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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的鼎盛时期，当时的他曾被看作新马克思主义 [15] 的重要代表，不仅提供了关于左派运动的理论指导，更是直接参与到运动当中。国外对马尔库塞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个三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的狂热期 ，有四个基本特征：①“突然成名”；②被定格在浓重的政治背景中；③学界和社会集中关注其成名作，尤其移居美国后用英文发表的《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对其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没有足够的重视；④“昙花一现”的“狂热”。 第二阶段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相对沉寂期 ，有五个基本特征：①思想重心是自然概念的革新、自然革命和生态思想、生态与解放理论、审美的生态生存范式建构等，这是对十年前轰轰烈烈的环境运动的反思和回应，遗憾的是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点关注和研究 [16] ，直到90年代才开始复兴；②新左派运动崩溃后，对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研究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的研究和阐发基本停滞，学界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特别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③学界对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的批判性论著较多，但大多依旧集中关注于其成名作，并将其置于政治语境中解读，对其早期作品和晚期作品都没有足够的重视，也缺乏将其作品看作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相关研究；④因对其早期的哲学和政治美学等思想和晚期的生态作品都没有足够重视和研究，导致学界对其思想的跨学科性、持续性、彻底性、稳定性、复杂性产生影响深远的片面理解、误解和曲解；⑤马尔库塞思想研究专家道格拉斯·凯尔纳 [17] 在1984年的《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为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的急速复兴到2000年的全盛期 ，有八个基本特征：①一系列著名思想家加入了马尔库塞思想研究；②资本主义“生态转型”后金融资本主义和生态资本主义引发了更深的整体性危机，导致学界对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更深不满和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各种批判思潮的失望，从而转向了研究融合激进主义、乐观主义于一体的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战略；③马尔库塞的学生有的成为大学教授，捍卫并拓展其思想的研究，如本·阿格尔、威廉·莱斯、费恩博格等；④马尔库塞的早期作品和未发表的作品得以逐渐公开问世；⑤蒂莫西·卢克 [18] 重新勾勒了马尔库塞的21世纪形象，全面阐述马尔库塞的“安抚自然”的策略（Pacity Nature），激发了学术界对马尔库塞生态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的研究 [19] ; ⑥马尔库塞研究逐渐摆脱了政治背景的阴霾，学术界开始关注其早期作品、晚期生态作品，并勾勒出其思想的全貌；⑦2000年之后，基于整体性的理论研究和强烈的现实关切，生态解放理论成为马尔库塞思想研究的新亮点，学术界集中关注马尔库塞独特的生态范式与机械世界观范式的对抗；⑧对马尔库塞生态与革命思想的研究全面拓展到了教育批判、技术批判、政治美学、诠释学、生命政治等诸多领域，展现出马尔库塞思想跨学科性的独特魅力，尤其是马尔库塞的教育思想在生态解放视域中也得到全面阐发，集中关注于其教育如何为实现审美的生态未来培养新主体，培育新感性、传播新科学，构建审美的生存范式。
20 世纪60年代是马尔库塞的全盛时期，他最著名的作品（他移居美国后用英文写作的《爱欲与文明》 《单向度的人》）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更广泛的公众中都具有很高的影响力，被认为是“为60年代的新左派 [20] 和其他运动提供了宣言”。马尔库塞不像大多数学者，尤其是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们那样止步于“解释世界”，固守在思想的象牙塔里绝望而抽象地直观世界，而是跨越学术和活动家之间的固有界限，积极地接受并加入了“新左派”和青年学生运动中。因此，20世纪60年代对于马尔库塞的研究狂热显然已经从学术思想研究现象上升到了政治改革的层面，从批判的武器延伸到武器的批判。马丁·杰伊（Martin Jay）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现象：“任何有关新左派的文章，如果不提马尔库塞的名字，都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任何关于‘反传统’的讨论，都不会不提到马尔库塞对于解放所做的论述。” [21] 然而，在当时几近狂热的政治氛围中，学者们抽象而孤立地将马尔库塞从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德国思想家的现实中抽离出来，肆意发挥，最终导致了影响深远的误解甚至曲解。马罗耶·维希奇（Maroje Višic'）在曾感慨道：“马尔库塞是在美国生活期间，以英语写作的《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等后期作品而成名的。在这‘突然’成名之前，马尔库塞基本上是学术界一个不为人知的人物。