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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所导读的文献分别是①Antràs,P.,“Conceptual Asp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34,No.3,2020.②Antràs,P.,A.De Gortari,“On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Econometrica ,Vol.88,No.4,2020.③Chor,D.,K.Manova,Z.Yu.,“Growing Like China:Firm Performance and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Journal of Inter national Economics ,Vol.130,2021.④Wang,Z.,S.J.Wei,X.Yu,et al.,“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 NBER Working Paper ,No.23261,2017.⑤Alfaro,L.,D.Chor,P.Antras,et al.,“Internal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A Firm-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7,No.2,2019.⑥Saberi,S.,M.Kouhizadeh,J.Sarkis,et al.,“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s to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terna 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Vol.57,No.7,2019.
本章主要选取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领域的前沿文献进行解读。第一个领域是全球产业链分工以及中国价值链嵌入位置的测度与评估。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深度融合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世界范围内生产格局的分散化加剧了各国经济之间的联动性。一旦参与国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将对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其他国家带来重要的影响。尤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叠加国际政治间博弈，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逐渐抬头，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放缓。在此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全球价值链上各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价值链”代表从研发和设计等初始阶段到向消费者交付最终产品的各个生产阶段的增值。如果生产的所有阶段都发生在一个国家内，则价值链可以是全国性的；如果不同的阶段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则价值链可以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实际上，大多数产品或服务都是由区域或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所有涉及中间投入国际贸易的生产过程称为全球价值链。
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研究现状，第一篇导读文献Antràs（2020）全面剖析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定义和研究重点，在国家层面和公司层面展开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因素和影响机制综述。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核心概念往往是研究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研究的方向和思路。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研究以传统的定义为主，忽略了经济形势变化中相关概念的动态演化。对此，该文从广义层面、企业层面和关系层面分别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定义，在不同定义下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几乎类似，但影响路径不同。该文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由此，在研究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应不断拓展研究视角的维度。进而，将现实性特征纳入分析，使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界定中，全球的专业化分工向更精细的方面发展，核心的概念也从国家、行业层面的研究向企业层面转化，并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产生新的内涵。全球经济形势处于不断变化中，尤其是对于全球价值链不断发展出现的重要新特征应及时纳入分析框架。
全球化进程下，技术进步和不断下降的贸易壁垒使得企业能够分割其价值链，在国内经济中只保留这些价值链中的一部分。全球价值链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生产组织的格局，使各国生产技术的专业化处于核心地位。全球价值链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实现了全球范围的要素配置。贸易摩擦作为影响跨国分工合作的重要变量，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对于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此，第二篇导读文献Antràs和De Gortari（2020）建立了全球价值链的多阶段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国际贸易壁垒下贸易成本的变化如何影响各国参与国内、地区或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追踪这些变化的实际收入效果。
全球价值链重塑了传统的生产链形式，使生产链条日益分散并对企业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第三篇导读文献 Chor 等（2021）使用匹配的企业层面的海关和制造业调查数据，以及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研究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生产线上的嵌入位置，以及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如何影响生产率和绩效。该文在国际贸易中扩展了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企业成长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早期实证分析的主要工作在于测度国际贸易中所包含的增值含量，并发现了跨境生产日益分散的情况。随后的许多工作均强调了国际供应链分工对企业运营的重要作用。成功的出口商通常在为国外市场生产时使用大量进口投入。在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因为国内中间产品的范围、成本和质量可能不适合制造满足外国消费者质量标准和外国下游生产者技术需求的产品。事实上，超过一半的中国出口是在加工贸易下进行的，绝大多数中国出口商密集使用进口投入品。
Chor等（2021）的工作推进了企业生产线扩张的研究前沿。其中，生产过程被视为一系列按技术顺序排列的阶段。该文提供了一个企业层面的分析视角，并发现了相关的新特征事实。该文首先分析了企业固有属性、生产线位置、内部运营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这在贸易经济学领域关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研究与发展、产业组织理论和宏观经济学关于企业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以往的研究将获得进口投入和从外国合作伙伴那里学习与公司生产率增长联系起来，研究了中国企业生产率和国内附加值贸易相关关系，并表明加工贸易可以成为实现更高附加值的“垫脚石”，要在金融摩擦的条件下进行利润更高、流动性更密集的一般贸易。根据投入使用、上下游生产环节的相似性或向更高技术成熟度的发展，从独特的研究视角窥探国家和企业两级产品范围扩展和产品过渡的系统性规律。
亦有研究认为生产链长度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一个基本度量，定义为价值链中的阶段数，反映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这对于评估处于全球生产过程相对上游和下游阶段的国家的专业化模式是必要的，进而对生产链长度进行重新测度。第四篇导读文献Wang等（2017）从平均生产长度和生产网络的相对“上游度”方面开发了一套新的测度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国家—部门水平指标，并讨论了全球生产率长度的变迁以及演变规律。该文将总生产长度划分为纯国内部分、与“传统”贸易相关的部分以及与涉及跨境生产共享活动的全球价值链相关的部分。虽然“生产链长度”计算生产阶段的数量，但一个国家部门在价值链上的“生产位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特定国家部门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相对“上游”或“下游”只能通过比较前向和后向行业间联系衡量的生产长度来确定。该文提出一种新的生产链位置度量方法，即特定生产阶段（国家部门）到价值链两端的相对距离。
Wang等（2017）对生产链长度的度量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平均生产阶段（Average Propagation Length,APL）的度量方法。首先，经济学的解释是不同的。生产链长度衡量的是一个国家部门中与某些主要因素相关的附加值沿生产链算作总产出的平均次数，直到它到达最终产品为止。它是特定国家（部门）对在整个经济中创造的增值足迹。APL被定义为一个行业开始的外生冲击在对另一个行业产生影响之前必须经历的平均阶段数，衡量两个行业之间产业间联系的平均距离。它侧重于部门间总产出的传播，与经济中的附加值大小无关。其次，计算思路是不同的。生产链长度是总产量与相关附加值或最终产品的比率。其分母是价值链产生的附加值或最终产品，其分子是价值链的累计总产出。APL不涉及部门增值。正如该文将要展示的，新的生产链长度测算结果是相对稳健的。例如，只要总产出和GDP保持不变，该文测算的总生产长度不会随着部门分类数量的增加而改变，而APL的数值估计值将随着行业分类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个体而言，价值链嵌入位置的变化影响企业生产边界决策。生产链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序贯生产。汽车、计算机、手机和大多数其他制造产品的生产都涉及一系列阶段：原材料转化为基本部件，在组装成最终产品之前，这些零件与其他零件结合，以产生更复杂的投入要素。近几十年来，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不断下降的贸易壁垒使得企业只能在其境内和国内经济中保留这些生产阶段的一小部分。以往在封闭环境中进行的研发、设计、零件生产、装配、营销和品牌推广在公司和国家之间日益分散。尽管企业和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割变得更加容易，但契约摩擦仍然是价值链全球化的一个重大障碍。除了与设计丰富的或有合同相关的固有困难外，国际交易的合同条款和法律补救措施的执行水平极低。在这样的环境中，公司面临着复杂的组织选择。第五篇导读文献Alfaro等（2019）开发并测试了一个包含价值链嵌入的企业边界选择的产权模型。通过将一百多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活动信息与投入产出表相结合，该文构建了企业边界测度框架，并分析了关键影响因素。该文指出一个企业是否整合位于上游或下游的供应商，取决于该企业所面临的需求弹性。此外，整合上游（相对于下游）投入的倾向取决于可收缩投入在价值链中的生产阶段，以及最终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率。上述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由合同摩擦驱动的因素在其价值链上对公司的所有权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为理解全球价值链中企业的扩张和收缩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
第二个领域是新技术冲击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评估。
现代供应链本质上是复杂的，由多层次、地理位置不连贯的实体组成。全球化、不同的监管政策以及供应链网络中不同的文化和人类行为使得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评估信息和管理风险几乎不可能。低效的交易、欺诈、盗窃和表现不佳的供应链导致了更大的信任不足，故需要更好的信息共享和可验证性。事实上，处理中介机构所涉及的成本、其可靠性和透明度使管理供应链中的这种可追溯性更加复杂。
当前的供应链信息系统的目标在于能否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支持并及时提供商品和服务所需的信息。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办法在于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安全性、耐久性和过程完整性。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对于供应链的设计、组织、运营和一般管理而言，可能是一种颠覆性技术。区块链保证信息可靠性、可追溯性和真实性的能力，以及无信任环境下的智能合约关系，都预示着其将在供应链本身和供应链管理领域引起重大变革。第六篇导读文献Saberi 等（2019）认为区块链技术有望缓解一些全球供应链管理问题。尽管区块链应用的相关案例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增加，就像任何潜在的颠覆性系统或技术一样，区块链在供应链网络的采用和实施中面临各种障碍。区块链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在行为、组织、技术或政策导向方面存在各种困难。这些问题在未来几年的学术领域中将是重要的。此时，新生的实际问题需要学术的探索与争鸣。该文不仅关注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挑战和障碍，还关注区块链采用的好处和在可持续供应链中的应用，讨论了与当前理论的关系、潜在新理论和研究的必要性。
Antràs,P.,“Conceptual Aspect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34,No.3,2020.
