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Guy S.Alitto问：听说您在山东邹平的时间较久，与梁先生接近机会较多，我想请教几个问题，方便吗？
一、请您说说梁先生在山东邹平主持朝会的情形、气氛，参加朝会的是些什么人？《朝话》这书，在印行之前经梁先生修订过没有？
答：梁先生自述“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见《朝话》），有云：“民国十四年春，自山东曹州回到北平；师生约十人，（民国十三年夏，梁先生辞去北京大学教席；秋间，为创办曲阜大学，先接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级中学。十四年春，交陈亚三氏接办中学。所谓由曹州回北平，即指此时。而所云十人，有王平叔、黄艮庸、张俶知三位在内。）在什刹海租房同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作。大家互励共进，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床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犹悬天际；山河大地，一片静寂；唯间闻喔喔鸡鸣，此时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之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我们初时皆不说话，一点声息都无。静默真是何等有意思啊！如此静默有时较长，不一定讲话；即说话亦说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反省；只要能兴起、反省，就是我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有朝气；意念沉著，能进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梁先生又在《朝话》增订版叙言里说：“我若干年来办学，大都率领学生作朝会。尤其自民国二十年夏至二十三年夏一段，我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主任时，行之最勤，天天黎明起来，就作朝会，极少间断。后两年，便不暇天天亲自出席了。在朝会上的精神如何，与这一整天大家的精神都有关系，即朝会作得好，则这一天大家的生活都要自然温润些，奋勉些。当时讲话内容很不拘定，有时一次中零碎讲了几点，没有题目；有时一个题目讲不完，次日续讲。多半是有感而发；或从自己身上发出的感想，或从学生身上来的，或者有感于时事。切近当下事情的一种指点，每每较之泛论有益于人。而集体生活，较之零散的个人生活要有趣味，易得精进向上；这都是体念得来的。”
梁先生又说过：民国十七年接办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便实行朝会的办法。民国十八年在河南村治学院，民国二十年夏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都规定举行朝会。梁先生在邹平，因为兼任研究部主任，研究部的朝会所以由他主持。
《朝话》这书的初版是在邹平“乡村书店”印行的。梁先生在《朝话》（增订版叙言）里说：“几年的朝会不下几百次，讲话不少，大致由同学们笔录过。但是有时亦嘱咐他们不要记录，——或为要他们凝神听讲，或为所讲不宜记存。这些笔录，我却从未留意。民国二十四年被《乡村建设》（初为旬刊，即改半月刊。）编者发现，清出一部分陆续在《乡村建设》上发表。后来乃有搜集印行之议。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付印时，我正在川鄂旅途中，于其内容未能订正，致有不少错误。至于文义与原讲不无出入，口气未能吻合，自不待言。今年（民国二十八年）从华北华东战地归来，乡村书店友人以此书外间索购者多，准备再版见告。因于南充休息期间，粗略点改过，于篇次亦有增损。又将旧稿两三篇附录于后，而叙其原委于此。”这说明了《朝话》初版未经梁先生看过，再版则经“点改”过。民国二十九年，这书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年前在香港还可觅到。
二、梁先生的乡村建设，有没有受到丹麦教育（民众学校）和农业合作制度的影响？
