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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五金商铺，并非全是北京本土商人所开，多数商铺是由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商人在京开设，但主要集中于河北枣强、冀县等地。这些外地商人融入北京后，入乡随俗，慢慢地便成为北京商人。他们在逐渐接受北京传统商业习俗的同时，还将自己故乡的一些商业理念融入其中。
其一，对北京的称呼划一。北京，“建都实始于辽，曰燕京，而金拓大之，皆在今城西南。元移东北，建大都，又在今城稍北，至明初，改大都为北平。永乐定都，始名北京”
。明清称京师，通称北京。民国初年亦都于此，后一度改称“北平”（1928年设北平特别市，1930年为北平市）；抗战时期，日伪称为“北京”，抗战胜利后又改称“北平”，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为行文便，除引文外，本书按习惯相沿一般统称北京。
其二，五金商铺的界定。商铺，即商业店铺。1936年出版的《辞海》一书认为，“凡以营利为目的，媒介生产物之交换者，皆称商业”
。铺，“贾肆也”
，《古汉语大词典》一书认为，铺指“商店”。
而《清末北京志资料》一书则将“商店”分为铺与局两种，“所谓局，即借寺观一部分或旁通民宅而营业者，无特别建筑。所谓铺，即直临街道开设，有作为商店之特殊建筑。铺通常为两层房，门面大小不一，正门面中央设有一二处顾客出入口，冬季挂棉门帘，夏季挂竹帘，正门面正中悬挂门匾，标其字号”
。看来，清末时商铺与商店并非完全相同，只有临街道开设，有特殊建筑的商店才叫商铺。不过，今之商店指“在一定的建筑物内从事商品买卖的经营单位”
，与清末所指商铺基本一致。总之，本书所谈“商铺”是指有固定铺房
，分布于各商业街区及各大街小巷的有字号、牌匾等商铺标志的主要商品买卖场所。
何谓五金商铺？杨德惠先生称：“所谓五金，金、银、铜、铁、锡是也。”
1935年的《实用商业辞典》中载：五金“普通指金银铜铁锡五种言。……但今不限于此五种金属，实指金银以外之一切金属而言。”
所以本书所称“五金商铺”即是指经营上述商品的临街开设有固定铺房，并有字号、牌匾等商业标志的主要商品买卖场所。
那么，五金商铺在众多行业商铺中应该归属于哪类商铺呢？1936年出版的《辞海》中载，商业分三种：“一，普通商业，以直接买卖为主，如普通之商店是。二，补助商业，以补助商业之进行为业务，如银行业、信托业、堆栈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等是。三，媒介商业，以代人买卖货物为主，如居间商、代办商等是。”
北京五金商铺应该属于第一种。王永斌认为近代北京商业经营形式大体有四种。一是坐商，有固定的店铺营业，有正式字号、牌匾，不管零售还是批发都属于坐商。二是摊商，在市场或庙市上有固定的摊位进行经营。三是跑合的，为获利，临时从甲方拿走货样子到乙方去推销，这是一种不用本钱的买卖。四是行商，这种商人既没有店铺也没有固定摊，而是走街串巷叫卖做生意，故叫行商。
而北京五金商铺也属于第一种。《中国商业百科全书》则将商铺分为贩卖类、服务类、保管居间类、金融类四种营业形式。北京五金商铺也属于第一种。这样，北京五金商铺就归属于以直接买卖为主的贩卖类坐商商铺之中。
其三，商铺性质与范围，主要限定在由中国商人出资开设的位于北京城区内的民族资本主义私营商铺，不包括家庭店（或夫妻店）、商场、市场、官办（或官商合办）商业公司企业及外国洋行等，一般不涉及北京城以外区域的商铺情况。据1955年北京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的资料，五金商铺分家庭户和资本主义户两种，职工人数小于或等于1人的是家庭户，职工人数大于或等于2人的属于资本主义户。
此处资本主义户即是本书所指的私营资本主义商铺。
其四，在核心资料的运用上，主要集中于下列商铺的账册档案方面。据店员数量、资本额等不同，我们将五金商铺大体分为大、中、小三类商铺，如万和成、万丰泰、万庆成、三益泰等是业内较大商铺，广聚兴、万庆和等是中等商铺，万丰顺、万丰德、万丰成等则属于稍小商铺。由于这些商铺大、中、小俱全，并在五金同业公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因资料所限，因此在某些章节的论述中，我们主要是运用这些商铺的原始档案数据进行分析。
其五，本书写作时段虽主要集中于1914—1940年，不过，有时为宏观把握所考察时期商铺的变迁情况，便于前后各个时期的比较研究，一般也要将时段前延或后伸。
此外，在写作过程中，一些与账簿有关的疑难问题已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史专家郭道扬教授请教，有些与账本相关的用词与表述亦参考了郭道扬先生的《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第三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一书的相关内容，特此致谢。
传统中国政府以商业为末业，贱商轻商的习俗在中国长期沿袭难改，即使到民国后重商风气大开之际，对于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商业活动方面的资料，人们却常感珍稀散见，流传至今的资料无非就是一些开业歇业统计，而关于商铺经营管理及变迁的微观记载则尤为稀少。并且仅有的相关商铺资料极为琐碎、庞杂，直接史料更为少见。正因为如此，研究的薄弱点和空白点才比较多，才更显示出其学术价值。为在占有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加强横向、纵向分析，以增加科学性所需，笔者尽可能地收集、挖掘那些未被利用和未出版过的资料，精心进行梳理和科学归类。本书使用的主体资料主要有档案、回忆录与口述史资料、政府调查统计、报刊、志书等。
珍藏于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资料是支撑本书的核心资料，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档案与北京史的研究都是十分密切的。可以说，没有档案文献的记载及对其开发和利用，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地认识北京的历史和今天，也不可能有北京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本书利用的档案主要包括账本档案、北平社会局公文档案及1949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档案三部分。开业于1937年以前的商铺账本档案主要有万和成、万庆成、万庆和、万庆泰、万丰泰、万丰顺、万丰德、万丰成、广聚兴等五金商铺账本，共1200多册，是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各行业账簿中类别最全、册数最多的。社会局公文档较零碎兹不细举。1949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档案有《关于北京市私营五金业历史演变的调查情况》《万和成、万庆成等几家私营企业重估财产报告表及公私合营协议书》《五金业历史沿革》等。此外，还有《北京档案》《北京档案史料》《历史档案》等杂志中选登的档案资料，及天津市档案馆的商会档案资料等。
