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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纳粹上台以及反犹太主义的传播，身为犹太人的马尔库塞清楚地知道他“在纳粹政权下永远不可能有资格获得教授职位”，之后，他开始向位于法兰克福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询问就业情况，1933年马尔库塞加入法兰克福学派。从1934年开始，马尔库塞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所分支机构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使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的文化力量和倾向，试图“识别出那些将自由的过去与它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的废止联系起来的趋势”。马尔库塞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坚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不是“偶然的突变”，是其经济体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必然结果，“极权主义的暴力与极权主义的原因都来自现存社会的结构” [24] 。根据凯尔纳，马尔库塞在1934年发表的《极权主义国家观下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次批判法西斯主义，阐明了几个最具典型性的、可以代表他们分析独特之处的立场，包括：“极权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是对新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做出的回应，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防御其市场体系所产生的危机的措施，提供了防止市场体系遭到反对力量（即工人阶级政党）抵制的措施。” [25] 马尔库塞专门强调了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同时也对权威主义、个人如何以及为何会屈服于极权统治作了经验上和理论上的研究。 [26]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开始吞没整个欧洲，随着“二战”的浪潮及时地在伏尔加河扭转，苏联的国际力量和国际威望大大加强，成为除了最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以外的东欧命运的主人，形成一个结成一体的“社会主义阵营”，包罗了欧洲大陆的一半，另一半则因得到美国和英国军队的营救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后来的二十年所呈现的经济和政治特点，正好与两次大战之间的社会预期相反。于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革命的理论必须要与时俱。当时，摆在马尔库塞面前的是两重危机：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危机，必须将马克思从苏联僵化的模式中拯救出来；其次是黑格尔主义危机，必须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从法西斯国家主义中解脱出来。完成双重救赎的同时，要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悖论性贫困”问题的洞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探索超越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共谋造成的“悖论性贫困”之恶，寻找现代文明的可能的新出路。
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这个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也开始发生变化 [27] ，在1930年代，由于当德国法西斯主义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兴起时，德国工人阶级却未能起而制止它，于是，如何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特别是从心理学层面上分析造成这种困局的原因成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研究课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于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尤其是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分析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当时，在西方一些人的心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如高兹等人，根据给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的分析，提出了“新工人阶级论”和相应的劳工战略。从哲学观点上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调是单一的，基本上都是按照当时盛行的黑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填补“预设的理论空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又产生出另一股相反的倾向，这就是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总体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适应现代西方社会的特点，根据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缺陷的揭露和对法西斯主义本质的批判，提出作为替代的办法。
