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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往往是由某些问题引起的，这些问题或者是哲学本身的问题，或者是由现实问题引发的哲学思索；哲学家研究问题的动机或者由其学术旨趣而引起，或者由其对现实的思想关切而引起，但大多是二者兼而有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从来没有脱离过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问题在于生活世界观在哲学研究中处于何种位置。如果把生活世界的实践观，即实践哲学从属于对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探索，那么它就是从属于世界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只有把人的生活世界作为出发点、中心和归宿，对人的生活意义进行哲学探讨才是真正的实践哲学。其实，无论是形而上学（即理论哲学）还是实践哲学，只要不是走向片面和极端，就各有其重要的思想价值。但毋庸置疑的是，实践哲学更切近人的现实生活。实践哲学不仅是一种哲学形态，它更是人们面向现实生活的深沉思索。现实生活不止，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理想的追寻就永不停息。“人端详世界，用他们的思想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是世界眼前的样子，‘那’才是世界应有的样子。打从柏拉图时代以来，哲学就一直如此，面对一个敌意的世界，根据它自己的思想的形象将它重造。哲学一直试图教世界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
从实然到应然，从邪恶到善德，从缺陷到完美，这是实践哲学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所渴求的永恒目标。因此，实践哲学也可以说是促进历史进步的哲学，是对形而上学的革命性批判。当然，从形而上学到实践哲学就是哲学理论、理想现实化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并旗帜鲜明地宣布了他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根本不同：以往的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它不同于形而上学、理论哲学，也不同于伦理学和抽象的理想主义，而是具体的实践行为的哲学。
实践创造了人，创造了历史，从而也创造了人关于历史的观念。其中主流的观念认为，历史是人类不断进步的、自由的事业。但我们以为这种自由不是前定的、先验的筹划抑或天启预设的千年王国的莅临，而是客观历史进程中人类实践的能动性创造。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无意识的生存活动对于自由的推进，更包含着“半途之中”人类对于自由事业的自觉意识和把握。这样，就出现了后天的对自由的“实践筹划”。实践创造历史，成就自由。它意味着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摆脱自然界对自身的奴役，人对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奴役，以及虚幻的虚假的精神观念、意识形态的奴役，或者说，使人逐步地从这些奴役和桎梏关系之中解放出来（free from），而自由地行事（free to）。所以，自由和奴役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对根本矛盾，自由意味着要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自由和解放表达的是同一个意义，自由需要解放，解放是为了自由。就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而言，就是在人类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中把握自然和社会规律、把握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使其自身自由全面而充分地发展。从古代某些国家某个人（君主）的自由（绝大多数的奴役），到某些人的自由，再到现代更多的人获得自由，以至马克思展望的所有的人获得自由，无论就人与自然世界的关联、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其内在精神世界所获得的自由程度而言，这是一个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人类历史波澜壮阔的进步发展过程。就整个人类最终的解放和自由程度而言，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是自由的旌旗，马克思所说的，“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就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在马克思看来，“‘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严格来说，“发展”“进步”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才逐步确立的观念。古代思想家甚至存在着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的退步观念或者循环论思想。近现代以来，尤其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人的自由的视域指认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当然，这一过程绝非直线进步式的，而是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某些人是自由的历史阶段，某些思想家并未觉察到它的局限，相反有可能认为大家都是理所当然自由的。但在唯物史观看来，它要么是奴隶主的自由，要么是资产者的自由，被奴役者没有自由。这就需要更广阔的视野，以及坚持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方法，以能更加客观公正和全面地认识相关问题。作为彻底的自由，它是基于历史，又超越等级身份的表征。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对自由、平等，包括对人与社会德性圆满的畅想和追求，另一方面，又经常伴随着功利主义活动对德性完美的破坏。但就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而言，往往功利主义对德性的破坏客观上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从而在更高水平上成就了更高层次的德性。这种“悖论”或“吊诡”客观存在于历史过程中，成为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我们可以说，无论德性还是功利的追求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然而又有各自的局限性。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深入批判扬弃了德性和功利的两大因素，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科学“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
关于实践哲学问题的研究，亦即对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问题的关注，已持续长久，但是即使如此，对该问题的研究似乎并未达到澄明之境。如对于生活世界的所指、实践的具体内涵和视角，哲学界多有争拗，难以统一，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实践哲学范式。所谓范式，即一定的研究者群体自觉、不自觉共同遵守的世界观、理论体系以及论述、叙事方法或用于说明、解决问题的模型和架构。范式一般都具有稳定的“硬核”，即“固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范式不同意味着理论体系难以改变的根本差异。但是不同范式之间并非不可通约，范式的突破与变更往往意味着不同思想体系的相互影响和碰撞，以及理论革命的来临。这种范式的变革有时来自自身内部，有时归于其他范式的冲击。实践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自古希腊始即形成有与自然哲学相对的实践哲学，并随历史的发展形成不同的实践哲学范式，主要有德性伦理范式和功利伦理范式的实践哲学以及本书拟重点研究的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
