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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很多，那我们为何要选择小小的行业商铺进行研究？为何选择北京这一地域的商铺？北京那么多商铺，为何非要选择五金商铺？又为何选取以1914—1940年这一特定时段为中心？有哪些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诸如此类问题，皆应在此部分逐个解决。
一般而言，商业是社会经济总体得以正常运转的必然要素，是联结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这样，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成为社会再生产赖以维持和扩大的前提和关键。
这当中，商铺的作用不容忽视，它是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是市场交易得以完成的主要载体与阵地，是城市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商铺从其诞生起就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在人类社会，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行政官员，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此外，身上用的衣帽、鞋袜，以及家中用具桌、椅、箱、柜等百货杂物都需要到店铺购买”。
此言虽有点绝对，但明确了商铺与民众生活联系之紧密。因百姓虽然也可到集市、庙会购买日常所需，但集市、庙会并非每天都有，远不如天天照常营业的商铺给居民提供的日常服务方便与及时。商铺一般有铺面房、牌号等标志，大都注重信誉，其诚信经营，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等经营之道，是对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精华部分的继承与延续，是实践与弘扬中国传统诚信文化的主要平台之一，商铺的这种传统经营之道至今仍可视为一种财富。商铺的慈善、捐助、热心公益等行为无疑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挥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对某一或某类商铺进行系统研究，从中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找出一些规律性认识，不仅有助于对上述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可为当今社会商业企业存在的某些问题（诚信、欺客、伪劣货品等）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对此，吴承明先生曾意味深长地指出“百年遭遇，都给我们留下足迹；研究其成败得失，以至一厂一店的经验，正是近代经济史的任务”。
看来，商铺史，确有研究必要。
由于传统中国贱商轻商理念的长期延续，对历史上的商人、商业活动缺少系统完整的记述，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件憾事，近代亦未有根本转变，对帝都北京而言，尤其如此。北京是数朝古都，长期处于国家政治文化发展的中心，其经济发展与这种政治优势休戚相关，“有其不可忽视之价值”。
因为北京作为“国内有数之大消费城市，盖全市拥有百七十万市民以及数以万计之军队、宪及外侨，且一般生活素尚舒适，惯习相沿，消费之大为全国所罕见”
。这就为商铺的存在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样，北京城市的特性决定了对北京商铺问题的研究显得非常有必要，不过，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北京是著名的消费都市，商铺众多，那为何以五金商铺为研究对象呢？这主要由于五金商铺与以销售鞋帽服装、食品饮料、书籍报刊等日常消费品为主的普通商铺不同
，其销售的主要是生产材料与零配件，“大者如有关国家盛衰之国防军备，交通器具，机械工种；小者如吾人日用所需之门窗户牖，烹调器皿，铁丝钉头，无不赖此以成”
。五金商铺所经营商品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北京众多行业商铺中的独特地位与角色，因其与北京城市基础建设、交通运输及工业发展的近代化进程的关系较为密切。五金商铺的销售对象也不同于其他行业商铺，据1932年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载：“五金货品之行销，以各铁工厂为多，他如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铁路及各工厂、各建筑工程，亦多需用五金材料。……至小五金之属，工匠商民类皆购用，销路颇宽。”
此外，随着北京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对五金的需求较为旺盛，据1934年有关统计，北京“舶来品之输入以布匹、棉纱等纺织品占第一，五金机械次之，化学料品更次之，他若米面、煤油、纸张、文具、糖、海味、烟草、钟表等亦占重要”。
这表明，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五金商品位居洋货进口总量的第二位，仅次于布匹、棉纱等纺织品，说明当时北京对五金商品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可观的。同时，北京五金商铺的专业性不如天津、上海五金行那样强，除售卖五金类生产资料外，还销售一些与民众日常生活有关的生活用品，如煤油、纸烟卷、火柴、洋皂等。这意味着五金商铺能否正常、正当地营业，不仅关系到民众的日常所需，更重要的是，它还与北京城市基础建设、交通运输及工业发展的近代化进程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五金商铺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不仅仅是对这一类商铺本身问题的研究，而且也是透过它来洞悉北京城市近代化轨迹的一独具特色的视角。
之所以选取以1914—1940年这一时段，主要是由于笔者至今所见北京地区比较明确出现五金行一词是在1914年，而1940年则是五金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来自国外的五金商品逐渐减少，致使国内五金价格大涨，遂繁荣起来。据历年五金商铺数量、从业人数统计表
显示，从商铺总数看，1914—1918年33个，1935年52个，到1940年增至77个，依次增长了57.58%、75.75%，其中，1940年比1914年增长了133%之多。另据1932—1938年北京五金商铺店员人数、商铺个数变动统计
，店员总人数基本是逐年增加的，1933年469人，到1938年增至631人，后者比前者增加了162人，增长率约为35%。因无1940年的店员人数统计，由于店铺数量最多，可推测其店员人数不会少于1938年。这表明商铺的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到1940年达到一高峰期（另见本书第一、四章）。其原因是北京一带被日军占领后，重建工作需要五金货品甚多。此种情况在天津、上海同样存在，如“天津帮”因“华北遭到战争的破坏之后，建设工作遂渐开展，五金制品就大为需要”。
上海五金业亦如此，其“繁荣是从1939年开始，在1940年的时候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这说明，1940年同是北京、天津与上海五金业的发展高峰期。
此外，1914—1940年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与日伪统治前期三个阶段，即五金商铺的成长环境较为复杂，且正好关联着两次世界大战，五金商品的特性决定其受战争环境影响较大。因此，选此时段，总结各阶段的特点、规律，进而认清其发展脉络，并与此前或之后、本业或他业商铺的对比，同时可与以往对此时段的传统认识进行对比，从而全方位呈现五金商铺曲折发展的复杂面相，并深化对民国北京社会经济与城市近代化建设，及其与京津冀发展之关系的认识。