1934年7月4日，在希勒特登上权力顶峰之后，马尔库塞离开法兰克福，移民美国，并很快就拿到了入籍文件，于1940年成为美国公民。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大学把法兰克福学派邀到学校，为确保他们能够创建一个“国际社会研究所”以继续他们的课题，还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栋楼。20世纪30年代，学派成员一直以德语在《社会研究杂志》！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发表文章，到1941年的最后几卷，论文几乎都成了英文版的。在20世纪30—40年代这段时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密切关注法西斯主义的缘起、结构和影响，形成了很多重要的洞见，并且对于新形式的极权主义的一般特征及其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中的表现的不同面相，也形成了很多重要的见解。马尔库塞是第一批抵达纽约帮助筹建研究所的成员，也是最早关注发达工业社会中心的技术政治支配形式的批判理论家之一，他对马克思的捍卫和坚守以及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使他成了这个时代专注于技术、法西斯主义和发达工业社会变迁——这类主体在其战后的著作中得到了讨论——的重要理论家。 [28] 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独特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社会批判理论成为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成型的时代语境和思想特征。根据赫尔穆特·杜比尔（Helmut Dubiel）,20世纪30年代早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一直使用“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或“社会经济理论”来描述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直到1936—1937年，他们才开始使用“批判理论”。1937年社会研究所为了描述他们独特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以激进的社会变迁为导向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以及合作性的跨学科研究纲领、计划和方向，开始采用“社会批判理论”一词。霍克海默在1937年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Critical and Traditional Theory ） [29] 中首次使用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一术语，在同一年与马尔库塞合作发表的《哲学与批判理论》！ Philoso phy and Critical Theory ）再次明确地阐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特征、研究纲领与哲学预设，同时对他们的事业与其他社会理论和哲学做出区分。从20世纪30年代的文章看，马尔库塞批判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的进步元素和保守元素，保留资产阶级传统中的解放性元素，批判那些服务于压抑和支配的倾向，从分析资产阶级哲学与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性、压抑性走向描述它们的解放性。马尔库塞当时曾这样写道：“理性的状态，虽然建立在现实贫困之中，但尚未提出消除这种贫困的图景。勾画这一图景的理论并非为已经存在的现实服务，它只是道出其中的秘密。” [30] 这充分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内在批判”的方法，即从历史建构的理想、原则和制度，比如启蒙、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角度出发来批判现行的社会状况或理论。
马尔库塞是研究所最高产的成员之一，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比霍克海默更具有原创性，也更精细，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有着更扎实、更详细的认识。因此，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不是片段性的抽象理论。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思想坚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是一种关心人类需求和幸福的社会实践，而不是迂腐的坚守“物质是世界的基本的本体实在的”哲学思辨。早期的马尔库塞关注美学、文学、艺术的政治维度，德国思想独有的诗意气质渗透在他思想的每个部分，试图阐发一种基于审美的文明救赎理论。加入法兰克福学派后，他将审美批判理论拓展到社会批判的维度，将文化形式和它们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贯彻社会批判的理论纲领，拒绝一切形式的经济还原论，并一直都在试着描述将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的部分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日常生活以及个人意识等联系起来的一系列复杂的中介，以社会存在来解释整个的人类实存及其世界，探寻激进的变革主体、革命可能性和革命道路。 [31] 马尔库塞进一步发展了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指明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和发展，更加明确地将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紧密关联，使其具有完整的理论系统，而且还将其仅仅固定在对极权主义的揭示和超越层面，具有现实的维度，表达了实践的意图，从而可以胜任解决20世纪的时代困惑，尤其是极权主义的本质和解放的可能性。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思想具备以下十二个基本特征：第一，社会批判要“与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唯物主义是一种关心人类需要和幸福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一种宣称物质是基本的本体实在论的哲学命题”。