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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河南村治学院学习生活及商谈筹办山东乡建院经过 [1]

孟宪光

我是河南荥阳广武人,世代务农,河南村治学院毕业生。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进入民国,军阀混战,兵连祸结,给河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灾难。1929年时的河南为西北军(时称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山东王鸿一先生是冯的好友,为冯所敬重。王建议冯玉祥在河南办一所以改造乡村为宗旨的干部培养学校,从乡村入手,以谋中国社会的改造。在冯的赞助下,河南村治学院成立了。院长为彭禹廷,副院长为梁仲华,梁漱溟和王柄程为教务长。院址在辉县苏门山麓之百泉。

1929年冬该院在当时河南省府开封正式招生。这时我十九岁,高中文化,正苦于农村为兵匪骚乱,无以安身,便报考了这所学校。考场设在城内一中学。我当时住在城外宋门关的一个教会学校里。考试之日,正逢大风雪。我黎明即起,因无钱购买食品,空腹顶风冒雪赶赴考场,不期到达时考场门紧闭,盖已逾时矣。不得已,我只好冒昧敲门。开门的乃一身着长袍,面目消瘦,身材中等的中年人。他问我:“作什么的?”我答:“我是考生。”并出示准考证。他又问我为何迟到。我说:“我住城外,远在宋门关,是冒风雪赶来的。”这样,他才让我进了考场,并指给讲台左侧临窗的一个座位,发给我考卷。头堂考国文,是一篇作文,试题是“我为何报考这学校”。一见这题目我放心了。于是我就以自己仅有的从初中时“青年协社”(中共外围组织)学来的“公有制”思想,在文章里大发议论,高谈建设新县政,发展“县公有财政”的论调。随后是数学、党义的考试,过关不觉费力。一天考完,自以为录取无问题,只是对作文有些担心,因为倘遇反对“公有制”的阅卷人,则我此次投考将失败。等到放榜,共录取新生四百余人,我不仅在被录取之列,且名列前茅。还有令我欣慰的是凡被录取者,自放榜之日起,每人每日可得三角的伙食补助,第一次就领了银圆一块,解决一日三餐的吃饭问题。

录取学生是集体赴学校报到。学校由省府向车站调拨货运敞车数节,运送学生。午后上车,入夜自开封启程。严冬天寒,夜间行车甚冷,我是以自己所带棉被披身过夜的。天明车抵新乡,下车后站外有学校事先准备的早餐。新乡去学校所在地百泉尚有四十里,学校雇有马车数辆,运送学生行李,学生随车步行到学校。初到百泉,目睹山清水秀,心旷神怡。待大家床位住定,集体往食堂就餐。师生伙食相同,一律馒头、咸菜、小米粥。饭后发制服,每人一套黑色棉军服,下装为马腿裤。这就是入学第一天的生活。

百泉北依苏门山,位于卫河源头。名胜古迹颇多,如邵康节祠,孙夏峰祠,程明道先生居住过的安乐窝,孙登啸台,饿夫墓等。山前大湖方园不下数百亩,形势犹如北京颐和园,仅格局略小耳。湖底有千百泉水涌出,状似串串珍珠,颇罕见——名为“百泉”盖以此。每届秋冬季节,湖面水雾蒸腾,自晨及午,弥漫全湖,则又为颐和园所不见。

记得开学典礼在大成殿举行。全体学生整队入场,师生齐集于一堂。黑布棉军服为师生统一制服,此时唯有一人例外,此人即在开封考场破例为我开门的中年人,他仍身着长棉袍,坐在前排。后经院长向全体学生介绍,这时我才知道他即是梁漱溟先生。在校长请他讲话时,他还就自己一人独穿便衣长袍表示歉意。这学院与当时其他学校稍有不同:一是实行军事管理,军训课天天有,作息全以军号为令,夜间学生还持枪放哨守卫。二是星期日照常上课,更无寒暑假。三是实行班主任制。四是学生天天要写日记,当晚要送班主任批阅。五是实行学生自治,自觉遵守纪律与院规。班有班长,负责学生与班主任之间的沟通联系。梁先生以教务长兼我班班主任,讲授“精神陶炼”课。因我长期任班长,故与漱师接触较多。1930年将阎冯中原大战前,冯玉祥路经辉县时,曾到百泉住数日,并向师生讲话。学院创建由他赞助,今又来学院讲话,足见其对学院关心。

