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一个人类文明史上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之相伴的是一个新时代和新社会的诞生——现代文明。自由、理性、博爱是其之所以是“新文明”的主要标志性话语。亚当·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们（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将其称作“市场社会”，并为其提供了理论辩护。现代文明自其开启就具有了理论和现实的双重魅力：不仅有区别于蒙昧主义的“自由”“平等”话语，而且还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一个世俗的天堂似乎即将降临于世。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个世俗天堂随时都会呈现出地狱的面孔，从托马斯·莫尔到狄更斯，文学家们一直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理解”“描述”和“呈现”这种“怪病”，直到黑格尔直接瞄准其致病的一个特殊诱因，从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开始“望闻问切”，最终为这个怪病定性，命名为“悖论性贫困”。黑格尔指出，国民经济学家们所论述的“市场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放任市场“自由”运转的经济积累模式，完全丧失了伦理的维度，或者说完全没有伦理维度的呵护和支撑，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现实中是根本无效的，一旦放任市场自由运转，其后果绝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随着市场的完善，社会问题会逐步消除”，而是整个社会的撕裂、崩溃和瓦解，进一步说，就是“悖论性贫困”病症的愈演愈烈，病症集中表现为“极端的贫富分化和极致的自我异化”。当然，黑格尔并没有认为资本主义这种无法自我救赎的“病”是“绝症”，他最后给出了一个“秘方”——异质性的“伦理国家”救赎方案。马克思基本认同黑格尔对莱茵河彼岸的现代文明的医学诊断，但不认同黑格尔给出的“秘方”的药效。在马克思看来，即使“药方”真的奏效，也将会遭到资本逻辑的侵蚀，最终背离医生“悬壶济世”的美好初衷。实际上，当黑格尔和他的伦理国家深陷法西斯主义的泥沼时，也就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其瞄准了现代文明两大支柱之一“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论层面，其局限性在于其仅仅将现代文明的“病症”归因于它。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发现导致“悖论性贫困”的根本原因的确是“现代形而上学”提供的“异化框架”，但更为根本的是，现代文明还有另一个支柱——资本。根据马克思，作为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内在勾连和共谋关系，“所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从一开始就是、并且始终是一种双重批判。这一批判深入到资本的本质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中。唯独这种双重批判，方有可能达到一个决定性的原则高度，而唯独在这样的原则高度上，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我们这个时代之向着未来的筹划——方有可能彰昭于世” [1] 。如果说现代形而上学已经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其最后的完成，那么，除非资本与形而上学的双重“魔法”能够同时被彻底解除，否则的话，其中的任何一种魔法都不可能被真正解除。恰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阐述的：除非对现代世界的双重批判在本质上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原则高度，否则，无论是对资本的批判还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都不可能有真正进一步的开展。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曾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关系进行了极为精彩的描述，在他看来，“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是彼此支撑、彼此拱卫的”。正像前者构成后者的世俗基础和强大动力一样，后者乃成为前者的观念领域，成为它的理论纲领、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以及它获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一句话，在现代性由以开展出来的世界中，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有着最关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毋宁说，有着最关本质的“共谋”关系。海德格尔曾将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称作支撑现代性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并对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因而具有独特的理论优越性，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恰如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所理解和诠释的那样，“现代性的原理不仅依赖于资本的扩张本性，而且依赖于这种扩张本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谋取方式，即现代形而上学依其基本建制而开展出来的、对存在者的控制方案和统治形式。正是这种双重的经纬，方始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一样，它也来自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而这两者之共同的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使之能够成为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内容和质的力量，并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进取和扩张的力量” [2] 。基于对现代性本质的深刻洞悉，马克思拒绝任何形式的改良和和解，他给出的药方是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种根除之法，而不是缓和病症，进而导致病症加重的麻醉剂。在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之后的很多年，继承他们思想的学者们在变化了的历史语境中继续分析、揭露资本之恶，探索解放的可能之路。到19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经济高涨，国内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有效地加速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和扩张。在科技革命技术的催动下，资本积累速度明显加快，利润率持续增高，各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逐步升级，一场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一触即发。