第二，社会批判应致力于关心人类的幸福和未来，“与其奠基者马克思的信念一致” [32] ，坚信只有通过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获得幸福。第三，社会批判应“以社会存在来解释整个的人类实存及其世界” [33] 。第四，社会批判需要对与它联系的实践做出反思和批判：“……对其自身及其构成其基础的社会力量做出批判。理论中的哲学要素时为了对抗新‘经济主义’因为后者将经济斗争孤立起来，将经济和政治领域分立了开来。” [34] 第五，社会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坚守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原则性高度，对作为现代性的两大支柱：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同时展开批判，而不是孤立地批判某一个层面，积极“呼吁政治决断，以社会和人类的目标为旨归”。第六，社会批判应该“为了人类的解放组织管理社会财富” [35] 。第七，社会批判既是批判的武器，也是武器的批判，因其思想的“彻底性”而具备了切中社会现实并对其进行改造的能力。第八，社会批判要摆脱一切幻想，保持其对真理的信仰，因为“批判理论保留了哲学思想真正的品质，即固执己见” [36] 。第九，批判理论的所有概念都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多维的，否认事实与价值之间或描述性陈述与规范性陈述之间的截然对立。第十，社会批判不仅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剥削、占有剩余价值以及资本积累，还要通过尖锐的批判概念批判社会，给出一个摆脱资本主义压迫的社会形象。第十一，社会批判的目标是一个新的社会，以社会实践和社会变迁为旨归。第十二，社会批判应强调“想象力”在社会批判中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想象力，一切哲学知识都将受到现在或过去的控制，并与未来隔绝。想象力是哲学与真正的人类史之间唯一的纽带” [37] 。综上所述，在马尔库塞看来，社会批判应该既要保持哲学批判和解放的维度，又要推动使自身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思想的指导思想 [38] ，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理论和世界观，新的世界观将预示着人类和自然在审美的维度上的双重解放。正如凯尔纳所说：“马尔库塞不是一个传统的哲学家或社会理论家，而是一个真正跨学科的、辩证的思想家，对他来说，哲学范畴通常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为中介，与此同时，哲学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批判性的视角。因此，为了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替哲学范畴，甚至是形而上学做了辩护，而在发展后一种具有实践意图的哲学社会理论时，马尔库塞把社会理论对哲学的扬弃呈现出来。这一计划牵涉到重新建构和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以填补它的空白，并使之适应当代现实的需要。” [39]
1941年，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研究达到了顶点，《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以下简称《理性与革命》） [40] 的重大理论意义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形式介绍给了英语世界的读者。第一次以一部书的长度来系统地讨论辩证思维，试图表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为什么可以作为解释高度动态和快速变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轮廓的、强有力的社会批判思想的出发点” [41] 。马尔库塞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黑格尔辩证法解读方向，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体系。《理性与革命》试图说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理性概念世界只有通过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彻底改造，才能使哲学与不断变化的历史领域重新联系起来。其次，它揭示了黑格尔最具批判性、革命性和解放性的思想在马克思批判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再次，它将黑格尔从其保守的社会和政治哲学的指控中解救出来，因为黑格尔曾被指控为“使压迫性的普鲁士国家合法化”。复次，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表达了自己重大的哲学教育计划——向美国读者介绍一种不同的社会分析方式，这种全新的分析方式是一种重大的思维教养，也是思维创新和思维革命。马尔库塞试图告诉美国大众“不能为了获得关于真理的假说而盲目地迷恋方法和经验观察到的事实”，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知道，当时的美国思想界，实证主义和数理逻辑是理解和诠释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支配性框架和解读范式，《理性与革命》“确实是一次对美国社会理论和哲学大胆而重要的介入”，“挑战了实证主义对美国日益剧增的影响力，而这其中折射出的教育姿态表明马尔库塞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因为这时他首次把人类理性向技术理性的转变当成了西方文明的指导精神” [42] 。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1960年版的新序言中对此作了明确说明，新序言“辩证法札记”（“A Note on Dialectic”）一开始就宣称，“这本书试图拯救一种思维形式或一种精神能力，这种思维形式或能力正处于被消灭的危险之中” [43] 。