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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选的文献有五篇，分别是①Kim,N.,H.Lee,W.Kim,H.Lee,et al.,“Dynamic Patterns of Industry Convergence:Evidence from A Large Amount of Unstructured Data”, Research Poli cy ,Vol.44,No.9,2015.②Heo,P.S.,D.H.Lee,“Evolution Patterns and Network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Convergenc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Vol.51,No.C,2019.③Berardino,C.D.,G.Onesti,“The Two-way Integra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Vol.40,No.5-6,2020.④Sick.N.,N.Preschitschek,J.Leker,et al.,“A New Framework to Assess Industry Convergence in High Technology Environments”, Technovation ,Vol.84,2019.⑤X.L.Fu,X.Q.Fu,C.C.Romero,J.P.Pan,“Exploring New Opportuniti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in and beyond 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30,No.1,2021.
产业融合的本质特征是分工，因此，其历史渊源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强调，“当分工的精细不断增大时，名义不同的各种行业之间的分界线，有许多正在缩小，而且不难越过。”从中可见，伴随着分工的深化，产业融合会随之出现。马克思在整合和发展亚当·斯密分工观点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角度也揭示过融合的内涵。如在分析工场手工业的形成中，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
从学术史角度看，尽管融合思想的渊源起始已久，但理论研究者们在关注产业融合问题的过程中，仍主要沿用专业化分工的视角。如关于融合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Rosenberg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Stieglitz,2003; Preschitschek等，2013），其用“融合”这个概念来解释一个共同的技术领域，即技术被用于不同领域的最终产品和产业，由于技术变得独立和专业化，最终发展成为机床产业（Stieglitz,2003）。而在不同的产业，如枪械、缝纫机和自行车，由于在某个时候开始在生产过程中依赖相同的技术（Stieglitz,2003），因此，具有技术上的共同点使得彼此出现融合。至于与信息技术有关的融合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了，即不同类型的技术之间出现了创新融合的现象，也导致了新产品、服务和技术的产生。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新兴技术会不断促进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进而驱动传统产业不断出现颠覆性变革，研究者们才发现，“传统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技术发展和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导致了有明确产业边界的产业分立形态的长期存在”这一结论出现了显著的动摇。1997年，欧洲委员会在“绿皮书”中对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的融合现象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融合不仅是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也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更是一种新的增长动力，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才真正拉开了产业融合研究的大幕。综合而言，现有对产业融合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产业融合内涵的分析。产业融合可以被定义为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产业通过结合其科学知识、技术和市场而模糊界限的过程（Benner和 Ranganathan,2013; Choi 和 Valikangas,2001; Curran 和 Leker,2011; Curran 等，2010; Hacklin,2007; Hacklin 等，2009; Lee,2007; Srinivasan等，2007）。当不同的产业通过共通共享的价值，如技术、价值链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整合和重叠的区域时，各产业间的关联性和兼容性增加（Curran和Leker,2011）。有研究者认为，有四个主要的融合点，即科学（知识）、技术、市场和产业（Curran和 Leker,2011）。换句话说，融合是一种现象，即科学（知识）、技术、市场和产业的两个或多个不同领域或部门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这种现象导致融合实体之间的互换性和关联性增加，这在合作、许可、专利和出版等活动中被发现（Curran和Leker,2011）。当然，信息和电信、媒体、电子、汽车、建筑、化工和制药产业也是产业融合兴起的显著例子。然而，产业之间的界限模糊并不意味着产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相似；相反，它们预示着两个以前独立的实体之间的整合和交叉的激增。
二是对产业融合过程的分析。产业融合主要有两个过程：科技融合（供给方融合）和市场融合（需求方融合）。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来看，随着科学或知识融合的增加，以前不同的科学学科或知识领域之间偶然的共同进化影响也会加强（Cho 等，2015; Curran 和 Leker,2011;Hacklin等，2009）。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基础科学领域，也发生在应用科学和技术领域，并最终导致了技术的融合（Cho等，2015; Curran和Leker,2011; Hacklin 等，2009; Meyer,2000; Murray,2002）。技术融合也是通过将现有技术重新组合成具有新功能或改进效率的新技术而产生的，具有潜在的范围经济，如“技术捆绑”或“合并”（Cho等，2015; Hacklin,2007; Kodama,1995; Pennings 和 Puranam,2001;Teece,1996）。因此，既定的技术范式将被新的技术范式所取代，一个产业现有的价值链将被打破，导致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即产业融合。除了产生于技术的发展，产业融合也来自市场（Andergassen 等，2006;Choi和 Valikangas,2001; Hacklin 等，2010; Kim 等，2014; Pennings和Puranam,2001; Zhang和Li,2010）。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加速了企业的技术创新，特别是企业产品的垂直差异化（Kim 和 Lee,2009）。因此，企业在某些时候会通过提供具有技术先进性的产品从而过度服务于市场，由此也会超出消费者的需求（Christensen,1997）。当消费者不太可能在相应的市场上购买产品时，已经表明市场对产品类别的需求已经饱和（Kim和Lee,2009; Kim和Kim,2015）。而为了克服这种市场饱和，企业对其产品进行横向差异化，特别是通过将其他产业的新产品功能整合到他们的产品中，以捕捉新的市场需求。换句话说，企业会扩大自身的市场边界，以克服其现有产品的市场回报率的递减。相应地，曾经截然不同的各种产业的市场会逐渐交错，最终导致其对应的产业重叠。在融合产品进入市场后，企业需要其他产业关于新功能或特点的知识和能力来与之竞争（Bierly 和 Chakrabarti,1999; Broring 和 Leker,2007）。因此，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并获得其他产业的必要知识和能力，企业参与了跨产业的组织间动态，如撤资、联盟、合资、并购或许可（Curran和Leker,2011; Mowery等，1996）。这些跨越不同产业的组织间动态可以被称为产业融合。
三是对产业融合类型的分析。不同研究者对产业融合类型的划分并不一样。如 Hacklin 等（2005）从技术创新的程度角度出发，将产业融合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应用融合、横向融合和潜在融合。当现有两种或多种技术重新组合时，应用融合就发生了，其目的是在渐进式融合过程中实现技术突破。当现有技术与新技术进行合并时，横向融合就发生了，其目的是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市场需求；当不同的新技术进行整合时，潜在融合就发生了，其目的是引发技术之间的碰撞，从而为市场上的消费者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如果考虑不同产品的特质，Lee等（2010）提出功能融合和制度融合的概念，即将基于产品的替代性与互补性融合称为功能融合，而将同时生产或销售两个关联性产业产品的企业行为看作制度融合。也有研究者从一个特定的产业或不同的产业的角度出发，将产业融合分为产业内融合和产业间融合。
四是对产业融合效应的分析。由于产业融合导致市场、价值链甚至技术的共享，相关产业可能面临新的消费群体、其他产业价值链的新环节，以及其他产业现有产品或技术的新功能价值（Hacklin,2007）。换句话说，产业融合会导致现有产业在市场上面临新的竞争格局，以及在价值链上面临新的竞争环境（Pennings和Puranam,2001）。此外，它还会在各产业中引入互补性或替代性的产品，从而在其相应的市场中引起创造性破坏（Hacklin,2007; Lei,2000; Pennings和Puranam,2001），并最终导致一个全新的产业出现（Hacklin,2007; OECD,1992,1996）。因此，产业融合有助于加速现有产业结构的重新组织过程，并导致新的、以前不存在的产业出现（Kim等，2015）。产业间的融合是一种现象，当创新发生在产业间既定的、明确界定的交汇点上时，就会发生产业融合。这种融合产生的技术和产品不仅在各自的产业内产生新的应用，而且还能提高客户的体验（Hacklin等，2009,2010; Karvonen和Kassi,2013）。当然，虽然产业融合能给公司带来新的增长机会，但也会使竞争加剧，以至导致公司衰退，即融合会对公司的竞争力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威胁可能是由行业趋同造成的，而在替代性趋同的环境下，这种威胁会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业或产业部门会被新的发展所取代，公司的核心业务受到威胁（Broring,2010）。