答：梁先生所撰《丹麦教育与我们的教育》一文，开始即说：“我因忖思经济问题的解决，而注意到农业与农民合作；因留心农业与农民合作的事，而注意到丹麦这个国家。并听到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事业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原动力。……至于其所以对农业对合作具有如是推动力，则模糊想象着必是学校中极讲究这项学科，而灌输于农民了。然而翻检他们的课程，似乎看去又甚平常，不外是些国文、历史、音乐、体操之类，未免有些怀疑。最近看到《丹麦民众学校与农村》一书，才恍然大悟，丹麦教育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梁先生悟着了什么？他说：“丹麦教育家实以其一种人生观念（或曰信仰）为动力源泉。”据《丹麦民众学校与农村》一书所介绍：怎样能觉醒民众？这问题是格龙维（丹麦民众教育的创始者）很长久思索着的。他慢慢地想到要设立成人学校，用丹麦语讲丹麦祖先的故事，使丹麦人从过去光荣的回忆，得到民族的自觉。格龙维有一句话：“日常的工作是人生的韵律。”就是牧牛挑粪的工作也可以有高尚的精神；在劳苦的工作中可得到精神的快乐。比如丹麦制的乳油著名于世界市场，不仅靠实际的机械，实在靠着一个健全活泼的民族。民众高等学校给予学生们一个观念，便是简单的平常的生产的工作都是伟大的。教师在教历史的时候，常常讲“实际生活的艺术”，唤起学生对日常工作的价值的重视。学生听了教师描述日常工作的光荣以后，他们说：“我们握紧了拳，想立刻开始我们的工作。”
格龙维要使丹麦人从过去光荣的回忆，启发民族的自觉。这一点与梁先生所见正同。梁先生民国九年在北京大学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最后一段时说：“我意见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开出路来去走。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多数人也是这样。止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来的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止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至于我心目中所谓讲学，自也有好多与从前不同处；应当多致力于普及，而不必力求提高，成为少数人的高深学业。”
梁先生在《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中也说过：“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其中有一段意思曾说到求友；在结论中曾说到我的主张和希望，——要复兴古人讲学之风，使讲学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近十数年来我就是如此作。”
梁先生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学生讲“精神陶炼要旨”说：“这一科目，就是要启发大家的深心大愿。我们能有深心大愿，才没有俗见俗肠。比如看见财利浮名都心热，无关轻重的成败毁誉都顾虑，这完全是世俗的心理。我们的乡村建设，是一项很大很远的工程，我们要有深心大愿，方可负荷此任。大家如果为俗见俗肠所扰，则没有力量担负此远大的工程。……深心大愿就是要有真问题，不要有假问题，要有大问题，不要有小问题。如果我们发见有真问题、大问题，此即深心大愿出来的时候。……精神陶炼的大意，就是要启发我们每个人的志气愿力。于此让我们联想到丹麦的教育。这是指距今已七八十年复兴丹麦的那一种有名的民众教育而言。比如农业改良，合作组织，诚然是复兴丹麦的方法。并且丹麦的复兴是很得力于这种方法。可是事实上丹麦教育在最初不是这样的。它的教育为非实用的，非职业的，非养成技术人才的训练。它又不是一种讲书本子的教育，几乎可以说它不是教人念书。它那种教育，恰在技能训练与书本教育之外。它那种教育很难形容，仿佛是一种‘人生的教育’或‘精神的教育’，很近乎我们精神陶炼的意思。……丹麦教育的创始者，是几个富于宗教精神的人，他们的人格非常有力气，非常伟大。他们自己说他们的教育是人感人的教育；这种教育的长处，就是从有活力的人来感发旁人的活力。他并未教给人许多技能，更非教给人念死书，结果让丹麦的民众活起来了。……此刻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民族，是精神最颓败的时候，与丹麦同样的非先把中国人活起来，大家没有办法。如果中国人还是死气沉沉，无丝毫活力，则什么也不要讲不必讲。”
梁先生主张讲学，在使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丹麦教育的创始者在促起丹麦民族的自觉；这一点本即相同。但如说梁先生受到丹麦教育的影响而有讲学的主张，则是误解。梁先生发现侧重人生一面的丹麦教育，已在提出讲学主张之后十多年了。