最后，体现了前两个成就的综合的理论贡献。马尔库塞批评理论形式最重要的成就和核心要素：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概念的形成，进一步说就是否定思维，走出单向度操控的内在动因。《理性与革命》是他思想的关键环节，是其长期从事关于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作用的研究的开始。正是在对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马尔库塞首次完整地在对现代性批判的原则高度抓住了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共谋的产物——技术文明，阐述了技术理性如何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操控，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突破技术理性操控的重要作用。同时，《理性与革命》和1941年发表的《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 [44] 深切地关注批判思想的衰退，关注缺乏辩证的基础如何阻碍否定性思维的现实危害性，关注在单向度的社会有文化中寻找培养辩证思维的可能空间。在某种程度上，《理性与革命》并不是试图拯救黑格尔，而是试图拯救辩证思维或否定思维、拯救多维性，辩证或否定思维的目的是揭露并通过革命行动克服构成先进工业社会的矛盾。隐藏的问题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社会不仅产生了矛盾和随之而来的统治形式，而且还产生了隐藏这些矛盾的社会和心理机制。
马尔库塞认为一个社会有深刻矛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这里，国家财富的增长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存在，那些拥有、控制和影响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变得更富有，而工人变得更穷。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富人肆无忌惮地更富有会让他们的财富以某种方式向下流，从而让所有人都受益的想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不受约束的竞争最终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信念”掩盖了一个目标：允许大公司收购竞争对手，从而消除社会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并不是通过他的劳动成为一个自由和理性的主体，而是一个被经济系统使用的对象、一个人类创造的系统，工人无法实现他或她的潜力，他对一切无能为力。在马尔库塞看来，辩证思维的任务就是把这种情况带入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这种处境和情况，就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来解决。由此，凯尔纳写道：“《理性与革命》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正是书名中的‘理性’和‘革命’。理性通过将社会实践中有待实现的潜能、规范和理想概念化来区分存在和本质。如果社会条件阻碍了他们的实现，理性就要求革命。” [45] 由此可见，马尔库塞的本质概念不是先验的，而是历史的。也就是说，人的本质离不开历史语境。在历史事件的背景下，在物质存在的背景下，人类可能成为的样子已经存在了。“理性”与“革命”的主题在后来的《单向度的人》（1964）中依旧是至关重要的。当然，《理性与革命》在当时也遭到了左派与右派的猛烈抨击，比如悉尼·胡克（Sidney Hook）、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等。不过，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曾对这些批评作了透彻的考察，并重新对《理性与革命》作了评估，认为它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文献。 [46]
1942年，马尔库塞移居华盛顿，首先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然后在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后来，马尔库塞在布兰代斯大学、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任教。主要的代表作除了《理性与革命》，还有《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都较为集中地关注技术理性对人类理性的侵蚀。在这一时期，霍克海默已经开始着手返回德国重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48年，霍克海默返回法兰克福，被选为所长，并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声名远播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得以重建。马尔库塞仍旧留在美国，但与研究所保持着密切联系。20世纪50年代，为了能够考察“二战”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全新的人类支配维度，他对自己的批判理论作了重新调整。这种调整表现在马尔库塞开始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展开批判性解读，并在遭遇弗洛伊德后，更新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其独特的社会批判思想体系。当时的马尔库塞已经开始致力于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如何在晚期资本主义新的社会管控中得以塑造进行了精彩的批判，为此，他提出了一些精彩的概念来论述自己独特的生命政治理论，探讨个体的事物驱动力以何种方式被拖入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机构的概念模型。在他看来，技术社会中的使命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变革，而该变革也正在影响着社会中个体的本体论基础。