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6 世纪的欧洲大地上曾演绎过一段荡气回肠的“英雄史”，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血雨腥风，“古罗马幽灵”精心呵护的“摇篮”里终于抚育出健硕的政治果实——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那时欧洲历史天空呈现出由“逻辑和历史统一”而乍现的对称美。在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根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梦”中，“生而自由、平等”的人们居住在“新大西岛”，摆脱了大自然的“洪荒之灾”，远离了上帝“无处不在”的“召唤”和“利维坦”的恐吓，在机器的轰鸣所昭示的高科技的强势有力的“保护”下，享受着现世的幸福和灵魂永生的安宁。当康德以其深邃的哲学洞察望向莱茵河彼岸“浓烟滚滚”的现代文明时，他敏锐地发现这个“世俗天堂”中有明显的“二律背反”，明确指出：人的竞争性和虚荣心以及统治他人和支配他人的欲望并不能保证一个繁荣而进步的现代生活。19 世纪20年代，当“密涅瓦猫头鹰”黑格尔再次带着强烈的德国问题意识望向“莱茵河彼岸”的现代文明时，他发现了引致“二律背反”的局限性和困境的现实根源，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将批判的犀利目光转向实证主义的“知性”科学和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总根基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揭露了由其展开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知识体系、世界观和认识论必将引致一种无法根除的“悖论性贫困”之恶，即财富积累与贫困蔓延将如影相随形，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认同危机、环境危机、生存危机在资本正常运转时会随时降临，寄生性的“贱民”将摧毁自由和理性的根基。黑格尔最伟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指出“悖论性贫困”将与现代文明共存：一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巨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破坏力和贫困的蔓延以及贱民的大量滋生，最终“极端的自我异化和极度的贫富分化，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撕裂和毁灭”。黑格尔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展开，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的本性及其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内在勾连和共谋关系以及资本逻辑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裂痕已经逐渐显露，马克思基于黑格尔的思想，发现“悖论性贫困”之恶的根源是现代文明在资本逻辑的展开，进一步说，就是资本逻辑以及与其共谋的现代形而上学才是导致“悖论性贫困”之恶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对“悖论性贫困”产生的现实原因进行了更为经典的描述，明确了现代文明在资本逻辑展开的历史前提和历史界限，回答了“资本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自然的，更不是永恒的；它是历史的，因而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资本的末日不是人类的末日，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人类将迈入美好的共产主义。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的独特历史贡献就在于，接续马克思对资本和现代是形而上学的内在共谋关系的揭示，马尔库塞认为在“二战”后形成的现代工业社会（或者发达工业社会、富裕的消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勾连已到达极致，其共谋性的产物是当时盛行的“工具理性”。他认为“工具理性已经对生活世界产生了主导性和有害的影响”，此时，人与自然的世界已经被组织成事物和工具。一个由政府、公司、大众、经济和技术组成的压迫和操纵性“整合机制”已经对人和自然实现了全面的操纵和有效控制。合理化和异化与日俱增，与其相伴随的是效率优先原则和批判性的社会无能。当然，与马克思一样，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并不代表他是悲观的；实际上刚好相反，马尔库塞在黑暗的深渊发现了希望的曙光：“马克思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设想的生产力水平，在技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达到，而正是这一成就（‘消费社会’）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确保了大众的支持，并使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受到质疑。” [1] 因此，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为实现希望充当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从培根、卢梭到亚当·斯密和雨果，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家们将希望的“乌托邦”从非时空或超时空的“天堂伊甸园”移到了时间和空间割裂的“孤岛”或“荒野”上，致力用“技术征服自然必将会带来更大财富”的资本主义“咒语”来安抚人们去忍耐、坦然接受当下的贫困、异化。资本的逻辑隐藏在“人类”的“人道主义”面纱下，并进而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包装”“保护”和“辩护”下，将其攻击性、侵略性的DNA植入“自然”的存在维度，在所谓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话语的遮蔽和支撑下，现实的人和自然的存在被自然科学中的“资源综合体”和“抽象人性+廉价劳动力”所取代。或许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们来说，“身在庐山中”，他们也并不知道为什么在资本良性运转的时候总是会有不间断的灾难和不幸，基于对自由市场的盲目乐观，他们希望这种灾难和不幸能够随着财富的积累而逐步消除。不过，在深邃的德国哲学家们看来，财富与贫困的共存将可能是现代文明无法根除的“顽疾”。