如果把生活世界理解为人类德性伦理修养或者抽象的文化、意志心理体验，而不是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那么它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关于这种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就不是科学范式的实践哲学；当然，如果仅仅沉溺于功利的物质生活的实践哲学也不是科学的范式。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来说，生活世界就是人的社会历史的生产和生活，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对其进行研究的科学范式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个批判中反思经济和社会生活，在这种哲学反思中构建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这不是关于先验的或个体心理体验的或伦理的实践哲学，而是包括人类解放、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宏观叙事”。此为本书探讨的主题。学界借助西方传统实践哲学的思想资源，包括德性伦理实践哲学范式以丰富发展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此举开拓了研究视野，提供了许多启发。但是此举也存在着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过度或随意阐释之嫌，由此引发了新的问题，如过度伦理性的问题，以致使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真精神沦为“不在场的幽灵”。之所以这样，是由于一些人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范式与传统西方实践哲学的范式具有承续关系之外，还有根本不同。马克思实践哲学不仅要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以改造出更合理的世界为己任。这不仅是哲学中的问题而且是问题中的哲学，它要在哲学世界化的过程中促进世界的哲学化。这就是创造出一个更加合理化、更加自由公正的世界。此前的实践哲学在解释世界的同时未必没有改造世界、追求自由公正的抱负，但由于范式的不科学，其结果往往是停留于形而上学的玄思或者引来恣意的实践。
由是观之，这就十分有必要对西方传统实践哲学的思想资源进行梳理考察，取其精华，去其片面和谬误；更重要的是要梳理考察马克思实践哲学与西方传统实践哲学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本变革精神。马克思以前的实践哲学，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方法论非此即彼的束缚，往往从两个极端来理解把握人的实践：即向内追求的德性伦理实践哲学和向外追求的功利伦理实践哲学，它们对实践的理解往往是抽象的、片面的。
所谓德性伦理实践哲学，就是把人主要理解为具有道德伦理性以及政治性，把理性、超越性、应然性、精神性、超自然性、政治性看作是人的核心和主导特性，而割裂和舍弃了人的自然性、物质性、自在性。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的实践，仅仅理解为一种纯粹的道德伦理和政治行为，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教化，或一种“精神劳作”、理论沉思，即仅仅具有内在的目的和价值、内在追求与内在超越的道德实践。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劳动实践并不在其价值视域之内。这种传统起源于古希腊，至亚里士多德始成系统。在亚氏看来，理论沉思是最高级的实践活动，德性伦理修为次之，生产活动只是前两者的手段而不具有“实践”性质。但由于神性的理论生活高不可攀，人的现实实践只能从现实的伦理修养活动开始。功利伦理实践哲学是与德性伦理实践哲学相对立的。功利主义虽然没有显性的实践话语，但相对于德性伦理实践哲学，它更有现实生活的实践性，它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实践性，通过现实的功利性活动，它更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现实。目前还很少看到把功利主义当成实践哲学的一种范式进行系统研究的，但本书认为很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它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根基，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于资本主义批判必不可少的精神对象。
德性伦理实践哲学范式与功利伦理实践哲学范式对后人的影响极其深远。直至现代，亚里士多德的身影在伽达默尔、麦金太尔和阿伦特以及哈贝马斯等著名哲学家那里仍然清晰可见。培根矫正了亚里士多德，并直接或间接引发了功利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生；然而功利主义又引起了康德的批判，康德把道德实践哲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种实践哲学范式各执一端，各有片面，需要进行互补。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本书指出，亚氏及其身后的德性伦理实践停留于形而上学的玄思，虽然对人们的实践行为提供了规范，明示了价值和理想，但从根本上说，缺少真正现实生活的导向，或者说，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是有局限的、不全面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赋予新的内涵。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实践是关于奴隶主和自由民的德性伦理修养，而无关乎创造历史的奴隶的现实物质生活。功利主义的实践哲学范式侧重于强调实践行为给更广泛阶层的人们带来的现实效果，强调这些效果给人们带来的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快乐和享受。客观地说，这种实践哲学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极强的精神动力，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它也带来了众所周知的工具理性的滥觞。近现代德性伦理实践哲学着眼于矫正社会实践的功利性，但最终却落脚于纯粹的应然、绝对理性以及实践个体的文化心理感受，仍然缺乏阶级性和物质生活的直接现实性，缺少实践哲学“改造世界”的灵魂。本书认为，这两种实践哲学的弊端需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科学范式来矫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其辩证的唯物的历史观为理论根基，以劳动生产为其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德性伦理实践哲学的实践智慧、人的自由幸福和共同体的公平和正义理论，以及功利主义实践哲学对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机制，又克服了两者的局限，以其特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检视和批判了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提出了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发展愿景。
从当下的现实诉求来看，我们应该真正自觉地把哲学与现实生活世界联结起来。哲学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种精致的外壳或某种超时空的普遍或永恒的价值，而完全在于它始终关注社会历史的当下状况和人们现实存在的感性直接性，并力图为人们提供摆脱其现实存在关系而走向自身解放的可能途径。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实践哲学才展现出它思想的力量，也正是在这里，它才拥有了它在人类思想领域的不可替代的地位。马克思实践哲学仍应作为“普照的光”照耀我们的时代。我们目前正处于由资本及其全球化逻辑深刻影响的时代。从我们国内看，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曾经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原则。在实践中促进了效率，但公平正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等问题并非同步重视。由此，在取得巨大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市场经济先天具有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如曾经出现的城市的圈地运动，血汗工厂，工人下岗失业，资本的原罪与对社会责任的麻木，社会公共服务用品的缺乏，某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还有中国特有的一些权力异化和资本化等腐败现象，这都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和社会发展。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巨大，同时也面临外来资本的挑战、利益的冲突；传统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工人阶级产生了竞争和利益冲突，资本主义指责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缺少人权保护、企业缺少社会责任。除了资本主义的别有用心之外，我们应该客观地正视我们的问题。“世界是平的”，也是不平的。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胜利，即使发达国家的劳工都被甩在一边，发展中国家更是被边缘化，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资本的功利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社会主义价值观易处于迷失之中。
