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京五金商铺历史发展概观

本节内容除有特别注释的外，其余数据皆参照北京市档案馆《关于北京市私营五金业历史演变的调查情况》，档号87-23-90，1956年9月25日。

通常情况下，一个城市某个历史阶段的工商业发展都离不开过去的发展基础，即各行各业一般皆与以往各行业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北京五金商铺的发展也不脱此历史规律，这主要体现在其演进历程中。其中，诸如五金是什么？五金商铺的称呼，是古已有之，还是近代才出现的？北京五金商铺的发展轨迹如何？有无自己的行业组织？该组织组成原因？对其如何评价？五金商铺由哪些身份的人组成？与其他行业商铺不何不同？诸如此等问题，我们将一一探讨。

一 五金行业的形成与发展

何谓五金？五金有何用途？真正有“五金”及“五金行”（商铺）的称呼，出现在何时？五金商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前身源于什么？五金行业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些基本问题是首先要弄明白的。

1.五金概念及五金商铺之源

何谓五金？五金有何用途？所谓五金，“金、银、铜、铁、锡是也。除金银属于消耗富贵首饰外，兼有少数之需用而已。铜铁锡之功用甚大。举凡工业机器、枪砲（炮）、子弹及家用什器，无不赖此以成”。 可见五金货品是社会经济发展、武装军备及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五金商品的重要性，早在夏、周、春秋时代就已引起人们的重视。据1935年韩作舟先生所撰《五金行公会碑》云：“尝考夏书，震泽云梦之地，贡金三品，和夷则饶，璆铁银镂，因之六事修，而百工交。周公董其创置之余，外设□人，内资冶氏，以采以制，则攻金六工之用始宏。自管仲官山之议行，而五金利赖于日用民生者，譬诸布帛菽粟为尤重。洎乎西秦东汉，各置铜铁专官。唐宋以来，并行榷运之法，铜铁所需，遂成为中古一大时代。近自学术昌明，采镕日臻其妙；而懋迁有无，平市实冀北中枢。” 这表明金属类货品自夏朝即已受局部关注，周朝时始逐步推广，春秋时成为生产生活中的一部分，秦汉时期政府将此据为专营，唐宋时期得到大规模地普及，明清直至近代随着开采冶炼技术的进步及运输、流通速度的加快，北京成为冀北五金货品流通的中心。

虽然五金商品古已有之，但真正有“五金”及“五金行”（商铺）的称呼，还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铁铺、磁器店、铜匠铺等是五金商铺前身。

众所周知，五金商铺是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春秋战国秦汉至隋，北京在各时期的商业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未见有关五金商铺的记载。隋唐时期北京称幽州，当时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城内商业非常发达，已经开设了一些商铺，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记载有生铁行、炭行、白米行、杂货行等近三十个行业。当时这种“行”是由经营同种商品的商铺组成。 显然，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作为五金商品一部分的生铁行商铺。清代，北京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官营手工业渐趋衰落，私营手工业相应扩大，发展最快的是铸铜、造酒、制药等行业；其次是纺织、刀剪、锉、针等行业。 许多作坊都是采取前店后坊制，即前院房子设商铺，后院开作坊，兼营商业。如乾隆时西铁锉钢针王麻子就是较为有名的刀剪店，属于后来的小五金生产店。 据1932年《北平市工商业概况》载，“平市五金行之原始，与磁器店及铁店，至有关系。磁器店向例兼售铁具，故有磁铁店之称，铁店则收买碎铁，由铁炉镕化，以供造制器皿之用”。 例如，早在1800年前后北京即出现收售废钢烂铁的商号，所经营之品种全系废旧之类，其销售对象主要有车铺、农具铺、小作坊以及碎铁的回炉等。此种商号在1840年前共有6户，从业售货员7人，资金900吊钱。所以，北京虽然很早就有以山西人经营的铜、铁、锡业，但是经营的都是用中国传统土法冶炼打造出来的一些铜铁器，如居民日常所需的铜器皿，寺庙供佛用铜、锡器具，农民耕种用的铁制农具等。 1840年后，由于业务不断发展，上述商户见有利可图即纷纷由商铺另行开设字号，这时约有十几户，从业人员35人，资金6万吊，同时开辟了外埠（天津、获鹿等地）进货，仍系废旧商品。可见，在鸦片战争以前，国内出售的金属制品都是由打铁铺、铜匠铺、锡匠铺等手工作坊打制的。这种商铺多为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商铺一般不是单纯地进行商业买卖，商业与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保留着浓厚的小生产气息，这种商铺到近代依旧大量保留。

