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商铺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单元，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商铺史研究在商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之地位，是一个涉及经济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应该引起史学界的关注。20世纪以来，有关商铺史研究的直接或间接成果不断涌现，我们仅就典型性成果进行简要回顾。

商铺史研究成果，主要以1949年10月为界分为两个时段进行回顾。

首先，1949年10月前研究成果。

在1949年10月以前，经济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商业史当然亦不被重视，作为商业史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商铺史研究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不过，当时也有人对某些热点行业商铺作过相关研究工作，如20世纪30年代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分析了山西票号的起源演变、组织结构、营业概况、对外关系及其历史作用与局限性等。 40年代初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 ，对山西票号的产生、派别、组织人事与业务等作了研究，学术价值较高。上述著作虽为日后晋商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只是史料性的宏观探讨，学术性不强，且只关注票号。陆国香《中国典当业资本之分析》 将典当资本分为开设资本、流通资本、发行资本三部分。方显廷《天津之粮食业及磨房业》对1926—1930年天津粮栈、米栈、大米庄的交易状况、内部组织、劳工状况等进行了考察 。谷源田《天津鞋业之组织》 对天津门市鞋店、内局、行鞋铺等的商铺个数、销售额、店员人数、销售方法、资本状况及组织网络情况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1949年10月以前除少数特殊商铺的发展史受到一定关注外，国内学术界并未对商铺史进行广泛的专门研究。时人对山西票号研究兴趣主要在于这类商铺富于中国传统特色，且历史较为悠久、业绩也较为辉煌，而到民国时期，由于不思变革而逐步衰落。粮食关系民生，是居民日常生活之必需，所以对粮食业商铺的运营及发展、组织状况的研究也为时人所关注。鞋业商铺也因与居民消费直接相关，所以亦是时人进行调查研究的重点之一。

此时期有关北京商铺史的学术成果十分有限，除了北京史料的发掘整理、风土民俗的撰述之外，进一步探求北京历史演进等问题的成果凤毛麟角。 这种状况主要是由时人对商业不重视所致，尽管有倡导重商之风，但风速极微。20世纪20年代，北京商铺铺房的铺底与铺底权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受到当时学者的关注，王凤瀛《老佃铺底为我国特有之物权，此种制度应否保存？如不应保存，则其已存之权利关系如何？应如何整理？》 对其存废及变通办法进行了探讨。20世纪40年代，随着商铺铺底权问题的纠葛与纷争的增多，一些学者对铺底与铺底权问题进行了详述，如倪宝森《铺底权要论》 就是典型，从铺底权的定义、分类、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出现的问题与解决途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币值的不稳影响到商人的资本与借贷问题，曲殿元《北京小商人及中下社会之金融机关》 则从小商人日常筹资与借贷方式方面进行论述，分析了各种借贷方式的利弊得失。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都南迁，北京商业萧条，当时北京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出现的变化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及雷辑辉《北平税捐考略》二书 中有一些影响商铺发展的铺捐的记载与评述。当然，上述成果过于零散，并且与商铺的直接研究也相去甚远。

其次，1949年10月后研究成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各方面影响，商业企业成果较为薄弱。比较典型的如《北京瑞蚨祥》 主要研究北京绸缎业商铺的著作，全面剖析了瑞蚨祥发展到衰落的过程及劳资内部关系、经营管理制度与相关策略、利润分配等，但只是就瑞蚨祥而谈瑞蚨祥，未将其放在近代北京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横向分析，亦未进行与其他商铺的对比分析。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些相关资料后经整理汇编，价值较大，各省市皆有，如郎冠英、许顺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卷） 就是其中一部，收藏了改造的相关政策、文件，并附有一些典型商铺的历史资料。六七十年代商业史研究成为“禁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企业史研究逐步受到重视，相关成果也陆续出版。金融业商铺史研究成果累累，如史若民《票商兴衰史》论述了山西票号的兴起、票号内部组织与初期业务、票号各时期的变化、发展与危机、山西票号衰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地位。 黄鉴晖的《山西票号史》 则将山西票号的发展阶段分为起源、最初发展时期、挫折与损伤时期、大发展阶段、极盛与危机阶段、衰败时期。张国辉《晚清钱庄与票号研究》 对钱庄与票号在近代中国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社会职能、钱庄票号与新兴银行在金融市场领导权方面的争夺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 重点考察了山西票号的组织状况与经营之道，并对大盛魁、日升昌、蔚泰厚、大德通等商号进行了个案研究。董继斌等主编《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重点对晋商所办票号的兴衰历程、组织结构、制度创新、作用与影响以及经验教训作了检讨。

