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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节知，北京五金同业公会由同业各家自保互利与协调组织，会员来自全国各地，只是皆在京经营五金生意，其中直隶冀州籍会员较多，久而久之，于是形成冀州五金商帮这一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体现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是“用来刻画具有社会属性的直接或间接连接的各种关系网络，是人类的社会关系链接集合，如友谊关系、同事关系、信息交换关系等，其结构特性包括互惠性、复杂性、正式性、交互性、同质性、地理分散性、方向性，且具备一定的关系情感等八个方面”。
笔者与诸多中外学者一样，对此比较认同。北京五金同业公会及冀州帮同人间，实际上，经过多年往来，基于同业、同事、同乡等关系，皆结成较为固定的社会网络，其结果，就是互助、互惠并夹带某种关系情感等。这种情感，实质上也正是心态认同。当然，彼此认同的心态，使个体内在的看不到的思想、精神与外在的行为、态度等密切结合在一起，又加固了上述社会网络。
“商”在近代是个涵盖极广的概念，实际上包括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即工商皆为商。
商帮是指某客籍商人以地缘为主，以血缘和业缘为纽带组成的商人群体。冀州人以善于经商著称，足迹遍华夏，尤以近代旅居京津的冀州商人为多，遂形成冀州商帮。据王槐荫、刘续亭二先生讲，冀州，“从狭义的范围说，是指明朝设置的，至清雍正二年（1724）又改为直隶省的冀州，辖今冀县、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六县；从广义的范围说，除上述六县外，还包括深州及其所属各县，即深县、武强、饶阳、安平、束鹿。故又称为深、冀州帮”。
为便于叙述与直观理解，我们采用其狭义范围的冀州释义，即冀州帮之来源并非只指冀县，还包括清代冀州所辖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五县商人。
冀州帮与京帮，在民国时期，对京津一带的冀州人而言，系同一概念，往往是混称的，尤其在天津的钱业和五金业中。这是由于冀州一带的人先在北京从事这两个行业，而后在天津设立分号，所以称京帮，也称冀州帮。
为便于叙述，我们直接将京津一带的冀州商人统称为冀州帮。
冀州商帮从事的主要行业颇多，北京冀州帮主要从事五金业、铜铁锡品业、书业、古玩业、老羊皮货业、细皮毛业、新旧木器业、布业等行业；天津冀州帮则多从事五金业、皮货业、磁业、绳麻业、玻璃镜业、南纸书业等行业。如此多的行业由冀州人经营或操纵，足以称为一帮。其中，五金商帮只是冀州商帮之一行业分支，且京津两地的冀州五金商人同属一帮。
在北京五金业中，冀州商人开设最早的一家，据目前笔者所见资料，当属咸丰九年（1859）开设的万和成铁铺。随着万和成的发展，其联号遍布京津冀及包头、大连、上海等地。北京早期冀州帮的字号大都带有“万”字，如万丰泰、万庆和、万和成、万庆成等。天津开埠后，“许多原来在北京经营的商号，也纷纷来津设立分号，如钱业的聚义、全聚厚、永增合，五金业的‘万’字号等。”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北京万丰泰五金行在天津设立分号，天津才出现了由冀州人开设的五金商号。据王槐荫回忆，天津冀州帮中最早的一户——万丰泰五金行，是与天津帮中最早的一户——聚兴成五金行同在1884年开业，但以后的20年中，并没有什么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两年，冀州帮才有三益泰、开泰祥、同发祥、峻源永几家五金行陆续开业，经营的商品以大五金为主。至20世纪30年代业务日益兴隆，在天津大五金行业中，冀州帮的资金已占全部资金的50%。可见，冀州帮之所以形成为帮，是在1900年以后，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遂形成为冀州帮。
天津的冀州帮以“三泰二祥”（即万丰泰、三益泰、万庆泰、开泰祥、同发祥等）地位较为突出，其中万丰泰资金雄厚，被尊为五金行业冀州帮的创始人。