总之，近代以前，严格地讲，中国并无近现代意义的五金业。比如，中国最大的五金进口基地上海，“鸦片战争前，传统五金店坊主要有两类：其一，铜锡器店兼有作坊，自产自销各种铜锡器皿；其二，铁器铺坊，由打铁铺等使用土铁做打制农具、木工用具以及日常用具，由打铁铺、冶坊等手工作坊自产自销，或由钉铁油麻店等商铺批购后经营销售” 。在闭关锁国的中国其他区域，所谓的传统五金业亦大致如此，北京也不例外。

2.千年变局下的中国与北京大环境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呈现千年未有之变局。北京五金业是千年变局下出现的新兴行业，是在鸦片战争后，在经销洋货五金商品的潮流中产生的。从时代角度来讲，近代中国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一次巨变，以及中日战争的巨变。

近代以前，中国的科技与文化曾经长期走在世界前列，然至晚清时期，古老的中国发生了千年惊天巨变：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后开始了五口通商，国门洞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接踵而来，1858年《天津条约》与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开埠口岸增至15个，尤其甲午战败的剧痛，中华民族逐渐出现亡国灭种之危境。中华民国的建立、封建帝制的终结，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大巨变。在此大变局下，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商埠，“洋行增多，洋布、西药、洋油、洋火、五金等洋货源源不断涌入中国” 。这样，近代五金钢铁商业应运而生，开始是由外国洋行自行经销五金商品，1862年华商第一家五金商店——顺记五金洋杂货号开设。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这时，“国内新式工业兴起，铁路建设加快，对钢铁五金器材的需求日多，该业发展良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五金商品进口受阻，大幅下降，但价格猛涨”。 1919年大战结束后，金属进口量迅速回升，到1920年市场已趋于饱和，五金商号发展遇到了巨大压力。蒋介石统治时期有过短暂的发展。然而，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虽对五金业的影响不是太大，但发展也很有限。 此时，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继而又发动了七七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五金业又获得很大发展，但属于“畸形繁荣”。 不过，“直至抗战前，国内钢铁五金市场特别是城市市场，基本上是由洋货所垄断，如上海五金商业货源中洋货所占比重约为85%—90%”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国内五金生产非常落后，依赖国外进口的国统区五金业也处于岌岌可危之境地。

在此背景下，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也被卷入其中。尤其北京距天津较近，而天津开埠之后跃为华北第一大港，“进口洋货多为机器工业品，其产品质量之优、价格之便宜，无疑为中国手工产品所望尘莫及”。据统计，“1912年往来天津的洋轮以英国居首，其次日本，美国最少；十年后则以日本居首，之后是英美”。 为便于进货与获取最新市场信息，北京大商巨贾纷纷去天津投资开分号，其中五金行较为显著，因其主营进口五金洋货。