因此，他战前在德国创作和出版的作品大多不为人知，而且由于语言障碍，对更广泛的公众来说也不可行。直到他成名之后，他的全集才被翻译成英语，因此他的批评者和同情者可以看到。不幸的是，对马尔库塞的几乎所有批评家来说，早期作品的这种翻译的延迟将是致命的，因为七八十年代开始延续至今的负面批评主要集中在马尔库塞的后期作品上，完全忽略了他的早期作品（或者只是略微提到了它们）。” [22] 帕特里克·托马斯·奥布莱恩（Patrick Thomas O'Brien）曾这样写道：“赫伯特·马尔库塞，一个相对毫无名气的德国出生的批判哲学家（a relatively obscure German-born critical philosopher）为何会成为媒体名人？他为什么成为这十年最具争议和最受关注的知识分子？” [23] 由此可见，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马尔库塞60年代的“突然成名”及其将为后世带来的不可磨灭的不良印记：“不仅对马尔库塞最进步思想的重新发现造成不公，而且对那些继续在马尔库塞批判理论下工作的学者造成不公。” [24]
在风云巨变、希望和绝望共存的1960年代，“突然成名”的马尔库塞被他的继承者、信徒、批判者们置于激进政治高压的“聚光灯”下，冠以“先知”“新左派之父”或“新左派之祖”（Grandfather） [25] 、“学生造反派大师”（guru） [26] 、“新三位一体诠释者”（interpreter） [27] 等名号，处在声名狼藉的地位 [28] ，这些绝非出自其本意的“殊荣”不仅掩盖了其思想的连续性、跨学科性、复杂性所包含的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洞见和历史远见，而且为后续对其思想的不公正批判埋下重大的隐患。当然，马尔库塞之所以排斥、不情愿地被宣布为新左派之父和领袖，拒绝与任何类型的父亲形象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学界常认为的是因为其思想的局限性、保守性或妥协性，而是因为这些“殊荣”已经违背了他的思想和革命意旨。正如给维希奇所分析的：“马尔库塞对‘父亲’这种角色的反感可以从他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研究中找到蛛丝马迹”，“马尔库塞清楚地揭示了父亲形象无论是在家庭关系中（父子冲突）还是在‘原始群体’中（儿子们对作为主宰者的父亲的反抗，父亲垄断了快乐，最终导致弑父）都模仿了现实原则，是一种强加限制的结构，其主要功能是负责各种压抑机制的内化，这种角色显然阻断了真正的人类解放”。 [29] 另外，在接受山姆·肯恩采访时 [30] ，马尔库塞说道：“你们知道，我一直拒绝在运动中扮演父亲或祖父的角色。我不是这场运动的精神导师。此外，我对这些既活跃又可靠的学生们有着足够的信心，我认为他们可以依靠自己来行动，他们不需要我。” [31] 马尔库塞对于媒体将他塑造成学生运动的“代言人”非常不满：“我一直都在深刻地关注‘愤怒学生’的运动，但我并不是他们的代言人。媒体和宣传给了我这个头衔并把我变成了一件畅销品。我特别反对将我的名字与切·格瓦拉、德布雷、鲁迪·杜切克等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因为这些人确实是在冒险，并且一直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去为一个更人性化的社会而战斗，而我只是通过我的话语和思想加入了这场战斗。这是完全不同的。” [32]
从历史语境中看，尽管马尔库塞经常否认他是新左派思想的某种智力领袖，批评他们的策略，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不需要一个领袖，但他的论点确实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产生了共鸣。 [33] 或者进一步说，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在60年代独有的魅力使他不得不出现在政治漩涡的中心，恰如哈罗德·马尔库塞（Harold Marcuse）所说：“似乎无论这些激进分子和所谓的新左派出现在哪里，马尔库塞都是在其背景的某个地方。我们相信他必须把他的一些想法直接传达给学生，而这正是马尔库塞的危险所在。” [34] 凯尔纳也曾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马尔库塞为何会深陷于政治漩涡中：“（马尔库塞）对先进工业社会毫不妥协的批判，表达了一代年轻人对消费社会财富与贫困并存的愤怒和反感，马尔库塞的分析和批判深入他们不满的根源，为新左派的疏离感和幻灭感提供了理智上的辩护，也为他们的拒绝提供了一种体面的‘名正言顺’。” [35] 正是因为马尔库塞积极地探索了当时困扰社会、掩盖真相的真正原因，向许多人解释并证明了疏离感和无助感为何会造成一种强烈的“不快意识”“不满”和“焦虑”，并为逃离毫无人情味的非理性的技术官僚社会提供了一种通往审美的生态范式的可行之路，才导致当时新左派认为“他们在马尔库塞那里发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评和对一种民主的不妥协的捍卫” [36] 。
总而言之，“突然的成名”和不可挣脱的政治底色让60年代的学者们将马尔库塞定格在激进的背景中，除了两部成名作，人们对这位独特思想家早期的美学、文学、哲学作品和晚期的生态解放理论都没有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另外，当时深陷政治漩涡中的马尔库塞常常会收到各种粗暴无礼的人身攻击的恐吓信 [37]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尔库塞在当时的命运极类似于当下很多由媒体打造的“网红”，随着60年代的结束和新左派运动的崩溃，思想和现实的聚光灯骤然离开马尔库塞，其影响也如“昙花一现”，迅速退出历史的舞台。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马尔库塞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他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开始逐渐消失，到1979年去世时，“他的思想就算没有被遗忘，也基本上被搁置了。理论界在对哈贝马斯、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的连续迷恋中，从一股狂热到另一股狂热。到80年代，最终定格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上” [38] 。最后，留给马尔库塞的，除了遗忘，也就剩下对他作品的喋喋不休的争论、有偏见性的批判、简单化的误解和曲解。