五是对产业融合驱动因素的分析。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较多。如植草益（2001）指出产业融合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放松管制等降低行业间的壁垒，使各行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被加强的结果，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会引导企业拓展业务范围。Sick等（2019）认为融合过程始于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融合，科学融合会影响技术融合，技术融合又会引发新产品与市场的结合，产业融合作为融合的最后一个阶段，由技术变革或市场水平的发展驱动。黄浩（2020）将产业融合看作互联网驱动下，市场边界和行业参与者不断变化的过程。当然，导致融合的创新不仅可以发生在技术或市场层面，也可以发生在公司生产产品和服务并将其交付给消费者的一系列价值环节。因此，融合的关键性战略连锁效应包括将传统上不同的、拥有自己稳定商业模式的公司聚集到同一领域（Karvonen和Kassi,2013）。此外，消费者对多功能设备偏好的演变以及相应企业的战略产品开发也进一步加速了市场融合（Pennings和Puranam,2001）。例如，消费者对多功能产品的偏好的发展，表现为带有摄像功能的智能手机的销售（Hacklin等，2013）。因此，如果企业希望开发和生产多功能产品，与其他产业中企业的组织间活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现有基于理论和定量分析的研究中，技术融合似乎已经成为产业融合的主要驱动力（Hacklin 等，2009; Pennings和 Puranam,2001; Weenen等，2013）。
六是对产业融合测度的分析。现有研究在测度产业融合方面有两大趋向（Geum等，2012; Xing等，2011）。一种是衡量产业间的关联性以理解企业多样化（Fan和Land,2000; Gambardella和Torrisi,1998），另一种是衡量知识或技术的关联性（Breschi 等，2003; Joo 和 Kim,2010）。前者一般基于标准产业分类，使用各产业部门的企业活动信息，而后者会构建基于专利信息的指标，从知识或技术的相似性方面对产业融合进行评估。这两类关于测度产业融合的文献在方法设计上有相似之处。Heo和Lee（2019）认为，衡量融合的数据类型和方法要根据融合过程发生的领域而不同。换句话说，如果讨论的融合是科学或者知识的融合，那么融合的水平可以通过共同引用、共同词或共同作者数据等研究论文数据来衡量；当融合发生在技术层面，可以用包括共同引用或共同分类在内的专利数据来衡量；当融合发生在市场层面时，可以通过公司的产品特征或市场活动数据来衡量（Choi等，2013; Ko等，2014）。
七是对产业融合实践经验的分析。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迅猛发展，以及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不同技术和产业之间的融合过程正在逐渐加速。在此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和全球公司越来越将融合视为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来源。为此，相关国家或地区均提出相应的战略，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日本的“社会5.0”等。以德国的“工业4.0”为例，其所强调的价值链数字化、横向与纵向的融合以及“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广泛应用等内容，其本质就是强调技术与技术的融合、产业与产业的融合、技术与产业的融合。
可以看到，研究者们对产业融合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探索，对指导政府制定关于产业融合的促进政策和企业推进技术、产品、市场融合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一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解决。如在产业融合的研究中，已经利用了不同的数据来源，从公司的微观活动数据到专利、新闻或物联网数据，同时也开发和利用了各种方法，但测度产业融合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部分原因则在于缺乏对融合的明确定义（Hacklin和Wallin,2013）。尽管研究者们比较认同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对产业融合进行解构分析，但对于哪类产业是“用户部门”，哪类产业是“提供部门”，研究者们仍然存在争议。同时，有关产业融合的过程似乎并没有在所有产业中以类似的强度发展。也就是说，产业融合的范围并不均匀，也不一致，关于产业内的融合是否比产业间的融合更为突出，也仍然存在较大争议（Hacklin,2007）。对政府部门而言，为了给即将到来的融合时代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必须了解产业融合的普遍趋势并确定融合在哪个或哪类产业比较活跃，但实际上，这一目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恐怕难以实现，因为不同地区的转型模式、不同产业的融合模式都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如此，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即使是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问题上，政策制定者可能也并没有充分了解产业融合的利弊和现状。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章选择了与产业融合相关的五篇论文。
论文一是Kim等（2015）发表于 Research Policy 上的“Dynamic Patterns of Industry Convergence:Evidence From A Large Amount of Unstructured Data”。文献利用基于词共现的文本分析方法，对1989—2012年美国所有产业部门大约200万份新闻报道进行挖掘分析，得到标准化的点互信息指数，并将其作为产业融合指数。主要发现，整体产业融合指数是随时间上升的；产业内融合比产业间融合速率更高；当聚类分析时，产业融合模式具有差异，即部分产业群组一直在融合，而部分产业群组则陷入停滞状态。
论文二是Heo和Lee（2019）发表于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上的“Evolution Patterns and Network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Convergence”。文献利用韩国投入产出表，测度供给驱动（技术）和需求驱动（市场）的29个产业（6个组）的产业间融合特征与变化趋势，并讨论产业融合过程中传导这一过程的产业的重要性。主要发现，从全球角度看，融合主要集中在“中心产业组”；从本土角度看，内部导向的产业融合有停滞的趋势。
论文三是 Berardino 和 Onesti（2020）发表于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上的“The Two-way Integra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文献以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美国为样本，基于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利用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子系统方法，从垂直视角探讨产业间联系。主要发现，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体系中中间投入的重要提供者，而制造业的情况则相反；制造业主要扮演“消费者投入”的角色，而服务业主要扮演“生产者投入”的角色；不同国家的产业融合模式也存在一定差异；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
论文四是Sick等（2019）发表于 Technovation 上的“A New Framework to Assess Industry Convergence in High Technology Environments”。文献基于一些新颖的可供识别及指引产业融合趋势的指标，致力于形成一个分析框架，即通过建立合作领域的指标体系，使这个框架能够区分产业融合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随后，在实证层面，这个分析框架在基于公共可获得数据（新闻全文数据库）的静态能源存储领域被演绎出来。
论文五是Fu等（2021）发表于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上的“Exploring New Opportuniti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in and beyond 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文献致力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处于核心部门的一家中国领先企业如何在产业创新系统内外合作中利用研发合作来创新并推动产业的技术前沿演进。主要发现，企业可以通过合作扩大自身技术边界，尤其是通过在产业内的核心技术领域和非核心技术领域进行跨学科、多学科合作，可以建立并维持自身的领先地位；企业合作研发组合中的高度多样化与创新产出的新颖性显著正相关；前景良好的非核心技术通过合作研发被整合到生产过程中，因此，也能够在企业和产业层面提升技术融合，最终扩展产业边界。
Kim,N.,H.Lee,W.Kim et al.,“Dynamic Patterns of Industry Convergence:Evidence from A Large Amount of Unstructured Data”, Re search Policy ,Vol.44,No.9,2015.