3.北京五金商铺的出现与发展

晚清时期，中国进口贸易日益活跃，与此相联系的一些行业首先产生并获得发展，比较典型的有洋布、五金、颜料、西药、玻璃等业，这体现了中国商业发展的进步。据现存北京档案《五金业营业状况报告书及会员异动》载，到1935年止，在北京仍正常营业的成立最早的五金商铺中的老字号，当属开设于咸丰六年（1856）位于打磨厂159号的鸿兴永。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人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订的免税条例，逐渐大量地运来铁器等货品。到晚清光绪年间，“外来五金材料，如铁钉铁丝之类，多由磁器店代销，铁店亦渐以兼售外来金属货物为事” 。1898年“戊戌变法”后，北京的五金行业开始出现，操此行业者以河北省枣强县、冀县人为多数，经营的多是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口的用新式方法生产的钢板、白铁板、钢管、水暖等五金材料及锉、锯条和生产机器等工具。 这主要是由于“工厂机器上所需要的标准件，不是旧式的锅铁店产品所能满足的；又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对金属制品的需求量大增”所致 。1900年以后，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控制势力的加强，大量洋货涌入京城，外国的铁料铁器、煤油、纸烟、洋碱等都逐渐占据了市场。洋货的泛滥，是近代北京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 不过，北京经营五金业的商号，1910年以前多称铁铺， “约有10余家，均集中在崇外一带，大部为小本经营” 。当然，当时已经有少数商铺开始使用“五金”字样，如位于花市西口的公聚德早在1911年就称“五金杂货庄” ，只是以杂货兼营不太专业而已。民国后，随着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之变迁，市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用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致铜锡器用也都被铝制锅、洋铁壶、搪瓷碗所代替，这种变化推动着五金业的发展。从商业经营结构来看，民国时期，市场上先后出现了电料、搪瓷、铝制品等新业种。 至1914年之前，“各户在经营旧货的基础上陆续增添了新商品，这样初步形成了五金业的雏形”，由于业务的不断进展商户也有所增加，当时已发展到23户，从业人员280人，资金白银为7万两。1914年《新北京》中记载“五金杂货”商铺主要有花市西口的公聚德、廊房头条的翼记、打磨厂的忠记及崇外大街的三益泰、鸿昌德5个商铺。 这说明到1914年以“五金”为名的商铺数目较1911年增多，只是仍然不专营五金，还以五金杂货店的面目出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北京五金商铺的专业性逐步显现，商铺户数逐渐增加。1914年后（至1918年）由于社会的进展，随之对五金商品的要求亦随之增加，这时进口的洋货主要有火车、消防器材及十数种非五金商品（涂料、植物油类、制革）等也由五金商户来经营。到1917年“一战”结束前夕，曾一度出现外国市场上需要的五金器材从我国市场大量收购的现象，于是引起物价剧烈波动，在北京五金同业中发生抢购现象。在当时外货尚未输入之前，抢购后及时出售的商铺多有盈余。在这阶段五金商铺共有33户，从业人员430人，资金白银165000两。1918年后（至1937年）随着“一战”的结束，外商在中国开办的工矿企业都有显著发展，由于工矿企业及军事上对五金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当时该行业有很大发展，商户已发展为50户，从业人员750人，资金银元150万元。到1923年下半年，在万和成、公聚德、义信成三号经理的倡议下，成立了“京师五金同业公会”，标志着北京五金业正式成为一个独立行业。1931年，“京师五金同业公会”又改组为“北平市五金业同业公会” ，标志着行业较前更加完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京五金市场曲折前行，尤其是国都南迁后，加之1933年至1935年由于天津港的封冻造成的物价上涨，又由于德、日进口货物充斥了市场，这使得五金商品形成滞销。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才趋于稳定，慢慢好转，至1937年无大变动。

