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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五金业与其他行业一样，能顺应时势，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同业公会。
同业公会主要是为保护本业商人利益及进行产品、信息融通而成立的一团体，其与商会、劝工陈列所等组织一样，是有利于北京商业发展的。但“由于满清政府的长期限制，所以此种组织在清末以前始终未出现。直到1906年随着社会经济变革声音的渐强，京师商务总会的成立才使此情形有所转变。但其性质作用实与明清时期的会馆、公所一样，既非商人的自发组织，亦不能真正保护商人之利益，不过是为官府管理控制商人而设。1914年以后出现的京师总商会应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商会”。
之后，一些行业公会相继建立，不过，新同业公会也因袭了旧行会的某些特征，如地域性和同乡性等。据日本学者对北京商会会员业别和籍贯的调查表明，在北京经商的以河北人最多，依次为山东、山西、浙江、江苏和安徽人。从行业看，多数行业由河北人经营，估衣、米面、白油、猪肉、饭庄和井业以山东人为多，帐业和颜料业以山西人为主。如果进一步以县划分，染业、估衣、细毛皮和布业，多由山东福山、掖县、昌邑人经营；洋货多由山东章邱人经营；纸烟多由河北衡水人经营；钱业、书业多由河北深县、冀县人经营；颜料业多是山西平遥人经营；浴堂业多由河北定兴、涞水、易县人经营。
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新同业公会的地域性和同乡性仍较明显，尽管如此，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商人开放意识的渐强，同业公会毕竟已经不像旧行会那样过分抑制业内竞争与进行市场垄断了。北京五金业作为一新兴行业，其地域性和同乡性特征也较为显著，多由直隶枣强、冀县等冀州人经营，并建立了以冀州人邸占江为主席（从公会成立一直到抗日期间）的五金业同业公会。上述学者显然并未注意到该行。该同业公会的成立与发展，是五金商人抗争、团结互保、时刻不忘自身社会责任之交融的结果。
五金业是清末民初兴起的新行业，商铺户数不多，规模不大，之前该业既无行会组织，更无同业公会。五金业同业公会源于1923年9月1日成立的京师五金同业公会，其成立原因主要是“当时由于国内军阀混战，致使市场甚是波动，又因对五金商户税收的加重，铁路运输费的提高，各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各户纷纷要求集体组织领导以便搞好业务”。
其中，以各商户深受崇文门税关之害为巨，那时关税不仅“未能自主，厘征更中外悬殊”，而且“崇关主者，无暇顾念商艰，又复就重移轻，摧残剥削。……以致业斯业者，同感如虎之苛”。为同业生存虑，各户“推万和成邸君占江，偕同义信成马君汇田、公聚德孟君玉兴等，代表同业上书主管机关，据理以争，几至声嘶力竭。幸蒙当局证其违法稽征之弊，谅我维护公益之诚，卒将例外苛罚一律剔除，并予修正合法税率，至十数项之多。自此运税既得其平，售价因而大减”。五金商铺代表经过与政府力争取得一定成功，初步显示了集体合力的作用，但“常关税收，较前尚有增无损”，各商仍受其害。
1923年6月，“有同业商号数家，自天津购来圆铁等货，税局令按比圆铁税额较高之铁条税额纳税，众商未允，遂被扣押货物，归不放行，同业以血本攸关，设法挽救，经推举代表，晋谒税务当局呼吁，请求减纳，终以折中缴纳”。事已解决，各商因而联想到，“遇事由一商号单独请求，难博采纳，不如联合同业，援照其他行业成立公会”
，以便群策群力，谋求共同发展。加强同业团结成为同业有识之士的共识，认识的转变是推动公会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此外，上海、天津五金业同业公会的相继成立也对北京五金同业公会的建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政府为了税收，也企图通过同业公会组织，对工商业资产阶级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以便达到巧取豪夺之目的，即同业公会的成立也是统治阶级的要求。经筹备数月，在万和成、公聚德、义信成三号经理的倡议下，“于民国十二年九月一日，拟具规程，成立京师五金行同业公会，选定邸君占江总董其劳，藉谋团体业务之发展”。
该会宗旨为“谋求同业中的共同利益及矫正业务上的弊害”
