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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怀有深心大愿的梁漱溟给友人的题字。从这短短十四个字里，颇可以看出他远大的抱负，以及一往直前的决心与毅力。
在西潮的浪花冲击底下，古老的传统濒临于解体的边缘；远从清朝末叶的洋务运动，以迄进入民国之后，西化的动力，随着一批又一批的留学生归国，日盛一日。
民国八年，胡适以英文写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辞；虽然他的本意只是充分世界化，但随后被广泛应用成“全盘西化”，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西化思想的高潮。另一方面，中国激进的青年受到俄国大革命的影响，俄化呼声逐渐推拥成另一股来势汹汹的浪潮；民国十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随着思想的散播与势力的增长，俄化思想终于形成与西化思想分庭抗礼的局面。
五四时代，就在这两种潮流的激荡下，反传统主义汇成当时极为澎湃的力量，狂卷了大半个中国。
梁漱溟处在这种“打倒孔家店”的气氛里，不随波逐流；反而在经过一再的深思潜想之后，发愤为中国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他一生的事业由此展开，也因之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了一个独特的重要角色。
梁漱溟生于清光绪十九年（西历1893）岁次癸巳的重阳节，距离中日甲午战争仅仅早了一年的时间而已。父亲巨川，举人出身，历任四品京官，民国七年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以身殉之，自沉于北京的净业湖，对梁漱溟一生有绝大的影响。
从梁漱溟写的《我的自学小史》可以简单归纳他的身世，加以分析他的性格。
1.梁氏先世本是蒙古族，移居南方，元朝之后和汉族不断通婚；祖籍广西桂林。而自祖父时代即长居北京，所以梁氏自谓从血统言兼具两种血液；从地域言，兼有南北两种气息；由是富于一种“中间性”。
2.父亲梁巨川是旧时代而有新思想的人。梁漱溟六岁读书，启蒙书《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无形中扩大了他的视界，这在当时是颇为特殊的现象。
3.祖母曾开蒙馆教小学生；母亲提倡女学，曾在北京第一间女学校（女学传习所）担任教员；两个妹妹皆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这在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下，很容易看出梁氏一家的开明。
4.梁氏自谓是“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十岁前后，在北京中西小学堂就读，课业总是中等以下；十四岁入北京顺天中学，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偶尔也排在前几名。虽然梁氏读书成绩不怎么优良，但是重要的，他读书有个特点，即是富于主动精神。
5.与父亲相处，从小即为自得，完全没有感到精神上的压迫。父子皆嗜读梁启超的文章，对于时局常常互相讨论；梁氏早先参加革命党，父亲不加干涉，其后转向佛家，出世思想浓厚时期，坚决不娶太太，虽然其父盼有个孙儿，但亦从来没有责备的话。
6.梁氏的感情真挚且深入，所以感触深刻。曾热心社会主义。后来热情激转而折入出世一途，亦是因此之故。梁氏曾经说过，这是佛家所谓的“烦恼重”。并且他在二十岁的时候，曾两度自杀，也可以看出他内心剧烈的矛盾与冲突。
这些背景都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绝大的决定性，此后他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从事乡村建设运动，高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都已在早年播下了种子，随着机缘及定力，终于开出了一朵奇葩。
民国五年，梁漱溟发表《究元决疑论》一文于《东方杂志》五、六、七月三期。就是因为这篇论文得范静生的介绍往见北大校长蔡元培，而得以嗣后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民国六年，当时梁氏廿五岁，正式到北京大学任教。这时他正式的学历是顺天中学堂毕业。此后一直到民国十三年，他自动辞去北京大学教席，前往山东办理省立第六中学的高中部，前后有七年的时间留在北大。
这是梁氏自成一家之言的思想萌芽期。民国七年，首先刊行《印度哲学概论》，十年刊行他的成名作品，也就是胡秋原氏誉之为“在五四后对于西化思想俄化思想有一种解放的力量”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梁漱溟这时看出西方物质的疲敝，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以及一批未明佛学精义而流行种种怪秘言论的团体如同善社之末流，所以感叹地说：
“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全书就环绕这个论点反复讨论，梁氏归纳探究之后，将世界的文化形态概分为三型：
1.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2.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3.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梁氏以为由不同文化形态而产生的东西，不像一个瓜，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而在这三种态度中，他斩钉截铁地说：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从结论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梁漱溟不是个食古不化的顽固旧派，相反的他极富于批评精神，所以对于西方文化，也提出全盘承受，然而是有条件的；对于中国文化也不是无条件的承受。梁氏之所以认为孔子之路至美至好，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生命哲学，所以一再讲学鼓吹。在全书的终章，梁氏提出“今日应再创讲学之风”的主张说：