1898年7月19日，赫伯特·马尔库塞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其父亲卡尔·马尔库塞（Karl Marcuse）是一个成功的犹太商人，其母亲格特鲁德·克雷斯劳斯基（Gertrud Kreslawsky）是德国富裕的工厂主的女儿，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马尔库塞过着典型的中上层的犹太人生活。 [3] 年轻的马尔库塞真诚地热爱着德国的文学。1914年7月，帝国主义的扩张和重新瓜分世界的企图，终于导致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16年，马尔库塞就被德国军队征召入伍。1917年，年仅18岁、刚刚开始接受政治教育和信仰教育的马尔库塞加入了德意志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依靠德国庞大的工人阶级，到1914年，由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机构主导的马克思主义领导革命，但也有非常明显的少数人支持更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罗莎·卢森堡也许是这群人中最著名的一个。在革命过程中，马尔库塞发现自己太年轻，没有经验，不能成为一名专业的革命者，所以在1918年，他转而沉浸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试图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 [4] 1919年，随着卢森堡 [5] 被暗杀，马尔库塞对德意志独立社会民主党心灰意冷，决议退出该党，从此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1919年，马尔库塞进入柏林的洪堡大学修了四个学期的课程。1920年，他转到弗莱堡专攻德国文学，并修读哲学、政治和经济学课程，这一时期的研究最终以题为“德国艺术家小说”的博士学位论文为结，该论文于1922年被接受 [6] ，是马尔库塞毕生追求政治美学的第一项工作，奠定了其后期思想的基本基调。论文被接受后，马尔库塞回到柏林 [7] 。马尔库塞是犹太人，但他的家人并不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在接受道格拉斯·凯尔纳的采访时，他声称“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犹太血统从未让他与德国社会产生任何疏离感”。从1914年7月到1918年11月，持续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灾难性后果，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当时灾难深重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尝试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寻找道路。尽管马尔库塞在战争期间从未真正面对过战斗，但也未能幸免于战后许多人的幻灭感，目睹了科技制作的大炮的威力和杀伤力，这场夺去了大约900万人生命、致使2100万人受伤的战争，让马尔库塞感到深刻的困扰和绝望，因为参战的国家曾声称自己是文明和启蒙的顶峰。
1917年苏联的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希望，1918—1923年，西欧的各个大小规模的革命却都失败了。在这个希望与绝望交集的时期，出现了一批新的思想家，他们一面批判斯大林模式，一面反思资本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主张重新发现马克思，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强调人的主观性在革命开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这种思想在当时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8] 的卢卡奇1923年发表的著名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首次得到系统的呈现。当时，卢卡奇确立和表述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导向和基本构想，他所开创的物化理论和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黑格尔主义式解释都深刻影响了后来思想家的思维范式和批判主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到来。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出发，把革命理解为以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总体革命”的设想。可以说，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创性的研究范式下，20世纪的哲学思潮中，“异化问题”以及与其相关联的“人”和“自然”的存在的问题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前提，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因此成了学者们研究的总体出发点。这个阶段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柯尔施、布哈林、葛兰西、本杰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列斐伏尔、霍克海默、阿多诺等；另外，受卢卡奇影响的还有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等。马尔库塞与卢卡奇是同途殊归的，他们的思想都与马克思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着重要的关系，但客观上卢卡奇却成为马尔库塞的思想先驱。 [9]
从现实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即将出现一种新型邪恶的前兆，比如令人窒息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和野心勃勃的法西斯主义。科学技术及其所内涵的工具理性显然不区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进而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无私地”地服务于资本的邪恶，这就是为什么马尔库塞不再使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来定义社会本质，而使用“发达工业社会”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端倪最终显露在培根自然主义与科学技术联姻的“新大西岛”的“所罗门之宫”的管理模式中。只是那个时候，科学技术是带着希望和未来同蒙昧主义开战的“英雄”。或许培根也明白：没有道德的进步，技术的力量势必沦为邪恶的工具，这种隐忧始终笼罩在“新大西岛”的字里行间。随着现代性的现实展开，启蒙的乌托邦信仰受到两大互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人们开始怀疑自由民主是否仅仅是彼岸世界的空头支票，而不是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专制主义是“二战”后的一个新概念，马尔库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一方面是为了揭露其对理性承诺的背离；另一方面是为了寻找自由和理性的新出路。可是，他们悲哀地发现在新式的专制主义制度中，如同《飞越疯人院》中所描绘的，人们都自愿待在精神病院，他们习惯了这种恐怖，都害怕自由，害怕外面的世界，习惯了枷锁对他们的束缚。马克思和马尔库塞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即对现代形而上学神话的批判之所以贯穿于其思想始终，就在于他们很明白，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1924年年初，列宁逝世了，到1927年，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内所取得的胜利，决定了其后几十年内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命运。 [10] 在斯大林的统治达到顶点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差不多已经沦为一种纪念品” [11] ，在世界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方面最先进的这个国家，曾经以其理论家的为数众多和充满活力而超越整个欧洲，在十年之内却已沦为半开化的一潭死水，令人生畏的只是其势力巨大的检查制度和生硬无比的宣传而已。从1920年到1927年的这段时间内，博士论文通过后的马尔库塞回到柏林，他的父亲为他提供了一间公寓，并提供出版和古玩书籍业务的股份，马尔库塞主要从事目录研究和书目研究，并于1925年出版了席勒书目。席勒的政治美学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倾向和用审美视角来解决人性解放问题的理论都深刻地影响了马尔库塞后来的政治美学思想，贯穿于他思想的始终。1927年，德国柏林，马尔库塞开始与一位朋友一起阅读海德格尔新近出版的《生存与时间》，时间与生命所带来的兴奋导致马尔库塞开始转向研究当时红极一时的海德格尔存在主义。 [12] 1928年回到弗赖堡后，马尔库塞开始担任海德格尔的助手，撰写第二篇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 [13] 。海德格尔的异化和匮乏理论以及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批判都深刻地影响着他，尽管这篇论文从未得到海德格尔的认可（据马尔库塞的说法，后者也许没有读过），它还是于1932年出版了。