，“联络同业感情”；1931年奉令改组，其宗旨遂改为增进同业公共利益
，并定名为“北平市五金业同业公会”
。该会开创之初，事多简陋，办公地点辗转借居，“初原借居于茶食胡同三十七号万丰泰栈房，后迁移于崇外大街五十一号院内，去冬（1934年）始由万和成邸占江、同义德李全恩、庆顺和刘仁泽暨全体执行委员会会员等开会，通过购置斯址，施工修筑，以利办公”。于是，公会“购置崇外大街五十四、五两号市房一所，绘图勘测，葺而新之，阅四月而落成”。
之后，五金业同业公会始稳定下来，成为各商家发展的有力推动力量。
北京五金同业公会作为一个同业组织，为更好地维护同业利益，有一套严格的入会与退会程序及相关规定。五金商户由于经营商品的特殊性，多系进口货，受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价格变动较频繁，风险较比其他行业为大，所以该业商户为取得同行的帮助，一般都加入同业公会。据1932年《北平市工商业概况》载，“平市五金行之在会者，共有五十余家，未入会者尚系少数”。
不入公会的多为一些规模很小的连家铺，但也有极少数传统守旧的老字号商铺对公会持观望态度，当然最终还是入会以保平安。如鸿兴永作为北京成立较早（咸丰六年）的五金商铺，资本洋10000元，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老字号，直到1931年才加入五金公会。
五金商铺加入同业公会一般要写入会申请书，言明情愿遵章交会费，并请介绍人介绍与作证。1933年聚昌泰五金行申请入会时所写《入会申请书》及所觅介绍人的《入会介绍信》摘如下
：
敬启者，敝号设在崇文门外大街路西，门牌一百六十九号，情愿加入贵公会，并遵守会章，担负经费，即请转请市商会注册，发给凭单，瓷牌，以资执守，业经遵章觅妥介绍人一家，另函书呈，即希查照，鉴准为荷，此致
北平市五金业同业公会
聚昌泰 盖店章 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
经理朱左泉，年三十七岁，山东省德平县人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
敬启者，查崇外大街聚昌泰五金行，营业殷实，并实际股经理朱左泉，系诚实可充会员，敝号等愿介绍该号加入贵公会，恳请转报立案为盼。此致
北平市五金业同业公会
七月三十日
北京万和成 章
上述入会申请书与介绍信表明，公会对会员资格有一定要求，即营业须殷实，经理人须诚实可靠，确保按时交会费，这些是担当介绍人的商铺所给予保证的。五金商铺入会介绍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某商铺，但须是五金同业公会的正式会员，这种商铺的介绍与担保多被称为“铺保”。要成为正式会员，除向五金业同业公会递交申请与找介绍人外，公会还要将此材料上报北京市总商会，经总商会批准注册后，发给凭单、瓷牌方可成为正式会员。这些商铺之所以能虔诚地申请入会，是因他们意识到“团体组织足以领导群众，既现团结精神，复赖业务竞进，缘是极端乐附”。
当然，也有些商铺由于经营不善、盈利不佳或其他原因，不能正常营业或交不起会费，所以就申请退会。如1937年7月18日利生行“近因涉讼，暂停营业”，所以请求退会。这时，五金业同业公会要查核该商铺退会原因的真实性，经查属实后，方可准其退会。同时，五金业同业公会还要将“该号凭单、会员证，函请大会（北平市总商会）查核，准将该号会籍予以注销”。
可见，会员退会程序也是很严格的。
总之，五金业同业公会对五金商铺入会、退会的严格要求，体现了新兴行业公会管理的正规化与严肃性，这将会有利于激发会员的守会规意识及集体协作精神，对五金行的整体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公共话语空间”源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作为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公共话语空间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并非任意的情感表达。
因此，笔者认为公共话语空间排除了政权干扰，商民可在此运用话语权进行信息传播与自由言论，以促进社会信息通流、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之目的。北京五金同业公会即是五金商人发表言论、传播信息的平台与公共话语空间，有时还在此空间内集体协商如何与政府进行博弈。