本书认为，以上问题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面临的重要哲学和现实问题。马克思就是在对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使自己的实践哲学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成熟、深化和升华，同时以实践哲学为灵魂进行进一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像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一样，实践哲学不能等同于实践活动本身，但是，实践活动需要实践哲学的反思或指导。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人类实践活动正确的反思和批判，是实践哲学的科学范式，对于现实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当前的学术界应该构建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批判，应该构建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以体现时代精神的精华。本书以为，把马克思实践哲学和西方传统实践哲学——德性伦理实践哲学和功利主义实践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突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范式，对于促进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解读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其解读方法和观点也各种各样。此处仅做概述。
笔者所探讨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广义的，既包括以“马克思实践哲学”所命名和阐释的哲学，也包括对于马克思思想、学说实践性的特征进行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之后的国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既有以“实践哲学”命名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研究，更多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这一根本特征进行研究和阐释。国外的这种研究有合理之处，也有谬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时代。针对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的理解，针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西欧社会的革命低潮，出现了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学说实践性的新的解读和阐释，以寻找新的、适应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卢卡奇认为，必须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简单的“实证主义”的理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是具体的论断和教条，而是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总体性的辩证法。这是针对第二国际中某些流行的“经济决定论”而言的，卢卡奇认为这种总体性的辩证法就是社会各因素的总和，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最主要的作用并不在于对纯粹科学的知识的说明，而在于行动的领域”。
相对于客观的经济因素，卢卡奇更强调历史的主体性，如革命者的“阶级意识”。与其相似，柯尔施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从客观的经济因素转向哲学、主观的因素，强调无产阶级主观条件的探寻说明，发起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而葛兰西明确以“实践哲学”来认定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它超越了唯物主义。不过他所强调的仍然是实践的主体性，强调历史的过程是一个文化的过程，这也是针对客观的经济因素而言的。
由上可以看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忠实于马克思所开辟的革命实践，并积极寻找新的条件下的革命策略，纠正了第二国际存在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片面化和庸俗化的理解，就理论而言，他们拓宽了实践哲学的领域，丰富了实践哲学的内涵。但是，问题也在于此。他们显然存在矫枉过正的问题。他们所理解和强调的实践问题，尽管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理论的作用，过于侧重“阶级意识”“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等主观领域，甚至强调理论的某些因素或作用就是实践，这就混淆了理论和实践的界限，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真谛。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从哲学转向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的综合，而他们却重新返回了哲学，并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先河。他们的缺陷也让后人继承下来，甚至进一步放大。
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主要代表。法兰克福学派显然继承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于现实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宗旨，并沿用了马克思的“异化”和卢卡奇的“物化”等概念对他们身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他们深刻批判了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在功利主义中的过度运用和滥觞，严重迷失了人作为人的目的性的存在。理性变换成科学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取得统治地位，对人而言，它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对象就是这种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理性，他们认为生产、消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都充满了异化，人成为工业社会被奴役的“单向度的人”，他们还对由传统工业衍生的大众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让世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有了深入的了解。
但是，无论是霍克海默还是阿多诺都是比较悲观的，他们放弃了理论与实践的直接统一，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而马尔库塞则指出，“幸福和满足的观念仅仅通过政治实践才能实现。”
马尔库塞指望的政治实践是学生运动、社会边缘群体和第三世界的反抗，以及其他左翼力量。所以这一时期所谓实践哲学的内涵扩张到了日常生活、文学艺术、都市空间、身份政治、生命政治等领域。他们拒绝“宏大叙事”，但这种“碎片化”距离马克思实践哲学强调的生产实践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越来越远，尽管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就根本而言，仍然是由资本逻辑主导产生的。随后哈贝马斯所理解的实践，脱离了实践的单一主体性，而强调实践主体之间的交往理性，不再强调功利主义的生产实践范式，而转移至非生产的交往领域。这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领域，只不过哈贝马斯企图把以生产为基础的人的交往，单独脱离出来。这种“交往理性”本身背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另外，除了法兰克福的社会批判理论，还存在其他对马克思学说的各种解读，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别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
第三个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笔者提出这样分期的理由是，前两个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主要是强调阶级意识、文化意识形态、某些社会领域的具体问题、实践主体性等主观性特征，强调文化形态的“实践哲学”，而越来越远离马克思（当然，阿尔都塞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另文进行探讨）。这种理论越来越失去对现实资本主义的解释力，所以，越来越被边缘化。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资本逻辑仍然是主导当代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所以，脱离马克思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沉溺于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等是本末倒置、隔靴搔痒，无济于事的。21世纪马克思又回来了，或者说，即使是当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一直存在！