三、从梁先生所撰的《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两文中，发现前一篇强调村治在民主化、社会化，后一篇强调维持乡村传统秩序、礼俗、治安。梁先生指出乡村民众是智能未开的。对乡村的看法，与前一篇的说法似不大一致。梁先生是否受了王鸿一氏一派的影响或压力？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法？还有一点，梁先生是否受了当时思潮的影响，常举民主这一类名词，掩护他的立场？
答：先看《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的内容。中段有云：“吾民族自救之道将何如？一言以蔽之曰：求其进于组织的社会而已。组织有二：一曰经济的组织，一曰政治的组织。使旧日主于自给自足的经济而进为社会化，则散漫的村落将化为一整组织的大社会，是曰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之社会。欲使社会于其政治益进于组织的，是在其政治的民治化。盖唯社会益进于组织的，而后富与权二者乃直接综操于社会，间接的分操于社会个个分子。斯可免除一切伤害，求得一切福利。顾其道何由？曰：是在村治。……农村产业合作组织既立，自治组织乃缘之以立，是则所谓村治也。乡村自治体既立，乃层累而上。循序以进，中国政治问题于焉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必与其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
再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的内容。首即说明，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故须乡村建设，完成乡村文明。（乡村文明的开发，必植基于经济上一条平正路子，一农民合作事业。）其次说明，乡村建设在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机。只有乡村安定，乃可以安辑流亡；只有乡村事业兴起，可以广收过剩的劳力；只有农产增加，可以增进国富；只有乡村自治当真树立，中国政治才算有基础；只有乡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国社会有进步；总之，只有乡村有办法，中国才算有办法。其次说明“所谓乡村建设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天然的顺序，则经济为先。所谓乡村经济的建设，便是促兴农业；一是谋其技术的改进，一是谋其经济的改进。尤其是经济的改进，在求生产费之低省与生产值之优厚，其主要办法即为各项合作。从合作路去走，是以人为本的。虽然合作社的联合中枢机关在都市，而其重心则普遍存于各乡村。由是其政治的重心，亦将普在乡村，普在人人。教育一面，要以民众教育为先，小学教育犹在其次。民众教育随在可施，要以提高一般民众之知能为主旨。经济一面政治一面之得有些微进行，统赖于此。”上半篇结言云：“题目便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其纲领在如何使社会重心从都市移植于乡村。乡村建设要走合作的路，那是以人为本的经济组织，由是而政治亦自形成为民主的。那么富与权操于人人，更于是确立。”
从上所引，前篇与后篇内容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后篇比前篇内容加详些而已。
说到维持乡村秩序，礼俗；乡村建设原是对乡村破坏而言，自然要维持乡村秩序。至于礼俗，原文云：“乡间礼俗的兴革，关系乡村建设问题者甚大。不好的习俗不去，固然妨碍建设；尤其是好的习俗不立，无以扶赞建设的进行。合作、自治，人与人之间关系日密，接触日多，所以行之者必有其道。此道非法律而是礼俗。”
关于王鸿一、米迪刚、米阶平、彭禹廷、梁仲华、尹仲材、王怡柯诸氏的村治派有关资料非常缺乏。只知道由两位米先生之尊翁提倡，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创办自治事业，似是在清光绪末叶开始的；素有模范村之称。平民教育促进会选河北定县作试验区，即从翟城村入手，盖以翟城村已有自治基础之故。从梁先生《主编本刊（村治月刊）之自白》一文中所述，这一派的领袖似是王鸿一氏。梁先生与王氏相识于民国十年。民国十三年，王氏联合米迪刚氏创办《中华报》，并组织一研究部，邀梁先生参加，梁先生一直未参加。王氏等所出版的《建国刍言》，所提出的《中华民国治平大纲草案》，梁先生认为：“我总不敢信，就是这样便行。”“内容卤莽灭裂，在所不免；然亦有难能可贵之处。”