其进入利润率更高或技术更先进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活动的能力。桑瑜（2018）也提出，“产业升级应当与产业结构升级区分开来。产业升级是一个产业由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演进的过程，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产业保持不变，比如传统农业升级为现代农业，农业本身的性质没有改变；二是产业的生产效率或产品附加值要增加，比如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显著提高，技术含量也大大提升。”从分工与改变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位置的角度，黄建康等（2010）等认为产业升级直接表现为企业在一个全球价值链中顺着价值链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王岚和李宏艳（2015）指出一国产业升级关键是培育技术优势，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涂颖清（2011）分析了我国产业升级的三条路径，包括同一产品分工链上的升级、同一产业内产品结构的升级和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间的升级；许南和李建军（2012）全球价值链分解促使产业结构升级方式演变为价值链环节的攀升。
以此为基础，区别于Ernst（2000）、桑瑜（2018）等将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对立或割裂，许南和李建军（2012）简单地将价值链升级作为结构升级的方式，本书认为产业升级是价值链提升和结构改进的整体发展，前者从微观角度表达了产业链条纵向发展中企业和经济体生产活动的价值增值能力提升，后者从宏观角度刻画了产业类别更替带来的不同类型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变化。并且，宏观产业结构升级以微观的价值链升级为基础，Kaplinsky（2000）曾指出全球价值链收益的根本来源是优势禀赋的“经济租”，产业链条升级扩展到宏观就是结构升级。Ernst（2000）虽提出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存在差异甚至对立，但关于产业升级方式，Ernst（2001）认为有产业间升级、要素间升级、需求升级、功能升级、链接上的升级五种类型，产业间升级实质就是产业结构升级，与张培刚和张建华（2009）研究中产业结构升级就是新旧产业优势地位不断更替的定义一致。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伴随贸易自由化和产品内分工理论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价值链形成和迅速发展，曾出现过多个不同的相关概念表述，比如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4）提出的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在赫希曼（1958）产业链概念基础上的全球产业链，Stevens（1989）供应链概念基础上的全球供应链，Rayport 和Sviokla（1995）提出的虚拟价值链（Vitrual Value Chain，VVC），曼彻斯特学派（Henderson，2002；Dicken，2005等）提出的全球生产网络等，更普遍的观点则沿用了波特的价值链概念称为全球价值链。2000年，为了减小多概念对统一研究框架形成的不利影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下，在意大利贝拉吉尔国际研讨会上成立了全球价值链研究团队，一致认可了全球价值链作为共同术语和分析框架。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概念最具包容性，能够系统反映经济全球化下整个产品链条上的活动及最终产品，体现不同类型价值链和网络的内容，包括了产业组织、空间、产品与服务等多个层面，可以用来分析环节分工、产业转移等全球化下的经济现象（Gereffi et al .，2001）。此后全球价值链代替原来使用的相关概念进入研究。
2001年，Gereffi及多位研究者在 IDS Bulletin 杂志上推出了一期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特刊——《价值链的价值》（The Value of Value Chain），强调在价值链上的企业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面的重要性，并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过程，指出应把商品和服务贸易看成治理体系，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也是企业不断参与到价值链并获得必要技术能力和服务支持的过程，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继续深入。Sturgeon 等（2001）认为全球价值链的组织规模包括参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型活动的全部主体；全球价值链在地理分布上具有全球性特点，是由不同国家的参与者构成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主体包括所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02）对其进行了正式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材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并且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链接，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是指制造更好的产品、更有效地制造产品或者从事需要更多技能的活动（Kaplinsky，2001）。已在全球价值链之中或尚未进入的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参与到附加值更高的活动中。产业升级的实现路径，Humphrey和Schmitz（2000）提出了“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阶梯式道路。所谓工艺升级是指以生产体系重组或更优良技术改进上升到更先进的生产线，提高生产效率；产品升级即改进老产品，推出新产品，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功能升级，是向上下游延伸价值链，如代工企业通过提升创新能力从生产环节向技术研发环节跨越，或通过品牌打造向营销环节跨越，实现收益增加；链条升级也就是跨产业链升级，是凭借原有价值链获得的知识优势，跨越到收益更加丰厚的新的价值链，比如比亚迪从手机电池生产，跨越到车载电池生产和新能源汽车生产。