抗战至北京解放前，北京五金商铺的发展更为曲折。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至1938年10月，抗战防御阶段五金商铺受影响较大；1938年10月相持阶段初期慢慢好转，1940年出现短期畸形繁荣。此时段，由于战争破坏之处要恢复或重建，需用五金较多，加之日寇幻想长期统治中国，虽然霸占了中国市场并侵入到各工矿、企业，但当时对五金货品的需要是有所增加的，因而行业也就随之发展。1939年全市金属品批发商共35家，一年间之销售总额，可推定为四五百万元，金属品中以铁类之销路最大，占40%，洋钉占30%，其余30%则为其他杂项，主要商品有元铁、马口铁、船钢板、剪口铁、黄铜丝、三角铁、洋钉、黄铜片、新铅丝、平铅铁、方铁、烟筒铁。 这时外埠同业见有利可图即纷纷迁京经营，当时商户增加到115户，从业人员1380人，资金（准备票）590万元，不仅如此，营业额较1937年上升了17倍左右，通称1940年是五金业的“全盛时代”，这时在经营的品种中，非五金商品（如油漆涂料、制革原料、植物油等）已经减少，行业的专业性与独立性较前有所增强。该业于1940年12月美国宣布禁止钢铁出口之后渐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急剧衰落；解放战争时期虽有所恢复，但仍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上海五金工业的“繁荣是从1939年开始，在1940年的时候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1941年开始退下来，1942年剧跌，因为那时候敌人已成为上海的统治者了” 。这说明，1940年同是北京与上海五金业发展的高峰。

总之，在近代中国发生千年剧变的大背景下，受多种因素影响，民众思想与生活观念日益开放，北京城市建设加快，需用五金商品与材料日增，五金业遂与西药、洋布、百货等新兴行业一样迅速崛起。并且，随着“新式建筑，日益增多，机器事业亦趋于发展，于是外来之五金货品，甚感需要。各铁商为扩充营业起见，因相率运销外洋五金材料，并仿效上海改用五金行名称，现时平市营此业者，多为河北人，盖大半为旧有铁店所嬗变也”。 这表明，北京五金行不仅与时俱进，与市政建设、洋货贸易联系紧密，而且向沿海大都市上海学习，团结同业共同发展，最终形成一个独立的新兴行业。不过，该业商铺多由以前的旧铁铺嬗变而来，致使因袭成分较多，这就要求该业必须加快革新步伐，才能不被时代所弃。

4.五金商铺“新”在何处

五金业作为一新兴行业，其“新”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销售的商品新，多为进口洋货。五金商业作为新兴商业行业，从经营范围看，除一般金属材料以外，还包括工具、机械配件、建筑材料等，早期还兼营进口煤油。如位于天津第一区兴安路北口63号的恒康泰五金号，专售中西各国大小五金，路矿局所、纺织工厂建筑材料。 当然，五金商号进口商品并不局限于此，还售卖其他非五金商品，如位于上海北京路701号的森昌五金号，“独家经理荷兰国龙牌橡皮带，自运欧美各厂各种红黑橡皮管，黑白铁管子及配件，各色油漆以及钢珠、轴领等等，无不具备。独家经理邓禄普三角绳。品质超群，经久耐用” 。其二，进货来源途径方式新，多依赖国外订货，主要源自欧美、日本等地，北京万丰泰五金行还在日本大阪设有坐庄以备货。其三，销售对象用途新，多为工矿军工企业、铁路及各类建筑业方面，当然也有诸多居民消费。其四，预测及抵御风险的能力与意识新。由于五金业关涉国际订货与预付款等，常因货币汇率变动与海上运输、自然灾害等因素产生纠纷，因此促使五金商人要学习与熟悉相关方面的知识与时事动态。其五，员工素质及业务要求新，即员工、学徒必须识字，思维敏捷，记忆力好，只有这样，才能记住繁杂的五金商品名称与型号、规格，以便给客户讲解与售卖。这是由于五金业之行业特殊性所致，以及随着“工业、农业日臻发达，五金各货亦日新月异，以应需要。大之国防器械、交通用具，小之都市建筑，农工零件，莫不以五金材料为中坚也。惟五金各科样式名称异常繁多，价格之规定，尤依据各国国有之算法，是以成本之审核，货物之度量，老于此道者，亦往往不能运用自如” 。因此，国家形势促使五金业员工的文化水平与业务素质要随之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五金业作为一新兴行业，与传统五金业之间有着一定继承和变异关系。因为在旧中国的北京社会，传统与现代因素并未出现断裂，而是相互融合，因袭传统与因时随势的革新是民国北京五金商号发展的主旋律，即传统和现代因素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五金商铺的发展。（详见第七章）