梁先生说：“民国十五年，王鸿一先生住在东交民巷使馆界内，我们还时常见面谈这问题；他极力督促我作文章介绍他们的主张于社会，我曾发愤决要将我所赞成的意思表示一点，但依然作不出。”梁先生当时不免怀疑的有三点：“一，鸿一先生的所谓学治主义、传贤政体，我相信得及那是中国民族将来政治上必由的途径；然而非所论于今日。二，所谓学治主义，农村立国，或于固有精神，未来文化，不无相应；然而独何以处兹环境世界？这于对付今日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恰不适宜的。三，我不敢信鸿一先生他们几位从那主观的简单的理想，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又云：“我所用乡治一名词的拈出，亦在广东时。说到内容主张，则鸿一先生与我亦止是大体极相近，尚不曾归一。我在本刊所欲开陈的，自是我个人的主张。”从梁先生所述，他并不是村治派一分子。今日我们都知道梁先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家兼实行家，但必须认识梁先生的所谓乡村建设实在是社会改造，中国文化的重建运动。
至于梁先生与村治派的合作，是从民国十八年开始；由王鸿一氏介绍梁先生与梁仲华、彭禹廷两氏相见于北平，梁彭即邀梁先生参加筹办河南村治学院。这时，梁先生即在村治学院教书。民国二十年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梁仲华氏任院长，梁先生任研究部主任。王怡柯氏是民国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之间任邹平县长。梁仲华氏离开邹平，由梁先生继任院长。我在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到邹平时，梁先生任研究院长，黄艮庸氏任研究部主任，张俶知氏任训练部主任。王怡柯氏离开邹平后，梁先生曾短期兼任邹平县长，旋由研究院秘书徐树人继任。这时，村治派知名的人好像都离开邹平而赴山东另一县政实验区——济宁工作了，依我看，梁先生绝不会排斥人家，他与村治派一直保持着合作，也许是村治派的人有计划地离开邹平，集中济宁从事实际工作。而菏泽与济宁又同是推行邹平研究院所提供的计划的。值得提出的，在发表理论时，梁先生一向果于自信，不会受别人影响的。
说到“梁先生常举民主这一类名词，以掩护他的立场”这一点，我不知道人家对梁先生的立场怎样看法。梁先生的思想，有他四部著作足以说明：即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五章末段云：“德谟克拉西、科学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无批评的承认。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这话还不够明白吗？
《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第三节有云：“由于人类心思聪明天天向自然界进攻，结果就知识日进，一切工具日利。客观一面，彼此间关系既日以繁广，日以密接，其势乃不容不由斗力进而讲理。而主观一面，人亦经陶养得更理智更理性，两面合起来，便造成这圈的放大。一步一步放大，最后便到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工具日利即指经济进向社会化而言：彼此密接需要讲理，即指政治进向民主化而言。又《中国文化要义》第八章第一节，讲“社会结构因经济进步，政治进步，文化进步而尽然有不可少之三变”大段，正是说明从经济社会化，政治民主化而最后完成了社会的一体性，人与人之间自然无不均平之事了。
也许有人从梁先生《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那篇文章，望文生义，推想梁先生一定是反对民主政治的了。然而不然。梁先生是从中西文化之根本不同，认为中国不应当走向孕育发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西洋近代政治制度的旧路，抑亦无法走上这条路。梁先生同时还有一篇《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亦是基于同一观点，认为中国没有可能走向以党治国的路。盖西洋国家一向是阶级对立，而中国则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中国早蜕出宗法本位，重心既不偏在个人，有如欧美，亦不偏于团体，有如苏联；它恰是互以对方为重的关系本位。——这便是所谓伦理本位。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又早解脱于封建，在中古固乏贵族地主与农奴之对立，在近代亦无资本家与劳工之对立；它恰是所谓四民（士农工商）社会，而士虽可出仕，终必归田，不成其为统治阶级（经济上之剥削政治上之统治例必相兼）。