万丰泰在1923—1924年一年间盈利即达10万余两，居冀州帮五金行业中之首，且由于其经营上的特殊条件，在日本有驻庄，对有色金属制品已达到垄断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冀州帮的形成，尽管从时间上晚于广东、宁波、山西各帮，但从其后来的发展看，所涉及的行业及开设的家数则超过上述各帮。在一些行业中，有的从一开始即占一定优势，如瓷器、货栈；有的是起初不多而后来居上，如钱业、五金；有的是一开始即能与其他帮相抗衡，如颜料、玻璃；有的虽户数不多，但在行业中比较突出，如生生线毯厂、宏中酱油厂。
这也是冀州帮不同于其他客帮之特色之一，因为他们最初多半是由于生活所迫而来京津谋生，本身并无多少资金，根本谈不上投资什么买卖，与晋商、徽商、宁波商、鲁商等皆无法相比，即使有些后来在某些行业中成为大户，也多是由小商小贩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
因此，冀州帮之创业精神、吃苦耐劳与拼搏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其形成之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冀州一带人多地少，农业不能自给
近代中国由于土地多是集中于地主之手，一般农民并无多少土地，有的甚至无地，所以人多地少现象非常普遍，遂造成劳动力过剩，收入颇低。这在冀南，甚至华北平原应该是个普遍现象，冀州一带也不例外。冀县在河北（或直隶）省南部，位于京汉、津浦两铁路之间，有滏阳河通达天津。该县可耕地不足90万亩，每人平均2亩余，“农稔之年尚可支持生活”。
这意味着，由于地少人多，冀县农民非丰收年景就难以维持生活。事实上，由于天灾及战乱，近代冀州一带的丰收年景并不多，农民收入十分微薄，据1922年戴尔仁对河北、安徽、江苏、浙江等9个县的调查，农户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的约占45%，其中以河北冀县、唐县、遵化、邯郸4县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的比例数最高，约为62%。
这表明冀县农民收入在河北省居于较低之列。于是，冀县农民为生存与摆脱贫困，人们纷纷外出寻求生路，有的经商，有的学艺，当然，他们的首选是京津2地。北京万丰泰五金行的创始人李德合（枣强人）“穷苦人家出身，创立五金行也是让穷逼出来的”。
著名书商雷梦水（冀县人），1936年15岁时高小肄业，即因“家庭生活艰难，投舅父孙殿起为师，于北京琉璃厂通学斋书店学业”。
他如妇孺皆知的北京全聚德烤鸭店的创始人杨全仁（冀县人）、天津金鸡牌鞋油的创立者傅秀山（冀县人）以及我国第一个肥皂厂和第一个独资搪瓷厂的创建者史东初（冀县人）最初皆因家贫或连年水旱，生活维艰，而分别去京津闯荡而后才出名的。
此等事例不胜枚举，据民国陈劭南统计，仅冀县人在北京经商的不下4万人，在天津营商者，亦有两万余人，他认为“这实在是冀县农业不能自给的原故”。
2.冀州人有外出经商之传统
由于冀州一带人多地少，很早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至清朝中晚期，各地已经出现经营有道的“冀州帮”
，其中尤以冀县人善商。民国《河北通志稿》云：“河北诸县，惟冀人为善经商，通计中国土地之广，无一处无冀人坐贾其间。”
另据民国《冀县新乡土教科书》载：“冀县僻邑也，无富商大贾，而在外营商者颇多。近者京、津、保，远者江苏、奉天、库伦，几于全国二十二行省，无一处无冀人之行踪。”
这种热衷于外出经商赚活钱之风，应该说是近代冀州社会的一大传统。当地衡量人也以能否经商赚钱为标准，于是男孩十五六岁就离家外出学徒、做买卖成为常事。
上述冀州人的经商传统也可在其村名中见一斑，如冀州的一铺村、二铺村、三铺村、贾村、纸坊头村、李瓦窑村、黄瓦窑村等皆以与工商业密切相关的字眼命名即为明证。
3.京津发展对冀州人的吸引
北京为古都，谋生之路颇多，历来是各地民众向往之地，当然冀州人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贫困交加，遭受天灾人祸之时，由于冀州距北京较近，加之交通较为便利，所以北京成为冀州人求生避难发家的首选之地。如家境非常贫困的枣强人李德合，在枣强当地谋生不易，朋友就曾劝他：“上京城吧！听人说那里是养穷人的好地方。京城人多，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有本钱做大买卖，本钱少做小买卖，就是要饭吃也比咱家里强的多。还有些慈善人家年年开粥场放粥，发放棉衣。就是不要饭吃，去捡破烂，也能捡上吃了，有的还能发了财。”