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伴随着工厂倒闭、银行和股市证券公司的破产，大规模失业潮迅速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阶级斗争日益加剧，战争一触即发。在第三国际对德国共产党采取了自杀性的救赎方针以后，纳粹主义于1933年在德国攫取了权力。从1928年至1932年间，马尔库塞曾带着希望和激情试图发展所谓的海德格尔或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当时，最为紧迫的时代问题是：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也不可能发生，欧洲已经经历了数次革命失败的尝试，这种情况直接引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危机。更为严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危机与其认识论危机纠缠在一起 [14] ，第二国际组织产生了一种实证主义形式，它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此时的马尔库塞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为了拯救激进的、具有社会变革性的主观性和否定性思维，他决心补充并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海德格尔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当时的马尔库塞显然对在马克思主义和海德格尔关于历史性描述的相似之处十分着迷，但他很快就发现：“海德格尔的具体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具体性，这种哲学既抽象又脱离现实，甚至避开现实。”其哲学中对“死亡的必然性的认识加剧了现实世界的世俗参与和承诺”，扼杀了“乌托邦”的活力，潜藏着浓厚的对“死亡本能”而不是“爱欲本能”的亲和力，流露出一种恐怖主义的气息。 [15] 对于马尔库塞来说，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远非偶然的被迫选择 [16] ，而是其理论的必然归宿。
自1932年后，由于海德格尔对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趣日益浓厚 [17] ，马尔库塞离开了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控制的守旧的弗莱堡大学哲学系，逐渐抛弃了现象学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综合起来的计划 [18] ，到1933年马尔库塞与其分道扬镳。随即，马尔库塞将战后的工业秩序诊断为“单向度的”社会，断定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弥漫着盲目的社会一致性。当时，为了理解、揭示、解释现实，并进而扬弃、超越现实，马尔库塞继承并拓展了弗洛伊德的“超我与强迫和控制的内在化的精神控制机制”，提出了独特的“压抑的去升华”理论，描述了一个大规模爱欲与感性回归的过程。海德格尔对马尔库塞的影响是持续的。马尔库塞经由海德格尔，发现在现代文明虚伪的理性自觉中始终回荡着海德格尔的幽灵，或者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并没有超越那个时代，也不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思，而是对那个时代最为透彻的呈现和直观描述。当时的社会的确如海德格尔哲学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完美的虚无主义状态，人们在商品中虚假地认识自己，被疏远的主体最终被吞噬，成为疏远的、只有一个维度的存在，平庸之恶成为一种通用的美德，与之相伴的是一种略带“洁癖”的暴虐和恐怖气息。
其实，马尔库塞尽管师从海德格尔，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海德格尔主义者，更不是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兴趣总是被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持久承诺所影响。1932年公开问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让这种决裂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马尔库塞终于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寻求的理解现实的钥匙，不是海德格尔式的，而是马克思范式的。当时1932年《手稿》的问世让马尔库塞欣喜若狂，当年马尔库塞发表了著名的评论性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19] ，该文被认为是“是西方学者第一批研究《手稿》的重要论文之一” [20] ，开启了马尔库塞在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双重向度——继续批判资本主义探索人类和自然双重解放理论的哲学航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开篇，马尔库塞这样写道：“……《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21] 这个基础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 [22] 马尔库塞继承并拓展了马克思对人的感性力量的肯定和对人的感性活动——劳动——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提出了自己的“新感性”理论，批判了“私有财产”对“自然”和“人”的异化，提出了自己审美的生态生存范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23] 中，马尔库塞考察并重新诠释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人的类本质”的定义，认为《手稿》证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的对人和自然的普遍性关注，他将“感性”与“劳动”提升到本体论高度，阐明了马克思如何超越人道主义哲学和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而突出共产主义的双重解放理论。《手稿》解决了三个基本问题：世界将何以存在？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超越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鸿沟意味着什么？马尔库塞基于对《手稿》的重新解读完成了两件事：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和原始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使其以更富有成果地重新诠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实际联系的问题成为可能，为拓展社会批判，使其成为人类学和生态解放所需的理论工具。根据马尔库塞，“人类学”不再是对过去的文化研究，而是对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科学的考察，因此是超越了实证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新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即超越了现代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话语体系，站在了对现代文明批判的原则高度。马尔库塞在《手稿》中看到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条件的独特分析——自然的革命和激进的主观性，这里的自然不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作为资本的对立面的“自然”，包含人的“自然”和其生活的“自然”存在物，即马克思说的“人的无机身体”。激进的主观性是指一种自我意识的发展，这种自我意识使当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显示为“难以忍受”，与其保持一种疏离感，因而是否定性的维度所在，也是革命的希望来源。马克思的理性和黑格尔的警示共同为马尔库塞提供了哲学人类学和审美范式的生态解放理论，马尔库塞的解放的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一种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融合道路。根据马尔库塞，人类是通过自我形成的过程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根据人类的需要进行改造，所以人和自然的解放是同一个过程。在这里，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的“劳动”和“感性”提升到本体论地位，使其呈现出“人类主体的活动”维度，从而使自然革命和人的本质革命呈现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