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卢忠民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指导的博士生，距今已十余年，其博士论文经多年修改、补充与完善，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业已圆满完成，即将付梓，来电请予作序，欣然应允。原因有三：其一，这是卢忠民凝聚了多年心血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现在终于付梓，作为其师，深感高兴，也有义务就此略谈一二；其二，他学术上踏实肯干，筚路蓝缕，成为利用账簿档案进行相关历史研究的探索者之一；其三，在当前浮躁喧嚣、功利性倾向日趋严重，甚至学术不断被掺水的大环境下，他仍能独坐电脑前，不停地敲打键盘，悉心整理核对着账簿史料，热衷于踏踏实实地进行历史研究，掀开那无人问津的历史画卷，让一个史学从业者感到欣慰。

北京五金商铺研究，属于商业史研究。商业史是商业发展史、商人史、商业政策史、商业思想史的综合，其中又以研究商业发展史以及从事商业的商人、商帮史为主流。然而，由于传统中国以商业为末业，贱商轻商的理念与习俗长期延续，有关历史上的商业行业的发展及商人、商帮等均缺少系统完整的记述，时至民国，亦未有实质性改观，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件憾事。21世纪以来，商业史研究蓬勃发展，如何从过去的商业兴衰成败中获得历史借鉴，为当下商业实践服务，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作为千年古都的北京，各地商人云集于此，其近现代商业发展如何，无疑是北京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商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虽然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与商铺经常接触，但对商铺的历史、商铺与人们生活之间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并非十分清楚。就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如果说学者对古代商铺还有一些探讨并取得相应成果的话，那么对近代商铺的关注却显得极为不足。而该书关于五金商铺的研究，则为我们客观了解北京近代社会经济提供了一重要视角，因为其经营的五金等生活用品、生产材料与零配件，与民众日常生活、城市基础建设、交通运输及工业近代化进程关系密切。因此，该书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且对于当前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优秀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亦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通读书稿，感觉卢忠民历经多年艰辛完成的这部著作，不仅做到了问题意识与研究理路的自觉，且史料扎实，论证充分。作为该著的第一读者，兹将感受述于下。

其一，卢忠民注重资料的搜集，尤其是有关商铺的档案资料，抄录、复印了大量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原始档案，特别是账簿档案（藏量1480余册），并在国图、首图及人大等图书馆查寻了许多晚清、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珍贵资料。此外，他还通过实地走访京津五金商铺之后人，获取一些民间口述资料，使此书的实证更具说服力。卢忠民在写作中用力颇勤，根据账本资料自制各类数字表格多达80余个。这些图表与其文字表述，互为补充，有助于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能做到这些，实属不易：一是商铺史很少有人涉足，可供借鉴的成果颇少；二是资料零散，收集难度大，尤其对大量账簿资料的抄录、统计与解读，并分析、提炼隐藏其中的历史信息，是个颇有难度且相当繁重的工作；此外，已出版的零星口述史料以及他通过实地走访获取的口述史料，亦存鉴别真伪、慎重选用的困难。原始档案史料，尤其是学界尚未用过的一手商业账簿的运用，使数据计量与定量分析研究更加精确化、具体化，避免空洞无物的叙述与主观臆断，弥补了经济史学界进行微观研究中计量分析不够细致之不足，是为该书亮点之一。

其二，卢忠民从北京五金商铺的行业与同业公会形成入手，重点对商铺从业人员构成、管理与经营制度进行研究，进而对商铺利润、员工收支与生活进行深入探讨与剖析，最后归纳出五金商铺五大特色，并将其置于京津冀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下进行多角度研究，此皆为商铺运行及其与地方互动的关键环节，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见解。比如商铺管理方面，该书侧重于学徒制与人力股制度上，卢忠民通过广泛查阅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尤其是北京五金店铺的账簿，发现了人力股制度是商铺人事管理与激励制度方面的一重要而关键性制度。人力股，亦称身力股、身股，晋商学者多有提及，但专门进行学术研究的尚少。卢忠民认为北京五金商铺中也实行人力股制度，并有一定创新（人力股份无“全份”1分的上限、故身股可由子女继承、人力股份增幅弹性大等），并非山西票号所独家使用的激励机制。他进而指出，北京五金商人比晋商更注重落实以人为本、平衡劳资双方物质利益等先进理念。该书对人力股制度的专门研究，不仅突破了以往学界的传统认识，且对当今我国工商业发展动力与人事管理等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商铺经营方面，卢忠民将研究重点放在赊销、联号经营及其经验教训等方面。众所周知，赊销，是不同于现款交易的一信用方式，对赊出方而言，存在要账难、呆账与收账纷争多等风险。卢忠民依据对五金账簿资料的仔细梳理与研究发现，传统观点所称“中国民族商业资本因占用工业发展资金，所以压制和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的现象，恰在北京五金行很少存在。他指出，其原因是“五金行80%—95%的商品来自国外进口，这样，五金行不仅很少占用本市或本国工厂资金，反而因赊销给北京当地工厂五金材料、零配件等而使这些工厂占用五金商铺的资金”。此种认识，有理有据，符合五金行业特点，颇具新意。同时，当今人们司空见惯的商界连锁店，在民国北京五金行也同样存在，只是相关研究尚少。卢忠民通过对各五金商号的比对，认为当时的联号与连号、支号皆属同一概念，进而指出：万和成及其联号既非近代企业集团，亦非以家族为依托的“联号企业”，而是地缘性较强的独资或合股企业，但这并未阻碍其发展。卢忠民从纷杂浩繁的账本中提炼出此等观点，揭示了企业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进行制度安排。