五金同业公会与其他行业公会一样，作为新的行业组织，与封建行会组织有本质区别，保守的与排他性的东西减少，并由于中国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进步的阶级，因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工商业同业公会，是起着进步作用的。
那么，五金业同业公会对本业商号的发展有何积极作用呢？这主要体现在传达总商会的有关文件，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保护会员享有正常的业务经营权利，并在代表同业要求政府降低税率及运输费用
等方面。具体而言，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
首先，公会代表同业参与商会为商请命活动，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伴随商人地位的提高及重商政策的运行，参政意识渐强的近代商人，逾越“在商言商”之传统，代之以“在商亦言政”，且同业公会在制定经济政策上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作为新兴行业的商人组织，北京五金同业公会，也积极融入争取政治发言权，维护同业甚至是全市商民利益之列。如1927年4月五金业联合杂货、火柴、煤油各业代表20余人，特呈赴总商会，要求商会派员同赴省公署，往徐州谒褚玉璞请愿，要求取消特种物品用户捐改归省办的指令。
这不仅表明五金公会对政府乱收苛捐行径所持的严正立场，且也说明该会已融入与其他行业公会联合争取政治发言权的行动之中。
更有甚者，五金公会还与他业进行密切联合，共同对国都南迁与崇文门税关害商表示抗议，参加集体向当局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请愿活动。1929年7月北京总商会决定向蒋中正请愿，请求将国都仍行移回北平，并速将崇关撤销，以轻民众担负。请愿代表来自87个行业，共分6组，五金行被编入第4组，由白品三领导，计玉器行5人，猪肉食品5人，钟表行5人，鸭业5人，灰行5人，丹华公司1人，华宁公司1人，恩成公柜1人，同庆公司1人，煤铺同业5人，五金行10人，马行5人，颜料行10人，铜铁锡行5人，猪行5人，电车公司1人，首饰行20人，糕点行5人。
显然，在第4组18个行业中，五金行代表人数为10人，仅次于首饰行，与颜料行并列为第2名，这不仅说明五金行热心于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活动，而且也意味着该行在此种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出于商人自身利益的主动性政治表达”
，有利于当地商民权益的维护与政治民主进程的加快。
其次，公会是同业商人协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桥梁。当会员遇到关涉与政府打交道的困难之事时，五金行公会代会员呈请总商会，由总商会出面与政府交涉协调，以维护本业会员的利益不受侵害。1927年5月，万庆和五金行欲购置坐落在崇外莲子胡同的某地段，五金业公会呈请总商会，再由总商会“请转警厅减少索价”。这是会员与警察厅的交涉情况，然而更多的是会员经常遇到与税局的交涉，也得由五金公会呈请总商会出面摆平。如1927年5月，协成五金行售于信义药房火酒十桶，“每桶贴印花九角，被查扣留，令罚十元，当请卓宏谋顾问前往交涉，此件已蒙蒲志中允准从轻免罚”
。显然，如果没有五金公会从中周旋，这些五金商铺解决上述问题不知要费多少周折。
此外，在某些特殊时期，五金商铺还要经常与反日会等组织发生纠纷，最终还是要由五金公会呈请总商会设法解决。1929年3月据五金行公会报称，崇外木厂胡同万庆和五金行“于本月五日现趸万庆□五金行三尺六铅铁六张，转售西四牌楼南德华铁工厂，送该货至前门内被西□七检查所阻查。始知未带救国基金发票，因此将货扣留。查该商不明送日货手续，应带救国基金发票即可通行，该号既不明定章，应切实告知，以后照办，并将该货发还”。然而，此问题多日并未得到解决，五金公会呈请总商会替商请命，“设法解除被检查日货各家之各种痛苦，以符对外之原旨，实为公便”。
紧接着，鸿昌德五金行发往汤山聚庆公铅丝洋钉等项货品，至安定门被反日会检查并扣收。为此，五金公会还得呈请总商会去与反日会协调，“明明照贴基金票，绝非有心取巧，应请设法请求原谅发还……以维血本，而恤商艰”。总商会认为对反日会的不法行径“长此以往，如不设法抵抗，任其操切独行，商民不能忍受，将来恐有绝大事故发生”。