从某种程度上看，德国思想特有的诗意和深邃似乎赋予了其哲学家们独特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无论是康德、谢林还是黑格尔、马克思都是如此。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一针见血地指明：“市场社会”及其荒野和孤岛性的意识形态叙事是引发“悖论性贫困”问题和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总根基，“市场社会”的伦理维度是一种假象，也是一种假设。黑格尔将市场社会进一步还原为“市民社会”，描述了隐藏在市民社会“自由和平等”面具背后的“非理性”状态——人与自然必将堕入“流动性”“偶然性”“任意性”的宿命。随着人和自然被割裂、被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座架”，自然沦为了纯粹的“资源综合体”，成为被剥夺、掠夺的免费的或者廉价的财富拓展的“无意义”的“空间”；人则被抛入了流动性、偶然性和任意性、孤立性的“西西弗斯”厄运中，以“劳动力”的身份获得社会性和现实性的暂时根基。孤立的个人，作为特殊性本身，一方面沉迷于四面八方偶然的随意性和主观的反复无常，摧毁自己及自我建构的信念；另一方面不断依赖外部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同时又受制于外在的普遍性，满足虚假的需要，陷入虚假无限。市民社会在资本逻辑的催逼下，将利润当作新的上帝。庞大的物质财富提供的不过是奢侈和苦难、匮乏的绝望，造成物质和精神共同的道德腐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明确地告诉我们：现代市民社会纵容并促成和利用了欲望本身的无限外在，造成了奢侈的无限蔓延，这些无限或无限形式的特殊性不归于自己，这些形式无法自我闭合，而是扩展到“虚假的无限”，造成极端的自我异化和绝对的贫富分化。因此，市民社会是家庭“解体”的产物，代表着道德共识的缺失。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黑格尔预见性地强调了“悖论性贫困”不仅仅发生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也不仅仅会出现在物质领域，而是会拓展到消费领域和精神文化领域。消费者的“需求”由利润动机无休止地产生，已然是彻底的异化，并将在这种异化消费中彻底丧失对生命和生存的体验。 [2]
毋庸讳言，一个世纪后的现实似乎不幸被黑格尔言中，恰如他的思想后继者马尔库塞所见：在发达工业社会，导致“悖论性贫困”的已经不是当初的“异化”或“物化”，而是“单向度化”“碎片化”。此时，单向度的意识形态从内部控制了人的身体和感官、控制了人的欲望和感性、控制了人对需求的理解和获得、控制了人们形成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通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依靠工具理性维系，于是，道德共识的缺失将不可避免，极权主义必然兴起。当初，黑格尔曾寄希望于异质性的“伦理国家”的良性干预来恢复伦理共同体，使堕入“偶然性”和“流动性”的孤立个体之间能够达成一定的伦理共识，打通财富积累与自由拓展之间的隔阂。那时候，为了说明为何伦理国家是“悖论性贫困”顽疾的唯一解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还全面论证了市民社会本身无论采用何种手段（福利手段，包括富人的私人救济、国家的以工代赈、工会等）都不可能自救，反而会导致资本之恶的猖獗，中毒更深。 [3] 马克思经由黑格尔，借力于黑格尔、费尔巴哈，批判并超越了实证主义、唯心主义、感性主义，揭露了现代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的共谋，强调了对资本原则高度的批判必须是在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同时展开才有可能，因而，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才能彻底理解并超越资本之恶的“悖论性贫困”。而马尔库塞正是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独特解读，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批判思想。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之后的很多年，无论是他的警示还是他对各种“福利拯救方案”局限性的揭示似乎都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是他的“不肖弟子们”——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依据各自的喜好，片面地抓住其思想碎片，一面迎合萎靡不振的德国社会，一面制造着“毒药”投给那些挣扎在赤贫边缘的苦难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现实中切肤之痛的深刻苦难在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青年黑格尔派看来，都只能归于“巴黎的秘密” [4] 的不同版本。在“神圣家族”看来，那些被“资本”抛弃的都是“非理性的存在”，他们如同“无处投胎的幽灵”，蜷缩在大繁华都市黑暗的角落里，等待着“上帝之子‘鲍威尔’的宽恕和拯救”。马克思对“悖论性贫困”的批判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出现的，马克思将自己看作黑格尔——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学生，他要做的是要把黑格尔的思想从当时的各种片面解读中“拯救出来”，接续、批判、超越、突破其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性，深入历史的本质维度，撕开资本逻辑与现代文明的啮合点，为苦难的劳苦大众提供一条希望之路。对于黑格尔，自由和理性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人性。当将理性和自由不加区分地归于人性时，黑格尔极有可能陷入与他所激烈批判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同样的困境，后者将等价交换的原则也归于人性。这样，资本的逻辑就隐身在“人性”和现代文明的“人类”概念中。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对理性和自由主义持有高度信念的黑格尔看来，现代性的有害一面终究会被纳入历史，并朝着个性和自由文化的进步轨道前进，财富的伤口尽管常常会以种族屠杀、奴役，毁灭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会随着现代进步的需要被逐步豁免。由于黑格尔幻想在不超越哲学的前提下实现哲学，因此，他依旧是启蒙的忠实信徒。在黑格尔的哲学视域中，与自由和理性相反的贫困、贫困中的“贱民”都是一种被动的、懦弱的“非理性”因而“不自由”的“非存在”，除非他们能够获得“通往自由的唯一资格——自由劳动”进入“自由界”，否则就无法获得救赎。