关于产业融合的证据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研究人员试图去了解这一现象。例如，最近的一些研究利用专利信息从技术角度分析了产业融合的模式（如 Curran 和 Leker,2011; Curran 等，2010; Preschitschek等，2013; Weenen等，2013）。这些研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产业融合现象的理解。然而，它们也有一些局限性。如现有研究中的专利分析提供了关于产业如何在技术层面融合的重要信息，却没有提供任何市场层面有关产业融合的证据。事实上，由于技术的生命周期加快，市场的技术饱和度也相应加快，企业不仅会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而且还会通过结合其他市场的产品或服务特征来扩大其产品或服务的范围，也就是市场融合。此外，现有大量研究只涉及智能手机、功能食品和智能建筑等少数产业。因此，产业融合是存在于各个产业中的普遍现象，还是一种只影响某些产业的现象，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分析了美国所有产业的融合现象，并重点关注产业融合的趋势和模式。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分析了产业融合是否因产业范围的不同而产生，即从吸收能力、企业间多元化和路径依赖的角度看，产业融合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的一个更突出的现象。然后，本文还分析了产业融合的动态模式在不同的产业组中是否为异质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分析了大量的信息集：在美国一家大型日报上发表的时间跨度从1989年至2012年的文章。这些数据涵盖了大约200万篇文章，包括美国所有产业部门以及大约1.3万家公司。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四类。
一是收集数据过程中的分布式网络爬虫系统。由于本文所关注的这些文章并不是作为一个现成的数据集提供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只用一台电脑下载，因此，为了在显著缩短的时间范围内从网上收集文章，作者使用了一个基于简单远程过程调用（SRPC）框架的分布式网络爬虫系统，将任务交付给从属计算机。远程过程调用（RPC）是计算机科学中的一种计算机间通信协议，它可以让计算机程序使一个过程在共享网络上的另一台计算机上执行，而不需要程序员为远程计算机明确编码（Birrell和Nelson,1984）。
二是从企业共现性向产业共现性的推断。由于新闻文章没有先验的产业分类或公司的关系数据，也不存在全面的语料库或者某一个词的清单可以用来直接指导研究者确定哪些词对应于一个经济体中的某个具体产业，因此，需要对相关公司进行分类。作者从Compustat获得了涵盖1982年至2012年的上市公司数据集以及它们相应的SIC代码，将分析集中在SIC代码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分别由10个部门和83个主要（产业）集团组成的用以研究产业内和产业间的产业谱系。具体而言，鉴于新闻文章数量众多，作者排除了那些不包含任何上市公司名称以及在一句话里超过10家公司的文章，然后对每篇包含公司名称的文章检查是否有句子包含两个以上的公司名称。在按公司名称筛选文章后，最后将公司映射到其指定的 SIC 代码。其中的原理在于，如果一个句子有N个超过2类的不同 SIC 代码，那么这篇文章就包括 N个产业中的多个产业融合事件，这反过来又产生了N×（N-1）/2个产业融合的案例。
三是产业融合指数的构建。为避免出现其他变量的频率或它们的共现等于0的问题，作者对联合概率公式进行了平滑处理，进而通过对标准化的点互信息指数进行修改，且考虑到其在产业融合方面的应用，最终构建了以下产业融合（IC）指数，见式（1）。
其中，A ijt 为t年产业i和j共同出现在句子中的文章数量；A it 为 t年提到产业i的文章数量；T t 为t年不分产业分类的文章总数；N t 为t年产业分类的数量。可见，IC指数以1为界。在这个水平上，两个产业完全重合。当该指数等于0时，产业在文章i和j中的共现是独立的。这意味着，一个产业在文章中的出现与另一个产业的出现没有关系。这是该指数的重要特征。如果产业在文章中独立出现，那么这种共现是偶然的，产业融合的模式就很难确定。如果该比率大于0，则两个产业的共现是正数，并且比预期的单独出现的频率高，这意味着产业融合已经发生。当它低于0时，两个产业之间的关系是被动发生的，也就是说，产业有一定的区别，当它接近-1时，产业的区别更大。
四是产业融合模式的聚类。为了确定产业融合的模式，作者进一步调查了55个产业对在融合程度上的差异，即通过k-means聚类算法对产业对进行聚类，并对每个产业对的IC指数的动态模式进行分类。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产业融合的总体趋势是随时间推移而增加的。无论是在线性还是非线性方法中，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融合中都可以发现这种整体增加的趋势。
二是在产业内融合的加速度要比产业间大得多。这一特征在本文观察期的后期变得十分明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及以后，产业内的融合程度变得更大。
三是由于IC指数显著高于零，甚至95%的置信区间也不与零重合，因此，产业融合的总体趋势比自然状态要更加频繁，而且这种趋势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四是产业融合的模式存在异质性，一些产业显示出更高的相互融合的概率，且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显示出不断增长的融合模式。如一些群体显示出融合强度的增加模式，而其他群体则显示出稳定的模式。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数据信息较为新颖。如作者所言，“令人惊讶的是，在创新研究中，新闻报道作为一种有用的信息来源一直被忽视”。它们不仅涵盖了大多数产业，还包含了丰富多样的细节，如公司战略关联、业绩、技术创新和市场动态等，进而可以从联盟、合资、并购等组织间动态关系的角度提供对产业融合的新看法。
二是研究方法较为前沿。本文使用SIC编码在产业层面上衡量企业在报纸文章中的共现来分析组织间的动态关系，同时，使用标准化的点互信息指数（PMI）来提供产业融合指数。因此，作者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能够分析一个使用了专门的网络爬虫技术收集到的极其庞大的非结构化数据集。
三是研究结论具有价值。如作者发现，产业融合的总体趋势在不断加快，且产业内融合比产业间更加显著。作者对产业对的融合模式进行分组后还发现，它们是异质性的，是增长趋势和固定趋势的混合。这些研究发现能够增强了我们对产业融合的理解。
本文的研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是报纸文章中的共现可能包含一些嘈杂信息。尽管作者认为，由于本文想更多地关注于捕捉整体趋势和模式，而不是关注共现模式的准确性，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嘈杂信息。然而，对自然语言处理的失当很可能会造成共现的扭曲。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应用计算机科学中的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从文本数据中提取更多的相关信息来克服这一限制，进而使我们对产业融合这一现象有更丰富、更精确的理解。
二是没有考虑企业和产业共现的价值和方向。例如，融合可能是由于负面事件，如企业的破产，这对产业融合的含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三是只依靠一个信息来源获取新闻文章可能会产生依赖来源的偏见。这源于出版商的倾向和偏好。这个限制可以通过从其他来源收集类似的信息来克服，以减轻数据来源本身的固有偏见。
四是样本期间内企业有可能因为战略原因而改变其SIC代码。在本文的数据集中，大约6%的企业在部门层面上改变了SIC代码。虽然这对主要研究结果影响不大，但这可能会造成轻微的误导性结果。此外，可能有一家公司实际上在多个产业经营，如一个巨型企业集团。如果是这样的话，共现模式可能会有偏差，因为本文使用的是每个公司的主要SIC代码。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不同的产业代码来衡量，或使用更实质性的产业分类，以获得更有力的结果。
五是本文的数据只考虑了美国公司。考虑到数据集中缺少许多在美国市场有重要业务的国际公司，根据不同的标准收集公司信息可能会对相关研究的结果产生更全面和可靠的评估。
Heo,P.S.,D.H.Lee,“Evolution Patterns and Network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Convergenc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 conomic Dynamics ,Vol.51,No.C,2019.