5.北京五金商铺的类属

北京五金业在没有独立成为一行业之前，时人对其归类多有不同。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一书将作为交易之所的商店分为食料店、燃料店、衣饰店、金类店、杂货店等16大类 ，其中金类店又包括金店、铜器店、铁行、冶铁店、铜丝铁丝店、剪刀店、洋铁器店、锡器店、锡箔店。显然，经售铁铜器等五金商品的商铺被归入金类店中。成书于清末的《老北京商铺的招幌》一书，收彩绘200余家商铺招幌，按经营商品的不同，将商铺大体分为食品业、服饰业、日用百货类、手工业及手工艺类、医药及其他六大类。其中手工业及手工艺类又包括铜器铺、铜锡铺、锡器铺、银碗铺、红铜铺、刀剪铺、军刀铺、乐器铺等。 也就是说，此书将五金商铺归入手工业及手工艺类，这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五金货品多是手工业主自产自销，外洋进口的较少见，当然单独经销五金商品的商铺也很少存在，一般是产销结合式的商铺。而《清末北京志资料》一书则按行次将北京各业划分为广货行、药材行、铁货行、平布行等38行 ，即将五金店归于铁货行。同时，该书又将北京商铺归为财宝类、金融类、交通运输类、器皿类、服饰类等十大类。其中器皿类又包括磁器店、锡器店、铁铺、铜器店、车铺、玻璃店、白炉铺、车围铺等 ，即五金店被归属于器皿类。这种归类表明时人已经不是单纯地将五金商铺看作产销结合型的手工业商铺了，有的商铺可能就是单独经销铜铁类商品而非自产，这与1932年《北平市工商业概况》中对北京五金行的归类基本一致。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将北京工商业依性质范围分为特品（凡关艺术殊产）、服饰（凡用为修容被体及其原料附品）、饮食（凡关食料药材）、器用（凡关金石电矿土木等产制之品）、杂项（凡不属于以上各种之商品）五大类，共165业。 也就是说，在五金行已经成为独立行业的情况下，社会局将五金店归为器用一类中，表明五金商铺已经是专门销售五金商品的商店，而非自产自销。当然，也不绝对，有的商铺在主销外洋进口商品的同时，也零星承揽加工业务，如万庆成五金商铺就是一例。 研究五金商铺之类属变化，从中亦可管窥其形成轨迹。

二 总体发展的主要表现

如何判定五金商铺是否获得了发展？发展力度如何？这首先应体现在商店数量、从业人数与资本额的增加等方面。下面通过表1-1中的数据给予证明。

表1-1中，按《关于北京市私营五金业历史演变的调查情况》中的数据，无论商铺总数、从业人数，还是资本额都是逐年增加的，且各时期也是逐年增速。仅从商铺总数看，1914—1918年33个，1935年52个，到1940年增至77个，依次增长了57.58%、75.75%，其中，1940年比1914年增长133%之多，这表明商铺的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到1940年达到一高峰。1923—1940年的数据来自各种资料的综合统计，除1936年的商铺个数有明显减少外，其余各年基本呈上升之势，1936年的数据估计是统计不准所致。从业人数各个时期也是逐年增加，为更清晰地厘清其发展状况，我们将表1-1中的从业人员数据扩展成表1-2进行研究。

表1-2显示，从总体上看，店员总人数各年基本是逐年增加的，1933年469人，到1938年增至631人，后者比前者增加了162人，增长率约为35%。商铺店员人数小于4人与大于21人的皆居少数，即规模太小的和规模太大的商铺都不占主要地位。普遍存在且数量最多的是5—10个店员的商铺，其次是11—15人的商铺。5—10位店员的商铺个数，1932—1934年是逐年上升的，但1934—1938年又是逐年下降的；然而，11—15个、16—20个店员的商铺个数，1935—1938年却是迅速增长，这说明1934年后规模较大的商铺个数在迅速增加，小型商铺个数在减少。另外，1935—1938年小于4人的商铺个数为零，也说明五金商铺的店员数量在随形势的变化而增加，这主要和1935年后中外经济形势的好转有关。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五金商铺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致使各商铺店员人数没有太多的，20人以上的是少数，而北京其他行业商铺店员人数则相对较多，如1934年同仁堂药店的店员人数多达126人，瑞蚨祥绸布店总号的店员人数85人，瑞蚨祥分号鸿记人数为60人，谦祥益82人 ，而五金行店铺人数最多的是信昌号，也只有28人。可见，绸缎业、药业店铺的店员人数远远超过五金商铺，这至少说明五金业在北京商铺中不算是大行业。