20世纪70年代，基于对“生态资本主义”本质的洞悉和对施密特开启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批判和超越，马尔库塞从理论和现实层面介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然意义之争”，在历史唯物主义“人与自然”双重解放视角，将社会批判思想拓展到生态与环境运动领域，阐发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自然革命和生态解放理论，并基于生态视角的解读将其思想整体性地关联起来。恰如卢克所说：“马尔库塞出版的全部作品……主要以生态问题为背景，提出了一个揭露先进工业社会如何以及为何在深刻的反生态条件下运行的全面批判视角。” [39] 从马尔库塞著作顺序来看，早期的马尔库塞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革命对于生态”的重要性思考，后期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延伸到阐述“生态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展开论述。第一本专门致力于研究生态与解放、自然与革命的著作是《反革命与反叛》 [40] ，在书中，马尔库塞声称：“当今时代的革命任务是十分明确的：对自然的彻底改造成为社会彻底改造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既定的社会中，自然本身被更有效地控制，反过来又成为控制人类的工具和手段，成为社会权力的延伸。” [41]
马尔库塞生态解放理论不仅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而且作为其社会批判思想的延伸拓展到科学技术的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并没有停留在其“两面性”的肤浅层面，而是将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关联起来。在马尔库塞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展开的科学技术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反环境的统治体系”，“科学凭借其自己的方法和概念，已经映射并推动了一个世界，在其中，自然的支配与人的支配始终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对整个世界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42] 进一步说，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是当代资本主义建立自身的主要力量之一，正是这种与资本的联盟赋予了技术超越个人思想和社会的力量 [43] ，凯尔纳将这种联盟称为“技术资本主义”，这种联盟“遵循资本主义逻辑，试图垄断新技术，以实现企业统治和盈利” [44] 。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批判拓展到了两个新的维度，进一步诠释技术对现代人类的控制或者说是统治：一个是人类学因素，这个维度是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思想继承和批判，也是其思想的最大特色；另一个是社会经济因素，1970年代马尔库塞基于高度的生态敏感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惧怕任何形式的“生态问题”或者“资源极限”，反而可以借助于生态问题或者“资源短缺”改变自身的积累模式，自我续命。从这个角度看，马尔库塞比同时代的环境社会学家和激进左派对“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话语变种有更高的警惕。在《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意义》和《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强调先进工业社会中，技术理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它要求存在完全服从于盛行的社会秩序，并使个体沦为对生活中的技术过程做出反应的生物机器：“世界已经合理化到这样的程度，这种理性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社会力量，个人只能毫无保留地调整自己。” [45] 当然，必须明确的是，马尔库塞并不是一个技术悲观主义者，或者是像卢梭那样提倡“文明返祖”“回到前技术时代”，他科技批判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并不认为只要有技术，就必然会有支配。造成人类被奴役和生存斗争不断加剧的不是技术，而是人类对待技术的方式以及他们组织社会劳动的方式。在《论解放》一书中，马尔库塞将技术批判延伸到其与“生态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积累模式的内在关联的批判，针对资本主义生态转型所建构的“生态资本主义”“信用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马尔库塞提出了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大拒绝”革命战略。 [46] 马尔库塞的“大拒绝”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冷静的目光” [47] 具有同样的理论内涵，“大拒绝”的本质就是一种“冷静”，一种新的“世界观”姿态，一种新的重新看待自己、看待自己与他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态度，因而其所代表的和要完成的不仅是意识形态革命、社会革命，也是自然和人类的自我革命；不仅是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更是一场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非压迫的、自由的社会而进行的全面斗争，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整体性“否定”和“拒绝”。在马尔库塞这里，“大拒绝”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首先要“冷静”地拒斥以“购买来拯救地球”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从物化的感官中解放，形成“新感性”。接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感性革命的思想诠释，马尔库塞对“感性”一词的理解并不仅仅指作为感知器官的内部或外部器官，而是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马尔库塞相信解放的感官所孕育的“新感性”的“新主体”会有一种“新人性”，他们“本能地排斥资本主义的工具主义理性，同时保留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成就” [48] ，开出一个崭新的审美的生态生存范式。
进一步说，基于对科学知识体系和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内在勾连所造成的单向度化的深刻批判，马尔库塞将他所处的时代称为“发达工业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将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提升到“单向度化”，进而阐释了以人统治自然为基础的合理化的技术等级和知识体系与以人统治他人为基础的学科等级如何深度勾结在一起，构成一个“极权主义”的单向度社会。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这样写道：“当代工业社会趋向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统治形式不仅包括恐怖主义、集权专政的政治形式，还包括一种生态和社会心理形式，这种形式与一种通过既得利益者的需求操纵而运作的非恐怖主义经济技术协调相联系。” [49] 从这个角度看，马尔库塞之所以如此看重教育革命就在于：教育是培育新感性的新主体，是贯彻新科学、新技术，实现新道路的重要领域。因此，马尔库塞的教育批判理论也是其生态解放战略的重要实践组成部分。与他的法兰克福同事以及很多环境社会学者和左派思想家、生态社会主义者们对技术的反感和绝望不同，马尔库塞看到了改变科学进展方向的可能性：在一种新的生态解放理论中，依托于新教育体系，理性和爱欲将合力培育“新感性”，建构新的科学知识体系，将推动文化发展趋近于本质上不同的关于自然、人类概念，形成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和全新的审美范式世界观。最终，技术解放的时刻也将使生存的平静和幸福成为可能。与卢梭的“返祖式自然想象”或海德格尔略带恐怖色调的“诗意地栖居”不同，区别于生态资本主义的“掠夺自然”，马尔库塞提出了“安抚自然” [50] 策略，以对自然的掌握为前提，为生态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那个灾难与繁荣共存的年代，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与坚守、继承和拓展使他具有一种独特的生态敏感性，他很早就预料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环境运动的局限性和大多数环境运动必然堕入的困境，在他看来，这些激进理论家们“尽管可能表达了激进变革的愿望，但当时多样化和分裂的运动基本上仍停留在一种无效的战略模式中：满足并停留自组织不墨守成规的抗议活动，而不是彻底从底层重新构建社会” [51] 。这种深刻的洞察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为何局限在“解释世界”桎梏中的描绘是何等的相似，“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任何不彻底的批判最终都会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所兼容和吞噬”。
马尔库塞对自然本质上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尤其是其对人的主体性的弗洛伊德式理解，始终围绕着环境问题，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最终将生态运动的解放议程与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爱欲的表达联系起来。因此，如果对马尔库塞的著作有一个逻辑性整体把握，就会发现：他在1970年代转向生态解放理论并不是学界所普遍认为的“对革命的失望和妥协或退而求其次的战略转移”，而是其社会批判思想与现实交融的必然结果，而其生态解放理论是其实现人与自然全面解放的最终归宿。然而，由于受1960年代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思想完全遮蔽在政治“光晕”中，最终造成其生态思想几乎没有引起当时学界应有的重视和阐述。