随着产业融合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其例子也越来越多，研究人员对这一现象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然而在部分国家，国家层面融合战略的制定开始得较晚。尽管在理论层面，融合的技术和产业政策在流程层面上是相互关联的，但它们之间的链接并不和谐，个别产业在整个融合体系中的各自地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从以前的研究中很难了解产业层面的现状，因为其所使用的是企业间的微观动态数据；同时，从以前的研究中也很难理解基于产业间联系的融合（即从网络结构的角度），因为就作者所知，以前的研究没有充分回答所有产业的产业间融合结构是如何演变的。
本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以填补以往关于融合研究的空白。一是如何才能有效地测度产业间的融合水平。这个问题中的“有效”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即用于测度的数据和方法。二是产业间融合的结构特征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演变的。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作者试图从理论上把对融合的研究观点扩展到网络分析框架，然后在实践中为建立未来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提供方向。这些政策包括从全球角度建立一个产业融合的生态系统，以及针对每个产业的融合战略。具体到文章中，作者利用韩国投入产出表，在划分29个产业（6个产业集团）的基础上，对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韩国正式制定国家层面融合政策期间的产业融合现象进行了结构性分析，以展示韩国产业融合是如何演变的。
本文利用多年来编制的投入产出表，在考虑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情况下，对产业间的融合进行了评估和分析。投入产出分析是一种基于产业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结构调查方法。这种方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各种应用领域进行实证分析的有力工具，如经济规划和预测以及工业政策的制定（Miller和Blair,2009）。本文超越了将产业作为单独和独立实体的分析，通过从网络的角度来研究它们之间存在的结构关系。即通过使用各种网络指标，本文确定了产业间网络的全球结构以及围绕单个产业的地方结构，并分析了它们的演变模式。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三步。
一是根据投入产出表，构建不同产业的技术性投入向量（ s i ）和基于分配结构的需求向量（ d i ），如式（1）、式（2）所示。
其中， i 和 j 为产业类别， x ij 表示由 i 产业向 j 产业转移的产出（中间产品）规模，x. i 和x i. 分别i产业的总投入和总产出， f i 表示 i 产业的最终需求。
二是利用余弦指数方法构建产业在技术层面的融合水平（
）和市场层面的融合水平（
），如式（3）、式（4）所示。
三是提取主干网络进行深入分析。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提取主干网络，但作者选择了整体和局部的办法：前者需要确定一个整体阈值，然后消除所有权重低于阈值的链接；后者需要使用视差滤波器（Disparity Filer），然后只提取那些对局部网络有显著意义的链接。
本文的研究结如下。
一是各产业的演变模式是不对称的，且各产业在演变模式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在全部29个产业中，有24个（82.8%）产业的融合水平落在需求方，有26个（89.7%）产业落在供应方。而以“纺织服装”和“公共管理和国防”产业为例，尽管融合水平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呈现出上升的模式，但前者在需求方面的融合程度较高，后者在供给方面的融合程度较高。
二是产业对
在融合程度方面的演变模式与单个产业的演变模式相似，但产业对之间的演变模式比单个产业之间的演变模式更加多样化。如前者有四种模式，包括“减少”“缓慢减少”“稳定”“增加”，而后者有三种模式，包括“减少”“缓慢减少”“增加”。与此同时，产业对在供给方面与需求方面的融合也不对称。如在需求方面，约有12%的产业对几乎没有出现融合，而在供给方面，很少有产业对显示出接近于0的融合水平，融合值为0.2或更低的产业对构成了最大的群体。
三是在产业融合的网络结构中，存在着几个紧密相邻的“产业融合集团”，它们的成员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且某些产业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即部分产业是加强与外部其他产业联系的催化剂，部分产业是加强与内部其他产业联系的黏合剂。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研究范畴得以扩展。在以往研究中，由于依赖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如公司投资数据或与联盟、合资企业、并购、许可有关的数据，往往不能在宏观层面上衡量产业间的融合现象，也无法将其结论扩展到产业层面；一些基于专利数据的研究，往往使以往研究的证据基础过于狭窄，也不能充分描述产业融合发生的市场或需求方路径（Xing 等，2011）。此外，多数研究倾向于关注某些感兴趣的特定产业，如ICT或制药业，未能在整个产业层面上对产业融合这一现象提供全面的描述。也有一些研究尝试在整个产业层面上分析融合模式（Kim 等，2015），但主要是分析产业融合的演化模式以及产业间融合关系模式，并未解释各产业之间通过相互作用发生的内部结构关系，也未能从网络的角度对这一过程的结构性特征产生深刻的认识。鉴于现有文献的这些缺陷，本文考虑了两种主要的融合途径，以改进现有的衡量方法：第一种是，“供给方融合”，即通过技术进步提供新产品或服务；第二种是，“需求方融合”，即发生在对需求变化的反应中，或作为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满足相同需求的一部分。
二是研究方法较为前沿。如为了在宏观层面理解所有产业融合的模式，本文使用了投入产出数据，并在整个系统和单个产业部门的视角上探讨了产业融合问题。不仅如此，为了探求各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外部结构关系，本文通过将融合关系设定为链接来构建产业间的融合网络，并在构建这种产业间关系的基础上，归纳与分析了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变模式。
三是研究结论具有价值。如作者发现，产业融合在“集团”中是一种不对称的分布，这就也表明，特定产业在产业融合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要在普适性和重点性上做出选择，以更好地推进产业融合。以韩国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制造业中的电气设备和服务业中的通信技术与其他产业积极融合，大大促进了韩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贯的产业支持政策，即通过创造性的模仿和技术创新过程（Kim和Park,2009）。而自21世纪以来，韩国政府认识到产业间联系的重要性，尤其是ICT在产业间融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因此，采取了多项政策来促进ICT和其他产业的广泛融合。
本文的研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第三种融合路径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从两个不同的路径分析产业间的融合，即技术主导与市场主导。然而，现实中还有第三条融合路径，也就是二者的融合，即技术融合导致市场融合，而市场融合进一步又导致产业融合。这并没有包括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