新世纪以来，一些学者重新回到马克思，掀起了研究《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很多学者认为，《资本论》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美国学者塞勒斯·比纳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试图阐明大量关于资本主义具体形式的问题，形成一个完整的、可理解的和具有一致性的理论，这个理论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调节机制以及在危机中能与无能”
。马克思教导人们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教导人们资本主义是如何让人受困于一种“商品拜物教”。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形成了遥相呼应，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热议。皮凯蒂和马克思一致，都把资本和劳动力当成生产过程中的两种基本要素，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相应的收益。他所关注的并不是经济如何增长，而是财富的分配状况。他认为经济是静态的零和游戏；如果一个群体的收入增加，另一个群体就会不可避免地变穷。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也不认为它能解决更广阔的分配公平问题。他指出，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会愿意让步，从而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发展”的观点。有人评价，该书是欧美国家出现了99%的人反对1%的金融寡头的“占领”运动的理论表现。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在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驳斥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观点，展示了马克思的合理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历史，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是由资本的逻辑所决定的。只要存在资本，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新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召唤着马克思。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解读，其主要合理观点有：第一，实践是人所特有的生存生活方式，属人的世界包括人本身是人的实践创造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应有之义。第二，在传统的理解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的“基本范畴是物质，实践只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则普遍提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的基本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范畴”
。第三，把意识的现实对象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等等。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外，还有西方哲学的源头，特别是晚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站在某些西方哲学的立场上来解读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如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视角限制了他们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另一些方面的正确理解，在这些方面远离了马克思，看不到或看不清在传统理解中已经看到和已经看清了的马克思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远离，最主要的表现是这样那样否定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其中，少数人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唯物、唯心对立的 ‘实践哲学’，而大多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口头上还承认马克思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但是在一系列哲学问题上又背离了唯物主义。”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摆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应对他们的研究理路进行辩证分析。其理论价值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激发生成了马克思实践哲学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的问题域和新的理论视界，这些新的问题和理论场域以其时代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然而，这些实践哲学范式并未意识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逻辑仍然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性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实践理论脱离了工人阶级现实生活的“实践意识”，而陷于文化的心理的和形而上学特征，这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是马克思所反对和批判的。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金融危机之后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关注、解读我们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国内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研究首先是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强调实践标准和反思教科书哲学范式起步的，试图从过去的政治性话语图式逐步深入到更加学术化的探讨。在“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等口号下，更加重视挖掘梳理马克思本人的原初思想，并且结合了马克思及其哲学的西方身世、思想渊源进行比较、阐释和解读。思想还是很丰富的，大致按照学术史的顺序，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很显然是针对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提出的，这种观点更加突出实践的地位和价值。有文章认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发展了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论和列宁的哲学党性论，让实践这一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意义，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同于仅仅强调自然物质性的旧唯物主义，而是强调了社会物质性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样更能体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特征，就改造世界的视角而言，实践唯物主义具有本体论意义。
不仅如此，有学者认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种表述，具有历史和现实的针对性，就是针对当时唯心主义的思辩论和旧唯物主义的直观论。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以实践为核心的存在论和人本主义精神。
但实践唯物主义的欠缺在于跟随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以西解马”，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并使得唯实践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作者认为，对待实践唯物主义应该深化三点理论思考，其一，必须对实践唯物主义概念正本清源，强调实践的唯物主义性质，否则它将沦为唯心主义的变种。其二，必须正确对待和肯定原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三，坚持“以马解马”，而不是“以西解马”，就是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