马克思发现，黑格尔将资本的逻辑与自由和理性的逻辑混合在一起，或者更进一步说，资本的逻辑其实潜藏在“自由逻辑”中，并真正主导着现实，所以，灾难的根源、真正的非理性存在其实是资本，而不是处于其对立面的贫困和贫困者。基于片面的理论前提，黑格尔摆脱“悖论性贫困”的灵丹妙药——抽象的“伦理国家”——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在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将资本逻辑植入人性——的批判就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进一步说，如果要论证说明资本的末日不是人类的末日而是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未来，那么，就必须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阵地同历史唯心主义全面开战。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颠覆并揭露了资本之恶，并论证了“悖论性贫困”与资本本性的必然关联，揭示了扬弃灾难的可行之法。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讨论的“贫困者”——工人阶级——并不是那些依附且寄生于资本的“非理性”存在，也不是无法融入资本经济版图的“局外人”，当然更不是黑格尔所鄙夷的“贱民”，这一点可以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本质性区别”的相关论述中看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出场的“贫困”，与黑格尔和亚当·斯密历史唯心主义场域中出场的“贫困”在伦理维度上具有本质性的区别，马克思的“贫困”是一种有力量的、占据伦理地位的存在，是揭穿“理性”荒谬的证据，因而具有强大的力量，在自我革命的过程中，推翻资本，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解放，财富的积累将会与幸福和自由的现实生活相关联。综上，马克思在对历史重新的书写和定位中，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正式开战，战争意义绝不仅是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上的，更不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本体论之间的战争，而是对世界、对人类、对自然的存在意义的争夺。
从现实视角看，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提供的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温和的、不超越资本主义的改良性救赎方案。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资本的罪恶并没有全部展开，资本的逻辑与理性的逻辑、自由的逻辑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明确显露，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两大支柱之间的内在勾连和共谋性关系也不是十分明显，而且黑格尔对当时德国的官僚阶层也保持着高度的信任。可是，到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威廉四世的虚伪和落后的德国社会现实已经证明黑格尔寄予高度厚望的伦理国家非但没有产生的可能性，反而落后的德国比较于市民社会发达的英国和政治发达的法国更容易直接地显露出悖论性贫困的罪孽。基于对资本本性的洞察及其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内在勾连，马克思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解和改良，致力依托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来彻底解决资本的“悖论性贫困”之恶。
不过，黑格尔的洞见与马克思的革命，对于今天依旧深陷于在资本逻辑和依赖于市场经济的我们，理解现实和改变现实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共产主义》中曾指出，“在当代，我们必须要同时重视马克思和黑格尔在不同层面对贫困的理解”，“马克思理论中缺少黑格尔理论的某些要素，特别是对国家、公司和公共机构社会作用的辩证理解，因为马克思拒绝接受和解形式”。黑格尔对现代文明的现实性与动态性分析以及他对早期福利制度为何在解决“悖论性贫困”方面会是“饮鸩止渴”的精彩分析，“使他成为当下一种有价值的关于理解资本主义复杂性变化的理论指南”。 [5] 当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作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继承者和捍卫者的——马尔库塞——在更为复杂的现实中探索救赎之路时，黑格尔的思想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同时成为开启希望之路的思想和革命指南。马尔库塞看到的世界是黑格尔曾预料到的，也是马克思所试图取消的，是资本之恶达到极致，是资本逻辑崩溃的极点，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启的最佳时机。马尔库塞论证了革命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必要性，描绘了一个审美的新世界：“那里到处都是嬉戏、到处是欢乐的爱欲世界，在那里，人类、自然和音乐都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6] 这个梦想激励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势必会激励着深陷生态危机中的我们在物质资料极度丰富的今天，探索现代文明的另一条可能的出路。
与马克思类似，马尔库塞一生也是饱经沧桑。他曾是一个犹太富家子弟，年轻时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小说和文学艺术。在短暂的参军生涯之后，他开始对德国革命感到失望，转而研究哲学，并随后拜师当时红极一时的海德格尔门下，成为其助手。1933年随着纳粹主义在德国兴起，他被迫离开德国，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邀请下，加入了法兰克福研究所。