二是产业融合与产业竞争或产业互补的关系。以共享技术或市场为共同标准的产业既可以相互竞争的，也可以相互补充的。而融合研究不仅仅是关于技术或市场的融合模式，也是关于融合后相关产业形成的竞争或互补关系这一结果（Stieglitz,2003; Karvonen和Kässi,2013）。仅仅是技术投入结构或基于投入产出表的需求侧分布结构并不足以解释产业间的竞争或互补关系。比如，当“竞争性融合”是融合实体分割有限利润的零和游戏时，可能会导致自身的衰退或崩溃；当“互补性融合”提供新的获利机会时，能够允许融合实体共存并一起成长。因此，融合产业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必须阐明的重要问题之一，这样才能准确衡量融合，分析融合带来的产业环境的变化，并针对这些变化制定下一步的有效应对策略。可惜的是，融合对产业关系的影响在本文中被忽略了。
三是产业分类系统变化较慢。本文使用了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测度产业融合。尽管这是一种长期积累并被广泛认同的公开数据，但其所使用的产业分类系统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反映近年来产业节点的动态变化。未来需要开发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四是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存疑。本文以韩国数据为基础展开研究，其结果可能无法被概括为代表全世界产业间融合网络的共同特征。未来的研究应该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基础，以反映不同国家的特点。
Berardino,C.D.,G.Onesti,“The Two-way Integra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Vol.40,No.5-6,2020.
在过去数十年间，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就业比重逐渐增长，与此同时，这种趋势几乎在所有地方都伴随着制造业部门的收缩。从供给的角度看，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长是发达国家结构演变的自然特征，是其劳动强度高于制造业而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的共同作用的结果（Baumol,1967）。从需求的角度看，服务业就业的扩大与最终需求的增长有关，即收入弹性高于制造业产品的弹性；而一些文化、社会、人口以及政府等因素似乎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对服务的需求，如社会对健康和个人护理的日益关注以及政府部门需要越来越多种服务以履行其职能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服务业就业比重。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部门间互动，尤其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互动关系，逐渐被研究者们观察到。如制造企业试图通过外包服务活动来提高组织效率和降低成本，从而导致了服务业专业化程度的加强和提高，以及生产链的逐渐碎片化（Lind,2013）；经济系统的组织复杂性反过来又加强了对服务的需求，不仅将其作为生产性投入，也将其作为工业产品供给的辅助元素。
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向服务业转型会伴随着“去工业化”，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制造业会通过作为服务部门投入的买方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保持其主导作用。这也提供了分析经济体系的垂直视角。在对生产结构的分析中，经济体系的垂直一体化是一种逻辑思路，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最终产品来自不同部门的垂直一体化生产过程。换句话说，产品既不能被定义为纯粹的商品，也不能被定义为纯粹的服务，因此，最终需求的演变对生产结构的影响必须使用一个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必须确定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本文从更广泛的角度，提供了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一体化趋势的系统性证据。为此，本文从纵向一体化部门的概念出发，选择了五个国家（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和一个对比国家（美国），基于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利用投入产出模型，通过子系统方法，分析了上述结构变化。按照Pasinetti （1973）的研究，子系统是一个自主的、垂直整合的生产系统，它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所有直接和间接作用于最终需求的因素（Momigliano和Siniscalco,1982）。这一逻辑将以最终产品为基础，对每个分支进行细分，以便识别作用于每类生产过程的每个分支的贡献。
Leontief（1941）提出了一个循环流动的分析方案。这是一个用于识别经济系统中的相互关系的工具。根据经典理论，经济被视为一个整体，即“一个单一的系统，并能用直接可观察的基本结构关系来描述和解释其运作”。在这方面，展示国内生产直接需求的投入产出表成为分析部门间联系强度的合适方法。然而，这是“水平”视角的分析，在此情境下，生产被视为一个循环过程。Sraffa（1960）证明，可以采用一个循环区域来衡量垂直一体化的部门。这是通过将循环过程分割成若干不同的网络化产品子系统来实现的（Silva和 Teixeira,2008）。进一步地，Pasinetti （1973）利用子系统方法，将投入产出表转化为垂直一体化的部门。
在给定固定资本存量的前提下，子系统是一个总和，即在理论上代表能够实现特定产品或服务的最终需求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活动。因而，这种分析框架强调需求驱动增长，也就是说，产业间关系将根据最终产品及所有生产投入的关系而被识别出来。这也意味着，每一个部门基于其对最终产品生产的贡献而存在。
中间投入和经济体系的垂直视角已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感兴趣的领域。投入产出分析为研究上述过程的不同方面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学是基于一种会计练习（Accounting Exerxise）。也正是基于这种方法的优势，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框架，经济系统的纵向视角将实现从部门到子系统的转换，这样甚至可以估算出直接和间接满足产品或服务的最终需求的工作时间。该方法可以被转化为一个十分有效的经验工具，如式（1）所示。
其中，A是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I - A ） -1 是列昂惕夫逆矩阵， v 是部门单位产出所需的总工时， z 是部门用于最终用途的工时数；所有向量都被转换为一个对角矩阵。因此，在本文中， G 矩阵中的每一列都代表就业的“垂直”分配，即直接或间接为子系统的生产做出贡献的工作小时数。
本文的研究结如下。
一是在多数样本中，服务业的子系统有所上升，而制造业的子系统则有所下降。因此，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体系中中间投入的重要提供者，而制造业的情况则相反。
二是在多数样本中，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联系似乎显示了两种相反的趋势，即制造业所需的中间服务业在总投入中的份额很高，且样本期间增长强劲，而服务业所需的中间制造业的份额很低。因此，制造业主要扮演“消费者投入”的角色，而服务业主要扮演“生产者投入”的角色。