总体而言，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深化马克思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意义，在它的基础上相应生成了价值论研究和人学研究等一大批学术领域和学术热点问题。学界之所以对实践唯物主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有不同的观点，其关注点在于在肯定它积极的学术意义。但有些学界前辈并不希望它走得太远，以至于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
2.实践本体论。这种看法是针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提出了实践本体论。这种观点认为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本体，根源和基础，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范畴。有学者认为：“作为本体范畴，实践本身乃是自因自律、自本自根，即无须借助他物来规定和说明自身，而是在自身内并唯一地通过自身而被确定的东西。”
第二种观点是把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或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俞吾金教授承认马克思有本体论，但认为实践本体论只是马克思本体论的一个阶段。
把实践本体论作为本体论发展的一个阶段，较之于把实践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核心在认识上进一步深化了。第三，阎孟伟教授梳理了古代和近点的本体论思想以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指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体论不同于以往的本体论在于，它不是要否定“世界的物质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而是诉诸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为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找到更可靠的依据。“‘实践本体论’这个观念的根据既不在于抽象的自然和对抽象自然的感性直观，也不在于抽象的精神或自我纯思，而在于感性活动本身，也就是说，感性活动是一切观念的根据，而它本身是以自身为根据。”
这就是实践本体论的意义。
陈先达教授针对以上实践唯物主义和激进的实践本体论的观点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尽管他声明并不一概否定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作用和意义。但是他认为这种实践的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不能用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长矛”。他“反对有的学者以自己理解的 ‘实践唯物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认为他们的“实践唯物主义”只是“唯实践主义”“实践唯心主义”，认为把根本不存在的“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把“人本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之类的观点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伪造”
。陈先达认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是实至名归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有的观点，“根本不存在所谓马克思的 ‘实践唯物主义’与恩格斯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
3.实践思维方式的观点。这种观点和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本体论比较接近，但只是强调思维方式，更“温和”，而不是赋予“更重”的本体论意义。有文章对马克思哲学实践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该文提出：“马克思之前的哲学思维方式大体分两种，一种从希腊到整个中世纪追求本体的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另外一种是马克思之前的近代哲学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都可以统归为认识论哲学思维方式。”
但是“社会现实的发展如工业革命、阶级矛盾等为实践思维方式的发现和创立提供了契机”
。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为：博士论文时期、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对思辨思维方式的质疑；1844年手稿时期开始有意识地批判思辨思维方式，进而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践思维方式正式确立；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实践思维方式得到广泛运用。“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实质和精髓，是马克思哲学能够引起哲学变革的根本原因。”
另外，陈先达等学者强调，我们重视实践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把它和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立起来，而必须既是实践的又是唯物辩证的。“在实践思维方式中，如果排除了对实践活动和对事物、对象进行思考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原则，实践就会空壳化、主观化，就会由此转向唯实践主义思维方式。”
孙正聿教授认为，有人主张的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尽管没有排斥物质本体论，但如果既可以“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那么就难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也难以终结甚至会倒回到传统的形而上学。“实践的思维方式”确立的是全新的哲学原则。孙正聿教授进而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革命以“实践”为“根据”去理解“人”，把“实践”定位为“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把马克思的本体论称作“实践本体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不能把马克思的本体论简单归结为“实践本体论”，马克思是在实践基础上把“人的存在何以可能”进一步升华为“人的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从“改变世界”的哲学使命出发，以“实践转向”的理论成果为出发点，形成了他的以“人的解放何以可能”为聚焦点的本体论求索。
笔者理解，此处的“本体”与世界的本源问题无关，而是取其“根本”之义。就存在的根本意义而言，“人的实践”在“人的解放”之前，所以，实践更“本体”。从价值意义上理解，“解放”是价值目标，“实践”是途径，所以，“解放”具有更高价值，或者说“解放”更“本体”。其实两者是价值与手段的关系，无所谓哪个更“本体”，它们是有机统一的。
4.生存论观点。在反对实践本体论的同时，有学者提出了人类实践的生存论。徐长福教授由海德格尔哲学看到，生存论的实践将存在的意义置于彻底的历史性之中，在生存论实践哲学中，由于存在的意义归根到底是由实践来揭示的，“正是在这条生存论进路上，实践哲学才首次从学理上推翻了以求知为第一旨趣的西方哲学传统，从而为自成第一哲学提供了可能。”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强调的是人的生存的社会性，作为人的最基本生存方式的实践是个体生存和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形成的深刻原因。实践生存论的旨趣不在于对人的生存形状做出解释，而在于通过人的生存活动即改造世界使人的 ‘全部丰富性’得以形成和发展，使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 ‘人’。发掘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思想，既利于克服现代西方生存哲学的致命缺陷，又向我们敞开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然而生存论同样遭到某些质疑。有学者认为，在海德格尔身上，可以“看到德国思辨传统、特别是德国古典唯心哲学那种重思轻行、以思为行、以思代行的遗脉。”
他们认为“判断所谓马克思生存论究竟是创新还是误释，关键在于看这种思潮是坚持马克思哲学的真实精神还是沿袭海德格尔的致思路向。”
“如果所谓马克思生存论的建构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来的，那就表明这是一种虚假的创新，并无出路可言。”