“明白地说：照我的意思是要和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走去。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多数人也是这样；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
这在五四时代，是颇为不同的论调。大多数的年轻人在《新青年》、《新潮》……杂志的影响下，是很难听得进耳的。所以梁氏慨然说道：
“有人以清代学术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其人生态度的复兴，清学有什么中国人生态度复兴可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人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
这是梁漱溟的真信仰，也是他行动力量的来源所在。由于他有“再创讲学之风”的体会，所以于民国十三年夏天，辞去北京大学教席，这时正是三十二岁的壮年。梁氏曾经说过：
“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绪论）
这是梁氏一贯的态度，在他一生中都保有这个色彩。所以研究梁漱溟不能将他的思想与行动分开来看。
在这一段时间，梁氏一面办理中学，一面思索民族前途问题。在民国十三年发表的《办学意见述略》一文，他说：
“我们办学意见之发动，原始于民国十年有‘曲阜大学’之提议，而且我们此刻在曹（州）办学意向所归仍在将来的曲阜大学。”
办学的主要动机，乃是在于自己求友，又与青年为友。他说：
“现在青年在这种教育下，自己走投无路，实在可怜，我们想与他为友，堕落的怎样能引导他不堕落而奋勉，烦闷的怎样能指点他而得安慰有兴致，总而言之，都要他们各自开出一条路子来走，其如何求知识学问，练习作事，不待言而自然都可以行了。”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梁氏从头做起的决心与雄志。他是希望使讲学与社会运动打成一片，由是改造社会。
另一方面，早在民国十二年，他即曾提出“农村立国”的主张了。（见《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
北伐时期，梁漱溟与友人十多人住在北京西郊大有庄，反省思考，终于彻底了悟了。他说：
“数年往来于胸中的民族前途问题，就此新经验后，从容省思，遂使积闷夙痗，不期而一旦开悟消释。悟得了什么？并不曾悟得了什么多少新鲜的。只是扫除了怀疑的云翳，透出了坦达的自信；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了；于一向之所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他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的西洋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天下事，有时非敢于有所舍，必不能有所取；有时非有所取，亦不敢有所舍。不能断然有所取舍，便是最大的苦闷。于所舍者断然看破了；于所取者断然不予放过了；便有天清地宁，万事得理之观。——我们之所谓一旦开悟亦不过是如此罢了。”（见《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
民国十七年夏天，即开始为筹办乡治讲习所，而先行接办广州第一中学；其后于十八年二月曾先后到过江苏昆山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之乡村改进事业；往河北定县考察翟村村治事业暨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华北的试验区，以及考察山西的村政。这期间他写了《北游所见纪略》及《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已开始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先河。
等到民国十九年接办《村治月刊》，即发表了《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终于高扬了“往东走”的旗帜。梁氏语重心长地说：
“我眼中的乡治或村治，全然非所谓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之一种紧要工作’；我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转变到今日——亦是到最后——的一新方向。这实是与四五十年来全然不同的一新方向；——以前都是往西走，这便要往东走。我不能牵牵扯扯裹混在人堆里，干我往东的事；——事原是大家的事，原要大家往东走才行，我一个人往东没有用的。如果大家于旧方向不死心断念，则我的乡治或村治即无从谈起！这时你和他说些个乡治或村治的怎样怎样办法，有什么用呀！我不开口说话则已；我说话，劈头一句，就要先打破他往西走的迷梦，指点他往西走的无路可通。”
这在当时的环境底下，是颇为不同于流俗所见的真知灼见。此后梁氏孜孜矻矻的辨明中国当从西化、俄化之途回转。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只有“由老根发新芽”，才能有（所）生机。所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第三章即辨明欧洲近代民主政治是中国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第四章紧接着提出俄国共产党发明的是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亦由此而辨明经济上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以及俄国共产所要行的路，皆不适合于中国。在第五章《中国问题之解决》一文，即明确地指出：