商铺变迁离不开它所从属行业的变迁，而研究行业史的著作也无不涉及各自业内商铺的发展嬗变情形，所以诸多行业史研究的成果成为进行商铺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业史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有：《上海近代西药行业史》 ，在记述近代上海西药业发展变迁的同时，对华美药房、中法大药房、五洲药房、信谊药厂等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进行了专门论述。《上海近代五金商业史》 不仅对五金业的发展历程、管理与经营制度、利润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而且对本行业的典型企业如叶澄衷创办的老顺记五金号、朱寅生创办的源椿五金铁号等作了专门记述。《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 对百货业的发展历程、管理与经营制度、利润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北京同仁堂集团等编《北京同仁堂史》 则从其发展沿革的艰难历程、经营与管理的变迁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上述成果，对研究各业内商铺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关北京行业史研究的论文也较为显著。宋卫忠、王嘉彦《北京近代书业经营方式及特点分析》就图书收购环节、销售环节、内部流通三个方面的经营方式进行论述，得出特色明显、了解市场、业务过硬、讲信义四大特点。 许檀《清代的祁州药市与药材商帮》认为祁州药市系华北之首，其货源和辐射范围主要包括直隶、河南、山西、山东四省及东北地区，也有少量江西、宁波、陕西药商来此贸易。

商业企业管理方面，如何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一些。孔祥毅、张亚兰的《山西票号高效执行力的动力机制》认为高效执行力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分析了山西票号的高效执行力来自动力机制与训育机制。 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以136宗个人样本为依据，对清代晋商在北京的经营活动作出分析，认为晚清北京市场容量不但未能扩大，还有萎缩之势，无法消化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

商业资本是商铺能否正常经营的关键因素，1949年后对此开展探究较早的当属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此为1949年年初探究明清商业资本之力著。傅先生从商人和商业资本的角度，对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市民经济、原始积累、雇佣劳动等颇有研究。有关商业资本及其来源之研究也渐入学者的视野，诸如日本学者藤井宏及国内学者傅衣凌、李瑚、罗一星、钞晓鸿、封越健等发表了一批颇具代表性的成果。 不过，上述成果多限于近代以前商业资本来源之探究，关于近代商业资本的研究亦现一批较丰硕成果，如吴承明《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将旧中国的民族商业资本，按性质分为多带有买办性和多带有封建性两大类，带买办性的商业资本也附具民族性，民族商业资本对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亦起诸多作用。 张寿彭《试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产生与特点》认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商业中带有买办性的新式商业，其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使得其控制和支配民族工业是主要的，因而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对此，有学者持反对意见，如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商业的产生》认为“开埠后新出现的洋布、华洋杂货，五金商业和从事出口贸易的丝茶行栈，都已是资本主义关系的近代商业，并非买办性质” 。再如，朱英《近代中国民族商业资本的发展特点与影响》与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亦认为在鸦片战争后传统商业即陆续具有资本主义性质 。有关近代北京商业资本研究因资料所限，成果不多。吴承明《从一家商店看商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以北京瑞蚨祥绸缎店为例，剖析了其资本积累与运作形态，认为“1927年前后瑞蚨祥由盛转衰，其资本积累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加速” 。