利润与利润率是研究商铺无法回避的一重要问题。卢忠民通过对大量五金账簿数据的梳理与研究，得出一些较新颖的结论，但他并未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将其与北京房产业利润进行对比，认为北平五金业平均利润率要高于房产年平均利润。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抗战开始后人们还要倾向于投资房产，而不投资于五金生产呢？为解此谜，他查阅了大量史料，总结出两大原因：房产属不动产，在乱世，投资与收益更为稳定；北京商人思想较为保守，战乱时期，即使房产利润不高，人们一般也选择买房出租，而不是冒险投资其他行业。此结论为我们洞悉当时北京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面相提供了另一视角。与商铺利润紧密相连的，是员工收支与生活，同样是商铺研究不能绕过的问题。卢忠民从大量账簿中获取诸多员工的收支数据，并加以分析研判，对以往传统观点所称民国商铺普通店员、学徒等生活困难、处境恶劣、备受东家欺压等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北京五金商号中，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东家、掌柜或经理也并非与铺内其他从业人员是赤裸裸的压迫关系。他进而指出，在诸多规模相对不是很大的五金商铺中，由于各从业人员之间基本是亲戚或老乡关系，属于熟人社会，相互之间了解，认同感强，尤其那些有人力股的从业人员以铺为家，与东家、掌柜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此类商铺从业人员的日常生活也相对舒适，日常花费相对宽松。该书得此结论，是基于扎实的史料，绝非空穴来风，使读者耳目一新，这有助于我们对民国北京社会生活史的进一步认识。总之，卢忠民抓住了商铺研究的核心与关键问题，从零碎杂乱的账簿中，挖掘提炼出如此多的新颖观点，并成体系，亦可谓该著研究之一亮点。

其三，该书着眼于全局，将北京五金商铺与冀州商帮联系起来，并将其置于京津冀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大环境下进行透视研究，指出旧中国北京社会大环境与五金商铺之间相互影响，一方面，前者对后者发展有消极与积极双重影响，既有动力亦有阻力，有时又相互交织；另一方面，后者对北京工商业发展、城市基础建设与市民生活观念更新之积极作用，是在京他业商铺所不能替代的。这一辩证认识，使此研究的意义愈加明显。不仅如此，该著还大力挖掘史界很少关注的五金商铺商业文化，可为当下商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借鉴；同时，卢忠民还指出：民国北京五金商人中的冀州人在京津冀人口流动及资源共享中起到了桥梁作用，促使三地实现了融合、互通与共赢，这为理解当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供了一历史视角。此皆又体现了研史为现实服务之思想。总之，该书把行业商铺研究与区域社会经济近代化研究结合起来，实现了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结合，并秉持研史服务现实之理念，为日后学界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参照。

不过，还应当看到，商铺史等经济史研究，仍是一个较为前沿与复杂的课题，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的解读与深入探讨，比如，地区间同业商铺之异同与各自特色、生存之道等，尤其需要更新、更直接的一手资料发掘与研究方法创新。学术研究的生命就在于创新，一个优秀学者最重要的能力，即是从看似平常的历史现象中，找寻和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社会联系与规律。学无止境，身为其师，衷心希望他能继续努力，以此著为新起点，不断创新，百尺竿头，远离喧闹与浮躁，守护一份安静与冷思的学术乐园！

陈桦
2021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