那么这些档案是否真实可靠呢？笔者认为北京市档案馆现存的这些商铺的账本及其他档案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首先，店内万金账等账簿内容与股东私人所藏用于备查的账簿之内容和数据基本相同。例如万和成《万年聚金账》主要记载自1914年正月初九至1950年正月万和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存货分红情况，而万和成股东金氏之《金宅底账》
主要记载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至1950年正月万和成的存货、分红、本号及各分号存货分红情况。经笔者核对，两个账本时间段重叠的部分即1914年至1950年的内容与数据是相同的。由于金氏股东私人所藏账本主要是供自己存底并于平时查看所用，是历年账期分红的记录，也是能否分红和是否有权利参与分红的书面证据，所以无须作假，也不能造假，其与万和成《万年聚金账》的内容相符，这恰证明《万年聚金账》的内容也应该是真实的。
其次，尽管有的书上讲，过去商铺有两三套账本，纯为应付政府税收查账所用，但这并不能说明现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近代商铺的账本内容是不真实的。相反，由于1949年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鞭策，资本家所上交的账本应该是真实的。如果这些商铺有假账的话，也不可能交给人民政府，他们应该早就销毁了。如果商铺造假账的话，为了不让政府的查账人员查出漏洞，那么，这个商铺所作的假账也应该是各个账本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起码各类数据增减的比例应该是同步、同比例的。所以，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今天拿到的账本是假账，其中的内容也应该能反映当时商铺发展的基本走势。
最后，民国及1949年年初的一些专家学者特别看重商铺账本对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巨大作用
。如1958年中国科学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的专家、学者们在研究瑞蚨祥时，就特别提到“瑞蚨祥解放前的情况，因为企业的文卷和账册大都丢失，基本上是根据老年职工和资方人员的记忆和口述记录的。有许多问题，还无法去核证。解放后的材料虽然不少，但十分零星，许多重要问题，也多半是根据有关方面口述记录的。在记录之中，也不免有失实之处”
。这表明，当时的专家们十分看中账本的历史价值，如果有账本的话，他们不会去用口述史料。当然这些学者并不是要否认口述史料的价值，而是说账簿史料比口述史料更有价值，更能说明问题。
总之，档案属一次文献，具有内容原始、真实等特性，因此，它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对研究经济史、商业史的人员来说，账本档案的重要性更是如此。
回忆录与口述史资料也是主要资料。主要有北京市政协编的《北京文史资料》和中国人民政协选编的《文史资料选编》、北京工商业联合会等编的《北京工商史话》及《北京经济史话》《北京史苑》《天津文史资料》《衡水市文史资料》《冀县文史》《枣强县文史资料》等。此外，还有一些专门介绍或涉及北京老字号的编著也较有价值，如侯式亨主编的《北京老字号》，孔令仁、李德征主编的《中国老字号》，北京政协编的《驰名京华的老字号》等。
不过，由于写回忆录之人的经历各异，记忆及再现程度亦各有别，致使所写内容难免有失真之处，所以，这些资料要在细加鉴别的基础上运用。
政府调查统计资料主要有：《社会调查汇刊》（第一集）、《北平市营业税特刊》《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平市市场概况》《北平市统计览要》《北京市商会会员录》《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等。
这些资料成为研究北京商铺的重要数据来源。
同时，一些时人所编旅游指南由于比较接近当时实际，目的用于给游客以指引，所以其中一些有关商铺介绍的数据资料成为后人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如《北京便览》《北平指南》《最新北平指南》等。
志书资料绝大多数是官方记载主流社会、政治事件、地方精英等，内容倾向于正统史，但其中有些商业史料仍有参考价值。如《清末北京志资料》就是一本难得的全面记录晚清北京各方面信息的由日本人编写的资料书，内中的商业概况部分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帮助。
吴廷燮、夏仁虎等编纂的《北京市志稿》
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史料，尤其是从官方调集的档案材料，价值较高。其中有一部分工商史料与《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内容相似。
记载近代北京商铺相关情况的北京报纸杂志较为丰富，报纸主要有《北平晨报》《晨报》《工商公报》《北平日报》《京话日报》《商务官报》《商业日报》《国闻周报》等。杂志主要有《冀察调查统计丛刊》《政治经济学报》《京师总商会月刊》《社会周刊》《中外经济周刊》《经济半月刊》《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银行月刊》《社会调查汇刊》《商业月报》《商务报》《商业月刊》《商学期刊》《商学杂志》《商学季刊》《市政评论》《京师税务月刊》《统计月报》《社会研究周刊》等。
总之，史学研究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艰苦探索过程。在本书的写作中，由于时间紧迫，而笔者的研究能力也相对有限，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纰漏，恭请各位同人不吝赐教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