与商业资本关系密切的账簿制度研究也有进展，如刘秋根、郭兆斌《清代前期龙门账簿记报告编制方法研究》指出山西商人龙门账簿报告实际皆采用“进—缴”和“存—该”二轨结算法，四柱账法转变为龙门账与商铺经营权及所有权之分离有关联 。王菱菱、王中良《清代晋商典当业会计账簿组织探析》 分析了晋商典当业账簿之类别、记账方法、规则与特点等。李真真、潘晟《晚清华北乡村商业经营及相关问题》认为此盘存单“显示了晚清华北小本经营的商铺发展模式与货币行用及会计知识发展问题” 。董乾坤《民国以来账簿研究的三种取向》 指出学界账簿研究形成三种取向，即从会计学、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对账簿本身及相关问题进行探析。王文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有关账簿研究的综述》 认为研究账簿问题，各地学者需进一步合作与交流。

关于商铺管理中的人力资本制度问题。近年来，晋商对票号等商铺的经营管理中的人力股（即人力资本的早期形式）制度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其一致认为票号中实行的人力股制度能将职工利益与企业经营效益紧密相连，大大激励了票号员工之工作热情，并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陈争平《试论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发展史上的“大生”模式》认为人力股制度是“将职员经营劳动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的一种激励方式，是适应当时最稀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企业经营者的创新能力的一种反映，在中国有较长久的传统，有其内在合理性” 。而吴承明《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则认为在西北和华北某些区域盛行的“人力股”“身股”等制度是“资本家用种种方法引诱或者强迫职工加入的，带有很大的落后性和封建性”。

作为商铺组织的商会、同业公会研究也有所进展。马敏、朱英《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 论述了近代新式工商组织商会与传统行会的诸多差异。彭南生《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 则从成员构成、经济功能、活动机制等方面梳理了同业公会与旧式行会之不同。此外，虞和平《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胡光明《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则考察了通商大埠商会的发展情况 。马敏、朱英、虞和平等其他成果，则从上海、苏州或全国性商会的角度，并将其放于中国早期近代化框架中探究民间社会与国家之互动关系 。北京商会、同业公会研究方面，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认为清末民初一些行业的同业公会组织是由封建行会组织转化来的 。彭泽益《民国时期北京的手工业和工商同业公会》考察了民国北京同业公会的历史情况与主要特点，认为同业公会是转化中的行会变种 。刘娟《近代北京的商会》则对近代北京商会的性质、兴起、规模与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商会应该说是1914年以后的京师总商会” 。另，在商会史研究方法方面，朱英《近代商会史研究的缘起、发展及其理论与方法运用》指出“商会研究的拓展深化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史观指导下不断进行创新，同时也应避免在借用当今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出现生搬硬套与削足适履的偏差” 。

与商铺联系密切的商帮及地区商人研究，硕果累累，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兴衰历程、经营管理、商业资本、商帮文化、商人团体、商帮与区域社会等。晋商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者们主要探究其发展脉络、经营有道与历史作用影响等问题，主要著作有史若民《票商兴衰史》、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等 。进入21世纪以来，晋商研究迅猛趋于纵深发展。刘建生等据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之理论分析明清晋商的信用制度安排，燕红忠则透过晋商研究反思现代经济出现的问题。

徽商方面，开山之作当属傅衣凌《明代徽商考》 。20世纪80年代后，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在学界影响巨大，致使徽商研究飞速发展。张海鹏、王廷元、王世华、唐力行与王振忠等 系统地探析了徽商兴衰及其历史作用。其他地域商帮研究也有进展，代表作如方志远《明清江右商帮》、范金民《洞庭商帮》、李刚《陕西商帮史》、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林树建《宁波商帮》、黄启臣《明清广东商人》等 。诸研究中，张海鹏等主编《中国十大商帮》涵盖较全，影响颇大 。商帮间的比较研究，如陈梅龙等《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杜正贞《浙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彭南生等《同籍专业化模式的演变及其差异——基于潮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等拓宽了比较研究的视野，但对各商帮的全方位整体比较力度不够。 此外，商帮综述研究如孙善根、温跃卫《近代宁波商帮文献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述评》认为宁波商帮研究历经起始、外热内冷与复兴三阶段，虽有诸多成绩，但实际仍在低水平徘徊。