以此为基础，较多关于发展中经济体产业升级路径研究都认为，发展中经济体产业升级的一般轨迹是首先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后沿全球价值链完成“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全过程，如表1—1所示。Kaplinsky和Morris（2001）从企业层面解释了升级过程，企业在工艺升级阶段主要扮演OEM的角色，进入产品升级时，往往意味着实现了从OEM到ODM的转变，而功能升级通常出现在OEM到OBM的转变过程中。因而价值链的升级，与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大力代工企业的升级过程基本一致。 [2]
表1—1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产业升级轨迹
对这一路径实现的可能性，早期研究大多是给予积极认可的。Gereffi（1999）曾提出价值链主导企业对价值参与经济体产业集群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且认为在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治理下，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能够实现阶梯式的升级，为此发展中国家沿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过程能够自动实现。但Humphrey和Schmitz（2002）认为上述价值链阶梯式升级并不能自动实现，在全球价值链准科层制的治理结构下，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会将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产业升级限定在生产领域，难以进入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即前面两个阶段的流程和产品升级较易实现，一旦跨越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则十分困难，形成价值链锁定（Lock-in），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必须具有战略意识和大力投资，发挥创新体系作用。Cramer（1999）、Kaplinsky等（2002）也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实践印证了Humphrey和Schmitz（2002）的观点。
对国家价值链的研究开始于金融危机前后，基于中国产业在沿全球价值链攀升受阻的现实，以及外需疲软、逆全球化趋势显现等因素，学者们意识到产业升级不能只是全球价值链上的价值增值，张其仔（2008）提出一个国家产业升级路径选择要解决产业升级的方向、产业升级的幅度和产业升级中断风险的规避等三大问题。刘志彪和张杰（2007）较早提出“国家价值链”概念，认为中国应加快国内市场空间基础上的国家价值链构建，推动产业整合升级。目前，研究对国家价值链的内涵认识还未达成一致，以刘志彪及其合作者为代表的多数研究从国内资源整合出发，认为国家价值链是基于内生增长能力的体内循环，如刘志彪和张杰（2009）的界定，“国家价值链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土市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也有研究将国家价值链理解为国内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在范围上的缩减版，如黎峰（2016）认为尽管存在营销渠道、分工范围及治理结构的差异，从生产网络组织运营角度，NVC与GVC并无本质差别，国家价值链分工参与度是以内需为基础的内资企业融入国家价值链的程度，反映其生产的国内垂直专业化合作水平。费文博等（2017）、潘文卿（2018）从分工涵盖的地域范围出发也将国家价值链等同于国内价值链，并且认为国内的区域价值链（Regional Value Chain，RVC）与NVC 和 GVC 存在相互包含的关系。因而基于国家价值链产业发展的数量测算，主要是利用国内投入产出表，对国内部分的分析。
以此为基础，较多研究认为国家价值链下产业升级应立足于国内市场（徐康宁、冯伟，2010；张国胜，2011；徐宁等，2014）；一些研究提出构建国家价值链需要重视产业互动，创建自主发展的价值网络（徐从才、丁宁，2008；刘明宇、芮明杰，2012；袁中华、詹浩勇，2016）；一些研究从区域发展角度，提出东部“两头在外”加入全球价值链影响了国内产业链条的延伸，压制了产业水平更低的中西部（张少军、刘志彪，2009，2013；韩艳红、宋波，2012；王海杰、吴颖，2014；崔向阳等，2018），而地方政府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国家价值链的建立（叶红雨、钱省三，2009；高煜、杨晓，2012）。同时，产业的分类研究也颇具启发性，柴斌锋和杨高举（2011）区分了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以国内投入结构联系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发现高端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产业价值链提升；而赵放和曾国屏（2014）得出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构建相关国家价值链将造成高技术行业对低技术行业的挤出，提示区域差异、产业类别及相互影响对国家价值链下产业升级路径影响的重要性。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书认为国家价值链反映的是一国产业价值构成，这种价值构成不仅分布在国内区域，而且与国外相关区域也密不可分，是基于国内外统一大市场发展起来，以国内要素为支撑，由本国企业通过掌握产品链关键技术或控制核心环节等高价值创造活动获得产业链高端竞争力，并与区域或全球价值链共存融合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国家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在企业层面同样遵循工艺、产品、功能和链条升级的路径，而链条升级扩展到宏观即是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链延伸拓展，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深化与衍生企业数量增加，扩大了产业链中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从而建立起一种远大于单个企业点优势和单一产业链优势的产业群优势，带动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