这便是所谓职业分途。所以在中国讲经济社会化，政治民主化，皆必与中国文化相应才行。惜乎时人浅薄者多，不足以语此！
《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二章第一节，梁先生指出中国并不是没有民主精神。梁先生说：“民主是一种精神，在人类生活中并不难看见：它原从一根本点发展出来，而次第分析之可有五点：一，我承认我，亦承认旁人；二，彼此平等；三，讲理；四，多数人大过少数人；五，尊重个人自由。中国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便是第一点精神之表现。中国社会缺乏阶级，将见其第二点之精神。特别是第三点，中国人最爱讲理。通常之说中国无民主，盖指其缺乏第四第五两点。第四点是政治上的民主，第五点是法律上的民主。中国非无民主，但缺乏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从这一段话，能指说梁先生反对民主政治吗？
四、关于乡农学校的种种，请详细讲一下，好吗？课程内容怎样？农民的反应如何？梁先生曾提到一般农民对乡村建设运动漠不关心，是真的吗？
答：乡农学校，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初期在邹平等县所推行“随宜解决当地问题，信用渐孚，事业（如县农场、县农民银行，县自治筹备事宜、县民众教育等）自举”的办法。其结构包含四部分：一，校董会；二，校长；三，教员；四，乡民（学生）。四部分合起来，便构成乡村组织。它大约以一百五六十户至三四百户为范围。要让乡村居民发生自觉，并有齐心合力解决问题的机会。它不是空架子，而要靠人去作。例如，有匪患的地方，便成立自卫组织，作自卫训练。这即是此时此地乡农学校的功课。再如，山地可以造林；共同造林，共同保护。又如产棉区域，从选种、种植，到成立运销合作社。还有织布、养蚕、烘茧等等；这一切都是乡农学校的功课。因此，可以随宜成立林业公会、机织合作社、棉花运销合作社、储蓄会、禁赌会、戒烟会等。——这是第一步。
当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取得“地方自治实验权”之后，便将乡农学校充实、开展、分化起来；分为一，乡长（原乡农学校校长，掌教化而不负行政责任）；二，乡农学校（原乡农学校，负推动设计之责）；三，乡公所（总干事以事务领袖负行政之责）；四，乡民会议（原乡农学校全体学众，负责立法）；一分为四。而重点在于负推动设计之责的乡农学校。它是完成中国社会改造，完成中国新文化建设的一个机构。它之所以可能负起推动设计的作用，乃在它的后面有一个文化运动机关；——乡村建设研究院。
在邹平推行实验计划之后，（即将原有区公所取消，代以乡学，取消乡公所代以村学。）村学、乡学亦包含四部分：一，学长（同于乡农学校校长）；二，学董（同于总干事）；三，教员（负推动设计之责）；四，学众（负责立法）。至民国二十六年一月止，邹平县三百十六村，共设有学校二百五十八所。包含实验小学、乡学、村学。学校内又分成年部、儿童部、青年部、女子部。成年部计有二百七十二处。还有所谓“共学处”，计有四百六十六处。
邹平初期所办乡农学校，是以乡村建设运动者立场去办的，而不是政府的立场。其后乃成为政府（实验县本身）所办理。显与原来旨趣相违，于是设法补救。因在《村学乡学须知》中特加说明：“本县整个行政系统悉已教育机关化，应知以教育力量代行政力量。邹平实验计划，既集中力量于推进社会，则自县政府以次，悉为社会改进机关。社会改进即是教育。”
山东省政府在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决定推广乡农学校于全省；后来已有六十多县办有乡农学校了。这当然受了邹平实验的影响。
至于农民对乡村建设运动漠不关心，盖由于农民保守，安于现状，不肯变又不愿动。所以梁先生叹息说：“我们动而农民不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未尝注意乡村建设运动，也难怪知识不足，不闻外事的农民。梁先生主张讲学，旨在使中国人活起来（在乡农学校中特重成年部教育），唤起麻木不仁的人使其知痛痒而已。
五、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两部，一是研究部，一是训练部。这两部不同之处何在？课程内容有何不同？教师是些什么人？