1970年代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在社会批判思想研究层面则表现为学术界一改1960的狂热追捧而转向了以批判为主，最著名的批评家是麦金泰尔 [52] 、斯库尔曼 [53] 、维瓦斯 [54] 和科拉克夫斯基 [55] 等。他们中的大多数思想家们都声称自己“熟悉马尔库塞的全部作品” [56] ，如麦金泰尔宣称自己“紧追着马尔库塞本人的足迹，忠实地（faithfully）地描述马尔库塞”，通过“对比马尔库塞与其理论先驱黑格尔、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理论”后，麦金泰尔断言：“马尔库塞的理论几乎是不可信的。” [57] 与麦金泰尔相似，斯库曼在《想象的证据：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中试图通过对比马尔库塞1933年前后不同时期著作，宣称要“将（马尔库塞）从误解中解救出来” [58] ，结果由于前者的思想局限性，不仅没有兑现解救的承诺，反而适得其反。比较而言，维瓦斯和科拉克夫斯基对马尔库塞思想的阐释始终抱有的一种深刻的“敌意”，如维瓦斯曾直言不讳地称马尔库塞为“一只啃噬文明的白蚁” [59] ，而科拉克夫斯基却轻蔑地说：“马尔库塞的思想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是对技术、精确的科学和民主价值观的封建轻蔑。” [60] 这四位思想家的批判对马尔库塞思想肖像的塑造对于当时乃至当下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虽然在1970年代，马尔库塞的学生威廉·莱斯和其思想继承者本·阿格尔 [61] 一直关注于对其生态思想的研究和阐发，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莱斯的《统治自然》 [62] 和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63] 。但这些思想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渐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与国外研究现状刚好相反，马尔库塞、莱斯和阿格尔的思想在1980年代的中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得到了高度的认可和广泛的研究。
到了20世纪80年代，马尔库塞思想终于迎来了一线转机，表现在凯尔纳的脱颖而出，一直到现在，凯尔纳都是马尔库塞思想研究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64] ，他于1984年出版的《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65] ，开创了系统地、脱离政治背景、客观地论述地马尔库塞著作的先河。该书涵盖了马尔库塞几乎所有的作品和散文，很好地介绍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细致地展示了马尔库塞如何捍卫并坚守马克思主义事业的终生承诺。
总体来讲，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属于低潮时期，学术界仅着重关注于对其成名作的批判性解读，对其早期思想和晚期的生态思想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导致对其思想连续性、彻底性的忽视，再加上1960年代形成的固有偏见，留给了后续马尔库塞思想研究的大多是一些偏见和对其思想复杂性、跨学科性 [66] 的曲解与误解。
20世纪90年代马尔库塞思想研究进入急速复兴的新阶段。首先，从论著角度看：1.本阶段的急速复兴主要得益于1990年代凯尔纳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论文、日记、谈话录等的整理和编撰，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他的《马尔库塞文集》（六卷本） [67] ，六卷本包含以前未出版和未知马尔库塞作品的出版物，标志着马尔库塞重新引入当代话语的尝试。1998年凯尔纳描述了自己这份杰出工作的总体意图：“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本杰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作品有大量的新译本，但马尔库塞的作品几乎没有未经翻译或收集的资料……马尔库塞的忽视可能会通过大量材料的出版而改变，这些材料中有很多是未出版的和未知的。在这些卷集合的文章提供了新鲜的马尔库塞的作品，并进一步推进了马尔库塞的批判哲学的研究。” [68] 2.2000年以来，得益于法兰克福的马尔库塞档案馆（Marcuse Archive in Frankfurt），马尔库塞很多不为人知的作品得到了广泛的研究。3.从1988年开始，费恩博格（Andrew Feenberg）、哈贝马斯、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莫蒂西·卢克等著名学者加入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带来马尔库塞思想的整体复兴。4.马尔库塞战前在德国创作和出版的早期作品得到了特别的重视和研究。马尔库塞主要依托于《爱欲与文明》和《单向度的人》一举成名，而其早期作品大多不为人知。尽管学术界对马尔库塞丧失兴趣后主要将关注点集中在哈贝马斯身上，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马尔库塞早期作品的重视也得益于哈贝马斯的强调，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从哈贝马斯第一次警告学界不要忽视马尔库塞职业生涯中的这一时期以来，许多马尔库塞的早期作品不断问世。” [69] 的确，早期是马尔库塞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是其个人和学术生活的起源，所以，对马尔库塞早期思想的研究对于呈现其思想整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马尔库塞晚期生态思想得到重点关注，并基于现实的关切成为新的学术亮点，学术界从马尔库塞思想整体视角关注并阐发其生态思想。本阶段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是卢克的《马尔库塞》（1994），其第四章的“马尔库里与生态学”（Marcuse and Ecology）不仅全面、系统、整体地呈现了马尔库塞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关切，也对随后的马尔库塞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Stevenson Nick在《人类世的批判理论：马尔库塞、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 [70] 中就曾进一步借助马尔库塞的洞察揭露“人类世”话语与资本的内在勾连，及其所构建的“生态沙漠和社会地狱” [71] 。