该文作者为Pol Antràs，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自2003年以来一直任教。他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助理，在NBER他担任国际贸易和组织（ITO）工作组主任。他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研究成员，也是CESifo研究中心的成员。自2015年以来，他担任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的主编，此前曾担任 American Eco nomic Review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 ics 、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等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Antràs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和应用理论。他最近的研究重点是分析全球价值链，以及贸易不平等和代价高昂的再分配之间的相互作用。
全球价值链一直是国际经济研究的重点。其中，全球价值链的概念界定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基础。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是在经济全球化下所衍生出来的，也在全球化的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该文主要概述了全球价值链发展过程中关键性概念的演化。主要包含全球价值链一系列替代性解释和定义，并追溯了这些替代性概念对衡量这一现象的影响。同时，从国家、企业和关系层面阐明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关键决定因素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根据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对全球价值链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推论。
从国家和行业角度出发，全球价值链被定义为由一系列生产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或服务的阶段组成，每个阶段都会增加价值，并且至少有两个阶段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如果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至少生产一个阶段，那么它就参与了全球价值链。从广义的核心概念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定义更侧重于将其定义为生产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外国附加值联系起来。全球价值链允许资源流向其最具生产性的用途，不仅在国家和部门之间，而且在各个生产阶段的部门内。因此，全球价值链放大了标准贸易的增长、就业和分配影响。在全球价值链的这种“超专业化”解释下，国际贸易的传统决定因素（如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制度、市场规模）自然也与国家和行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关。表1为全球价值链的广义与狭义概述。
测度：广义概念下的全球价值链所涉及的生产过程往往跨越国界多次，而且往往涉及两个以上的国家，也给全球价值链活动的计量带来了重大挑战。在目前世界经济研究中，最广泛使用的是记录了各国之间的中间购买与最终使用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nput Output Table,WIOT）。WIOT能够反映近年来生产过程全球化的程度，以及各个国家和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但WIOT在全球价值链流量的部门分类方面相当粗糙，因此这些数据源遗漏了这些广泛定义的部门内发生的大量全球价值链活动。同时，在强假设下部分中间投入贸易流量数据是推断出来的。除WIOT以外，Yeats（1998）首次提出一种不同的、更精细的方法来衡量各国生产过程的分散程度，该方法包括计算行业类别所占的贸易流份额，可以合理假设这些行业类别只包含中间投入。
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因素：在传统全球价值链的定义下，要素禀赋、合同安全、贸易成本及市场规模等因素影响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其中，要素禀赋在形成专业化方面起着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作用。要素相对丰裕国家将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更具有比较优势。商品和服务间的国际交换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契约摩擦的影响。同时，地理特征（如贸易距离）、基础设施效率低下和监管壁垒（如关税和配额）造成的贸易成本对贸易流的全球价值链的产生部分构成负面影响。市场规模同样在双边贸易流形成中起着作用，生产更多的大经济体预计出口更多，由于其收入更大，预计进口更多。
表1 全球价值链的广义与狭义概述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在全球价值链中，更精细的国际分工使得各国受益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进而带来更大的贸易收益。全球价值链也增加了各国间的技术扩散，对各参与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似乎比传统贸易更大。但全球价值链也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的影响，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生产碎片化加剧会导致工资不平等加剧。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也需要在全球价值链的世界中重新评估。此外，全球价值链中也会引发个别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全球价值链也将引发其他宏观经济后果，如更大的经济周期同步和通胀溢出效应、汇率影响力削弱等。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国际贸易的不是国家或行业，而是企业。因此，从企业层面上对全球价值链参与进行概念化是富有成效的，尤其是在企业具有一定市场势力和生产过程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的环境中。在理论层面上，文献中的开创性论文是Melitz（2003）的论文。该论文侧重于行业内异质企业的出口决策，在假设企业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技术下生产差异化产品赋予企业市场势力，而规模经济则与面临固定生产和分销成本的企业相关。企业通过比较国内外市场获得的在营业利润与在该市场分销产品相关的固定成本，确定是否向国外市场出口的决定。当采用企业层面的方法时，还可以区分由牵头企业组织的全球价值链和更分散的全球价值链，单个生产商承担建立上游和下游联系的成本。
测度：公司层面的数据集包含了进出口交易的信息，可有效用于构建全球价值链参与的衡量标准，其性质类似于上述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中国家（行业）信息的衡量标准。更具体地说，世界银行出口动态数据库中提供的交易级海关数据集可用于确定一个国家内参与贸易的一组企业，进一步区分出口企业、进口企业和进出口企业。当某个国家的某个公司同时进行进口和出口时，自然会得出该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结论。企业层面的进出口信息也可以用来说明全球投入产出表在多大程度上准确描述了各国之间的增值贸易流。然而，上述企业层面的衡量标准仅确定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广泛幅度，而基于全球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层面衡量标准也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强度。计算强度衡量标准使用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难度更大。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因素：从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是由许多在国家行业层面形成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相同力量形成的。由此，其影响因素也较为一致，如要素禀赋、贸易成本和制度质量也对全球价值链流动的可能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从企业层面，能够更加深入地剖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丰富影响的分析路径。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相较于传统的定义，从企业层面来刻画全球价值链，其带来的影响也更加丰富。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通过降低成本和规模生产，提高企业生产率来改善收益率。全球价值链可能是一种特别强大的技术转让机制。全球价值链构成了具有共同目标的企业网络，下游企业通常会从其链中上游生产者的生产率提高中获益。从企业层面看是构成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重要根源，大公司往往会不成比例地从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获益，企业的规模分布可能比没有全球价值链的世界更为扭曲。同时，大公司往往比小公司面临更低的需求价格弹性，而且成本降低往往只是部分地转移到价格上，尤其是大公司。从其他宏观经济影响而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大，而且往往同时从事进口和出口，进而降低了贬值在减少贸易失衡方面的有效性。
全球价值链不断扩张，则呈现出向更精细的国际分工方向发展，也涉及一些额外的特征。其中，四个显著特征尤为重要：一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在相互匹配的过程存在摩擦，导致参与者之间产生“粘性”；二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经常进行大量特定关系的投资；三是全球价值链通常涉及大量技术、知识产权和信贷等无形资产等较为复杂的交易；四是关联度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活动需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
测度：衡量企业参与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非常困难。由于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活动需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在衡量企业层面的参与度方面存在困难。因此，关于全球价值链关系性质的最有影响力的工作往往侧重于特定部门和国家的特定案例研究。研究者主要通过现实的案例描绘出维持该部门全球生产的关系网。
影响因素：在一个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的世界中，要素禀赋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上文就全球价值链的广义概念所提出的影响。但从关系角度定义全球价值链为全球价值链活动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动齐头并进提供了直接的解释。同时，参与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可能对其经营所在经济体的熟练劳动力的可用性特别敏感。此外，在关系型全球价值链中，信息流、机构质量及特定投资关系均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重要决定因素。
影响：在全球价值链的广义概念下讨论的许多影响仍然适用。但从关系型全球价值链的三个特别独特的方面。关系方法澄清了全球价值链作为技术转让工具的作用。全球价值链中，大公司可能对其供应商拥有不成比例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对质量敏感的情况下，关系型全球价值链可能引发一场人才大战，特别有吸引力的生产者的价格或特别有技能的个人的工资可能会被不成比例地抬高。
最后，对全球价值链的未来方向进行展望。随着新经济形势的出现，尤其是数字平台、区块链、自动化和3D打印等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将对GVC的参与和贸易流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内涵将进一步改变。
Antràs,P.,A.De Gortari,“On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Value Chains”,Econometrica,Vol.88,No.4,2020.