对于国家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评价，本书将其核心概括为三方面的能力：一是产业价值增值能力，主要体现一国产业体系的价值创造和获取能力。二是产业价值整合能力，主要从国内区域分工构成出发，体现国家产业发展的完整性和经济发展的独立性；在当前国际产业更迭加剧和政治经济领域“黑天鹅”事件频发的后危机时代，产业的完整性和经济的独立性将是一国基于本土要素自主创新形成发展的基础条件，国家产业走向更高技术水平的生产专业化形式的有力保证。三是产业影响力，从产业与关联经济体的分工构成出发，体现特定经济体产业对全球和相关经济体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地位，以及自身所受影响。
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同在全球经济互通共融的发展框架下，从不同的视角定位产业升级。本书对国家价值链的定义超越了本国空间界限，更拉近了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距离，二者的联系体现在：一是一国产业的国家价值链与相关的全球价值链是共存互融的，例如中国电子制造业的价值链是以分布于国内和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企业连接而成，这一链条必然是全球分工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只是国家价值链构建的目的是打破全球价值链现有的“链式平衡”，通过寻求关键节点的改变，改造和重构全球价值链。二是价值链形成的基本条件一致。Hummels（2001）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三个条件：包括一种商品在多个阶段连续生产，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提供价值增值，至少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并出口产出的产品。国家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包含融合，其形成也同样需要这三个条件，只是国家价值链中提供价值增值和参与商品进出口的国家中要有本国。三是微观基础都是从事全球化经营的企业，无论是国家价值链还是全球价值链，或是区域价值链，其依托的都是企业生产的跨国界、跨区域经营，可以是产业链完整的大型跨国企业，也可以是从事外贸生产经营的专业化小企业。四是都是面向开放的产业分工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就是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国家价值链构建也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国家价值链不等于国内价值链，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决定了一国经济不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国家价值链构建也绝不是闭门求全、孤立发展，而是通过更加密切联系国内外市场与国内外生产，更加有效地利用国内外要素资源，在此基础上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二者的区别体现在：一是对参与价值链分工收益来源的认识不同。全球价值链理论基于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提出，认为贸易收益的来源是产品的国内外价格差异，各国参与全球分工以更加充分地利用丰裕要素从而获得更高的要素收益。但是全球价值链遵循的各国产业垂直一体化分工生产体系，在整体价值链收益一定的情况下，发展中经济体要素收益的多少取决于发达经济体对自身收益的让渡，实际上造成贸易国之间利益分配模糊（曹明福、李树民，2006）。国家价值链对贸易收益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国内外价格比较的要素静态收益，而更加注重对本国就业、产业升级等带来的动态比较利益，为此国家价值链强调影响动态比较利益的三项内容——国内外统一大市场推动的市场拓展、本国企业的价值链主体地位、国内要素供给的基础支撑。其中技术作为核心要素，是建立在本国要素结构基础上、依靠自主创新获得的内生技术。二是产业升级的评价标准不同。全球价值链理论建立在全球化产品内分工的发展的基本前提下，资本、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产业分工地位以获取的收益为评价标准，产业升级的主要评价指标就是价值增值能力。国家价值链理论则充分考虑了产业链安全和逆全球化风险，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思考产业升级，本书将其定义为价值增值能力、产业整合能力和产业影响力。三是对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判断不同。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遵循线性思路，国家价值链下产业升级虽然在企业层面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路径相同，但是到国家和区域层面，国家价值链突破了全球价值链的线性升级思路，认为在特定领域和特殊时期，产业升级存在中断、分叉或跳跃，发展中经济体在国内要素优势、企业优势具备的条件下，一旦产业技术发展的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打开，在适当的技术选择和产业政策推动下能够实现“蛙跳”（Leap Frogging）升级（Soete，1985；Brezis et al .，1993），就像18世纪英国超过荷兰，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
在产业空间发展的研究中，德国学者Christaller（1933）和Lösch（1940）的“中心地”理论、美国学者Degeer（1927）的“工业四边形”理论奠定了产业空间推进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60年代，法国学者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Whebell的“城市系统走廊”理论等进一步丰富了产业经济带研究，研究沿着产业空间推进理论脉络，主要围绕产业带的形成机理、内涵特征和演化阶段等进行一般分析。德国学者Werner Sombart在20世纪60年代较早提出了产业空间推进的“生长轴”理论，认为通过建设沟通各增长极的交通干线，有利于新的优势区位的形成，有助于人口流动、运费降低、产品成本下降，产业、人口等逐渐向交通干线靠拢聚集，这条干线成为工业区和居民区的集合轴，被称作“生长轴”。奥沙利文（2008）对城市交通走廊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沿线产业开发的重要性。发达的线状基础设施成为产业经济带形成的地理基础。