卢克曾警告我们“恐慌不仅不会为人类带来清醒的自觉和有效的改革实践” [72] ，反而围绕人类世的恐慌正日益赋予一个代表技术科学寻求代表“人类”管理“自然”的等级项目的合法性。伴随着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这个项目将侵蚀先前批判理论的一切努力和尝试，即通过更激进的环境批判为人类提出解放的新的想象力和可能性。 [73] 6.从已出版的书籍来看，本阶段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对重新介绍马尔库塞的遗产也有很高的研究兴趣。如意大利思想家雷娜塔·巴斯切利（Renata Bascelli），在2018年出版了《马尔库塞思想根源中的“具体哲学”》，认为：“马尔库塞的思想，从它的起源出发，凭借其清晰的视野，仍然可以为当代世界提供一定的借鉴……也许可以试图基于其直面当今困扰人类的全面危机。”在德国，蒂姆·穆勒（Tim B.Müeller）在2010年出版了《斗士与学者：马尔库塞与冷战时期的思想体系》，探讨了马尔库塞在“冷战”期间与美国情报机构的接触等问题。 [74] 整体来看，马尔库塞思想复兴始于英语国家，关于马尔库塞的书主要在美国出版，当然，美国学界对马尔库塞思想研究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即使是在1970年代其作品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消失时，美国学界依旧高度重视阐发其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美国的国际赫伯特·马尔库塞协会！ International Herbert Marcuse Socie ty ）每两年组织一次会议，试图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和新的社会问题重新审视、拓展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思想。7.另外，关于马尔库塞的书籍、文章和评论已经有了专门的研究网站 [75] ，由哈罗德·马尔库塞博士（马尔库塞的孙子）管理，提供了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关于马尔库塞的书籍、文章和评论的详细和最新信息。
经过90年代的急速复兴，到2000年迎来了马尔库塞思想全面复兴和新的高潮期，其思想通过各种书籍和文章再次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这种兴趣的突然觉醒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复兴，不如说是源自学术界对现实危机的深刻关切和历史回应。本阶段最重要的论著是马尔库塞生态解放理论研究专家查尔斯·莱茨（Charles Reitz） [76] 的《马尔库塞与21世纪的挑战》，书中他这样描述：“近年来见证了真正的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复兴。”《新政治科学》！ New Political Science ）有专刊研究马尔库塞思想，如2016年的《21世纪的马尔库塞：激进政治、批判理论、革命实践》！ Marcuse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 Radical Politics , Critical Theory , Revolutionary Practice ）。《激进哲学评论》！ Radical Philosophy Review ）2016年和2017年专门讨论了马尔库塞思想的当代价值，这个数据是2013年的两倍，2017年出版了两本评论马尔库塞政治观点的合集，一本是《大拒绝：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当代社会运动》，另一本是《单向度的人：50年后斗争仍在继续》。 [77] 2019年，Višic'Maroje [78] 更为全面地介绍了马尔库塞思想在21世纪的复兴之路，强调了其早期思想研究的理论重要性和现实必要性，回应并推进了马尔库塞思想研究的全盛时期的再度来临；罗伯特·基尔希和莎拉·苏拉克探索了马尔库塞思想在21世纪的整体性影响力。 [79] 除了论著和专刊，世界各地也举办各种会议来深度探索马尔库塞的思想，如2019年马尔库塞研究专家库索詹尼斯的《政治实证主义和政治存在主义：重温马尔库塞》，重新审视了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思想遗产 [80] 。
2000年后，马尔库塞思想研究拓展到美学、诠释学、生态学、教育学等领域，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其生态解放理论及其与教育批判的关联性解读，关注点集中于其理论与当下现实的紧密关联，莱茨也是重要的研究专家之一。具体来看，汤普森从21世纪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反思马尔库塞的作品，他钦佩地写道：“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已经成为当下人们日常生活的世俗特征。事实上，读到马尔库塞的许多观察结果，你不可能不感到其先见之明，在一代人之后，这些特征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 [81] 迈尔斯的《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详细阐述了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及其与解放的关系。 [82] 在2005年的全球正义运动中，凯尔纳再次提醒马尔库塞对于理解当代斗争的战略和社会政治视野的持续重要性：“我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恐怖主义和美国军国主义的复苏，以及全球反企业资本主义和战争运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马尔库塞的政治和激进主义批判理论与当代的挑战高度相关。