第一作者为Pol Antràs，是上一文献作者，不予累述。第二作者为Alonso De Gortari，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经济学系的博士后研究员。作者获得了墨西哥城ITAM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的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开发工具以更好地衡量不同国家的生产分散情况，并通过工具更好地分析贸易政策的影响。论文主要发表在 Econometrica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 ics 等期刊上。
该文建立了全球价值链的多阶段一般均衡模型，从全球价值链地理位置的作用视角展开，研究了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沿线的生产位置。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世界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特定部分的国家如何确定各国最优的生产阶段分配。进一步探讨对贸易政策以及更广泛的政策在塑造国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方面的作用研究。从而得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全球价值链相对下游的生产阶段定位在相对中心的位置是最优的结论。该文进一步开发并评估了模型的可处理、可量化版本，阐述了贸易成本的变化如何影响各国参与国内、区域或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跟踪这些变化的实际收入后果。
首先，该文从简单的多阶段生产的局部均衡框架出发构造理论模型。在这个框架中，一个国家在一个贸易成本高的环境中最优地选择其各个生产阶段的位置。假设存在领导企业的环境中，企业通过成本最小化进行采购决策。进一步取消有领导企业的假设，即无企业协调价值链下，企业需要考虑将其生产成本降至最低时，还要考虑到其综合要素成本、生产率以及获得前一阶段成品的成本，如式（1）所示。
命题1：总生产成本相对于在第n阶段发生的贸易成本的弹性沿着供应链增加（即贸易成本随着n增加）。
其中，
n
表示生产阶段，
l
（
n
）表示处于第
n
生产阶段的国家。
c
l（n）
表示第
l
（
n
）国家的复合要素成本。
a
n
∈（0,1），
表示是第
l
（
n
）国家在第
n
阶段的单位成本系数。
τ
l（n-1）l（n）
表示需要从第
l
（
n
-1）国家运送到第
l
（
n
）的成品或未成品的单位成本。
是价值链上的第
l
（
n
）国家的第（
n
）阶段的生产企业收取的最低价格（离岸价）。递归求解得到的平衡路路径如式（2）所示。
命题2：在有领导企业情况中成本最小化下 l j 的解与分散企业情况中成本最小化的平衡路径一致。
从部分均衡框架中得出的一个重要见解是，随着企业向价值链越来越多的下游阶段迈进，地理位置（或贸易成本）在塑造全球价值链各个阶段的位置方面的相关性越来越明显。直观地说，每当贸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与所运输货物的总价值成正比时，这些成本就会沿着价值链复合，从而意味着贸易成本会侵蚀下游环节相对于上游环节的更多附加值。
尽管部分均衡模型的结果表明，更多的国家应该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下游阶段拥有比较优势，证明这一结果需要建立全球价值链的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生产成本由内生决定，也由贸易壁垒决定。该文将Eaton和Kortum（2002）的李嘉图贸易模型应用于多阶段生产环境，并对全球价值链不同阶段的国家参与进行了精确预测。其中，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贸易成本差异的组合决定了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均衡地位。运用三种替代方法证明Eaton和Kortum（2002）框架在李嘉图模型中的多阶段生产的可处理性。在三种替代方法下，产生完全相同的平衡方程。模型生成了一个封闭形式的表达式，表示任何国家的潜在生产路径构成服务消费者成本最小化路径的概率。
其次，运用全球价值链生产率的极值表示法，获得世界均衡中不同全球价值链的相对流行率（以价值计算）以及每个国家的总价格指数的封闭式表达式。该文研究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同时，李嘉图多阶段框架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将实际收入与纯国内价值链的相对普遍性联系起来。
命题3：由于各国从价值链特定部分的专业化中获益更多，生产力在生产各阶段的高度分散导致了更高的贸易收益。
命题4：随着生产分为越来越多的生产阶段，贸易收益可能会变得无限大。
接下来，确定了中心性—下游关系。将给定国家 i 的平均生产上游定义如式（3）所式。
其中，分子表示所有国家（ j 的总和）在第 n 阶段生产的 i 的全球附加值。分母是国家 i 的 GDP。中心性的定义为到所有国家的平均距离，按每个国家的成品总消费量加权，如式（4）所式。
在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公式中，上游度 U （ i ）和中心度 C （ i ）之间存在负向联系。进一步表明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平均下游度应该在该国的中心度上增加（保持其他比较优势决定因素不变）。推出命题5：如果贸易成本是对数可分的，并且生产的增值强度沿链条递减。那么一个国家越处于中心位置，该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平均上游性越低。同时，为这种中心性—下游关系和模型的一个关键机制提供了提示性的经验证据，即下游阶段的贸易流对距离的弹性大于上游阶段。
进一步，在以上框架下沿着几个维度进行了拓展，进一步丰富了李嘉图贸易模型。具体来看，在行业中引入了多个行业和丰富的投入产出联系，并考虑了取决于一个行业的产出是用作最终消费还是用作不同行业的中间投入的技术。利用模型产生的最终商品和投入品价格分布的特性，证明了模型各种版本提供了各国最终商品和投入品贸易流的封闭形式表达式，可以很容易地映射到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的各种条目。近年来，这些类型的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各种版本已经面世，包括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经合组织的TiVA统计数据和Eora MRIO数据库。
最后，利用框架的可处理性，从WIOT各个条目的数据中剔除模型的基本参数，在国家层面进行汇总。该文的实证方法包括校准和估计。研究表明，当各国国内成本变化时，均衡条件揭示了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数据中，推断出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矩阵。该文的方法类似于Head和Ries（2001）中的方法，但它只要求使用最终贸易流。该文修正了一个关键参数，该参数控制生产率的弗里切特分布的形状，以（大致）匹配模型的总贸易弹性。在一组国家 J 和若干阶段 N 的条件下，通过广义矩量法（GMM）估计模型的剩余参数，其中以WIOT的所有条目为目标。使用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估计，该数据源被视为提供了43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样本国家和地区间中间投入和最终双边贸易流的相对高质量和可靠数据。实证结果显示，该模型能够很好地匹配数据。
通过对模型基本参数的估计，通过建立反事实分析框架，说明贸易壁垒的变化如何影响各国参与国内、区域或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追踪这些变化的实际收入后果。研究发现从多阶段生产模型中获得的贸易收益（即恢复自给自足的收入损失）平均比从没有多阶段生产的模型中获得的收益高出60 %。类似地，研究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假设中美经贸摩擦造成的实际收入损失，在连续生产的情况下比没有连续生产的情况下高出近50 %，尽管这样的摩擦很可能有利于第三国。
该文对从地理位置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在理论方面，近年来相关理论框架强调了生产顺序性在企业全球采购决策中的作用。相关的研究要么完全从贸易成本建模中抽象出来，要么以高度程式化的方式引入此类壁垒。例如，假设所有国家面对共同贸易成本。在实证方面，从Johnson和Noguera（2012）的开创性工作开始，越来越多的工作关注追踪贸易流的增值内容，并利用这些流动更好地记录全球价值链的崛起以及各国参与这一现象的情况。在数量方面，已经开发了具有国家间投入—产出联系的定量框架，但模型采用的生产结构没有明确的生产顺序。
该文研究了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沿线的生产位置。在逐渐放松假设的前提下，开发了一个多阶段一般均衡模型，并提出在高维环境中可行地解决模型的工具，证明由于价值链上贸易成本的复合效应，相对中心的国家在相对下游的生产阶段获得了比较优势。同时，该文的研究框架从许多现实的特征中抽象出来，进而研究全球价值链在多阶段、多国家环境中的最佳治理决策。该文侧重于对近些年突出性的贸易壁垒影响性因素的分析，以分析国际形势变幻下对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影响，使研究更具有现实性。
虽然模型的研究过程中具有侧重性的分析，该文构建的理论框架应成为国际经济问题研究的良好平台，以促进对贸易政策以及更广泛的政策在塑造国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方面的作用的研究。对各国是否应该积极推行促进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政策决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从现实来看，贸易壁垒下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是中国当前对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中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断受益，加工、出口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的贸易政策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贸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在部分壁垒化的世界经济中，如何更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中国经济的“外循环”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
当然，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是为国家贸易政策及企业决策提供理论层面的支持。在分析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将针对现有突出性的事实和特征纳入分析，在理论与现实互相印证的基础上，搭建更全面性的研究框架将更具有研究意义。在全球价值链演化的过程中，地理位置因素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更为敏感。该文对全球价值链地理位置的剖析，进一步丰富了国际贸易决策的研究。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贸易壁垒下的地理位置的决策也具有现实性的意义，也为国内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
Chor,D.,K.Manova,Z.Yu,“Growing Like China:Firm Performance and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130,No.103445,2021.