事实确实如此，李德合后来成为京津二地赫赫有名的万丰泰五金行的创始人就是一例。他如钱业、旧书业、布业、地毯业和皮毛业等亦多由冀州一带人经营。
晚清天津开埠，尤其是津浦铁路通车后，该地迅速崛起并一跃成为北方商贸中心。如天津口岸在华北六港进出口贸易总值中所占比重，均在55.5%—67.9%，典型年份的平均值亦在60.4%以上。京冀遂成为天津口岸居于首位的洋土货输入输出的最大市场和货源基地。
这样，天津给人们提供的谋生之道较之北京更为宽广，在此强大吸引下，冀州一带百姓逐渐转向天津发展。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冀州帮原在北京与冀州当地的大商号纷纷来津开设分号，如在京冀州人所营五金业的“万”字号，“钱业的聚义、全聚厚、永增合等”
；又如南宫庆成恒棉布庄总店于光绪初年（1875年前后）来天津设立分号，不论是早期的土布外销还是后来的洋布内运，都以天津分号为枢纽。
一些在北京冀州帮商号的学徒出号后也有不少人到天津开新店，他们最初从事五金、铸铁、货栈、瓷器、藤竹货等，以后逐渐发展到钱业、颜料、玻璃、棉花栈、茶叶、文具、旧书等业。至30年代前后，冀州帮在天津工商业中已有一定的声势。
值得一提的是，冀州帮充当了京津冀某些行业密切联系的纽带。
4.三缘关系成为凝聚冀州人的纽带
在传统中国，人总是由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外出经商、学生意一般都离不开投亲、奔友、找乡邻。而人以乡聚，同乡互助，又是热爱乡土的一种朴素感情的体现，明清时期的许多商业团体都是以同乡关系为纽带组合起来的，某些行业也被这样的商业团体所左右。
这种现象到近代依然延续，京津两市的五金业多为冀州人所经营就离不开乡缘这一纽带，琉璃厂的书业、古玩业多为冀州人所营亦是如此。1955年北京五金同业公会对259名从业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与资方是同乡关系的有204人，亲戚关系的有37人，朋友关系的17人，师生关系的1人，间接介绍的无，其中，同乡关系的最多，占总人数的79%，亲戚关系的占近15%。
这表明，因同乡关系入五金行当学徒的最为普遍，其他各种关系虽然比例偏小，但与资方也是非亲即故，于是造成了商铺所招学徒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清末民国时期，“冀县、衡水等诸县来京者增多，彼此引荐子侄、乡里、亲朋”
，遂使琉璃厂书业、古玩业多为这两地人操纵，到民国时，仅“冀县人在京开设大小书铺的，已达七八十家之多”。
所以出外闯荡找亲朋或老乡成为当地传统与风气，长此以往，各行各业的铺东、掌柜、店员、学徒、工人、厨师、杂役等盘根错节，互相推荐援引，于是越聚越多，遂成为冀州商帮。
5.冀州人重视教育，奠定了外出学徒经商的基础
在近代，经商者，起码应该能识字、会算数。由于冀州人经商的多，他们为了后代传承，所以冀州人普遍十分重视教育。
清乾隆《冀州志》载：冀州人“读书修业，不限贫富”。民国《冀县新乡土教科书》亦云：冀州人“幼而读书，长而经商”。看来，冀州人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去经商，读书、经商到民国时期已成当地顺理成章的习惯。1923年冀县“男女学校，共二百四十余所，学生七千余人，教育之发达倍于义学、社学”。这些新式学校“有省立者，有县立者，有区立者，有私立者”。其中，省立第十四中学的运动场“平坦宽广，冠于津南各县”。
据现健在的老人回忆，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今冀州市南午村镇田村就有20多名大学、中等院校、师范毕业生。
这表明，冀县教育在当时是较为发达的，为人们外出经商或学徒奠定了可靠的知识基础。
综上，在近代人口流动较大的情况下，冀州一带由于地少人多，农业不能自给，于是在经商传统的影响下，在京津发展对外地人的吸引下，以三缘关系为纽带，以外出学徒经商之人有一定知识为凭借，这些因素的融合最终促成冀州商帮在京津的形成并迅速崛起。这意味着“京津冀人口的移动与组合，京津两市冀州商帮的崛起，北京冀州商帮向天津的移动，都使京津冀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共同推动京津冀城市化进程的合力”。
因此，对冀州五金商帮在京形成原因的研究，希望能为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提供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