对北京五金商铺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可丰富与深化对民国社会经济史的认识。对此时段（尤其是1920—1937年）商业史的传统认识有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民族资本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支配民族工业为自己服务，因而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民族工业不能够控制市场，为了与外国商品竞争，他们不但需要分给商业资本以较高的利润，还必须把自己一部分资金让给商人使用，遂造成商业大量地占用工业的资金，工业生产依赖于高利贷借款的局面。
然而，这两种现象恰在北京五金业很少存在，起码这些传统看法在北京五金商铺身上是有些不适合的。其一，五金商铺的发展并非是靠“控制和支配民族工业为自己服务”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其自身不断随时代嬗变所致。通过对1914—1940年北京五金商铺相关问题进行的系统梳理，我们认为北京五金商铺多由以前的铁铺、铜铺、磁铁铺等转化而来，在民国前期已基本转变为具备民族资本主义商业性质的新式行业商铺，尽管还因袭一些传统的东西，但因袭的有些正是中国传统经营中的精华部分，不仅没有完全阻碍商铺的正常发展，反而在内外恶劣的经营环境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五金商铺为生存与发展，还因时随势地进行革新，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营理念与策略，不断调整自己，改变以往一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旧的东西，以使自己在新的发展环境中灵活应对。正是这种因袭与革新，致使五金商铺在此时段中获得了一定发展，尽管有曲折，并不顺利，但终未败下阵来。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当时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一些商铺能顽强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发展，起码在经营管理的生存理念、左右逢源的生存方略方面是发展的。其二，由于五金行80%—95%的商品来自国外进口
，这样，五金行不仅很少占用本市或本国工厂资金，反而因赊销给北京当地工厂五金材料、零配件等而使这些工厂占用五金商铺的资金；并且工厂在偿还欠款时还可以其所产商品冲抵所欠五金商铺的货款，实际上这又是变相地卖给五金商铺部分国产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当地工厂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销售生产资料为主的五金商铺的发展，与上述对民族商业的传统认识有一些不同。正如董少臣先生所说：五金业的发展“影响到其他一些行业，如建筑营造业、交通运输业、小手工业以至农村小生产者的发展”，对“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是不无影响的”。
其次，对北京城市史研究而言，商铺是展示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全貌及城市形象的基本窗口之一，不仅能繁荣社会经济，同时也能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商铺史研究又是城市史研究的一必要组成部分。
1914—1940年对北京来说是一段不太平的时期，政权的频繁更迭，军阀混战时有发生，1926年直鲁军用票的大量发行，1928年国都南迁，“九·一八”事变东北难民大批入京，同时还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继而是日伪统治北京，这不仅对商铺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而且对民众生活及整个社会经济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政府政策的实施。此时段北京商铺的发展极不顺利，尤其是国都南迁之后，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发展，到1936年、1937年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即使是1940年前后的抗战时期有些行业商铺也获得了一定发展。当然，这并非美化日伪统治，而是说民族商铺生命力的顽强，这当然与这些商铺随着时代与形势的变化能灵活地因袭与革新有关，五金商铺即是如此。因此，通过揭示五金商铺变与不变的一般规律及其成因，进而厘清其与北京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发现五金商铺本身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且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管窥北京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的历程，诸如人们生活消费习俗的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城市建设的发展，火车、汽车、自来水、电灯、电话等新式商品的应用及影响等，从而丰富对北京城市史的认识，则显得非常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总之，笔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特别关注商铺治理及其文化，突破既往人力股制度为晋商独有、商业阻碍工业发展、普通店员与学徒生活困难及备受东家欺压等传统看法，抛砖引玉，大大拓展了商铺史研究的视野，共同推动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并为我们客观了解近代北京社会、经济及城市近代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最后，在倡导诚信经营，优化和净化商业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今天，对北京五金商铺的全面研究，可从过去商业的兴衰成败中，总结五金商人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及其商业文化，继承和弘扬其精神，为当下商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借鉴，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同时，民国北京五金商人中的冀州人在一定范围内架起了京津冀人口流动及资源共享的桥梁，实现了三地融合、互通与共赢，这为理解当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了一历史视角。
通过对以往学术界的考察（见学术回顾部分），发现除研究票号外，对其他领域商铺的研究甚为薄弱。至于对北京商铺的个案研究，除《北京瑞蚨祥》较为翔实外，其他如对同仁堂等少数商铺只是进行了概括性介绍，没能进行定量、系统的分析，更没能和当时的北京社会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可以说迄今为止，北京商铺史还是一个少有学者涉足的学术空白区，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而对1914—1940年五金商铺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究，既能弥补这些缺憾，亦能填补某些学术空白；不仅能拓宽对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视野，亦能深化对北京城市史的认识。同时，其成功的管理经营经验与教训，对今天北京私营商业企业的改革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