“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
并且强调说：
“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并一起而拖引他上来。”
由于梁氏深信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梁氏认为“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于是他更强调的说：“中国的国命既然是寄托在农业，寄托在农村，所以他的苦乐痛痒也就在这个地方了。乡下人的痛苦，就是全中国人的痛苦；乡下人的好处，也就是全中国人的好处。而当时的环境，已经破坏到文化的根；既已破坏到根，所以新文化的开创，亦非从头另来不可，亦非从老根上再转变出一个新局面不可。”
所以梁氏认为“乡村建设除了是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也就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农村”，他给乡村建设标出的两句口号是：“开出新道路，救活老民族。”（见《乡村建设大意》一书）
知识分子之所以须走向农村，其意在此。因为知识分子是上下间沟通的动力。梁漱溟断然地认为：“不从农村起，自不能归本农村；离开乡村，即离开民众；入手即错，其不走向背叛民众去固不止也。我敢断言，如果这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不接气，则中国问题永不得解决；而上下果一接气，中国问题马上有解决之望。如何可以接气？当然是要上层去接引下层，即革命的知识分子下到乡间去，与乡间人由接近而浑融。”
梁漱溟此时一面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工作，于民国二十三年印行《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论文集》，民国二十五年又发行《乡村建设理论》（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可见其用力之勤；另一方面于民国二十年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邹平，训练研究人员及乡村服务人员，实地在农村实践其理论。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所以对于乡村组织非常注意。梁氏理想的乡村组织形态是“极力以启发乡村自力为主，极力想法子形成其地方团体的组织，极力让众人对团体生活能有力的参加”。
梁漱溟检讨当时农村的问题，认为他所倡的乡村组织有两点好处。他说：
“第一点：我们的组织是本着乡约的意思，大家相勉于为善，把人生向上大家相亲相爱的意思提起来，又用乡农学校的方式，把教育的意思提起来，这个时候，假使有武力，而武力放在一个较开明的组织中，较和平的空气中，应当少许多危险。
第二点：我们的组织，比其他组织从西洋传来的大不相同，他是唯一适宜于中国人的。质言之，用我们的组织，团体分子与团体生活乃能为有力的参加，才能让中国人往民治里去，才能实现中国的民治，才能让组织健全。”
之所以由农村入手，正如同梁漱溟所解释：
“在中国期望国家如何如何，是绝对做不到的；把许多问题归到小范围的地方社会解决，倒很轻而易举，很自然、很合理。”
并且肯定地说道：
“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必定要有的，谁若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全面抗战起，历时七年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之实验工作，因抗日战争而前功尽弃。这时梁漱溟亦转入内地，参赞国防会议。他自述其经历云：
“抗日战起，以政府之多，与国内各党派暨在野人士一同参赞国防会议，乃悉力为抗战而奔走。——愚在后方曾致力改善兵役运动，在前方曾巡历华北华东六省游击区域，末后则努力团结运动。”（见《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
并且一度曾有延安之行。
民国三十年，这时开始于广西大学讲授《中国文化要义》两个月。不久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并主编《光明报》。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梁漱溟即拟退出政治舞台，自述云：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在广西贺县之八步，闻胜利之讯；又闻国共两党当局会于陪都。窃喜外患既除，内争可泯，凡八九年来矻矻以图救眼前者，至此可以休息；而建国大业开始，夙日文化研究之愿当偿。当时分函故旧，悉道此意。”（同上）
然而，复因国共之争，而参与政治协商会议，等到协商既有成议，复决心退出现实政治环境。
自此之后，致力于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梁氏在自序中说明为什么努力于学术工作。他说：
“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底。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一番心，寻个明白。什么‘社会发展史’，什么‘文化哲学’，我当初都未曾设想到这些，更无意乎玩弄这一套。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这正是中国人的短处），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底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
