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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作品总会随着细节的累积和新的发现，逐渐蒙上尘埃，被历史所遗忘，我们总是需要对问题重新进行总体的检视，以便把所有新的、真实不虚的成功都综合起来。
——[法]马鲁《古典教育史》
历史事件在近距离看往往都是不合理的，但在远距离看又都是合理的。回望20世纪的教育场域，最令人惊异的或许就是以大学 [1] 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高歌猛进，这一进程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也间接推动教育世界诸多改革的进行。20世纪是教育的世纪，同样是大学的世纪，“作为一个教学和科研机构，一个为社会流动提供机会的机构，一个有专门技术和专业能力的机构，大学在现代社会中仍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过去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学已经从一个虽小但精英荟萃的、完成有限教育使命的机构，变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的火车头。” [2] 作为大学的核心要素，教师群体在历次改革中往往处于尴尬的边缘角色，他们不是改革的热情参与者，却总是难以逃脱改革浪潮的波及，左右为难成为大学教师时代命运的缩影。这群“象牙塔”中的局外人如今正身处旋涡中，反思大学教师的境遇既恰逢其时，又刻不容缓。
大学教师正在经历外部世界的强烈冲击，曾经高贵的学术职业逐步呈现分层和分化的趋势，这种变化既是全球性的，也是整体性的，它是由学生需求波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兴起、公共预算下降以及营利性教育部门崛起所引发的。“高等教育既是国家的也是国际的，在学术的组织与管理上，国家不同，其形式也不尽相同，但其中有一重要因素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不仅学术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而且当前的势力也使得高等教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 [3] 在全球化时代，大学制度改革成为一项世界性议题，而其中最复杂、最艰难同时也最为关键的内容就是教师聘用制度改革。作为大学的核心资源，教师的质量关乎大学办学的生命线，“能不能把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教师队伍，能不能留住他们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任用制度的安排，任用制度把握的不仅是教师步入高校的‘进口’，而且它还通过晋职、提升、报酬等塑造着教师的行为，从而影响高等教育的水平。” [4] 换言之，教师聘用制度既影响着教师的质量，也关系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因此，对于大学教师聘用制度的研究便有着特殊意义。
无须讳言，成熟于20世纪中期的美国公立大学（特别是其中的研究型大学）是世界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典范，也是一项较为成功的制度创新。早在20世纪70年代，比较教育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就宣称：“毫无疑问，高等教育规划者和其他人在规划他们自己国家的高等院校发展时，都经常把美国（研究型大学）看成是最贴切的模式。” [5] 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是全球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和研究生教育等领域的领先者，它在许多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被视为识别、孵化和支持学术人才发展的理想模型。美国公立大学在取得一系列令人赞叹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就像许多久负盛名、高度成功的公司遭受新技术和全球竞争的挑战一样），许多学校自20世纪晚期以来便进入了改革的阵痛期——一些原先不愿面对、不愿提及、不愿思索的矛盾突然总体爆发，其中较为突出的一项便是美国公众对大学教师终身教职制度的不满——在以“自由”“竞争”“平等”为神圣原则的“新大陆”如何能够容忍这样一种充满“封闭”“死板”“特权”色彩的“铁饭碗”，废除终身教职成为充满力量的声音，“学术共同体正面临着恶化了的环境、减少了的自治、对额外补贴甚至对教师职位的传统作用的威胁。” [6] 这一境遇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大学教师角色。
就像许多生产设备会因为技术的发展而被迫淘汰或升级一样，大学教师聘用制度也需要以新的条件为基础而进行更新，为了保持教育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大学不得不对以终身教职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教师聘用制度进行改革。变革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共识，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非终身教职教师出现在原先由终身制教师占据的岗位上，根据美国国家教育数据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2020年5月发布的数据，从1999—2000学年到2018—2019学年，在实行终身教职制度的公立院校中，全职终身教职教师的占比下降了9个百分点；在私立非营利教育机构中，这一比例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在私立营利性机构，这一比例下降了65个百分点；非终身教职教师的占所有教师的比例从1999年43%上升到2018年的46%。 [7] 非终身教职教师的涌现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办学底色和发展方向。对于这一力量的崛起，美国学界褒贬不一，但总体上以质疑和否定为主，不过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承认这一趋势在短期内无法得到逆转，随着美国社会逐步走向“封闭”与“保守”，可以预计，非终身教职制度将会成为美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普遍采用的聘用制度。鉴于美国高等教育在全球教育舞台上的影响力，其大学教师聘用制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代表了这一领域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演进方向，因此需要我们用比较的方法予以审视。
比较是一种需要研究者运用审慎思考与分析来使用的工具，其特色在于“心”与“眼”的分离。科恩（Melvin L.Kohn）认为：“不进行跨文化、跨国际比较，就无法断定从一国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究竟是普遍性的规律，还是某一国家内特定的历史、文化或政治环境的产物。” [8] 尽管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社会习俗与文化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在大学教师聘用制度方面上同样面临着传统模式难以为继的挑战，并且两者普遍选择用更为灵活的市场机制来打破铁饭碗一统天下的做法。对美国公立大学教师聘用制度的探讨从根本上是为了观照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实，某种程度上说，非终身教职教师在美国公立大学中的崛起不啻为一场大学人事制度的“试验”，其结果不仅关乎美国大学的发展前景，也将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大学教师聘用制度改革产生影响，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探究这一“他山之石”，能够为中国大学教师聘用制度改革提炼并贡献更多的“美玉”。
[1] 本文将使用“高等教育机构”“高等院校”“高校”“大学”等概念，为便于行文，这些概念在文中如不做特殊解释，一般是指“公立大学”；另外，本文中出现的“大学教授”“大学教师”“教师”等概念，如不做特殊说明，主要指“公立大学中的教师”。
[2] [美]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3] [美]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蒋凯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4] 周文霞：《美国教授终身制及其对中国高校教师任用制度改革的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5] Philip G.Altbach，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Research Trends and Bibliography， London：Mansell，1979，p.28.
[6] [美]阿特巴赫：《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7]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Characteristics of Postsecondary Faculty，https：//nces.ed.gov/programs/coe/indicator_csc.asp.2019-04-11.
[8] Melvin L.Kohn，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Series）， Chicago：SAGE Publications，1989，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