三是如果把“直接使用”和“最终使用”区分开来，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关系：作为制造业投入的中间服务业，服务业对制成品供应的依赖，制造业公司使用其他制造业公司提供的产品的程度，服务业内部相关的互动。
四是在上述“四种关系”的分析框架下，有三个不同趋势：部分国家向服务业的过渡或经济的去工业化似乎是生产重组方面的客观写照，部分国家的去工业化伴随着服务业在服务业部门中的作用增长以及制造业所需服务业的强劲增长，部分国家的服务业转型并没有那么激烈。
五是服务业活动主要转移到技术强度较高的部门，且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如“租赁和其他商业活动” “批发、零售贸易和运输”显示出较高的一体化水平，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效率，还能够增进制造业公司获得新知识和技能并在出口优势、产品附加值、产品创新以及生产率增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研究方法较为前沿。如在现有研究中，从生产结构的“横向”角度出发，会孤立地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部门，而不会假定它们之间相互依赖，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产业间的关系。而本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可以提供经济结构变化有关范围和程度的新发现。进一步按照Pasinetti的子系统方法，本文从“纵向”的角度来描述产业间的联系。这涉及将投入产出表转化为一组垂直整合的部门，以便通过直接和间接满足商品和服务的最终需求所要的总工作时间来衡量部门间的关系。相比之下，本文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优势。如这种方法可以绘制技术联系图，进而增加对经济系统基本结构的理解（Drejer,1999）。正如Rosenberg（1982）指出，投入产出表打开了一个黑匣子，“在这个黑匣子里，主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以某种方式被转化为最终产出流，显示了大量关于中间产品投入的部门间流动信息”。不仅如此，投入产出分析还有助于理解经济体系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随时间的演变。当前，通过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它较高的灵活性、较强的洞察力和解决棘手问题的应用能力已被广大研究者应用于国际贸易、生产力和环境经济学等多个领域。
二是研究结论具有价值。如作者的研究表明，尽管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外部化进程正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生，但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特定存在差异，因而经济转型的模式并不一样。以英国为例，其制造业所需的中间服务业的工作时间不断减少，但作为其他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增长，而相比之下，德国中间服务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制造业的需求，因此，其制造业的大量外包和生产的普遍重组实际上与去工业化无关。再如，作者的研究还发现，特定产业间的互动关系更加强烈，突出表现在制造业与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业之间的互动上。以化学品和运输设备为例，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中该产业超过50%的工作时间与服务业有关，而相比之下，纺织、服装、鞋帽、木材等产业与服务业的互动并不多。
本文的研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本文的目标是根据生产结构的相互依赖性对其进行分解，以从“纵向”的角度分析结构变化。然而，对造成结构变化的相关原因并没有展开细致分析，如导致不同国家经济转型模式存在差异性的原因是什么、导致部分产业更加频繁互动的原因是什么等。
二是本文对“纵向”角度下不同关系的分析并没有穷尽可能性。如在现有对制造业所需的服务活动的分析中，并没有穷尽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所有可能的联系；与此同时，并未对制造业进行类似低端技术、中端技术、高端技术的再分类，也没有对服务业进行低技能型、中技能型、高技能的再分类。
三是研究样本仅局限于少数国家，即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导致结论的有偏性，难以指导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服务化转型实践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转型实践。
Sick.N.,N.Preschitschek,J.Leker,et al.,“A New Framework to Assess Industry Convergence in High Technology Environments”, Technovation ,Vol.84,2019.
由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动态性不断增强，产业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产业融合研究领域进步巨大，尤其是在高科技公司的战略和创新行为方面。新技术驱动型产业的出现，如ICT等新技术驱动产业的出现，已经部分或完全取代了现有的产业结构，并因此建立了确定的产品、流程和商业模式。在这样一个动态的环境中，面对较大的能力差距，公司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这对企业的竞争力和生存构成了根本的威胁。诺基亚的案例表明，有必要在早期识别产业融合，尤其在高科技和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为了应对ICT产业的冲击，诺基亚作为移动电话领域的前世界市场领导者，并没有通过调整其战略重点和获得必要的新能力来及时应对作为融合之后产品的智能手机，这导致其在2013年被微软收购。
在更深层面上，融合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即首先是科学领域的融合，然后是以前不同的技术和市场的融合，最后导致产业的融合。在现有研究中，科技融合现象在文献中有明确的定义，并且可以通过基于科学出版物和专利的结构化指标来识别（Curran等，2010; Bornkessel等，2014）。然而，产业融合的最后一步还没有像科学和技术融合那样受到同样的关注，这引发了很多问题：产业融合何时发生？即科技与市场融合何时演变为产业融合？哪种类型的产业融合正在发生？替代性还是互补性的融合？能够预测的产业融合的先决条件是什么？科技融合的前几个步骤是否会导致产业融合进而影响企业竞争力？这些问题反映出产业融合的复杂性，并表明需要一个框架来评估产业融合。