一年后，他移居美国，1940年成为美国公民，先后就职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1951年马尔库塞恢复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先后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纽约时报》曾给了他两个称号：“末日使者”和“仍然健在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马尔库塞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显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工人革命屡次的失败后的斗志消沉、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苏联集权主义和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沦为资本“绿色”转型实现的统治合理性的新来源、资本改变了以剥削和掠夺物理世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转向内部的全面控制和“新能源”代替方案。20 世纪6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制度改头换面，将自己“洗绿”后，以“生态资本主义”的伪装粉墨登场，并开启新的殖民主义掠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极权主义控制形式和意识形态话语向野蛮复归，貌似理性的购买居然成了拯救地球的唯一通道，平庸之恶泛滥并伪装为一种美德，非理性、否定维度等凡是与资本逻辑不兼容的东西在被商品化、市场化后彻底丧失了疏离和反抗的能力，荒谬成了人类的新特权……直面资本主义，马尔库塞始终坚守和捍卫马克思开创的革命道路，形成独特的社会批判思想体系。
其实，马克思之后，面对资本主义的变化，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萨特、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就曾认真反思那个时代的苦难，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 [7] 一直致力于综合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和马克思对资本之恶的洞见，以清醒的理性自觉不断向世人揭示“悖论性贫困”的新病症。因此，马尔库塞思想形成显然得益于这些理论，但马尔库塞的独特性在于，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守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使他远远高于这些抽象的理论批判，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一直保持着与马克思同样的原则性高度——始终将对资本的批判和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他从未像他的法兰克福同事们一样，由于仅仅执迷于批判现代形而上学或者片面批判资本本性而陷入末日和绝望的悲观境地，马尔库塞始终都保持着对未来和希望探索的激情和力量。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思想的独特性最先集中地体现在1941年的《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中，马尔库塞直面黑格尔主义危机，将否定辩证法和总体性思想拯救出来，改造为一种“积极的指向希望和解放的新方法” [8] 。随后在《爱欲与文明》（1955）中，马尔库塞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新感性”的新世界观和意识形态革命。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感性”解放的倚重一样，马尔库塞相信，扬弃了现代形而上学和资本逻辑合力钳制，形成的“新感性”具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力量”，可以将人们从“死亡本能”的痴迷中逃离出来，不再沉溺于征服、权力和占有，变得充满爱欲、温文尔雅。这份对人与自然全面解放的憧憬一直贯穿于其随后的著作中，作为一种信仰、一种信念、一种初心、一种使命。在《单向度的人》（1964）中，马尔库塞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极权主义本质和更深的“悖论性贫困”灾难。在他看来，发达工业社会“贫困是利润和权利的前提条件，肯定文化在其人格的观念中，重建和赞颂着个体的社会性孤独与贫困，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鼓励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 [9] 。这样的世界，人根本无法发展他生存的本能。更为可怕的是，技术拜物教有一种特别的“保鲜功能”，其快速的更新将实际上保证这种极权主义不被注视，并保证其被哲学揭穿后不会有颠覆和革命的风险；这种保证的可靠性来自“虚假的需求及其不断制造”的能力，如马尔库塞所描绘的：“永无休止的同行之间的追逐；老谋深算的互相拆台；从心计中获自由；在破坏里和为了破坏的目的而劳作……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对毁灭的危险永远需要严阵以待的社会，因为它的商品出卖伴随的已经是愚钝、苦役的永恒化，以及沮丧的增长。” [10] 由上可见，《单向度的人》准确地把握了资本批判的现实维度，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始终坚持在对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共谋的基础上展开。根据马尔库塞，资本的逻辑不仅植入了关于人的自然的身体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自然界，也植入了“人类”的逻辑，植入了“人的本质”和“人的精神器官”，并将其转化为资本继续繁殖的内动力。所以，对资本的革命不仅仅是自然革命，因而不仅是经济革命；不仅仅是身体革命，因而不仅是生产革命；不仅仅是制度革命，因而不仅是政治经济学革命；不仅仅是理性革命，因而不仅是哲学革命……总归是一种整体性的、彻底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看，《单向度的人》是马尔库塞的“共产党宣言”，是他的思想从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转向的关节点。在随后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生态运动、环境运动中，马尔库塞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或许，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学生运动的革命导师，而是革命实践的学生，他在实践中学习、捍卫和保卫马克思的革命道路。在1967年发表的《从富裕社会中解放》中，马尔库塞接续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悖论性贫困”做出了进一步的描述：“这个社会中，底层人口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但同时又符合机构和权力的要求和利益。这是一个在加速浪费，有计划地过时和破坏的条件下发展的社会，而人口的底层继续生活在贫穷和痛苦中。虽然底层人口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但同是也满足了机器设备的要求和利益以及社会控制设备的权力需求。这是一个在加速浪费，有计划地过时和破坏共同支撑的社会……我认为这些因素在内部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综合征：生产力的发展和破坏共存，对需求和压迫的满足共存，奴役和自由的满足共存，也就是说，人对机器的屈从，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可分割的统一。” [11]