如果说，人的批判理性的潜能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而形成了技术理性的侵蚀，那么可以说，“二战”后，生命本能也成了它侵蚀的目标。因此，马尔库塞开始积极拓展其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四十年代初对技术理性所做出的初步研究，对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重大调整，1951年10月18日，马尔库塞在写给霍克海默的信中提到了这次重大调整：“您曾问起我关于弗洛伊德一书的计划。当我冒险进入一个风险更大的领域时，无论私下讲，还是客观讲，我都已经决定把我一开始想到的一切都写下来，然后再重写。所以，除了我在法兰克福向您提到的那些想法外，我没有任何计划。”马尔库塞这里提到的研究计划就是《爱欲与文明》，此后，马尔库塞一直向霍克海默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并将不同阶段的手稿寄给霍克海默。 [47] 《爱欲与文明》尽管曾遭到阿多诺的“诋毁” [48] 而最终没有被纳入研究所的系列丛书，但许多评论家和读者都认为《爱欲与文明》是马尔库塞最好的一部著作，也是其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发展成果之一。 [49] 书中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作了大胆的综合，并勾勒了一个非压抑性的审美社会范式，充满爱欲的非异化劳动、游戏、自由开放的文化生产。马尔库塞的解放观成为1960年代反传统文化中的著作价值先声，也使马尔库塞成为1960年代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
其实，早在1920年到1930年间，马尔库塞就开始阅读弗洛伊德，试图理解新式极权主义如何实现内部控制，或者说是研究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如何实现深度的勾连，从外部控制自然界和人的身体、控制物理时空中的资源和生产资料转向控制人的精神器官，实现劳动力的内部“自动化” [50] ，基于控制“超我”，让其为自己的内部控制提供监督和再生产服务。1950年，马尔库塞的相关研究成果开始问世——《爱欲与文明》 [51] 。马尔库塞在书中解释了这种内部控制和精神器官控制的现实运行机理：当时的社会组织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自我续命，通过维护社会非必要劳动，过度限制了人们的爱欲，带来了“剩余压抑”，这是一种非必要的压抑。因此，他呼吁人们主动终结压抑，创造一个新的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审美新社会。当时，马尔库塞对现存社会及其价值的激烈批判，对非压抑性文明的呼吁，对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批判，引发了他与弗洛姆之间的激烈争论。弗洛姆认为马尔库塞对现存的价值和社会持有“虚无主义”倾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快乐主义”；马尔库塞则在《爱欲与文明》中批判了弗洛姆过于“顺从”和“唯心主义”，并在《爱欲与文明》出版后与其展开论战，回应指控。 [52] 1956年，马尔库塞前往法兰克福参加社会研究所主办的弗洛伊德100周年诞辰大会，发表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进步” [53] 的演讲。当时，马尔库塞如此清晰的乌托邦替代方案给第一次见到他的哈贝马斯留下深刻的印象。马尔库塞不仅激进地批判支配的力量，同时也寻求反对的力量和解放的力量，寻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使社会批判理论能够变成社会变迁的工具。
1958年，马尔库塞开始继续分析其他形式的发达工业社会，发表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 [54]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从1950年代末到整个1960年代，马尔库塞一直试图接续早期的社会批判思想，集中于关注技术理性为标志的现代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合谋，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来阐发自己的社会批判思想。相关的研究论著除了《单向度的人》，还有《从本体论到技术论》” [55] 、《技术社会中的社会变迁问题》 [56] 、《压抑的宽容》 [57] 、《1968后记》 [58] 、《否定：批判理论论文集》 [59] 、《论解放》 [60] 等。整体上看，如果说《爱欲与文明》主要论述的是他的解放观，那么《单向度的人》则更为完整地描述了支配的力量，探索解放的现实可能道路。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许多国家都爆发了学潮和工潮，学生们感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已经沦为为资本主义制度训练它所需要的技术劳工的场所，自己成为服从学校的物化关系的劳动商品，再生产劳动力的过程和生产商品的过程一样，具有同一的非人化的属性，曾经那些以学生为本的大学精神消失了。当时工人之所以支持学生运动是因为他们觉得学生和他们拥有一样的命运，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异化劳动的牺牲品。五月风暴所暴露和反映的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本质，也正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致力于阐释的时代问题。当时，萨特和马尔库塞既是理论提供者，也是实践引导者 [61] ，不同于萨特的抽象，马尔库塞的“大拒绝”致力于积极引导学生运动展开现实革命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马尔库塞“鼓励知识分子公开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越南战争、争取学生权利” [62] ，突出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对抗性运动中的作用，专门写了一系列论著，包括1969年的《写给德国学生运动的书信》 [63] 等。