为了分析作为连续融合过程最后一步的产业融合，本文提出一个基于文献的分析框架，以评估高科技环境中的产业融合现象。首先，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企业被迫通过与互补伙伴的合作来缩小技术和市场能力的差距，因此，不同形式的合作被作为产业融合的合适指标提出来。其次，通过将不同的合作形式分配给产业融合的各个阶段和类型，本文开发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允许对产业融合的最后一步进行详细分析。最后，运用新开发的分析框架在定置型储能领域进行经验性说明，结果证实了该方法的适用性，并揭示了定置型储能领域中期阶段的产业融合的互补性特征。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高科技环境中产业融合的分析框架。在产业融合的早期阶段，高技术产业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技术环节变化较快，因此，公司可能会将重点放在较为灵活的合作类型上，如战略联盟和合资企业。由于技术尚未开发完成，可以假设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以缩小技术能力差距为基础的共同技术研发。因此，在互补性产业融合的早期阶段，作为较松散的合作形式的联盟和合资企业似乎更受欢迎；在替代性产业融合的早期阶段，似乎倾向于通过并购来填补其能力和竞争力的差距。在产业融合的中期阶段，技术变革的速度可能会下降，新的标准将会发展，有关未来发展的总体不确定性程度会慢慢减少，会在很大程度上驱使公司从主要以研发导向的合作向更多以市场导向的合作转变（Gauch 和 Blind,2015）。通过扩展市场和客户知识，公司能够缩小自身的市场能力差距。因此，在互补性产业融合的中期阶段，以市场为导向的战略联盟和合资企业似乎是最重要的；在替代性产业融合的中期阶段，公司会越来越多地投资于新兴的跨行业领域，并加强合作活动。在产业融合的后期阶段，一个新产业间（部门）的形成可以补充或替代以前的产业，新产业结构的建立使不确定性程度进一步降低。同时，一个具有主导地位的技术设计及其市场应用也出现了，导致在新的行业领域中出现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在互补性产业融合的后期阶段，可能会有更多产业融合的并购，并通过巩固新开发的能力平台来加强新的产业结构；在替代性产业融合的后期阶段，新的结构将被展现出来，意味着只有极少数的并购仍将发生。以上述理论分析为基础，本文阐述了一个基于两个维度的产业融合的分析框架，第一个维度区分了融合是以互补性还是以替代性的方式发生；第二个维度划分了产业融合的不同阶段，即早期、中期、后期。
二是定置型储能领域案例中的研究方法。由于新闻文章能提供一个广泛的覆盖行业、技术和市场发展的数据集，其作为“组织间的动态（如联盟、合资、并购）的信息来源具有较强的合适性（Kim 等，2015）。因此，在考虑定置型储能领域合作新闻时，本文使用全文数据库Nexis®，将其作为英语新闻来源（大众媒体、技术媒体和产业报告），从而进行基于关键词的搜索。关键词包括“定置型储能”“定置型电池”等与技术相关的词以及与一般性合作、不同形式的合作（特别是联盟、合资企业、合并或伙伴关系等）相关的词，并在搜索中将两类词相结合。搜索时间是2014年10月。在得到初步搜索结果后，首先，进行排除重复内容的操作；其次，对剩余信息进行细致分析以了解其与定置型储能技术领域的相关性，并选择出49不同组织间的23个相关合作案例；最后，搜集有关合作和合作伙伴的结构化信息，包括合作类型、开始年份、行业或研究伙伴、行业内或跨行业合作、市场或研发重点以及所涉及公司的行业属性等信息。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在定置型储能领域案例中，作者识别了七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按合作强度的递减排序分别是合并、合资、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协议、项目、谅解备忘录和许可。超过三分之一参与合作的公司属于电池业，其他相关行业包括能源和电子行业、化学工业、研究机构、IT行业、制造、汽车等；只有3个项目是行业内的合作，其余20个项目是跨行业的合作。
二是在定置型储能领域案例中，有11个研发导向的合作和12个市场导向的合作。在研发导向的合作中，有两个合资，三个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四项协议，以及一项基于谅解备忘录和许可证的合作；在市场导向的合作中，有两个合并、两个合资、两个战略联盟或伙伴关系、两个协议、三个项目和一个谅解备忘录。
三是在定置型储能领域案例中，产业融合的形式随时间而变化。如定置型储能领域的研发合作在2009年达到顶峰，此后在较低水平上波动，最终在2014年没有发现任何研发合作。相比之下，以市场为导向的合作在最近几年有所增长，2014年有多达五项合作，而2009年和2010年所发生的两起合并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定置型储能领域即将迸发的市场潜力。
四是在定置型储能领域案例中，协议、战略联盟和合资企业的广泛性表明，该领域主要呈现出一个互补性的产业融合。其中，有11项合作主要是以研发为导向的，可以被视为属于产业融合的早期阶段，而有10个合作属于中期阶段，因为它们显示了更多的市场导向。有2个合作都是兼并，可以被归入产业融合的后期阶段。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研究视角较为独特。本文讨论整个融合过程的最后一步，即产业融合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问题。根据Kim等（2015）对产业融合的五种动态模式的区分以及 Geum 等（2016）对产业融合划分的四种类型，本文明确了产业的概念，以作为产业融合定义的基础。同时，一个共同的产业融合的定义，特别是对市场融合的划分，这在之前的有关融合研究的新兴领域中是较为缺少的。本文还强调，产业融合发生在当企业最终开始缩小其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差距时。
二是研究范畴得以扩展。本文提出产业融合的三个阶段，即早期、中期和后期，能够进一步提高高科技环境中产业融合概念的清晰度。不仅如此，本文提出将合作作为指标来识别和预测产业融合。即在综合Caviggioli（2016）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公司间的合作可以促进融合，将不同形式的合作分配给产业融合的各个阶段和类型，也将融合研究与开放式创新和知识转让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为如何以及何时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即哪些合作形式可以在产业融合的哪个阶段和类型中得到最佳利用，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可量化识别的工具，即研究者们可以在一个非常早期的时间点上检测产业融合呈现的实际步骤。
三是研究结论具有价值。如作者发现，产业融合不仅发生在产业内，也发生在产业间。因此，在新兴产业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政策制定者们更加详细地了解产业融合现象，以决定如何进行监管。由于各行业面临不同的监管措施，则必须讨论将使用哪些措施，或者是否将这些措施结合起来，形成一套专门针对新形成的行业领域的新法规。不仅如此，本文的分析框架还可以作为一个有效工具，适用于反托拉斯过程中的市场集中度等问题。
本文的研究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分析框架的延展性。尽管本文为产业融合的分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但在这个领域还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以开发更详细的框架或工具来评估产业融合的前因后果。未来这方面的要点是在替代性融合的情况下说明目前的框架，并将框架调整到中低技术环境或服务行业。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将监管趋同纳入该框架，即制定新的标准作为行业趋同的先决条件。
二是案例概括的局限性。尽管定置型储能被选为高科技环境中一个合适且特别有趣的案例，但对一个产业融合案例的说明只具有有限的概括性。未来需要对更多类型的案例进行研究，并在系统性严谨的基础上，总结出相应的规律。
三是研究方法的随意性。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由于在选择关键词时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因此，基于关键词的搜索总是牵涉到一些缺点。未来需要使用更多的数据库和来源以收集更多的信息并确定不同形式的合作。其中，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可能会非常有价值。
X.L.Fu.,X.Q.Fu,C.C.Romero,et al.,“Exploring New Opportunities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in and beyond Sector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30,No.1,2021.