第一作者为Davin Chor，是塔克商学院经济系的副教授，也是达特茅斯全球化学术研究机构的负责人。2000年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和统计学学士学位，后于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7年加入新加坡管理大学，后于2018年至今担任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副教授一职。Davin Chor教授长期从事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主要成果发表在 Econometrica 、 Review of Eco nomics and Statistics 、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Journal of Interna tional Economics 等期刊上。
第二作者为 Kalina Manova，是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和系副主任，专攻国际贸易和投资。她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客座助理教授和牛津大学教授。她在欧洲经济协会担任理事，也是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Amer ican Economic Journal : Economic Policy 和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国际知名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她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绩效中心副研究员，国际增长中心研究附属机构、塞西福研究所附属机构以及英格兰银行外部顾问。她的研究探讨了国际经济学的三个主题：一是，金融摩擦对国际贸易、跨国活动和全球化收益的影响；二是，企业异质性在生产率、质量和管理中的作用；三是，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和后果。
第三作者为俞志宏，是诺丁汉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俞志宏于1996年在上海大学取得数学学士学位，2000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在诺丁汉大学取得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产业组织、中国与世界经济。论文主要发表在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Economic Theory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等期刊上。
近几十年来，全球价值链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贸易和发展。该文使用匹配的企业层面的海关和制造业调查数据，以及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来研究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生产线上的位置，以及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生产线的定位如何与生产率和绩效的演变。1992—2014年，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企业内部，中国对外贸易的进口上游度急剧上升，出口稳定，生产阶段迅速扩张。当企业变得生产效率更高、生产规模更大和更有经验时，它们将跨越更多的生产阶段。这个延展的过程表现出来的是要素投入、生产增加值、固定成本投入和利润的增加。该文用企业生命周期的程式化模型来合理化这些模式，并在生产规模和执行阶段的范围之间进行互补。
该文涉及三个综合数据集。第一个数据集涵盖1992—1996年，以美元为单位报告了中国各省份的进出口总额、HS 6位数产品（约5000个类别）、企业所有权类型和贸易制度。第二个数据集提供了1997—1999年区城市企业的分类数据。该数据集记录了每个中国城市的总出口和进口价值（以美元计）、HS 8位数产品（约6500个类别）、企业所有权类型和贸易制度。该文使用前两个数据集来阐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出口上游的总体趋势。第三个数据集——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CCTS）——包含2000—2014年中国国际贸易交易的总体数据。企业进出口的美元价值按HS 8位数产品、企业所有权类型和交易贸易制度划分。为将月度贸易流量固有的季节性和不确定性剔除，该文将原始数据汇总到年度层面。当附加到前两个数据集后，该文对国际贸易的覆盖范围扩展到1992—2014年。
有关中国企业层面的信息，该文使用了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1999—2007年度工业企业年度调查（Annual Survey of Industrial Firms,ASIF）。包括以下变量：规模（总销售额）、投入（就业、平均工资、中间投入和材料采购）、附加值、资产结构（净固定资产、存货）和绩效（利润）。此外，该文从ASIF中提取了每家公司的年龄和主要活动行业（根据中国GB/T编码系统分类），使用这些数据构建了企业生产率的几个标准度量，即每名工人的实际增加值，以及基于生产函数估计的基于收入的全要素生产率度量（TFPR）。更具体地说，为了构建TFPR，该文直接利用ASIF获取劳动力投入（就业）和中间投入的数据，在GB/T两位数行业级别（30个类别）对每个TFPR测量值进行生产函数估计。
（1）关于产业上游度测度
该文使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构建不同行业生产线位置的度量。从概念上看，行业 i 的上游量 U i 是指从最终需求开始的阶段数的加权平均值。在一个有 N 个行业的经济体中，计算得到 U i ，见式（1）。
式中， Y i 是行业 i 的总产出， F i 是直接用于最终用途（即消费或投资）的产出价值。 d ij 是中国IO表中的直接需求系数，这是作为投入生产价值1元的工业 j 产出的值。上式将直接用于最终用途的第一个产业产出份额的权重指定为1，将通过另一个行业输送至最终用途的份额的权重指定为2，依此类推。 U i 可以通过几个简洁的矩阵代数步骤进行评估。特别地，让 D 表示直接需求系数的矩阵，即第 i 行和第 j 列等于 d ij 的 N × N 矩阵。同样，将 F 定义为第 i 个条目为 F i 的列向量。上式的分子正好等于第 i 个的[ I - D ] -2 F ，其中 I 是 N × N 单位矩阵。上式的分母 Y i 依次等于第 i 个的[ I - D ] -1 F ，这是工业总产出的常见Leontief逆矩阵公式。 U i 越大，则行业 i 到最终产品经历的生产阶段越多。
（2）企业的生产线位置
该文进一步计算了
f
公司进口（
）和出口（
）的加权平均上游量，以及二者之间的差额
，具体见式（2）所示。
由于海关数据库按HS产品代码报告贸易流量，该文使用HS产品代码和中国IO行业类别之间的一致性表，以获得
t
年各公司IO行业
i
的出口（
X
fit
）和进口（
M
fit
）价值。
、
分别代表
f
公司的总出口和进口，因此上式中的权重与公司整体贸易概况中各行业的出口（进口）份额成比例。
该文将
和
解释为该公司全球生产线位置的综合度量。在实践中，全球生产过程的组织形式复杂，其中一些部分以阶段序列（“蛇形”）为特征，而其他部分可能以类似于中心辐射的方式（“蛛网”）进行设置。即使在缺乏关于每个企业如何构建和定位其特定运营的详细信息的情况下，
也能够捕捉企业在这些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利用中国海关关于企业层面进出口的数据将这些数据与一组相对分散的行业的上游指标相结合，以推断企业活动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于最终需求的平均定位。特别是对于进出口的非中介公司，可以将
视为捕捉该公司带入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的平均上游量，而
则反映了出售给全球买家的半成品或成品的平均上游量。该文将进出口位置的差额
作为该公司在中国监督或协调的生产阶段跨度的信息。这可以采取直接内部生产的形式，但不排除外包给其他国内供应商的可能性。
该文使用ASIF-CCTS的匹配数据，研究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生产线地位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其运营和绩效而演变。首先，该文分析生产率、规模和经验如何与企业层面的进出口上游关联。其次，该文记录了企业的全球生产线位置如何随企业投入、成本、资产和利润的结构而变化。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得到以下三个结论。
结论1：在中国情境下，当企业变得更具生产效率、规模更大或经验更丰富时，它们的进口会显著地向上游转移，它们的出口会适度地更接近最终需求，并且它们跨越更多的生产阶段。
结论2：当企业跨越更多的生产阶段时，它们会增加生产附加值、总投入购买量和总收入，并与销售额成比例增长。
结论3：当企业跨越更多的生产阶段，它们就会增加固定成本和资产，还赚取了更高的利润，利润与销售额成比例增长。
论文的实证分析揭示了中国企业属性及其生产线位置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共同演化的新的典型事实。该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概念框架，可以使这些事实合理化，并给出内部一致的经济解释。考虑一个标准化的、局部均衡的设置，其中公司在给定的市场条件下，如中间产品在不同的完成阶段的价格。其目的是基本的框架下理解企业生产阶段跨度的一些关键权衡，以建立更完整的理论逻辑链条。
该文在既有文献的基础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贡献。
