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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政策的制定，既要符合语言学和公共政策学的要求，又要根据语言政策不同的实施阶段来确定不同的原则。同时，由于语言政策在公共政策中的特殊性，所以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原则中，语言学标准应该是重点。
关于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各国学者提出了多种运行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豪根模式、郭龙生模式和戴维·约翰逊模式。
（1）豪根模式
作为最早系统研究语言政策的语言学家，豪根（1966）把语言政策实施的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标准的选择（Norm Selection）→标准的健全（Codification）→标准的实施（Implementation）→标准的扩建（Elaboration）。
豪根模式后来经过纽特普尼（Neustupny，1970）、费希曼（Fishman，1974）和罗宾（Rubin，1971）的补充修订更加完善，但是基本的框架没有大的调整。这个模式在欧美国家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2）郭龙生模式
中国语言学家胡壮麟（1993）在总结欧美各国语言学家对语言政策实施过程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的四阶段模式：实际调查→目标→实施→评估。随后，许嘉璐（2002）提出了语言政策实施的三阶段模式：调查→研究→实施。郭龙生（2004）在许嘉璐的模式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后的三阶段模式，即：调查及评估→决策及评估→实施及评估。其特点是重视评估，并将评估过程贯穿语言政策实施的全过程。
郭龙生模式是对许嘉璐模式和胡壮麟模式的补充和完善，在中国语言政策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戴维·约翰逊模式
戴维·约翰逊（2016）提出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政策阐释（可以看作对语言政策的宣传、解释）→政策援用（主要包括实施、重塑、忽视、抵制等内容）。其中政策阐释可以在政策制定之前也可以在政策制定之后，而政策援用必须在政策制定之后。
戴维·约翰逊的模式，对政策阐释和政策援用的作用给予了较多的重视，为语言政策实施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4）本文的模式
豪根模式比较完整地描述了语言政策实施的全过程，郭龙生模式比较重视评估的作用，戴维·约翰逊模式，则侧重于语言政策的推行过程和结果反馈。本文结合各位学者的研究，提出以下语言政策实施过程模式（见图2-1）：
图2-1 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
本模式基本框架将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具体措施是方案的制定，对应约翰逊模式的政策制定。包含了豪根模式中的标准的选择、标准的健全，以及郭龙生模式中的调查及评估、决策及评估等方面的内容。本阶段主要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找到沟通交际中存在的语言问题，为解决问题而设计语言政策方案。
第二阶段是推广阶段，具体措施是方案的推行，对应豪根模式的标准的实施。包含了戴维·约翰逊模式中的政策阐释、郭龙生模式的实施及评估部分内容。本阶段主要是对制定出的语言政策方案，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推广、普及，让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熟悉、使用。
第三阶段是检验阶段，具体措施是方案的评估，对应豪根模式的标准的扩建。包含了约翰逊模式中政策援用和郭龙生模式中的实施及评估等内容。本阶段主要是对语言政策方案的普及效果进行检验，对方案设计存在的问题和方案推广的措施进行评估，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和完善。
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就是这三个阶段反复循环，不断对语言政策进行制定、推行、评估和修订的过程。
根据前辈学者对语言政策制定原则的研究，以及本文对语言政策的定义、性质和实施过程的确定。本文认为，语言政策的制定原则应该围绕解决沟通交际问题，分层次、分阶段、分领域设定。第一层次是总原则，分别在方案的制定阶段、方案的推行阶段、方案的评估阶段设定，具体表示如下（见图2-2）：
图2-2 语言政策制定的总原则
（1）方案的合理性
方案的合理性是指制定语言政策方案要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和特定语言交际领域的特点，使语言政策方案具有完善的交际功能，能够满足沟通的需要。
在语言政策的准备阶段，需要对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使用问题进行实际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语言政策方案，在设计方案时必须科学合理，便于推广，能够达到解决语言交际中的实际问题的目的。
本原则是从语言学视角出发提出的，方案设计的合理性由影响语言系统发展的各因素决定。比如：民国初期标准语的“京国之争”中，人为制造的“国音”方案的失败，就是对标准语方案设计合理性认识不足导致的。而学者们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后，标准语得以迅速的推广，说明了必须对影响语言系统发展的各因素有正确认识，才能设计出成功的语言政策方案。
（2）实行的保障性
实行的保障性是指语言政策方案在推行过程中，要有具体的推行者，通过各种可行的推广规定和途径，保障语言政策方案的顺利实施。
在语言政策的推广阶段，需要有专门的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对语言政策方案进行宣传、解释，并通过法律规定，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提倡，大众媒体、教育机关普及等多种途径的推广工作，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掌握方案的规定，实现语言政策方案普及的目的。
本原则是从公共政策学视角出发提出的，实行的保障性由方案推行的途径、方法及推行者的执行力决定。比如：中国的标准语政策，在推行过程中就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导，配合以法律保障、行政机关和大众媒体宣传推广、教育机构教学普及等多种保障措施，确保了标准语（普通话）的普及。
（3）应用的广泛性
应用的广泛性是指语言政策在推广以后，社会成员普遍使用，社会普及度高。
在语言政策的检验阶段，语言政策方案应用的广泛度是评价语言政策方案实施效果的重要标准。如果方案普及度不高，没有解决社会成员间的“人际”沟通问题，那么就必须对方案本身的设计或者推进的方法进行调整和完善。
本原则的提出，兼顾了语言学和公共政策学的视角，应用的广泛性由方案设计的科学性和方案施行的保障性共同决定。比如：中国的“二简字”改革失败，就是因为语言政策方案的设计没有遵循科学性原则，对汉字笔画简化过度，导致人们使用不便，从而导致大家不接受。而韩国推行的罗马字表记法在欧美国家认可度不高，则是由于施行的保障性出现了问题。这主要是由于韩国没有积极争取将《国语的罗马字表记法》认证为国际间韩文罗马字表记的唯一标准，使得目前国际上对韩文罗马字表记法的使用处于混乱状态。同时，现行《国语的罗马字表记法》本身对姓氏和分写法的表记规定并不完备，所以对其普及也有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