有文章把马克思实践哲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进行比较，指出，马克思实践哲学所面对的生活世界是以现实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人的本质也是取决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但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是现象学的世界，是先天的、先验的，没有具体的规定性，人的命运也是不确定、偶然的。他的“此在”是原子式的个人，先验性的自我，他甚至构建了人“向死而生”的生活，没有规律，只有天命，从而是神秘的和消极的。
我们以为，对实践的理解还应该重点把握实践对世界的改造的直接现实性特征，人可以通过实践把握规律，改造世界，从而创造积极而自由的人生。以生存论来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肯定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研究，突出了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以“自然”“社会”“规律”等外在要素为要旨，具有价值论的积极意义。但它仍然存在着某些形而上学传统，难免误入歧途。
5.回归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个方面以王南湜、徐长福、丁立群和刘森林等学者为代表。王南湜教授在《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和《实践、艺术与自由——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再理解》两篇文章中清理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实践与创制的三分法，厘定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框架下，王南湜教授富有启发性地把实践概念归纳为三种基本理解类型：伦理—行为范式、技术—功利主义范式、艺术—生产范式，从而也就相应地有了实践哲学的三种范式。这种归纳本书作者并不完全认同（如把马克思实践哲学理解为艺术—生产范式值得商榷），但它为本书的写作框架提供了重要思路。徐长福教授在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传统和近代出现转折的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实践概念出现的学术背景，强调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实现了劳动的实践化与实践的劳动化的统一。
丁立群教授梳理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原初含义，指出它以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技艺为基础，并考证了自近代以来的以培根为代表的技术实践哲学的转轨，在此基础上构建超越实践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理论体系。
刘森林教授认为：“在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界定 ‘实践’的努力，也就是回归 ‘实践’在中国和希腊的古典意义。如果考虑到对建国以来多次政治运动中那种把政治理念至上化、并不惜损害人的基本权力与尊严的政治实践的反思，这种超越认识论层面和 ‘劳动’型实践的努力，应该被理解为更加凸现实践的伦理维度和人文维度、并力图与一种新型的政治理念结合起来的理论意旨。”
但是，有人反对这种伦理学的过度扩张。有学者认为，“以求真为宗旨的工具理性和以求善为宗旨的伦理理性构成了总体性理性的两个基本维度，各自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但是，尚未走出工具理性神话的人类，似乎又踏入了伦理理性的神话。他认为伦理理性也决不能过分地压制工具理性，否则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将丧失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该学者认为，研究和探讨伦理理性的张力及其限度，不仅有助于矫正工具理性的偏执以弥补单纯经济增长主义的缺憾，尤其有助于防止价值理性的过度张扬以避免唯价值论和纯道德批判的悬空设置。本书以为，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伦理问题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核心内容，但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却并非如此。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无论伦理理性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衍生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生产活动中。所以，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如我们下面要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6.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阿尔都塞较早地指认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这种范式。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以哲学的话语来体现或生产，而是表现在《资本论》，即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样的文本形式中，那不是一种哲学的文本，却实践着他的哲学。国内对于《资本论》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层面，后来哲学界揭示了《资本论》当中对于辩证法和逻辑学等思维方式的运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很多学者全面深度挖掘了《资本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包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哲学转变的心路历程以及《资本论》所包含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丰富的人学思想。目前来看，产生了较多有分量的理论成果，如孙正聿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2012年立项），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该书多次再版，目前最新为2020年出版），鲁品越教授的《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2015年出版），孙承叔教授的《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2017年出版），仰海峰教授的《〈资本论〉 的哲学》（2017年出版），白刚教授的《〈资本论〉: 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2018年出版），等等。
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研究揭示马克思哲学转变的心路历程，并全面挖掘马克思丰富的哲学思想，符合马克思本人从针对副本（哲学）的批判转向针对原本（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一实际的思想发展史，这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髓和分析现实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这种范式的研究在学界已形成自觉的意识，本书的重心亦在于此。但是需要注意两种不当的倾向，其一，似乎只有通过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才能发现马克思的真哲学，把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当成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唯一合法途径，陷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牢笼”， [1] 其他哲学理路都是思辨非法的，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仍然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当然也有学术研究的必要性。而且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有通过马克思的哲学，才能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进行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如对于“非现实的理论”和“非理论的现实”两方面的把握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正文部分有所分析）。脱离马克思哲学，既会造成理论的形而上学，也会造成现实的庸俗化。其二，在揭示《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时，不能为了哲学而哲学，从而构建《资本论》的哲学体系。