第一个贡献是估测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追溯其在1992—2014年的演变。该文利用详细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为135个行业构建了一个行业层面的上游衡量指标。该衡量标准根据行业在达到最终用途（即消费或投资）之前用作生产投入的加权平均阶段数来衡量行业与最终需求的距离。较高的值与更多的上游部门（例如橡胶）相关，较低的值表示更接近最终需求的部门（例如汽车）。由以上测度方法确定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三个宏观趋势。首先，在1992—2014年，中国的进口变得更加上游，而中国的出口变得更接近最终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趋势在2008年后逐渐减弱，恰逢中国贸易占GDP的比率达到顶峰并开始放缓。这些发展主要是由一般贸易推动的，而不是由加工和其他贸易制度下管理的流量推动的。其次，使用正式分解，结果表明2000—2014年总进口上游度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新进入企业进一步向上游进口和企业内部进口上游性的提高。最后，使用具有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进口上游度更高，且出口变得更接近最终需求，并且在2000—2014年，中国生产阶段的跨度迅速增加。
第二个贡献是建立了关于中国公司属性、生产线位置、经营和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新特征事实。首先，当企业变得更有生产力、规模更大或更有经验时，它们在中国的上游进口明显增加，出口适度接近最终需求，并跨越更多的生产阶段。这些结果适用于企业生产率（基于每个工人的实际增加值、基于收入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企业规模（销售、就业）和企业经验的不同衡量标准（年龄，累计过去的贸易活动）。其次，当企业跨越更多的生产阶段时，它们会增加生产中的附加值、材料投入的总购买量和劳动力投入的使用量，且均与产出成正比。最后，当中国企业执行更多的生产步骤时，它们也会提高固定成本和资产（分别以库存持有量和净厂房、财产和设备代表），并获得更高的利润。值得注意的是，利润率基本保持不变。该文发现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敏感性测试下这些事实仍然成立。无论是否进一步以企业层面的技能强度（平均工资）、资本强度（每名工人的净固定资产）或加工贸易份额为条件，结果都成立。
第三个贡献是开发了一个公司决策的部分均衡模型，该模型决定了在生产链中的何处运营以及执行哪些生产阶段以实现利润最大化。模型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基线概念框架，使数据中的公司事实合理化，并突出发挥作用的关键经济机制，而不是全面描述一般均衡中的公司相互作用、价格设定和市场出清。在模型中，价格接受企业购买中间投入来自上游供应商的产品，通过连续生产线将这些产品加工成更完整的产品，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销售他们的产品。每家公司都面临着如何在上游（或未完成）购买中间投入，以及如何接近最终需求（或完成）产出以进行生产的决策；这些反过来又决定了公司的生产阶段跨度。从上游看，企业面临着在采购更充分加工但更昂贵的投入与执行超边际生产步骤的固定和可变成本之间的权衡。从下游看，企业同样会权衡以更高的市场价格销售更多成品的好处与承担更多生产阶段的固定和可变成本。通过这个标准化模型，该文将第一个公司事实（生产链长度的扩张）解释为与公司生产率变化对其最佳生产线位置的因果影响一致。这种解释延伸到企业规模和经验的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生存概率越高，企业规模的变化源于企业生产率的潜在变化。
该文的研究结果阐明了有关全球价值链与公司成长的政策问题。结论表明，各国在生产链各个部分的分散可以使企业首先专注于全球价值链的某个部分，并逐渐扩展到更多的生产阶段，扩大生产规模，实现更多价值增值，获取更高利润。这种增长路径在新兴经济体可能尤为重要，在这些经济体中，生产力较低、经验不足的公司可以从外国买家和供应商的知识转移中获得更多收益。信用受限的公司也可以从减少生产阶段开始，以积累留存收益并使用内部资本为供应链的后续扩张提供资金。因此，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该文发现了公司生命周期事实，指出未来工作可以探索的潜在宏观影响。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广泛议题上，今后的研究工作仍有很大余地。随着中美经贸摩擦、科技竞争的加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放缓，追踪这些可能导致跨境供应链脱钩的事态发展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定位的现实意义重大。另外，对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以记录其他寻求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类似的趋势和特征，这将是有益的。尤其欢迎企业层面的数据集包含关于国内投入品采购的产品组合或国内供应商身份的更详细信息，以便阐明垂直一体化在影响企业阶段跨度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将反过来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企业层面成果之间相互作用的更丰富模型的发展提供有用的信息。在这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贸易收益在公司和国家之间分配的影响。
Wang,Z.,S.J.Wei,X.Yu,et al.,“Character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Production Length and Upstreamness”, NBER Working Pa per ,No.23261,2017.
第一作者王直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院资深研究员，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教授、博导，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海外院长。他于1994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辅修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专业。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研究部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十多年。研究领域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建模、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增加值贸易测量、数据协调方法、大中华地区、中国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贸易。他的成果发表在世界领先的经济类期刊 A 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Jour 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s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等。
在平均生产长度和生产网络的相对“上游度”方面，该文开发了一套新的全球价值链特征的国家部门水平指标，该文认为这些指标优于文献中现有的指标。该文将生产活动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增加值既在国内产生又在国内吸收的生产活动；二是，增加值仅在国内消费一次的生产活动；三是，增加值仅在国内生产一次的生产活动；四是，增加值不止一次跨境的生产活动。基于上述核算框架，该文进一步将总生产长度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利用这些指标，该文描述了2000—2014年44个国家和56个部门的跨国生产共享模式及其演变。研究发现，虽然整个世界的生产链已经变长，但在不同国家和部门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差异。
该文将生产链长度定义为一个国家（部门）的主要投入另一个国家（部门）的最终产品之间的阶段数，该方法提供了更好的内部一致性和更容易的经济解释。例如，在该框架中，价值链的平均生产长度是一个国家（部门）的生产要素创造的附加值在连续生产过程中被计算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它等于累计总产出与相应的增加值之间的比率。具体分解的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生产链长度测算体系
全球价值链生产线不仅有开始和结束阶段，还可能有许多中间阶段——因为全球生产链中的增值需要生产活动跨越国界。因此，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如果一个国家（部门）在特定的生产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那么之前发生的生产阶段越少，该国家（部门）在特定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位置就相对越高。此外，在所讨论的国家（部门）之后的生产阶段数量越少，国家（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下游就越多。这表明，有意义的生产线位置指数需要考虑全球价值链两端的长度阶段。