答：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其组织分三部：（一）乡村建设研究部；（二）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三）实验县区。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是大专毕业或同等学力；而以对于乡村问题向来留意者为合。修业期限原为二年，第三届改为一年。基本研究是乡村建设理论；次为专科研究，如农业改良，乡村教育之类。并于南北各大学聘有特约导师，或短期讲授，或为函授。研究生结业后，或留院任职，或任训练部教师，或任职县政府，或回籍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第三届结束之后，研究部不再招收研究生，只征求研究员十二员，侧重研究工作。其研究之目的有五：（一）乡村建设理论；（二）县政改革；（三）地方财政；（四）乡村教育；（五）农村经济及合作。
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学生入学资格：（一）家在乡村；（二）初中程度以上；（三）年在二十至三十五岁之间。其课程约为：（一）精神陶炼要旨；（二）自卫问题、军事训练、拳术；（三）经济学、农村经济、各种合作、社会调查及统计、农业常识及技术、水利、造林；（四）政治学、现行法令、公文程式、乡村自治组织、乡村教育、户籍及土地登记、公安、卫生、筑路、风俗改良。修业期限一年。修业期间无寒暑假及年节星期一切假期，盖为结业后须适应乡村生活之故。结业后，以回乡办理乡农学校为原则。民国二十四年训练部第四届招生，其范围为山东县政建设实验区菏泽、济宁、定陶、嘉祥、汶上、鱼台，单县、城武、曹县、郓城，东平、巨野、鄄城、金乡等十四县及邻近各县，共招学生二百八十名，由菏泽分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分院）训练。又招不限省籍学生八十至一百名，由邹平本院训练。但从民国二十五年度起，乡村服务人员之训练，改由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建设师范学校负责。
在邹平，规定训练部学生以四十名为一班；每班设一班主任，班主任对这班的学生之身心各方面活动，皆负有指导照管之责。凡学生精神之陶炼，学识之培益，身体之保育锻炼等，固自有各种课程作业；但必以班主任的指导照管作为训练的中心。班主任有与学生“同起居共饮食”、“时常聚处”的规定。学生每日须写日记，由班主任阅改。教务庶务卫生等事，亦在班主任指导之下，进行自治。
这办法原出自梁先生之意。梁先生在《办学意见述略》一文中，强调办学之真动机在与青年为友。这含有两层意思：一，帮青年走路；二，所谓走路不单指知识技能往前走，而实指一个人的全生活。所以对每个学生要有真了解，——了解其体质、资禀、性格、脾气，以前的习惯，家庭环境；乃至他心中的问题思想，而随其所需，随时随地加以指点帮助。
研究部主任，其初是梁先生，民国二十三年秋，由黄艮庸氏继任。黄氏道德学问，最为梁先生所倚重。训练部主任一直由张俶知氏担任。班主任有云颂天，公竹川诸氏。云氏品德纯乎其纯，深为学生所崇敬与信赖。
六、菏泽实验县是谁在负责？梁先生对菏泽分院的人事安排是否有制衡之意？梁先生对邹平与菏泽是否同样注意？
答：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其初止有邹平一个实验区，民国二十三年四月，才添上菏泽县。济宁等县则到民国二十四年，才辟为县政建设实验区。梁先生一直在邹平本院，主要任务在培养乡村运动人才；研究生是高级的，训练部学生是一般的。邹平人口十七万，面积二六二三方里，秩序安定；故能从容办理乡农学校，推行村学、乡学的新制度。研究院有农场，作农物、棉花改良等实验；有改良种猪、牛、鸡、养蚕、养蜂，并试养乳牛。有一位兽医，负责家畜防疫；并培养细菌，作病禽病畜之解剖，制造标本。由研究院导师指导合作，推广生产、消费、运销、利用、信用等合作事业。县设简易师范、实验小学，卫生院，金融流通处。有专人负责户籍，土地调查统计，社会调查统计。
菏泽设乡村建设研究院分院，由孙廉泉（则让）氏任院长；孙氏初兼菏泽县长，其后止兼行政督察专员，由陈亚三氏接任菏泽县长。菏泽一向多匪，首先讲求乡村自卫。我与孙氏不熟，他可能是一位乡村自卫专家。
梁仲华氏是济宁那一区的行政督察专员，王怡柯氏离开邹平，便在济宁专员公署任主任秘书。而菏泽与济宁，由邹平分去的专家，如农业技术、合作事业人员就有好几位。
梁先生用人行政，以诚待人，绝不使用权术。如教育方面，一直信任陶行知氏晓庄乡村师范的一派人，有如杨效春、潘一尘、张宗麟，皆是晓庄一派的。又如茹春浦、唐现之，也与梁先生没有渊源。农业改良，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有联系。合作事业，与华洋义赈会有联系。而研究院本身亦培养了不少专家。户籍、地籍调查，土地陈报，也培养了专门人才。这些人原都不是梁先生的学生，后来才有执弟子礼的。陈亚三、黄艮庸、张俶知、云颂天诸氏虽是梁先生的学生，但梁先生门下的学风，第一是谦逊，其次是和谐。我还没有发现过梁先生的学生彼此之间闹过意见。师生间同门间皆能以诚相见，似乎可以说得上始终互相信赖。对邹平事业或是人事不满意呢，可以离开，梁先生不勉强任何人的。因为服务乡村，一般人的看法，实在是牺牲；无名无利，薪薄事繁。要不是发现了所谓大问题，真问题，谁耐烦待在穷乡僻壤！