似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为了完善他本人的哲学思想，或者主观上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意义就是在于完善了自己的哲学，在研究中重点论证这种成熟的哲学，而忽视马克思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这种做法就有点舍本逐末了，很显然这并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初衷。马克思是从传统的哲学走向经济学，我们不应该把这种转向再颠倒过去。尽管哲学研究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但应该像马克思那样，首先面向事实本身，在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批判之时，自然引出哲学的思想及其价值意义。这正是本书将要采取的方法，既不是纯粹哲学的思辨分析也不是限于纯粹的经济学事实，而是希望能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更主要的是，本书从体系结构上超越了仅仅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视域去解读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本书的结构是以马克思为核心，分为马克思之前、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三个阶段。马克思之前是从更宏观的思想史视野，从考察分析西方德性伦理实践哲学、近代功利主义实践哲学及其古典经济学，生发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主题，指认了马克思哲学在西方思想史中的渊源及其他对先贤哲学的超越，这样就使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更加厚重和丰满，更加具有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穿透力。马克思本人的实践哲学是本书的核心，而马克思之后是作者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观照，对于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关注和阐释。这样可以使本研究成果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在一本专著中对于这三个阶段的综合在当前的学术界是鲜有人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作者在这方面做得有多么好。实际上，关注的问题越多越大，反而使作者在学术功底上“露怯”。但本书作者认为，这项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本书能够抛砖引玉。
研究方法 本书首先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德性伦理实践范式和功利伦理实践范式进行辩证的分析、比较和批判，并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科学范式进行比较研究，以辩证的方式进行扬弃，以前贤的思想资源进一步丰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研究。其次，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尽量克服在哲学研究中经常存在的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冲动，以历史为出发点，从现实历史中提升哲学观点，由“言说”哲学到“做”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由此来体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灵魂。这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其一坚持德性伦理实践哲学与古希腊历史现实的统一；其二，坚持功利伦理实践哲学与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现实的统一；其三，坚持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真精神与当代中国历史现实的统一。最后，坚持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从现实的人出发，而不是抽象的“类”的分析，以历史现实与价值理想相统一，突出探索考察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历史命运，包括在当代中国劳资关系，其他社会分层群体、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生活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对新时代条件下私营企业主阶层、企业家精神进行了研究分析。在本书中，这些方法一以贯之。
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为导论。
第二章，比较详细地深度梳理分析了德性伦理实践哲学。德性伦理实践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始成系统。亚里士多德所言说的实践即人的德性伦理行为，从伦理学到政治学，是最初的关于自由人共同体的学说。这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完整样态。由此，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德性伦理的实践哲学范式。德性伦理实践哲学体现了先哲对于实践哲学的深刻思考，内涵丰富，影响深远，但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第三章，阐述了功利伦理实践哲学最早萌芽于古希腊的快乐主义伦理哲学，其形成和发展则自近代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家培根和霍布斯等人开始，集大成者是英国思想家边沁和穆勒。作为功利主义的前导，培根的实践哲学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具有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培根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形而上学性，开始使实践哲学向具有实用效果性转变，把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活动纳入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并对其进一步改造，创立了影响至今的功利伦理实践哲学，培根的思想传至霍布斯并由之影响到后来的功利主义者。本部分还特别研究了功利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联，认为功利主义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功利主义现实的、精致的经济学表达，功利主义由此体现出它的实践性并彰显于世。
第四章，深入研究和梳理了康德和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指出康德的实践理性和黑格尔的历史理性、法哲学、国家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于德性伦理和功利问题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但从总体看，他们的理论是不太理想的，他们的改造仍然局限于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性质。
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的实践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共同的逻辑起点即劳动生产观以及马克思实践观的实质和特征。本部分指出马克思的实践观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科学的，它有一个演变过程。马克思早年深受自由理性主义的影响，认为实践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就是对世界的理论批判和政治批判并因此实现人的理性自由。后来随着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深化，马克思逐步认识到实践是人们有意识从事的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物质活动，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础的实践活动，它是其他实践活动的基础，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带来整个社会的变革。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根本变革归功于马克思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把握了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思维原则，并且使他的实践哲学超越了哲学本身，深入到对现实生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向世人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以此最终完成和实现了他的实践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中介、桥梁和根本途径。