不过，有关冀州商人的专门研究备受冷落，直到21世纪方有一定进展。张重艳的《河北省“九州之首——冀州”》 全面介绍了有关冀州商人的研究成果。陈旭霞《冀州商帮文化的当代诠释》与孙建刚、冯小红《“冀州帮”及其商业文化特征述论》 分别概括了冀州商的三大优秀特质及四大特征。杨学新、史佳《冀县商人与保定近代商业》论述了近代保定的冀州商人的商业经营和管理传统，有力地促进了保定商业的发展。 此外，戴建兵《冀商研究浅议》 与孙宏滨《发展契机与成长环境——冀商与其他商帮的比较研究》 皆将冀商与晋商、徽商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冀商的不足与未兴起之因，非常有见地。

国外有关北京史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商业史方面却寥寥。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认为同乡共籍的传统纽带在商人外出经商营利的活动中作用巨大。书中诸如《清初的行会》，大量引用了北京会馆和同业公会等史料来说明行会的特征及其在城市社会中的作用。 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分析了北京20世纪前30年开始向近代化转变的艰苦历程 。这些研究虽并不与商铺研究直接相关，但某些内容如城市建设规划、社会状况等也对商铺营业有所影响，其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对本书写作也有所启发。此外，还有一些调查资料，价值非常大，如甘博《北京社会调查》 对20世纪早期的北京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包括历史、地理、人口、政治、卫生、教育、经济、生活、社会问题等。步济时《北京的行会》对北京42个行会的成员、组织、集会、财务、功能进行了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以笔者目力所及，国外有关中国商铺史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但与商铺有关的商人、商帮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如日本学者对徽商、晋商的研究，徽商研究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臼井佐知子《徽州商人的研究》 为代表，晋商研究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 为代表。此外，美国学者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借鉴吸收了人类学的族群分析理论，对“苏北人”迁入与适应上海生活进行了动态分析 ；美国学者顾德曼《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与社会关系网络》运用社会网络理论方法，对南京政府时的中国同乡网络进行了分析 。这些有助于笔者探究五金商人如何融入北京及如何建构同乡网络等问题。美国学者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运用心态史方法，对清末汉口民众的集体心理变迁过程，从历史深层挖掘叙述的突破口 ，对五金商人的研究也有很大启发。

综观20世纪以来商铺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学界对经营管理、商铺资本、人力资本、商人、商会或同业公会、行业发展与变迁、铺户户籍等方面的研究可谓成绩喜人，体现了严肃认真的学术作风与探索进取的学术品格。但毋庸讳言，由于多方面的限制与影响，这些成果仍存缺憾，主要有三。

其一，格局分布不太合理。从时段上看，学者们的视线多集中于明、清两代（尤其是晚清）。研究商铺经营管理的多侧重于明清时期，而专于商会史研究的则多侧重于晚清。民国时期商铺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从空间上看，研究者多聚焦于几个特定区域，如苏州、上海、天津、广东、武汉等，且多注重晚清或以前，有关民国北京的研究则十分薄弱，与其长期处于都城的地位很不相称。

其二，微观考察过于欠缺。研究商铺必不能离开对某个行业甚或某个商铺的微观考察，但学者们似乎对于行业或商铺个案的分析甚弱。除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对企业史研究所作努力外，其他年份或省份几乎忽视了这个领域。北京方面除《北京瑞蚨祥》论述较翔实外，他如粮食、燃料、饭馆等行业的研究仍属笼统，这之外的行业或商铺的微观研究几为空白。

其三，在资料运用方面，对丰富的档案史料的利用还十分欠缺，对与商铺管理经营联系最为紧密的账本档案的利用尤显不足。一些近代商业史著作采用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与其他学者整理的资料，自己查阅的一手资料颇少。如能搜集整理并利用一些尚未公开出版或未被利用的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相信会为北京商业史研究倍添光彩。 ASRi6LfErrFq8Lrfa2FBmHJh048euR+yib/KkY5H0RcAV0UdxEPNQZUbkvDkYDY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