国内学者陆大道（1992，2014）、费洪平（1998）、郭振淮（1996）、张从果和刘贤腾（2008）等较早研究了产业带的若干理论问题。课题组（2003）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推进的点线面理论，“点”的发展是以城镇为依托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各“点”集聚的要素资源沿“线”流动与区域经济带（产业带）发展；区域发展空间形态的高级形式是形成相互衔接和配套的“点线面”空间结构，其经济学意义就是各具特色的经济区。黄勤（2015）认为江河干线航道之所以成为产业带发轫和成长的生长轴线，还因为它具备其他基础设施没有的先天条件和比较优势，因而在产业的轴向聚集中起着先导性、基础性的作用。
我国流域经济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交通经济带（Traffic Economic Belt）的研究。费洪平（1998）将交通经济带界定为，以综合运输通道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其紧密吸引域内的大中城镇为依托，建立在沿线经济部门技术联系和生产协作基础上的，由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而成的幅带状空间地域综合体。交通干线、以二三产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城镇群是交通经济带的3个基本要素，其中交通干线是交通经济带形成发育的前提条件；大中城市及城镇群是交通经济带的依托，是其发展的客观要求及增长极核；产业集聚、扩散及其结构的演进、升级是交通经济带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是推进其发展的动力。 [3] 韩增林等（2000）认为交通经济带随着工业化和运输化的逐步发展而相应演化，其发展最终伴随着人口、产业、城镇、信息等要素在空间上沿交通线的大规模集聚与扩散。交通线或新型运输技术的建设与引入，打破了区域经济系统原始的平衡态均质发展结构。
关于交通经济带的类型，陆大道（1992）按照交通轴线性质的不同，将交通经济带划分为4种基本类型：沿海型交通经济带，以日本太平洋经济带为代表；沿江（河）型交通经济带，以欧洲莱茵河经济带、我国长江经济带为代表；沿路型交通经济带，以俄罗斯欧亚铁路干线沿线经济带，我国京沪、京广、哈大、胶济铁路沿线经济带等为代表；综合运输通道型交通经济带，即由以上三种交通经济带随机复合而成，以美国波士华经济带、日本东海道经济带为代表。 [4] 课题组（2003）也提出类似的4种经济带类型，即沿铁路线形成、沿骨干公路形成、沿河流形成以及沿交通网络形成的复合型经济带。可见，沿大江大河形成的流域经济带是交通经济带的主要构成类型。朱乃新（1988）针对流域经济带，提出流域是指江河流经的，经济发展同江河开发息息相关的区域。源远流长的江河，大多联内陆沟通海洋，河口处的沿海地区也是流域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流域开发程度受相应地区经济技术总体水平的制约，而流域开发又反作用于总体经济技术水平。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5] 对于长江流域发展，长江经济带的概念和范畴，经历了从“长江产业带”“长江产业密集带”“长江流域经济区”“长江流域经济协作区”“长江经济区”到“长江经济带”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陆大道（2014）认为中国两个一级重点经济带——海岸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构成“T”字形，在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交会，长江经济带将内地两个最发达的核心地区（成渝地区和武汉地区）与海岸经济带联系起来，就其经济基础和发展潜力，仅次于中国海岸经济带，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时期，启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研究较为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如黄庆华（2014）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SSM）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研究；王林梅和邓玲（2015）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区域差异和优化升级趋势，以及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进行的实证分析等。二是基于产业布局优化，对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的研究，如罗良文和赵凡（2019）对长江经济带工业布局优化的研究；赵琳等（2013）对1992—2010年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发展以及空间分异过程的分析。三是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如张治栋和王亭亭（2019）对长江经济带8个城市群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敏等（2019）对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创新发展的路径研究；杨仁发和李娜娜（2019）对产业集聚影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随着长江经济带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产业与生态环境协调、产业绿色发展也成为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的重点研究内容，如张治栋和秦淑悦（2018）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例，对产业集聚影响城市绿色效率的研究；王济干和马韵鸿（2020）对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工业环境规制效率的测算。可见，在长江经济带产业价值链升级上几乎没有研究涉足，并且对长江经济带产业整体发展的研究并不多见，此外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升级研究还广泛包含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中，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嵌入了大量产业升级研究。