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一，他被尊为学生运动领导人和“新左派宗师”，他的思想对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学生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1968年巴黎和西柏林以及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叛乱之后。为了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实践，他写了大量的论著，不知疲倦地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美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环境破坏以及他认为在强度和范围上不断加大的各种压迫和支配形式。青年激进分子以及大量学术界同行和左派追随者的热烈响应鼓舞了马尔库塞，他投身于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这个时代的各种对抗性社会运动中，他的作品、演讲和政治介入成为时代历史的一部分，也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道路，成为反战、反主流文化的思想导师和道路捍卫者。
可见，1960年代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巅峰时期 [64] ，《单向度的人》是该阶段他的社会批判思想最为完整的体现，由于其中包含着“彻底的理论”，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种彻底的理论可以洞悉“人本身”，因而可以通过“掌握人”从而转化为实践的力量，因此是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的转化枢纽。之后的论述基本都是探索“谁是新的革命主体？”“如何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在实践道路上澄清革命的必要性、必然性、可行性、可行之法和行法之人。1968年之后，马尔库塞的生活与激进政治紧密联系在一切，在全世界范围内名声大噪。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60年代革命的失败，马尔库塞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纵观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思想体系，并不是工人阶级消亡，或者马克思主义革命缺乏新的主体，而是工人阶级的命运成为世界的普遍命运，所以，激进主体将会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战线联盟，采用新的革命行动。根据马尔库塞，革命意识的形成还是要突破古典主义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框架的束缚，彻底摆脱新自由主义或者发达工业社会、消费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现代形而上学话语体系和话语变种有高度的敏感性和透彻的理性认识，紧密追踪资本积累形式的变化，在新科学、新感性、新教育的合力下完成新的革命主体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思想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施密特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在战争的恐惧氛围中挣扎呐喊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以及美国极权主义的批判和控诉中包含着深刻的悲观和绝望，他们过度地凝视着罪恶和苦难的深渊，沉溺于现代形而上学无处可逃的话语之网，在培根的自然主义和卢梭的自然主义深渊中理解并解释着为什么启蒙会堕落为极权主义帮凶，却不幸“被深渊回以凝视”，正如尼采所说的，“凝视深渊过久，深渊亦回以凝视”。这种悲观导致他们看到60年代的学生运动时，大部分成员沦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65] ，唯有马尔库塞敢于支持这场运动。 [66]
1970年马尔库塞退休，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崭露头角，如哈贝马斯、霍耐特、罗尔斯等。他们将社会批判理论也从批判“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转向了“政治伦理”维度。在本阶段，马尔库塞依旧坚持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反思并将社会批判思想研究拓展到生态和环境运动领域，成果颇丰。
关于马尔库塞在1970年代将社会批判的视角延伸到生态和环境领域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以及实践意义，还需要从60年代与学生运动相伴随的另一场运动：环境运动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及其主导的全球化陷入经济、政治、文化和信仰的整体性危机，60年代，环境主义运动与女权主义运动、印第安人运动、黑人平权运动等各种激进主义交叠起伏，生存危机、信仰危机与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自然极限”在《寂静的春天》（1962）中得到了集中表达并进一步被升华为社会性的环境保护运动，试图影响社会现实变革。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已然基于“生态危机”在新技术革命的助力下，调整针对人和自然的积累策略，从外部掠夺向内部控制转型，自我续命。到70年代，在日益恶化的经济表现、基于新科技革命转型后的资本主义对环境运动话语和实践的吸纳和兼容、施密特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在环境话语中的“空场”等交织的希望和绝望之间，马尔库塞敏锐地发现了生态对于革命和革命对于生态的重要性，在生态与革命、自然与解放的视角下，接续其社会批判理论展开独特的生态解放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马尔库塞生态解放思想接续马克思对资本本性的深刻洞察透视其基于“生态或环境危机”重组的本相，接续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综合时代精神之精华，以其稳定性、持续性、彻底性、开放性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和环境危机上的话语权力，突破了存在主义的空洞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自我限制，发展了独特的生态思想体系，成为直面全球性生态危机、探寻现代文明整体出路的思想宝库。