总商会的积极运作与态度，一定程度上与五金同业公会为本业会员的积极呈请有关，可见公会在对会员利益维护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再次，在经济方面为同业商铺的顺利经营与发展积极运筹，是本行业利益的忠实维护者，对行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从其诞生之时就具有保护行业利益、完善市场及行业自律的经济职能”
，诚如是。例如，五金公会鉴于该行各商铺与天津同业联系较为密切，天津成为北京五金货品的货源地，所以对“天津胜义各栈，骤增承运脚金，每担加至六分或一角四分不等”之现象，积极进行协调，并“以公会名义，另觅津京转运公司，议定运价，每担旧货三角二分，新货三角七分。比较胜义各栈原价，平均每担低减五分有奇”。
这样，在公会的运筹下，五金同业的运费成本降低，利润因而增加，这大大提高了各商铺经营的积极性，从而大大保护了同业利益。
五金公会为本业商铺的盈利虑，还积极转变观念，带领同业进行金融投资。1928年9月，“北平市民银行开始招股……因为是纯粹商办银行”，五金行公会代表与其他行公会一致赞同入股，每家商铺五十元。
这充分体现了五金公会投资经营意识的先进，从长远看，对本行各商铺的发展是有所裨益的。此外，五金公会还向业内会员商铺介绍引进新经营项目，如1938年3月总商会托五金公会向五金行介绍推销朝鲜制造的大米膨胀点心机器，因此种机器“在满推销颇呈好状”
，所以公会为业内发展计，就向北京五金机器商人介绍。不管能推销多少，或最后盈利多少，公会为会员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带领本行业会员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公会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在聚合同业力量、争取同业团结、实现本业与他业的融通，甚至在保持社会和谐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近代同业公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商人的家族性、地域性，更能站在国家、社会的立场上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例如，1927年7月五金同业公会组织会员商铺积极参与总商会组织的卫生救急等公益活动，并担任重要角色。此次公益活动主要针对“在烈日之下，挥汗如雨，情极可悯”的洋车夫，在全城设茶缸68处，供酷暑中的洋车夫及路人免费饮用，五金行公会担任4处，分设东西南北四城；总商会公推救护干事32人，共30行，五金行邸泽民、高式卿2人入选，除西药行、中药行有两人入选外，其他28行业皆只1人入选；各行举出救护自行车队队员38人，属于11个行业，五金行在北京众多行业中虽是小行业，然而却被选出刘元和、吕浩明2人成为救护队员，遇有中暑之人，及时进行救护。
以上数据表明五金业虽是个小行业，但在此等公益活动中却担任重要角色，这将有助于树立该行会员的社会公益形象，从而使市民增进对此行业商铺的信任，继而对其所营商品和所提供的服务亦深信不疑，并将最终为本行业客户群的增加与商铺盈利奠定基础。当然，五金同业公会的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从另一角度讲，也无形中为政府分了忧、解了围，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当时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有一定积极作用。
尽管公会对同业的发展有以上诸多积极作用，但也并非十全十美，亦存在某些消极影响。例如，公会日常开支都由各会员所交会费中出，当会费紧张时，就要让会员分摊或巧立名目进行筹款，并采取强征手段，不仅造成公会与商铺之间的矛盾重重，而且也使得商铺与商铺之间出现纠纷。1934年北平市五金业同业公会建筑会所，修葺并添盖西房5间，前院则将原有过厅及临街勾连房全部拆去，改建临街正房5间、东房5间、南北厢房各3间，开辟大门1座，共花费大洋12626.22元。
这些花费从哪里来？
下面我们计算一下，如果这笔费用仅从会费中出，需要多少年的会费积累才能补足这1.2万多元的赤字。按规定每个会员每年应该出多少会费呢？据《万丰泰五金行民国二十五年存货账》载，1936年万丰泰需交五金公会的全年经费为13元
，这与1938年《五金业委员名册和会员委员调查表》中所载五金同业公会会费标准的甲级商号的会费相同。当时会费分4个等级，“每商号每年甲级13元，乙级10元，丙级7元，丁级4元，共计全年收入400余元”。