针对区域的协同发展，较多研究从不同的区域展开了分析，如“一带一路”沿线的研究，郑玉雯和薛伟贤（2019）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42个主要国家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粤港澳协同发展的研究（覃艳华、曹细玉，2019）；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张贵等，2014；孙虎、乔标，2015；杨开忠，2019；田学斌、柳天恩，2020）。其中张贵等（2014）发现京津和津冀间产业严重趋同，京冀间产业差异明显，协作倾向较强，产业转移已进入由梯度为主向转变城市功能以及产业创新、产业分工并行的新阶段；杨开忠（2019）认为区域协同需要丰富和发展可利用的地方不可贸易商品数量、多样性和质量。
关于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研究主要从绿色协同、创新协同、城镇群协同、产业协同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黄磊和吴传清（2019）关注了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创新协同效应。曾刚等（2020）基于复合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关系经济地理理论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9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进行了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格局呈现上海“龙头”地位显著、城市之间差异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特征鲜明、不同领域关系复杂等特征。钟业喜等（2016）在构建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与扩散、产业升级、交通技术创新与城镇群建设等机制共同驱动着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的演变及优化重组。
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黄庆华等（2014）发现长江经济带三次产业产值稳步增长，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合理，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二产业竞争力强，政策导向影响、要素价格变化、区域分工合作以及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章屹祯等（2020）应用动态集聚指数、偏离份额模型（SSM）、静态集聚指数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转移及区域合作进行了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纺织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业等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具有较强的空间转移特征，主要由上海、浙江向中、上游地区的贵州、湖南等地区多对多的扩散式和跳跃式转移，并表现为下游地区的“优势转移型”“淘汰型”与中、上游地区的“优势集聚型”；中上游地区在交通运输、化学制造等行业发展较为薄弱，缺乏中心合作地区，需要下游地区提供更多的技术与资金支持。
价值链思路开启了产业升级研究的新范式，因GVC思路以价值链前沿国家为标尺，对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发展缺乏指导，学者们提出了NVC思路。上述成果为本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石和分析框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将价值链思路与结构思路和要素禀赋思想对立或割裂，链间升级的宏观实质就是结构升级。Kaplinsky（2000）曾指出GVC收益的根本来源是优势禀赋的“经济租”，这一点被后来较多研究忽视，为此现有研究大都为价值链既定发生路径下盯住链上前沿的产业升级方式研究，鲜有从NVC产业升级机制深入探讨本土产业路径演变、价值链形成规律开展研究，NVC与GVC的关系也缺乏深入探讨。二是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未建立起较完善的国家价值链产业升级理论分析框架，定量研究成果的不足使得研究结论和判断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撑。三是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和区域间经济联系等方面的研究，而对长江经济带产业价值链升级和基于价值链的产业协同缺乏探讨。
基于上述问题，本书从在拓展国家价值链内涵认知，厘清国家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关系的基础上，从理论阐释产业升级路径演进一般经验出发，认识长江经济带及我国产业升级的顺序逻辑，以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ICIO）为基础构建国家价值链产业升级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升级和协同发展展开分析，对现有研究在定量分析上的不足进行补充。
[1] 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页。
[2] 刘维林：《区域产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绩效与升级路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3] 费洪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74页。
[4] 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联系》，中国铁道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1页。
[5] 朱乃新：《流域经济开发的一般特征和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8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