第六章论述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初步绽现及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向，二者并行前进。异化劳动观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对劳动生产观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思考。劳动异化观主要是马克思早年深受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的影响形成的，但又有他自己独特的思想。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观并不完全是青年马克思不成熟的思想，它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是由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道德义愤发展到成熟马克思的科学、理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劳动异化观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还伴随着实践哲学的发展与成熟。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成熟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相互交叉融合的，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促使唯物史观的形成，唯物史观又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指导。可以说，唯物史观是浓缩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展开了的唯物史观，而它们都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具体体现。
第七章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系统和科学的展开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形态，主要体现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科学批判。对劳动与资本的批判并不是由马克思最早发起的，但马克思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即由道德的谴责发展到科学的分析。资本体现了消极的功利性和积极的功利性，并分别体现出它的道德问题。人的发展问题不是抽象的道德悬设，也不是功利主义的肆意妄为，人的发展受制于现实的资本统治。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现实的、必要的有利条件，但它又严重制约了人的进一步发展。
第八章，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哲学范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实践哲学必须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保持一致。本章有这样几个内容：第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放逐和边缘化是由于学界对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科学范式和本真精神的某种背离造成的，马克思的“实践”和“批判”精神成为“不在场的幽灵”。本文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是哲学通往现实化的重要有效之路，它不仅是狭义上的实践哲学的科学范式，也应该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范式，它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觉的方法论。第二，初步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状况。所谓当代，就是全球化的资本逻辑；所谓中国，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深度考察分析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公平与效率问题。
第九章，分析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问题。主要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发育形成以及此中人的发展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人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现象，党和国家对于消除各阶层差异和实现共同富裕，不断进行探索和努力。在各社会阶层关系中，劳资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中心问题，本章对公有制、非公有制的劳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问题归纳和理论分析。最后对于市场经济的内在张力对于人的发展的影响，以及道德和功利的思想史资源对于当代中国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强调，必须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来分析认识问题。当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主要核心观点
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把马克思实践哲学与德性伦理实践哲学、功利伦理实践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此前也有人把马克思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的道德实践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但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系统展开。本文除此之外把功利伦理实践哲学也纳入比较研究范围进行研究。本书认为，功利主义虽然没有显性的实践哲学话语，但是，它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实践性。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科学批判和超越了德性伦理实践哲学和功利伦理实践哲学。第二，本书重点阐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科学范式，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品格。本文并且指出，马克思实践哲学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是相互影响，交叉发展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成熟意味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成熟。本书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逻辑体系之中，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并最终达致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根本中介和有效途径，它是马克思思想学说的核心，它集中和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以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科学性。第三，本书主张，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以哲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赋予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文和科学的内涵，使经济学不至于仅仅成为“发财致富的学问”；应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解构哲学的形而上学，从而使哲学有效地关注现实。本文提出，应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是当代中国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本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人的发展、道德和功利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这些工作仍然是初步的。
[1] Thompson E.P., The Poverty of Theory or an Orrery of Errors , London: Merlin Press, 1995, 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