当时河南省主席为冯之部下韩复榘。其实事事都由冯作主。村治学院院长彭禹廷也是冯的部属,曾在西北军长期服务,历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等高级职务,因此彭亦为韩所敬重,韩对河南村治学院亦较为关心。1930年爆发了蒋阎冯中原大战,政局骤变。河南地方军阀张伯英(即张仿)曾短时期以建设厅长兼代省主席,其第一道命令即为停办河南村治学院。学院被勒令停办后,学生草草结业,院长彭禹廷回原籍镇平开展了闻名的宛西地方自治活动。副院长梁仲华则以代院长的身份处理学院结束事宜。学院学生对勒令停办,十分气愤。我以长期任班长,发起组织河南村治学院同学会,会址设在汲县,由同学常泰和等人负责,并在汲县东北部山区名为香泉寺的一旧庙办起了香泉寺小学。随后王柄程先生曾据以写成《乡村教师救国论》一文,蜚声全国。

中原大战方战束,1930年9月蒋介石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如上所述,河南村治学院是在韩任期内创办,并为其所关心,于是经同学会商定,推王光普同学和我,代表学院全体毕业生赴济南见韩以申谢意。适代院长梁仲华亦须就学院的停办事宜向韩作一交代。于是王光普与我即随梁仲华先生先赴北平。在北平停留期间,王光普与我还在东安市场购买了一个银盾,刻以感谢的词句,外加玻璃罩,作为送给韩的礼品。大约是这年11月,王光普与我身着学院里棉制服,随梁仲华先生由北平赴济南,翌晨到达,当日上午我们到省府,经传达人员投入梁仲华先生名片后,即有警卫引领我们去韩的办公室。办公室为平房,坐西面东。我们从靠南一间进入,转入另一间即为韩办公室。韩见我们来到,赶至门前相迎。仲华先生在前,王光普手抱银盾居中,我则尾随于后,依次与韩握手。然后仲华先生向韩介绍,说明我们二人为同学会代表,是特地来代表学生向其表示敬意与申谢的。韩表示谦谢,接过银盾,放于茶几上。我们二人向他一鞠躬,随后坐下。韩此时也坐在临近向东窗户办公桌前的便椅上。仲华先生则坐在茶几旁与韩对面。仲华先生首先向韩陈述了学院停办后结束事宜及学生结业后的情况。韩听罢当即向我们表示,河南村治学院既已结束,欢迎你们来山东再办一个村治学院,把在河南未能进行的事业继续下去。因事出突然,梁仲华先生只能答说待回北平后再作商量。

回北平后,王光普和我即暂住于旧刑部街《村治月刊》社内。这时大约是1930年11月底或12月初。转过年之后,我们再次随梁仲华先生、梁漱溟先生去济南。未几王柄程先生亦由河南赶来。当时均住在东鲁中学内;校长为朱经古。陈亚三先生不住校内,随来随去。常来参加商谈的还有教育厅秘书王子愚先生。他们商谈时,我们列席旁听。据商谈结果最后写成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意见若干条,送交韩复榘。

事毕之后,我与王光普经梁仲华先生介绍去河北定县,在平教会的生计教育部随部主任冯梯霞先生(即冯锐,曾在村治学院兼课)实习农业,学习合作,并任助理秘书。在定县半年之后,我于1931年8月再去山东邹平,此时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已开学上课。院长为梁仲华,副院长兼训练部主任为孙则让(字廉泉,河南村治院时曾任班主任),研究部主任为梁漱溟,王柄程先生讲授“农村自卫”课。研究院附设有农场,从事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场长于东汶(字鲁溪,曾任村治学院农场主任兼教师)。这时王光普与我均在训练部任助教(训练部助教此时半数以上为村治学院毕业生)。由上所述,可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也可视为河南村治学院之继续。

1990年10月写于北京


[1] 此文原载于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 QA3uZVB55hLJdDlwCz2Mjjg6Q1Imz4L4a/hFj87RDvkU/l3HngSZ9zDhXA9Cj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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