马尔库塞在发展统治和抵抗的全球视角方面特别有用，他从根本上批评了现有的统治体系，稳定了抵抗运动，并对当前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提出了激进的替代方案。”马塞洛·维艾塔也曾明确指出：“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马尔库塞提出的）‘大拒绝’和‘后技术理性’的痕迹。民主的所有‘过剩’阶层……通过在最边缘重新组织他们的生活和经济，实行‘大拒绝’。” [83] 汤普森认为伴随当代社会运动而来的各种暴力，可以用马尔库塞关于“压制性去升华”来解释和解释 [84] 。克里斯蒂安·加兰（C.Garland）认为马尔库塞的思想被证明对当代激进实践和（重大）拒绝政治的更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85]
总体而言，在本阶段生态思想成为21世纪马尔库塞思想研究的亮点，马尔库塞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基于揭示其与资本逻辑内在勾连，他很早就发现：“生态斗争越来越多地与支配资本主义制度的法则发生冲突，包括资本积累增加的法则，创造足够剩余价值的法则，利润的法则，异化劳动和剥削的必然延续的法则。生态逻辑从根本上否定资本逻辑，地球不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得到拯救，第三世界也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 [86] 特别是从90年代开始，当思想界发现60年代轰轰烈烈的生态运动和7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实践已经被“绿色（生态）资本主义”的观点所吸收和协调时，马尔库塞激进而彻底的生态思想研究就显示出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马尔库塞很早就意识到先进工业社会的系统性危险，并以一种革命的方式为生态行动主义开路：“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不是对现有社会的净化，而是对其进行替代，恢复和享受自然、宁静与和平。”莱茨在着手阐发马尔库塞生态革命理论时，曾感慨道：“自20 世纪70年代马尔库塞开始崭露头角以来，世界对即将发生的多种形式的环境灾难的意识越来越强，也越来越有理由感到不安。这包括飓风、洪水、干旱和野火等极端天气事件，主要是由于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全球变暖，以及资源浪费、管理不善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土壤污染、水和空气质量退化、臭氧枯竭、海洋酸化，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每一个都深深地卷入了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和冲突的体系中。” [87] 2021年10月7—10日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召开的两年一次的国际马尔库塞学会会议主题正是基于他的技术批判理论探索人类文明的可能未来，10月9日的会议专题关注生态与革命和21世纪的保护责任，收录了一系列专业的学术文章，专门研究马尔库塞生态解放理论的当代意义。 [88]
马尔库塞自然革命与生态解放思想的意义主要表现在：面对①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等无色、无效的批判，②主流环境保护主义及其话语与可预见的生态崩溃的制度力量的兼容与相容，③以释放市场保护环境的占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环境主义导致的环境恶化加剧和加速以及市场机制的持续失灵，④技术乐观主义的蛊惑，⑤通过购物来拯救地球“绿色产品”的消费主义暴露出的新自由主义环境主义面对和解决当代生态困境的无能等理论和现实问题，马尔库塞的自然—生态解放理论成为西方思想界探寻有效和有意义地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灾难和地球加速退化、突破自由主义环境话语的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另外，马尔库塞生态批判理论与其教育批判理论的关联性解读，使他的教育批判思想成为其生态解放理论的实践道路探索，体现了其思想在21世纪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总体而言，在新阶段，对马尔库塞思想展开跨学科综合研究是当下学界的新动向。马尔库塞的观点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席勒、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和卢卡奇（早期）的影响，但是，他始终都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理解马尔库塞的立场和思想的整体脉络，跨学科的全面研究是必要的。否则，像麦金泰尔武断地将马尔库塞归类为“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或假设马尔库塞属于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等都是不公平的。国外研究领域近年来正在展开一场对马尔库塞批判理论兴趣的复兴，在这些专家学者看来，正如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世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应该是综合多学科角度的视域，而不能从单一的视角片面出发，若能理解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跨学科特征，就会发现马尔库塞完整地论述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因此，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复兴是一个全新的综合研究视域的开拓。