这正是梁漱溟学问可贵之所在，也是梁氏一生动力的根源。这时他提出的两句口号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梁漱溟的一生，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深刻的见证者之一。他的生平是多彩多姿的，然而有一条主轴贯串其中，即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提出民族自救的理论，并且他的思想与行动又形成不可分的整体。比起同时代的思想家，他是思辨深刻（Sophisticate），而又富于行动力的实行者；比起一些行动家，他又是长于理论的思想家。
梁氏曾一再说过“我无意乎学问”；“我不是学问家”；“以哲学家看我非知我者”……，这也是他独具特色的地方。从他着手研究东西文化问题时即说过：
“我这个人本来很笨，很呆，对于事情总爱靠实，总好认真，就从这样沾滞的脾气而有这篇东西出来。我自从会用心思的年龄起，就爱寻求一条准道路，最怕听‘无可无不可’这句话，所以对于事事都自己有一点主见，而自己的生活行事都牢牢地把定着一条线去走。”（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序）
他还曾经说过：
“我的生性对于我的生活、行事，非常不肯随便；不肯作一种不十分妥当的生活，未定十分准对的行事。……因此别的很随便度他生活的人，可以没有思想见解；而我若是没有确实心安的主见，就不能生活的！”（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绪论）
他是生活得如此认真，所以步步踏实。梁氏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谈及佛教之处甚多，然而在自序中特别声明：
“又我在这书里，关于佛教所说的话，自知偏于一边而有一边没有说。又我好说唯识，而于唯识实未深澈，并且自出意见，改动旧说。所以在我未十分信得过自己的时候，我请大家若求真佛教、真唯识，不必以我的话为准据，最好去问南京的欧阳竟无先生。……”
梁氏由于求真知，故又勇于自责。
早先他发表《究元决疑论》。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商务书馆印行《漱溟卅前文录》，此文收于其中。这时他说：
“实则这篇东西现在看起来直是荒谬糊涂，足以误人，我自己是十分后悔了。”
关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民国十一年十月三版自序中亦云：
“我这本讲录发表后，……自己则既有许多悔悟。……我兹痛切悔悟的，实在当时不应该以未能自信的话来发表；即发表也应作疑词。以决定语来发表未能自信的见解，这全出于强撑门面之意，欺弄不学的人。孔学是个恳切为己之学；怀强撑门面之意，发挥恳切为己之学，这是我现在最痛心悔悟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梁氏又是极富于自信的人。
胡适在其《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书评，首先批评说：
“梁先生的出发点就犯了笼统的毛病。”
又说：“他这种勇于自信而倾于武断的态度，在书中屡次出现。”
又语意深长地批评说：
“梁先生的公式热，使他到处寻求那简单的概括公式，往往不幸使他陷入矛盾而不自觉。……我们现在要对梁先生提出一点根本的忠告，就是要说明文化何以不能装入简单整齐的公式里去。”
梁漱溟曾就胡适此文于民国十二年在北京大学讲演《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亦充分流露出他的自信。
在书信往来中，胡适曾作书说明：
“玩世的态度可以流入刻薄；而认真太过，武断太过，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先生《东西文化》书中，此种因自信太过，或武断太过，而不觉流为刻薄的论调，亦复不少。”
梁漱溟后来回书答称：
“承教甚媿！早在涵容，犹未自知也。冥（原文）尔来服膺阳明，往时态度，深悔之矣”。（见《梁漱溟全集》卷四，727页——编者）
这种自信与自责，正是梁氏性格中的特色。心有自信，则千万人吾往矣；心有不安，亦赶紧声明，绝不自误误人。梁漱溟一再陈述他的态度，民国十五年于《晨报》副刊发表《人心与人生初版自序》亦是说：
“我只是爱有我自己的思想，爱有我自己的见解——为我自己生活作主的思想和见解。这样子，自然免不了要讨论到许多问题，牵涉到许多学问。而其结果倘若自己似乎有见到的地方，总愿意说给大家，如此便是不谈学问而卒不免于谈学问，不著书而卒不免于著书之由。”
民国十九年接编《村治》月刊时，发表《主编本刊之自白》，亦郑重声明：
“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用心思或云谈学问，只居其中间的一段落，归结还在行动，来自实际固不归于实际不止也。追根寻源，全在有问题，全在问题之实际性。”
如此态度一贯，实可以看出梁漱溟一生的风格。
虽然，在民国三十八年写成《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时，梁氏曾在《自序》中感叹说：
“我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我当尽力于思想而以行动让诸旁人。然而我却自幼即参加行动。我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有出世思想，便有出世生活；有革命思想，便有革命实践。特别为了中国问题，出路所指，赴之恐后；一生劳攘，亦可概见。”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叹，主要源于行动的不能如意。在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于乡村建设研究院的一次演讲，梁氏已觉察到行动的两大难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所谓‘我们的两大难处’是什么呢？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头一点是个大矛盾，梁氏曾提出五点原则来解决；关于第二点可以明显的看出乡村的惰性。他说：
“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他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见《梁漱溟全集》卷二，573页——编者）
在这种实地做事，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梁氏有“终是一个思想的人而非行动的人”之感慨。然而，从其一生观察，他是个行动的人是当之无愧的。他说过：