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特定国家部门的前向联系越长，国家部门的上游联系就越多。相反，某一特定国家（部门）的后向联系越长，该国家（部门）的下游联系就越多。部门 s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位置 GVCPs 可以定义为两个生产长度的比率，如式（1）所示。
PLv _ GVC 代表前向生产链长度， PLy _ GVC 代表后向生产链长度。 GVCPs 的值越大，表示国内该部门的上游度越高。上式意味着生产线位置与生产长度的度量密切相关，但生产长度的度量可能并不直接显示生产线位置。只有通过加总，同时考虑特定国家（部门）对基于正向和反向链接的生产长度度量，首先确定其与所有相关生产线的起始和结束阶段的“距离”，相对“上游度”或可以合理确定特定国家（部门）对全球生产的“下游度”。最重要的是，根据上式的定义，如果国家部门 A 比国家部门 B 更上游，那么国家部门 B必须比国家部门 A 更下游。换言之，这两项指标对国家部门的相对排名是一致的。这解决了当前文献中使用的生产位置指数的一致性问题。此外，这样一个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具有良好的数值特性：因为在全球聚合水平上，基于前向和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是相同的，并且该指数等于1。
该文将上述新方法应用于最近更新的2000—2014年44个国家和56个行业的WIOD数据集。根据新的测算结果。全球价值链明显长于所有国家和行业的纯国内和传统贸易生产，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明显长于简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
以“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部门为例。第一，中国的生产长度指数值总是高于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创造的附加值（前向联动）在达到最终用途之前必须经过更多的步骤，或者中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后向联动）在其上游生产过程中有更多的阶段。第二，与纯国内和传统的最终产品贸易相比，全球价值链创造的附加值具有最长的生产长度。随着全球价值链生产过程涉及更多的参与者和生产步骤，这一结果显得直观合理。当全球价值链生产进一步划分为简单和复杂的跨国生产共享活动时，后者更长。在这种情况下，从直接进口国回流到全球生产网络的附加值可能还要经过几个生产阶段，可能是在其他国家，也可能是回流到来源国，最后才体现在最终产品中。第三，比较美国和中国之间全球价值链长度的三个部分，中国的国内部分似乎比美国长，这表明中国从事更多的国内生产阶段，而美国则倾向于在全球生产共享网络中将其生产活动离岸化。
从产业部门大类的角度出发，与工业相比，农业，尤其是采矿业，倾向于具有更大的前向关联长度，但具有更短的后向关联长度。此外制造业部门可以在前向和后向联系的基础上拥有更长的时间。与各国相比，中国在大多数行业中，无论是基于前向和后向联动的措施，都拥有最长的生产长度。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价值链的更多生产阶段发生在中国境内。一般而言，新兴经济体的总产量和全球价值链都比发达经济体长，因为其生产链的国内部分较长。
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的全球生产比几十年前更加分散。该文的新方法结果也显示，全球价值链正在变长，这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生产和贸易活动日益分散。世界平均“总生产长度”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在2002年后。这一趋势在2008年至2009年被国际金融危机暂时打断。此外，全球价值链的延长反映在简单和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中，但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延长更为显著。
该文指出，全球价值链长度的增加主要由两个因素驱动：第一，生产过境点数量的增加。第二，全球价值链首次跨越国别边界后的生产链延长。因为在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中，生产过境点的数量是恒定的，所以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的延长是主要的驱动力。
尽管全球价值链在2000—2014年变得更长，但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四个经济体的驱动力是不同的。对中国来说，国内部分的延长是一个主要特征，反映出中国通过在国内发展更多的生产阶段，实现了更深、更精细的分工。对三个发达工业经济体而言，情况正好相反：它们全球价值链生产线的延长是由其他国家境内过境点和生产阶段数量的增加所驱动的，而国内生产长度甚至变得更短。这与发达国家严重依赖离岸来组织其全球生产网络的事实是一致的。
2000—2014年，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和矿业四个总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都变长了，但潜在的驱动力是不同的。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复杂的全球价值链部门的增长速度远快于简单的全球价值链部门，但农业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生产链的国内部分从更精细的分工中拉长，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主导力量是外国过境点数量和生产阶段的增加。相反，在矿业部门，简单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增长快于复杂全球价值链。
APL已用于测量生产中的长度的缺点是，随着行业分类汇总水平的变化，它也会发生变化。该文定义的生产长度等于增值的次数，并将总产出作为主要因素体现在最终产品中。该比率对部门分类的分解水平是不变的。这是新的生产长度测度方法相对于APL的一个优势。
该文根据原始WIOD数据计算了生产长度和APL，将原始表格从56个部门分别汇总成10个、3个部门。结果表明，APL指数的大小随着聚合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新的生产长度在3个不同的部门聚合中保持不变。在国家和部门层面上，新的生产长度度量也比不同部门聚合下的APL更加稳健。随着行业分类变得更加细分，APL指标存在系统性的向上偏差，而新的生产长度指标因聚合而发生的变化要小得多，几乎为零。在国家和部门一级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
该文测算了2014年基于前后联动的总生产长度和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比率，得到了两种类型的生产线位置指数，结果表明，在报告的20个经济体中，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相对靠近下游。然而，这两类指数为上游国家提供了非常不同的排名。例如，根据基于总生产长度的位置指数，加拿大排名在上游，而根据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位置指数，加拿大排名在底部。与此同时，日本、法国和比利时等其他一些国家的排名也有所上升。这种差异可能来自一个经济体的总生产和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之间的结构差异。基于总生产长度的地位指数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生产活动，包括其纯国内生产和与跨国生产活动无关的传统贸易生产（这一部分通常在许多经济体中占主导地位），而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地位指数只关注一国在跨国生产分享活动中的地位，因此该文将其定义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对特定部门的生产线位置指数和时变趋势的分析结果亦显示，基于前后联动的总生产长度更为符合经济学直觉。
首先，该文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历了整体生产链的延长。就整个世界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线变得更长。其次，该文将总生产长度的变化分解为纯国内部分的变化、与传统贸易相关的部分的变化以及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部分的变化。通过这种分解，研究发现国际生产长度已逐渐成为总生产长度的一个上升部分，尽管这一趋势在2011年后停止。最后，该文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在最近全球金融危机中传递经济冲击的作用，发现一个国家（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强度具有显著影响。一个国家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力度越大，全球经济冲击连锁反应就越大。此外，全球危机的影响随着相关全球价值链国际部分相对长度的延长而扩大。
通过新的全球价值链长度测算方法可以从多个维度全面了解每个国家（部门）的全球价值链活动。所有这些指数都是在分解生产活动统计数据（如按行业划分的GDP）的基础上建立的，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并有明确的经济解释。通过根据真实世界的数据估计这些指标，可用于增进对全球供应链的理解。
Alfaro,L.,D.Chor,P.Antras,et al.,“Internalizing Global Value Chains:A Firm-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27,No.2,2019.