这说明，1936—1938年的会费标准是基本相同的，未有太大变化。如果我们以1938年的会费标准来计算的话，每年会费总收入400元，12626.22元的修盖会所之费得需至少31年才能补足。由于1934年、1935年的会费标准应该与1936—1938年的相同或稍少，所以如果要按1934年、1935年的会费标准来计算的话，上述修盖会所的花费也至少需要31年的会费积累方可补足。
当然，公会是不会坐等这31年的，既然会费远不敷用，就只好想方设法从会员身上抠。1935年8月五金公会向会员开征“栈房加公会担头费”，此费“系北平五金公会盖房及一切布置共亏洋数千元之谱，已拟定由各家来货每担加洋1毛，实与公会筹款也”。虽是“公共之事，尚未闻有何谬葛耳”，并“曾通过及开会，但亦有不赞成者”。
由于“尚有少数（会员）不认可抽此经费者”，尽管公会规定“无论谁家来货，得交在会之栈房”，并由栈房抽此经费，但对“如果交不在公会之栈，来货者如何罚办等情并未谈及”，所以公会只好“含忽（糊）施行”。
含糊施行抽捐本身就意味着在执行上漏洞百出，存在诸多不公平，各商铺多有抱怨。
为尽快筹集所需经费，公会对由天津来货严加管束，声明“如各家来货，得交在会之栈房，如不在会之栈房，均不得交其货。并……不时派人赴车站查看”。
公会的声明，使一些商铺为逃此捐纷纷将货交不在公会之栈房，而在会之栈房的生意就相应减少，这样又促使某些栈房退出公会，如“京津公司已退出公会，故其不加担头也”。
又如“胜义栈已退出公会一节，确否尚不预定”。公会方面为避免栈房及商铺退会，继而又规定“交栈房来货，无论在会与否，公会亦得抽捐”，并时常“派人赴车站侦察，何栈与何家所来何货，均有详细留底”，这使得各商铺“不认此捐恐办不到”。虽然公会之规定基本划一，但却使栈房与商铺间矛盾与纠纷仍不时存在，如北京万丰泰五金行“因前者交京津公司与京发来之货，公会已如数抽捐，惟京与该栈之账，至今仍未算清。因该栈非要此款不可，京号决不照付，数度交涉，仍无办法”。
也就是说，在公会委托栈房抽捐过程中，存在重复抽捐之弊，或故意刁难，遂造成会员商铺与栈房、公会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这其实是不利于行业团结、和谐与共同发展的。
退一步讲，即使修盖会所的费用补足之后，也并不意味着会员以后除交会费外就不会有其他负担了，因为会费仍远不敷公会日常所用，1938年会费全年共400元，而公会“经常费全年需1000元上下，收入之项不足开支时，由全体会员分担补助费补足之”。
这样，只要是公会会员，会员商号的会费负担也就不会停止，会员与公会间的矛盾也相应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总之，五金同业公会在同业发展过程中虽存在某些消极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其对五金行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主导方面，在与北京总商会及其他行业联合进行与政府抗争及积极进行社会公益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体现了时代潮流与商业发展的进步，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综上，五金业作为经销洋货五金商品的新兴商业行业，以1923年下半年“京师五金同业公会”的成立为标志，1931年改组为“北平市五金业同业公会”后，该业较前更加完善，1940年达到五金业的“全盛时代”，这期间虽有短期不景气，但总趋势还是乐观上升的。五金商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商店数量、从业人数与资本额的增加等方面。北京五金行公会为商人提供公共话语空间，并代表同业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成为同业商人协调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桥梁，是本行业利益的忠实维护者，并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在聚合同业力量、争取同业团结、实现本业与他业的融通，甚至在保持社会和谐与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五金同业公会虽存在某些消极影响，但其对五金行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主导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