企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创新。这个环境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制度、技术、竞争者等因素，也构成了企业的产业创新系统。然而，产业创新系统的边界在新技术的快速变化及影响下已变得模糊，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创造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如此，这些技术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产业创新系统的方方面面，比如竞争者的数量、类型以及彼此间的互动关系，知识和技术基础，学习过程，甚至影响产业系统的制度。由于产业创新系统的演变可能同时受内外部因素驱动，企业也能够在内部塑造产业创新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技术快速变化的时代，了解企业如何影响产业创新系统的演变，尤其是领先企业驱动产业创新系统边界模糊化的路径非常重要。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和日益快速成熟的技术变革的推动下，创新已成为一项开放的、协同的任务（OECD,2002; Chesbrough,2003; Chen等，2019），而企业的知识整合实践对合作的成功至关重要（Lakemond等，2016; Bengtsson,2017）。因此，本文关注的是，当面临颠覆性技术变革时，一家公司在研发合作及其与产业创新系统内外的其他参与者的互动方面可能采取的策略。特别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对跨国企业带来的变化表明，开展高纬度创新和发展创新能力是非常必要性的。
本文认为，在产业创新系统内外的研发合作，特别是多学科合作，可能是一种机制，用以吸收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形成突破性创新来提高公司的技术前沿。与此同时，在有前景的非核心技术上的合作可以提高创新成果的独特性，促进企业和产业层面的技术融合。因此，企业可能会通过挖掘新机会成长为行业领导者并保持主导地位，进而促使产业创新系统的边界被扩大。
为了对上述论断进行检验，本文通过调查研究法，深入挖掘一家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产业中的中国跨国公司的信息，共得到2009—2016年714个有外国合作者参与的联合创新项目，以及714个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选择的国内可比较的合作项目。该公司从一个创新的追随者成长为行业的领导者，现在正在推动技术前沿，并通过产业创新系统内外的合作研究探索未知的未来方向。使用定量方法，本文发现，该公司通过研发合作，特别是行业核心和非核心技术领域的多学科研发合作，扩大了技术边界。这使得该公司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产业中建立并保持其领导地位。公司合作研究组合的学科多样性与创新产出的原创性呈正相关。此外，有潜力的非核心技术被融入核心生产系统，也会扩大产业边界。
本文采用定量方法来检验跨国公司是否通过其产业创新系统内外的多学科研发合作产生了新的创新。首先，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多学科研发合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然后，本文利用描述性数据分析来捕捉核心技术与非核心技术研发合作模式的变化，以展示跨国公司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变，并反映其产业创新系统内部的变化。本文的探索性本质允许使用归纳推理来分析这一中国跨国公司在ICT行业的独特案例中的数据。本文的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Y表示创新绩效。本文开发了两个可替代使用的创新绩效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发明专利（PATENT），由在进行合作项目过程中授予的发明专利数量来衡量。这个代理主要捕捉创新产出的数量。第二个指标是重要专利（VITALPATENT），它是根据美国、日本、欧洲专利局和专利合作条约授予的发明专利数量来衡量的。该指标由 Lanjouw 等（1998）开发，以代表专利系列的范围。它已被广泛用作创新产出质量或专利重要性的代表。 i 表示联合创新项目， t 表示年份。
CDI表示合作多样化指数，用于衡量多学科研发合作的程度。本文使用Cadot等（2011）构建的出口多样化指数来表示 CDI，如式（2）所示。
其中， N 表示某一年中项目的数量。 N k 指某一年度特定技术领域的项目数量。 μ 指在某一年中项目的总预算。 μ k 指某一年度特定技术领域项目的总预算。
根据现有文献（Cassiman 等，2010; Schwartz 等，2012），本文控制一系列可能影响项目创新绩效的项目特征。控制变量为 Z ，包含FOREIGN，一个虚拟变量，当合作者来自外国时等于1，反之为0。本文把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排除在基本模型之外，因为它们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域，并且拥有区域自治权。UNIVERSITY，一个虚拟变量，当合作者来自大学或研究机构时，等于1，当合作者来自企业时，等于0。BUDGETSIZE，以项目预算的自然对数衡量。SELECT_STRATEGY，一个虚拟变量，当该公司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选择项目的合作者，则等于1，否则为0。PRO_IMPORTANCE，一个虚拟变量，当该公司优先考虑这个项目，则等于1，否则为0。COLL_PURPOSE，一个虚拟变量，当项目的目的是专利申请，则等于1，否则为0。IPROWNER，一个虚拟变量，当IPR由该公司单独拥有时，则等于1，否则为0。COLL_EXPERIENCE，一个虚拟变量，当该公司以前曾与该合作伙伴合作过，则等于1，否则为0。
另外， Mode 表示项目协作模式的固定效应， Depart 表示业务部门的固定效应， Year 表示年份的固定效应。通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还控制这些因素之间的时不变异质性。最后，本文使用负二项式回归来估计模型。
一是 CDI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公司合作研究组合中的高学科多样性与创新正相关。这一发现与 Cummings和 Kiesler（2005）的发现一致，他们还发现多学科研究项目可以产生更多新想法和知识。
二是 CDI 2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合作多样化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向上凸的，显示了创新绩效的指数增长以及多学科研发合作的增长。换句话说，合作多样化的增加导致创新绩效的急剧提高。这一发现意味着，通过增加不同知识领域的合作，公司可能会扩大其产业创新系统的边界，并提高创新能力，以保持其在该行业的领先地位。
三是在VITALPATENT的回归结果中，FOREIGN和UNIVERSITY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国际合作以及与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合作可以产生更重要的专利。这一结果与现有的研究是一致的。例如，Fu （2015）和Li等（2010）发现，通过国际合作，中国企业可以进入国际知识库，从而提高企业的研究能力。此外，Belderbos等（2004）发现，企业可以整合不同的知识来源，这些知识可能有助于探索新技术和提高研发竞争力的比较优势。
四是对该公司研发合作的描述性分析可以提供关于其合作策略发生的主要变化。尤其是对研究项目随时间变化的学科分布检查结果表明：首先，在样本期开始时，非核心技术上的合作迅速增加，在整个合作组合中具有高度相关性；其次，在核心技术和非核心技术领域，合作组中不同技术的数量都在增加，这表明该公司技术研究的多样化；最后，虽然在样本期结束时，核心技术和非核心技术的比例接近50%，但很多2009年的非核心技术已经成为了2016年的核心技术，说明有潜力的非核心技术与核心生产技术的融合，能够提高创新能力。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多学科创新合作在领先公司技术边界以及产业创新系统动态演变中的作用进行了开创性分析。具体而言，本文总结出合作模式的变化，这有助于企业在面对快速技术变革时发展创新能力。
二是为学科多样性对研究成果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群体中更多的学科多样性会导致研究新颖性指数的增长。此外，研发合作似乎是将非核心技术整合到企业核心业务中的有效方式，能够有助于扩展企业和产业的边界。
三是首次使用从数字行业单个大型跨国公司获得的项目级数据进行考察与检验。这一独特的数据集使本文能够研究合作创新如何为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的行业活力做出贡献。不仅如此，它还能够控制潜在的忽略变量偏差，解决内生性和识别问题。
四是对具有开放式创新战略的公司而言，多学科创新合作可以提高吸收和创造新技术的能力，这在技术快速变化和广泛不确定性的时期尤为重要。对于后进入的公司而言，多学科创新合作甚至可能让他们不仅有机会赶上处于技术前沿的创新者，而且有机会成为行业的领导者。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来说，需要走向世界技术前沿，从追随者和模仿者转变为领先的创新者，而多学科合作将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对于处于行业技术前沿、没有领导者可追随的公司来说，必须像在新国家的探索者一样找到新的机会。
本文的研究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案例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一家大型中国跨国公司。未来的研究应使用来自不同行业公司的项目级数据，由此对同一领域进行有益的检验，以考察本文所指出的战略是否适用于不同行业的公司以及具有不同创新战略的公司。二是项目合作的双面性。合作并非没有失败和不利因素。未来的研究应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以了解促进多学科创新合作成功所需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以及如何最好地管理合作风险，特别是在多学科合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