第一作者Laura Alfaro是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系教授。她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9年以来，她一直在哈佛商学院担任NBER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计划、国际贸易和投资计划、CEPR IFM计划的教员研究助理，国际金融公司（IFC）经济咨询委员会，拉丁美洲金融监管委员会（CLAAF）的成员，哈佛大学国际事务威瑟海德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大卫·洛克菲勒拉丁美洲研究中心（DRCLAS）政策委员会成员等。2010—2012年，她担任哥斯达黎加国家计划和经济政策部长。研究方向为国际资本流动、外国直接投资、主权债务、贸易和新兴市场。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经济学期刊如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等。
企业面临的一个关键决策是对其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控制程度。该文开发并测试了价值链上企业边界选择的产权模型。该文将一百多个国家的企业生产活动信息与投入产出表相结合，构建了企业层面的综合投入和非综合投入上游度。一个企业是整合上游供应商还是下游供应商，关键取决于它所面临的需求弹性。此外，整合决策是由价值链各阶段的相对收缩性以及企业的生产率决定的。
该文构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序贯生产模型以研究价值链上的企业决策行为。假设一家公司试图以最优方式组织一个制造过程，最终生产出消费者看重的成品。最终产品属于垄断竞争行业，每个公司生产不同的品种。消费者对该行业品种的偏好具有恒定的替代弹性，因此该公司面临的需求是稳定的。企业面临的需求函数如式（1）所示。
其中， q 代表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 p 代表对应的产品价格，技术参数 A ＞ 0。 ρ ∈（0,1），与最终产品的可替代性正相关。企业的需求弹性即为1/（1- ρ ）。将生产阶段标准化 i ∈[0,1], i 越大表示生产对应的阶段越接近于最终产品。 x （ i ）表示 i 阶段中间投入的价值。最终产品供给为式（2）所示。
θ 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 α ∈（0,1）反映了特定生产阶段中间投入的可替代性。移动因子 ψ （ i ）代表中间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的非对称性。 I （ i ）是一个指向性函数，若投入要素已被用于生产则取值为1，否则为0。上式的技术设定类似于连续要素投入的恒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
事件时序如图1所示。
图1 事件时序
基准模型得到的重要结果是，当最终产品生产商面临的需求具有足够的弹性时，则存在一个特定的截止阶段，即截止之前的所有投入均被外包，且其下游的所有投入（如有）均被整合。相反的预测在需求足够缺乏弹性时（即，在顺序替代情况下），企业将整合相对上游的投入，而外包将在相对下游进行。
在此基础上，该文对基准模型进行了两方面的拓展。
第一拓展是考虑投入的异质收缩性。上游投入的可收缩性越高，企业就越不需要依靠上游组织决策来抵消上游供应商低效投资带来的扭曲。因此，当最终货物需求富有弹性或投入可替代性较低时，高水平的上游收缩性往往会减少外包阶段集，而当最终货物需求具有缺乏弹性或投入具有高度可替代性时，高水平的上游收缩性往往会减少整合阶段集。
第二个拓展是考虑最终产品生产商的生产率异质性。最终产品生产商生产率的提高如何影响价值链上的集成选择。在这两种情况下，整合阶段的间隔都会扩大，但其方式会导致在投入为顺序互补时上游阶段相对更多的内部化，反之，在替代情况下，下游阶段相对更多的内部化。
为了评估模型预测的有效性，该文使用了Dun & Bradstreet的世界数据库进行检验。主要样本包括116个国家的30多万家制造业企业。在实证分析中，该文分析了企业整合上下游投入倾向的决定因素。为了区分综合投入和非综合投入，该文将企业报告活动的信息与投入产出表相结合。为了捕捉不同投入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该文使用美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产出 j 中每个投入 i 的上游度。这将一个行业上游度的测量从最终需求扩展到双边行业水平。为了对模型进行检验，该文利用了WorldBase提供的关于每家公司主要活动的信息，对需求弹性以及收缩性指标进行了估计。
（1）上游度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I-O）表，投入
i
与产出
j
对应的上游度
Upst
ij
如下式。
dr
ij
是投入
i
到生产产品
j
前一个阶段的价值。
是投入
i
到生产出
j
前两个阶段的价值。
Upst
ij
数值越大，则投入
i
在产品
j
的生产链处于更为上游的位置。见式（3）所示。
（2）上游度比率
为检验母公司之间在整合决策方面的差异是否与理论分析一致，该文构建了一个上游度比率指标 Ratio _ Upst jp ，该变量总结了一家公司的整合上游投入比其非整合上游投入的程度。见式（4）所示。
其中，权重因子
，
，反映了
j
生产中每类投入的相对重要性（
tr
ij
为产品
j
对投入
i
的总需求系数）。
p
为母公司代码，
I
（
p
）、
NI
（
p
）分别为整合投入与非整合投入的集合。该指标是整合投入相对于其非整合投入的加权平均上游率。比率越大，企业
p
整合上游投入的倾向越大，同时外包更多下游投入。
（3）投入的收缩性
由于理论模型预测，企业整合决策取决于可收缩投入倾向于“前置”或位于生产过程早期阶段的程度。因此，该文构建了上游收缩性指标以反映高收缩性投入在相对上游阶段进入产出 j 生产的趋势，并用于跨企业回归。以产品分类的三个特征作为基准：同质性、参考价格、性质差异，该文参照Nunn（2007）对每一个具有SIC 代码的行业测算了投入 i 的收缩性水平（ cont i ）。据此，进一步构建产出 j 的上游收缩性指标，见式（5）所示。
其中，
S
m
（
j
）未产品
j
所使用的所有投入集合。有
,
,
。因此，若高收缩性投入位于早期生产阶段，这将导致更大的协方差，因此上游收缩性更高。
该文首先考察了企业的组织选择如何依赖于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与模型的第一个预测一致，研究发现母公司面临的需求弹性越高，其综合投入相对于非综合投入的平均上游越低。当母公司属于需求弹性较低的行业时，综合投入的平均上游度比属于需求弹性较高的行业时高得多。相反，非整合阶段的平均上游度越大，母公司最终产品面临的需求弹性越高。
研究发现，第一，企业的所有权边界是由上游投入相对于下游投入的收缩性决定的。当企业面临高需求弹性时（即在互补性情况下），更大程度的“上游收缩性”增加了企业整合上游投入的可能性；相反，当企业的需求弹性较低时（即在替代品情况下），它增加了外包上游投入的倾向。直观地说，当生产具有高度的上游收缩性时，企业需要减少对组织模式的依赖，以抵消对上游的无效投资。因此，当投入是顺序补充时，高水平的上游收缩性倾向于减少外包，而当投入是顺序替代时，则减少整合。第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在所有需求弹性范围中均整合了更多的投入。这意味着，当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弹性较低时，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将表现出较高的整合相对下游投入的倾向。
论文的第一个贡献是展示如何将企业活动的可用数据与标准投入产出表中的信息结合起来，研究价值链上的企业边界。这种方法的一个关键优势是能够研究企业生产过程中各阶段的整合是如何由这些不同阶段的特征，特别是生产线位置（或“上游”）形成的。此外，丰富的数据能够利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各种投入的组织特征差异。顺序生产的可用理论框架是高度程式化的，除了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外，通常不具有跨生产阶段的不对称性。
该文的第二个贡献是开发了一个更丰富的企业行为框架，可用于指导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以Antràs和Chor（2013）的产权模型为基础，将其推广到一个环境中，以适应价值链上各投入供应商在技术和成本方面的差异。该文关注的是一家公司控制最终产品的制造过程问题，这与固定价格弹性需求计划相关。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按预定顺序进行分段。不同阶段的输入由供应商提供，每个供应商都承担特定关系的投资，以使其组件与价值链上其他供应商的组件兼容。这种设置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即依赖于组件是否兼容的契约不能由第三方强制执行。因此，在一个阶段完成且公司有机会检查上游投入要素后，公司和每个供应商之间的剩余分配由谈判决定。公司必须决定在价值链上拥有哪些投入供应商（如有）。正如Grossman和Hart（1986）所述，供应商的整合不会改变公司及供应商可获得的合同空间，但会影响这些代理的相对事后议价能力。该文模型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组织决策在价值链上具有溢出效应，因为上游供应商的关系特定投资会影响下游阶段供应商的激励。
该文发现企业整合上游或下游供应商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最终产品以及生产各个阶段中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当需求具有弹性或投入不是特别可替代时，投入是顺序互补的，即供应商进行关系特定投资的边际激励越高，上游供应商的投资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发现只整合最下游的阶段是最佳的，同时它选择与上游供应商保持一定距离的合同，以激励他们的投资努力。相反，当需求缺乏弹性或投入具有足够的可替代性时，投入是顺序替代品，企业在与下游供应商进行外包时选择整合相对上游的阶段。虽然沿价值链的边际生产率和成本概况不会影响这一核心预测，但它确实影响了阶段的衡量（即，投入多少），企业最终会在互补和替代案例中找到最佳整合。
该文的第三个贡献是，开发了几个与实证分析相关的模型扩展。首先，研究表明，企业整合某一特定阶段的倾向是由上下游阶段的收缩性所决定的。其次，将从核心生产率差异的角度考虑最终产品生产者的异质性，同时引入整合供应商的固定成本。该文讨论了生产率差异如何影响整合阶段的数量，从而影响企业相对于下游阶段整合上游的倾向。最后，该文考虑了整合是不可行的某些环节的价值链，例如，外源技术或监管因素。研究表明，即使当整合是稀疏的，模型的预测仍然描述了那些整合可行的输入的企业边界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嵌入下，不同产业上下游特性存在较大差异。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而言，并非所有企业均能够扩张生产边界，应根据产业链上游产出的要素投入、企业自身产品的需求弹性因素，灵活制定自身的生产选择以及并购重组策略，能够有效降低出现无效投资的可能性，进而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服务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Saberi,S.,M.Kouhizadeh,J.Sarkis,et al.,“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Its Relationships to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Vol.57,No.7,2019.