根据最新的研究结论，马尔库塞的哲学从理论上和时间上更接近马克思哲学，因为二者都是基于对世界历史本质维度的认识来提出实践的革命策略。 [89] 马尔库塞对人的理解是黑格尔的理性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席勒的政治美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跨学科综合，是从资本的产生到资本的发展的一种全方面的综合性的研究，其中海德格尔对技术发展对人的本质异化的加深理论给马尔库塞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进而补充黑格尔的理性肯定性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否定性对资本批判都未给予重视的一个资本重要力源——科技对人的异化的影响。
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崛起，生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全面渗透、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马尔库塞思想的这种突然的再次唤醒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基于马尔库塞对改组后的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更是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全面揭露和彻底的拒绝。
国内关于马尔库塞思想的研究始于1978年，兴盛于1980年代，在特定历史时代主题下关注于其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诗意批判。1978年《哲学译丛》开始节译其著作。1980年当时著名的三大译文丛书：《文化与世界丛书》《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集中关注马尔库塞的诗意批判和现实关切的融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有：燕宏远（1978,1979）、H.韦伯尔、张伯霖（1979）、王守昌（1980）、徐崇温（1980,1982）、徐家杰（1981）、赵越胜（1983）、刘小枫（1986）、薛民（1986,1988）、陈学明（1987、1989、1990）、李小兵（1989）等，学者们从“社会批判”“美学理论”“现代文明困境”等方面研究阐发其社会启蒙与人的解放理论，隐现着着学术与现实双重语境的动力与压力。 [90]
总体而言，国内已有研究都比较集中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系谱，从马尔库塞晚期成名作如《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着手展开分析。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想象性地痴迷于“中国语境中的马尔库塞”，主要关注其社会批判理论，较少关注其理论如何与革命实践关联，从而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主题仅仅是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批判的对象是单向度社会的技术理性、消费异化、大众文化、实证主义以及额外压抑等几个孤立的方面。另外，误认为马尔库塞寄希望的革命的主体是那些极其类似马克思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或者黑格尔所谓的贱民的被社会边缘化的人，进而自然而然地将马尔库塞的“大拒绝”看作一种不计后果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将他的爱欲革命论、自然革命论和艺术革命当作一种无奈之举。对马尔库塞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了解亟待新的视域和全面而翔实的材料支撑。
值得庆幸的是，201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尔库塞文集》（六卷本）是国内马尔库塞思想研究的最新进展，也是马尔库塞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分别是：第一卷《技术、战争与法西斯主义》，搜集了马尔库塞早期思想的材料；第二卷《走向社会批判理论》；第三卷《新左派与20 世纪60年代》收录了《暴力问题和激进反对派》 《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民主有没有未来或者说现在》《马尔库塞对新左派路线的定义》等文章；第四卷《艺术与解放》；第五卷《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呈现的是旨在实现人类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对哲学、精神分析和批判社会理论的独特综合；第六卷《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乌托邦》。这些宝贵的资源将会为国内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研究带来新的希望。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只有突破国内研究的视域局限，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思想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语境中，结合早期的思想著作和后期的革命论著全面阐述，才能真正澄清并阐述马尔库塞如何利用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