七、邹平县金融流通处成立后成绩如何？基金是怎样筹措的？放款的利率多少？
答：梁先生认为促使农业进步积极的办法有三点：一，流通金融；二，引入科学技术；三，促进合作组织。流通金融的作用，在改进农业技术，增进农业生产的力量。比如农民参加了合作组织，自然需要生产的资金，这就靠金融流通处贷款。邹平金融流通处，是民国二十二年八月成立的。到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由邹平县政府第一次拨付三万一千余元作为一部分基金。民国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每年再拨付三万余元，基金共为十万元。邹平县每年征收及保管之款，计有省地方丁漕税十四万一千四百余元，地方附捐七万九千五百余元，酒税二千元，牙税二千六百余元，契税一万余元，教育基金三万元，建设基金一万元，赈款、贷济款、县金库存款三项共约五千余元，总共约三十万元以上。这些钱一部分可供县金融流通处调动。如贷给农民，作为凿井，购牛及家畜、肥料等用，月息八厘，二年内归还。尤以经理各乡信用合作社放款为主。贷给商民，月息不过一分。自从县金融流通处成立之后，有几点收获：（一）免除原日县征收处之侵蚀与挪用；（二）负责保管教育及建设基金；既免侵蚀，又可生息。（三）加强乡村货币之流通率；（四）遏止高利贷之剥削；（五）沟通政府与民间之感情。须知当时资金集中都市（如上海），乡村货币流通率极低。而农村一般性借贷，月息最少三分，有高至六分以上的：甚至荒时借粮，收获时归还须加一倍。至于原日征收处之侵蚀基金，几乎是一般性的。金融流通处则兼有农民银行、商业银行之长，而又是合理的县金库，确不失为一个好制度。
八、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梁先生曾往日本，此行目的何在？在日本做过什么？回来发表过什么谈话？当日军侵占山东时，梁先生离开邹平没有？
答：梁先生是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离开邹平，前往日本考察，五月十九日回到研究院。在日本本土约二十天。主要目的是考察日本的乡村工作——所谓经济更生与全村教育。回院的第二天，曾讲“东游观感”。梁先生认为日本乡村算是好地方之处，比之中国一般地方还差。但是日本的乡村，几乎具备了都市所有的东西。日本人都受过六年义务教育，人人识字。男女老少都加入了组织，如所谓户主会、主妇会、在乡军人会、青年团、处女会等等。合作社发展到很高阶段，每村一个社，包含信用、生产、消费、利用、运销各部。日本经济发达，教育普及，组织严密，这些都由于大局安定——尤其是没有内战，才得以从容建设，取得成果。梁先生在东京十天，神户、大阪、西京，共四天，福冈三天。白天下乡，夜宿都市。梁先生提到日本乡村，发现所谓“长子学校”；长子继承，是封建国家的特征；可见日本到现代还未解脱于封建。例如日本人讲忠君爱国，是无条件的，所谓为忠义而忠义。日本渡边秀方著《中国国民性论》，即指出中国人计君恩之轻重而报之，如诸葛公总念念于三顾之情。梁先生认为渡边秀方不知道这正是封建国家与伦理社会根本不同之处。伦理社会，其间关系准乎情理而定；自然而然，有“君之视臣如何，则臣之视君如何”的理论了。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梁先生经宁汉往成都；六月十三日，在成都讲“我们如何抗敌”。六月二十九日离川往北平，七月五日回邹平；旋往济南。而日本发动侵华，正在这时。梁先生一面要照顾山东事业，一面要联络各方，奔走未遑；直到八月十二日，经兖州到济宁一次。当时政府将成立国防参议会，请梁先生参加，十四日又往南京。十九日受政府之命会同蒋百里先生再回山东一次；十一月又回山东一次。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日，又回山东曹州一次。民国二十六年，我不在邹平。邹平在胶济路边，民国二十六年年底，当已沦陷。后来梁先生在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一日由四川出发，巡历华北华东六省战地，为时八个月。未提过回到邹平。
（原载《中国学人》第3期，香港新亚研究所1971年版，第165—177页。）
[1] 此文原载于《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