第一作者 Sara Saberi，是伍斯特理工学院工业工程系助理教授，2016年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取得管理科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博弈论模型应用与供应链管理、服务网络建模等。相关成果发表在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E 、 Service Science 、 Neural Computing and Ap plications 、 Netnomics 等专业期刊上。
供应链的全球化使其管理和控制难度加大。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确保透明度、可追溯性和安全性的分布式数字账本技术，有望缓解一些全球供应链管理问题。该文对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并对其在供应链管理中的潜在应用进行了探讨。全球为实现可持续性目标而施加的压力促使该文进一步研究区块链如何解决和帮助供应链可持续性。这一关键性研究的一部分是区块链，一种早期发展的潜在颠覆性技术，如何克服许多潜在障碍。该文介绍了四种区块链技术采用障碍类别，组织间、组织内、技术和外部障碍。真正以区块链为主导的业务和供应链转型仍在进行中，并处于早期阶段。该文提出未来的研究命题和方向，可以为克服障碍和采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供应链管理提供见解。
区块链如何在供应链环境中发挥作用仍有待解释和发展。不同于比特币和其他金融区块链应用，它们可能是公开的；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网络可能需要具有多个有限参与者的封闭、私有、许可的区块链。但是，对于一系列更公开的关系来说，大门仍然敞开着。隐私级别确定是初始决策之一。
存在四类实体在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中发挥作用，且有些实体在传统供应链中是看不到的。注册者，他们为网络中的参与者提供独特的身份。标准组织，定义标准方案，如可持续供应链公平贸易或区块链政策和技术要求。认证机构，为参与供应链网络的参与者提供认证。参与者，包括制造商、零售商和客户，必须由注册审计师或认证机构认证才能维持系统信任。
区块链技术对供应链产品和物流的影响也存在。每个产品都可能有一个数字区块链，以便所有相关参与者都可以直接访问产品简介。当只有拥有正确数字密钥的各方才能访问产品时，可以设置安全措施来限制访问。可以收集一系列数据，包括产品的状态、产品类型以及产品要实施的标准。产品附带的信息标签表示将物理产品与其区块链中的虚拟身份链接的标识编码。
一个有趣的结构和流程管理特征是产品如何由特定参与者“拥有”或转让。获得许可在产品简介中输入新信息或与另一方开展交易的参与者可能是一项重要规则；获得许可可能需要智能合同协议和共识。在将产品转让（或出售）给其他参与者之前，双方可以签署数字合同，或满足智能合同要求，以验证交易。一旦所有各方履行了合同义务和流程，交易详细信息将更新区块链分类账。当变更开始时，系统将自动更新数据交易记录。
区块链的可靠性和透明度旨在更有效地促进供应链中的物质和信息流动，实现自动化的治理需求。这一转变可能导致从工业耐用、商品、产品经济向信息、定制经济的更广泛转变。生产将更加依赖知识、沟通和信息，而不一定依赖材料特性。例如，客户可以跟踪产品的详细信息，这将增加客户对产品特性的信任，这对食品行业以及原材料认证和追溯提供技术保障。
该文回顾了相关文献，包括书籍、期刊、会议论文、评论论文和在线数据库，以确定阻碍区块链技术在可持续供应链中应用的各种障碍。考虑到组织在采用新技术时的内部和外部限制，这些障碍被总结并分为四大类：组织内障碍、组织间障碍、系统相关障碍和外部障碍。
一是组织内障碍。高层管理人员的支持是成功实施任何供应链实践的关键因素。然而，一些管理者没有长期承诺和支持采用新技术并坚持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缺乏管理承诺阻碍了通过供应链流程实现可持续性实践的完整性。缺乏对供应链管理的认识和承诺将对资源分配和财务决策造成挑战。区块链技术的接受需要投资于新的信息收集硬件和软件，这对组织和网络合作伙伴来说机会成本高昂。
二是组织间障碍。主要识别和介绍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关系障碍。供应链管理主要是管理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然而，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可能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在整合信息技术和可持续性实践方面。区块链技术将通过供应链促进信息共享。虽然信息透明度和可验证性是评估供应链可持续性绩效的必要条件，但一些组织可能认为信息是一种竞争优势，这使得他们不愿意分享有价值的关键信息。不愿透露来自某些合作伙伴的信息可能限制采用区块链技术的全部好处，并阻碍该技术的成功实施。
三是系统相关障碍。为了实施区块链技术并为供应链管理目的（如物联网）收集信息，需要新的IT工具。这对一些供应链参与者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供应链的所有参与者都需要访问所需信息，以利用集成供应链中的价值节约机会。因此，在供应链中获取实时信息的技术访问限制是实施区块链技术的障碍。
四是外部障碍。这一类别介绍了来自外部利益相关者、行业、机构和政府的挑战以及不直接从供应链活动中获得经济利益的实体。实施可持续性和技术实践的外部压力和支持可以推动组织将其纳入其流程。缺乏适当的政府和行业政策以及指导和支持可持续、安全实践的意愿是实现可持续性和先进技术支持机制的障碍。
根据上文对区块链技术特征、与供应链管理的耦合以及技术应用障碍的解析，该文提出了多个研究命题。第一，在供应链中实施区块链技术可以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第二，区块链技术促进了不可信环境中的交易。这一概念可能会改变当前供应链管理中基于信任的理论。第三，需要进一步评估供应链治理结构特征，以了解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的有效性。第四，信息处理理论在理解基于区块链的供应链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信息处理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帮助评估和理解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链管理新现象和细微差别。第五，由于区块链技术的透明度、可视性、智能合约和分布式关系，运营关系将改善绩效结果，不一定需要战略正式协调和供应链整合。第六，为了支持供应链中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理解，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构建区块链技术的理论和设计。第七，供应链中的区块链技术将更有效地管理供应链中的经济和环境（生态）可持续性，而不是社会可持续性。
该文的主要创新在于总结了组织采用区块链技术所面临的障碍。其中许多障碍利用了考虑类似破坏性技术的理论和文献。这是第一篇明确识别和分类区块链障碍的论文。供应链采用区块链的障碍被视为多方面的问题，不仅影响供应链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还影响合作伙伴的员工及其利益相关者。此外，还包括与区块链采用相关的技术障碍，其中许多障碍源于区块链技术的不成熟。区块链技术的系统相关问题会限制其应用，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给予更多关注，解决可扩展性问题的有效技术解决方案需要更多研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探索各种障碍的重要性，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项研究将为有效管理区块链奠定基础。
此外，大多数文献研究了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环境中的区块链技术。然而，区块链技术的其他应用，特别是商业应用，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评估区块链技术在不同商业目的中的应用价值。为了推动基础研究，该文提出一般性的研究命题，这些命题侧重于采用区块链技术后供应链所面临的问题。
考虑到区块链技术在商业目的上的广泛应用已经开始并得到了一些领先公司的支持，如IBM、波音、微软和SAP。需要进行调查来评估案例研究和试点方案，并提供有价值的实用信息，以加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该文还确定了区块链技术对于供应链可持续性的相对重要性。未来的研究也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可持续性的环境和社会与人文维度，包括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例如，可以用来研究区块链实现的供应链有效性。
区块链技术也有助于环境供应链的可持续性。第一，准确跟踪不合格产品并确定产品的进一步交易有助于减少返工和召回，进而减少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传统的能源系统是集中的，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能源系统网络可以减少远距离输电的需要，从而节省远距离输电浪费的大部分能源。第二，区块链可以用来确保绿色产品是环境友好的。绿色产品的加工信息通常不可用且难以验证。如果产品制造过程在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上被证实是绿色的，那么，有环保意识的客户可能更愿意购买绿色产品。借助区块链技术，追踪特定公司的产品足迹变得更加容易。这可以帮助确定应该向一家公司征收多少碳税。第三，区块链可以提高回收率。传统技术很难追踪和比较各种回收方案的影响，而区块链使跟踪数据以评估各种计划的影响成为可能。区块链技术已被用于通过加密货币形式的财务奖励来激励北欧国家的公民，以换取存放塑料容器、罐头或瓶子等可回收物。第四，区块链通过提高排污权交易计划（ETS）的效率而有利于提高排污权交易的流程效率。区块链的保真度和透明度特性，可以避免欺诈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