20 世纪70年代，基于对“生态资本主义”本质的洞悉和对施密特开启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批判和超越，马尔库塞从理论和现实层面介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然意义之争”，在历史唯物主义“人与自然”双重解放视角，将社会批判思想拓展到生态与环境运动领域，阐发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革命和生态解放理论。如马尔库塞思想研究专家卢克所说：“马尔库塞出版的全部作品……主要以生态问题为背景，提出了一个揭露先进工业社会如何以及为何在深刻的反生态条件下运行的全面批判视角。” [67] 从马尔库塞著作顺序来看，早期的马尔库塞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革命对于生态”的重要性，70年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延伸到阐述“生态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展开论述。
从论著顺序来看，第一本专门致力于研究生态与解放、自然与革命的著作是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68] ，在书中，马尔库塞声称：“当今时代的革命任务是十分明确的：对自然的彻底改造成为社会彻底改造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既定的社会中，自然本身被更有效地控制，反过来又成为控制人类的工具和手段，成为社会权力的延伸。” [69] 1970年，马尔库塞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讲授了关于生态的问题，题为“自然与革命”（“Nature and Revolution”），1972年公开出版。同年，他在巴黎的一次生态会议上发表了一些简短的讲话，几个月后发表在《解放》杂志上，标题为“生态与革命”（“Ecology and Revolution”） [70] 。1979年马尔库塞在加州（California）给一群学生做的演讲题为“生态学和现代社会批判”（“Ecology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 Society”） [71] ,1992年在 Capitalism , Nature , Socialism 杂志公开发表。
马尔库塞生态解放理论不仅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而且作为其社会批判思想的延伸，拓展到科学技术的批判，在马尔库塞这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反环境的统治体系”，“科学凭借其自己的方法和概念，已经映射并推动了一个世界，在其中，自然的支配与人的支配始终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对整个世界来说往往是致命的”。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是当代资本主义建立自身的主要力量之一，正是这种与资本的联盟赋予了技术以超越个人思想和社会的力量 [72] ，凯尔纳将这种联盟称为“技术资本主义”，这种联盟“遵循资本主义逻辑，试图垄断新技术，以实现企业统治和盈利” [73] 。站在对现代社会批判的原则高度，马尔库塞将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批判拓展到了两个新的维度，进一步诠释技术对现代人类的控制或者说是统治：一个是人类学因素，这个维度是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思想继承和批判而来；另一个是社会经济因素，资本主义基于生态问题改变了自身的积累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让马尔库塞比同时代的环境社会学家和激进左派对生态资本主义有更高的警惕。
在那个灾难与繁荣共存的年代，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捍卫、继承和拓展使他具有一种独特的敏感，他很早就预料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环境运动的局限性和大多数环境运动必然堕入的困境，在他看来，当时那些激进的理论家们“尽管可能表达了激进变革的愿望，但当时多样化和分裂的运动基本上仍停留在一种无效的战略模式中：满足并停留自组织不墨守成规的抗议活动，而不是彻底从底层重新构建社会” [74] 。这种深刻的洞察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为何局限在“解释世界”桎梏中的描绘是何等的相似——无论是对资本批判还是对现代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如果没有对二者之间的内在勾连有透彻的理性认识和坚决的关联性批判，任何不彻底的批判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堕入绝望的末日境地，并最终与黑暗和解。马尔库塞对自然本质上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尤其是其对人的主体性的弗洛伊德式理解，始终围绕着环境问题，贯穿于其思想的始终，最终将生态运动的解放议程与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爱欲的表达联系起来，因此，如果对马尔库塞的著作有一个逻辑性整体把握，就会发现：他在1970年代转向生态解放理论并不是学界所普遍认为的是“对革命的失望和妥协或退而求其次的战略转移”，而是思想与现实交融的必然结果，而其生态解放理论是其实现人与自然全面解放的最终归宿。
1979年7月29日，马尔库塞在赴西德访问和讲学途中，逝世于施塔贝恩克。在他生命最后的九年里，无论是关于革命的理论还是革命的实践，马尔库塞都认真地进行了深度总结。可以说，“马尔库塞的谢世代表着整整一代人的谢世，而在这一代人那里，神圣与世俗仍然有可能结合在一起”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