“我便是从感触而发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如是辗转增上，循环累进不已。”（《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更可以看出思想引发了行动，行动又造就了思想，两者是不能划分的。梁氏自己亦甚了解他的特性，他说：
“并且我是既好动而又能静的人。一生之中，时而劳攘奔走，时而退处静思，动静相间，三番五次不止。是以动不盲动，想不空想。其幸免于随俗浅薄者，赖有此也。”（《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梁氏的“动不盲动，想不空想”，使他能做乡村建设这种“能慢不能快的建设和教育工夫”，如孔家一般的试图正面提取人生。
梁氏的态度是谦虚而又深怀自信。他对他自己的一生曾做了非常中肯的答复。他如此说及：
“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
‘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如其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便是十分恭维了”。（《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这是梁漱溟的自评。五四时代的思想家怎么看他呢？
民国六年，梁漱溟曾写过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其后胡适回国在北大任教看到这篇文章，即在日记上记了一句话：
“梁先生这个人将来定会要革命的。”（转引自《主编本刊之自白》）
梁漱溟引为知言，然而关于“农村立国”的理想，陈独秀曾批评说：
“这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
胡适和陈独秀眼中的梁漱溟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他的一生终于走上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条路。
其后郭湛波将其归之于“中国近五十年第二阶段之反动思想”。
胡秋原则将其归之于新传统论。他批评说：
“梁氏为一肯用心并力行其所信之人。民国以来，肯对国家根本问题用心，从而提出其主张如梁漱溟者，实在不多。在举世披靡于欧化、俄化之时，他能力排众议，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亦可谓‘勇于自信故英杰’”。（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
然而胡秋原亦认为在当时的局面下，“不是村治一事可能为万应药的”。
翁之镛则更严肃地批评梁氏的乡村运动，理论脱离事实，虽然梁氏一再指陈他的理论是由实际而来，“来自实际固不归于实际不止也”。然则翁之镛批评说：
“恁其主观的自我陶醉，淹没了对实际事物的认识。邹平实验的措施，当然有些成就；但其成就乃寄托于人；以人为重，旧制度未动分毫。财政措置与租税处理，全在原来胥吏之手，沿袭传统习惯，而不知改革，甚且认此应有的改革，以为无关宏旨的末技。”（翁之镛：《中国经济问题探原》）
由于翁之镛是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所以他对财政措置与租税处理，特见重视。他甚且认为：
“乡村建设该要有健全理论，但须恁事实以为佐证，用归纳方法抽绎其结论，若专恁虚悬的空想，执著于主观的成见，以事实强就于早定的前提；不但无裨实际，且理论也无从自圆其说。所以尽管方向不错，求达此方向所需的指针，是理论不足；失了指针而走的方法，更无依据。费力多而成功少，其病在此。”（同上）
这是梁氏所料不及的，其病或在于梁氏对经济学缺乏深刻的了解。然而比起当时的学者，梁漱溟已尽量应用现代科学了，然囿于环境所限是最大的缺憾。
金耀基曾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一文，提到梁漱溟的研究方法。他说：
“梁先生研究中国文化之认真与勤劳是极可佩的，他真正具有‘心智真诚’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我们看他的书，即知他那时候已注重到需用人类学、社会学来讨论文化。至于那时候中国没有西方这方面新发展的知识，更不知有行为科学，因此论见仍不免浓厚的玄想（Speculation）的色彩。但这是环境所限，非梁先生之不力。而他论文化态度之温和与开朗，真令人有读其书，想见其人之思。即如胡适之先生那样温文尔雅的人，比起他来亦不免显得‘刻薄’，此是胡先生自己亦承认的”。（见《传统到现代》一书）
这段话对于梁氏是极为公允的批评。
……
外国学者Harry J.Lamley（林海瑞）近年来的研究，亦将其归之于“保守的改革者”（conservative reformer）。（《崇基学报》（香港），八卷二期，1969.2）
哲学家唐君毅，则对梁漱溟有一段极其深刻的评论。他说：
“四十多年来，梁先生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而常反对这时代；总是站在时代的更前端。最初主张立宪，旋即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却信佛要出世。民国十三年不肯再教大学，要办新教育。民国十八年后，实践其乡治之主张。民国三十五年后，一心办文化研究机构。时代并跟不上梁先生，人家却说梁先生跟不上时代；遂不幸成另一时代夹缝中之悲剧主角。梁先生何以反时代？是从中国文化反省而反时代，望时代再进一步。时贤多留在现时代而不复进；在这一点上，似皆不及梁先生。”（转引自胡应汉：《梁漱溟先生年谱初稿》）
这不单是梁漱溟一人的悲剧，也是对时代的考验了；然则如前面所述，梁漱溟的思想与行动，提供了中国现代史上深刻的见证之一，无论如何，自占有独特的地位。
（《史原》（台湾）第六期，第131—138页。）
[1] 此文原载于《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原编者注：引文出处注释原甚详尽，收入本文集时曾加以简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