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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政策比较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间语言政策比较的文章主要有송기형（2015）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对法国和韩国的语言政策目标、管理机关，语言政策的扩大化、集中化等问题展开了探讨。LI XIAOYU（2020），对中国的海外汉语推广机构“孔子学院”，及韩国的韩语推广机构“世宗学堂”的运营情况进行了对比。WANG YIFEI（2020）对中韩两国的方言政策和两国社会的语言态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叶玉贤（2002），对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进行了批评，认为马来西亚对华语采取了不平等的对待方式，而新加坡的语言政策是多语共存成功的典范。沈海英（2014），对中国、俄罗斯、法国、欧盟、美国、加拿大、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官方语言政策做了介绍，并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政策进行了比较。张治国（2012）对中美两国的语言教育政策进行了对比研究。穆彪（2018）对中韩两国的官方语言政策做了初步比较。
综合现有各国的语言政策比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及东南亚国家之间。而中韩语言政策比较仅有的少数成果，则集中于探讨本国语言海外推广、方言政策、语言教育政策、官方语言政策等方面。对于文字政策、标准语政策、罗马字表记政策、外来语表记政策的系统性比较尚未展开。
另外，各国语言政策之间比较的标准，也尚未深入探讨。仅有的部分比较标准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制定本国语言政策的标准。豪根（1971）提出语言规划的标准包括效率性、适合性、可接受性。于根元（1992）提出制订语言规划要遵循科学、适用、稳妥、动态的原则。胡壮麟（1993）提出了语言规划比较的标准主要是配合的程度、计划调整的程度、宏观与微观的实施。施春宏（1996）提出语言规划的原则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是总原则，第二层是一般原则，第三层是具体原则，具体原则之下还可以有更具体的原则，一共提出了明确性、表达性、需要性等20多项原则。许嘉璐（1999）指出语言规划应遵循科学性、前瞻性、可行性原则。冯志伟（2000）指出，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权威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实践性等性质。陈章太（2005b）提出，语言规划要遵循科学性（具体包括求实性、动态性、人文性、系统性、可行性）、政策性（具体包括政治性、群众性、理论性）、稳妥性（具体包括传承性、宽容性、渐进性）、经济性（简便性、适用性、效益性）等原则。郭龙生（2006）提出语言规划要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与时俱进原则、辩证统一原则、积极稳妥原则。王世凯（2015）提出语言政策的制定应遵循国情性、科学性（具体包括求实性、动态性、人文性和可行性）、稳定性（具体包括继承性、柔和性和渐进性）、合用性（具体包括适用性和管用性）等原则。
由于语言政策性质的共通性，各国语言政策的制定标准，也是各国语言政策的比较标准。综合以上研究，目前关于语言政策的比较标准研究，总体上较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且没有区分不同语言政策所应遵循的原则。但是前辈学者的探索仍有很强的启发意义，特别是施春宏、陈章太、王世凯的观点，认为语言政策制定的原则应该是多层次的，在每一层次都要设立不同的原则。根据这个观点，本文的语言政策比较标准，也将分层次、分步骤、分领域设定。
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包括术语及定义、研究价值与目标、研究对象与范围、研究方法及具体比较方法、先行研究和基本框架；第二章语言政策的比较原则及标准，主要包括语言政策的性质、语言政策的制定原则、语言政策比较的具体标准；第三章中韩文字政策比较，主要包括中国的文字政策、韩国的文字政策、中韩文字政策比较；第四章中韩标准语政策比较，主要包括中国的标准语政策、韩国的标准语政策、中韩标准语政策比较；第五章中韩罗马字表记政策比较，主要包括中国的语音标记政策、韩国的语音标记政策、中韩罗马字表记政策比较；第六章中韩外来语表记政策比较，主要包括中国的外来语表记政策、韩国的外来语表记政策、中韩外来语表记政策比较；第七章中韩之间的相互启示。
[1] 根据《韩国社会语言学研究30年的成果和课题》（2021）的统计，韩国近30年来的语言政策研究中，关于表记法的改善、言语醇化、字典的编纂等语言本体研究的内容占了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