“后工业社会”“发达工业社会”“极权主义社会”是马尔库塞对黑格尔市民社会、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继承和发展后形成的新概念。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社会，在其延伸意义上，也包括随后流行的生态资本主义。其新意在于它不再严格区分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现实意义，而是其特指一种基于借力于技术，依赖于技术理性，运用技术逻辑和技术话语来自我续命的现代社会的新形态。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在本质上是金融资本主义代替了传统的产业资本主义，驱逐产业资本向全球扩张。因为资本主义已然发生了变化，所以，马尔库塞试图补充和拓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开始粉墨登场，这也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积累方式的又一次深度的变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转为“绿色话语”，人们在消费主义和生态话语共谋的“现代形而上学神话”中，以“购买”的方式来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最为荒谬的是人们开始以“购买”的方式来“拯救地球”。马尔库塞要说明的是，这依旧是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社会，自由以貌似得以全面实现的方式被全面吞噬，成为“单向度的世界”，在其中，“自然”和“人”将不仅是作为外部资源和廉价劳动载体被全面地结合到资本的逻辑中，而且连同精神器官都被单向度化。与人类的命运相同，自然已经不再是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所理解的“一个生产关涉的领域”，而是一个“金融领域”“信用领域”，成为“自然银行”。生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于自然的金融化和信用化重新定义了“自然”，于是，连同那些不具有“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甚至是对自然的污染都在消费的版图上出场。抽象的“交换价值”彻底代替了“使用价值”，人们痴迷于拯救“荒野”“湿地”“野生动物”“北极熊”“地球”，却从来没想过要拯救“人类”。马尔库塞很早就指出这种荒谬的拯救其实不过是资本改变了积累方式后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调整”，因而是支撑资本剥削全世界的现代形而上学话语的变种。因此，如何才能找到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末日的想象中自欺欺人，或为资本的自我续命买账，或在“人类世”的恐吓中顺从资本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正是马尔库塞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在1969年的《论解放》中，马尔库塞貌似已然将摆脱单向度极权主义控制的希望寄托在激进的学生和黑人身上，将他们看作“孕育着非压抑性的新感性的种子” [12] ，在当时，像当年的苏格拉底一样，马尔库塞也曾被看作“有毒的”“蛊惑青年人”的“全民公敌”，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本书致力于说明的是：马尔库塞眼中真正可以填补革命主体地位的绝不是黑人，更不是学生知识分子。他对黑格尔哲学精华的承袭和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透彻理解与捍卫足以保证他不至于沦陷于“破坏性的怒涛”中。
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尔库塞将社会批判的视角延伸到生态环境领域，发表了一系列论著。1970年，马尔库塞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讲授了关于生态的问题，标题为“自然与革命”（Nature and Revolution），于1972年公开出版。同年，他在巴黎的一次生态会议上发表了一些简短的讲话，几个月后发表在《解放》杂志上，标题为“生态与革命”（Ecology and Revolution） [13] 。1979年马尔库塞在加州（California）给一群学生做的演讲题为“生态学和现代社会批判”（Ecology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 Society） [14] ,1992年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 Capitalism , Nature , Socialism ）杂志公开发表。马尔库塞转向生态和自然革命，并不是因为对革命的失望，而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延展。“生态主义”资本主义下如何突围？“悖论性贫困”之恶的新样态与当下全球生态危机是什么关系？这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要致力于面对的问题。在生态危机困扰的当下，对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的研究，对其审美的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的阐释，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发展生态文明具有的重要的理论启示。
从世界文明的高空看21 世纪的今天，马尔库塞的希望和失望变得更为清晰，他是否关注过中国已然不得而知，但这个从未受他关注的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尔库塞思想研究的最低谷）就开始基于特定的历史境遇，展开对其思想的研究。尽管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国的思想家们将马尔库塞的思想包括他的自然革命理论“想象性的缝合”，杂糅其学生威廉·莱斯和本·阿格尔的话语体系中，因而没有全面而真实地展现其思想脉络，但对马尔库塞思想的偏爱却依旧包含着对其思想整体关注和阐发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