其次，营业额的历年增长也是商铺发展的一大表现。鸦片战争以前，五金商铺的全年流水约为4万吊钱。鸦片战争后，由于销货对象的扩大和经营品种的增加与改变，同业在业务上逐渐发展，这时每户每年流水平均达到15000吊左右。19世纪末，随着进口五金器材的经销，同业业务获得显著发展，到1914年全年流水为白银45万两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抗日战争以前，总体来说，业务是不断发展的，大户每年流水额达到5万元，中户达到36000元，小户达到15000元。由于在业务上不断和日本有联系，在这阶段业务虽有很大发展，但是很不平衡。总之，从营业额看，五金行总体上也是逐年增加的。

最后，商铺安装电话的户数多少，也体现了五金行的发展快慢。近代中国的电话事业，是于19—20世纪之交“由开埠城市上海推广到首善之地北京，光绪二十七年（1901）北京始设电话，北京地区的人们接受电话这个西方近代科技产物时掺杂着痛骂与嘲讽、揶揄与猜测、观望与疑虑，往往怀着好奇、观望甚至逃避、敌视等斑斓心态” 。光绪三十年（1904）时北京用户主要是各国驻华使馆及部分衙署，总计不满百家。 到宣统三年（1911），京城电话装机容量已达3000门，主要是当时京城政府机构，外埠驻京机构、皇族府邸、达官贵人、驻京外籍人士、银行、学校、医院、报馆、工厂、书局、店铺等用户。其中店铺用户很少，且以金店、绸缎庄、钱庄、当铺、饭庄等行业商铺中的大户为主。 民国时期，尽管新旧两种思想观念杂糅相间、融合与冲突相互交织，但除旧布新却成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流，当时凡是与天津中转批发市场有直接业务联系的行业，一般都设有电报、电话。如金店每日黄金行情都由天津电报转达；米面、五金等行业的商家安装电话十分普遍。 也就是说，规模小、盈利少且对天津等外地无直接业务联系的商铺，一般不安装电话，即不是所有商铺都想安装电话，也不是所有商铺都要安装电话，更不是所有商铺都能安装电话。因为除了观念保守或没必要安装等因素外，还有一重要因素，就是商铺安装电话毕竟要有一定花费。据1932年《北平晨报》载，“电话之价目，计分甲乙丙三种，甲种每月七元，机关公益团体及住宅等类属之。乙种八元，普通商号属之。丙种九元，旅馆饭庄娱乐场所等属之” 。因为这笔电话费用，1916年春夏交通部下令给北京商铺用户的电话加价，引起众商不满，连续上书呈请变革。 看来，电话费用问题对商铺而言应该是一个较为看重的方面。所以笔者认为有些学者只将北京安装电话用户少的原因归结于“北京地区大众心态里最本质的那种傲慢与自大、逃避与恐慌顽结”一个方面 ，看来是有些偏颇的。总之，商铺安装电话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一个商铺的实力、经营观念与业务发展程度。北京五金行作为新兴行业，与天津同业联系又非常密切，所以其安装电话家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发展进程（见表1-3）。

表1-3中，商铺总数逐年增加，1911—1923年与1938—1939年及1939—1941年增幅最大；与此相应，已装电话家数也呈逐年上升之势，变化规律与商铺总数的规律基本一致，唯增幅差异较大，1911—1923年已装电话家数的年均增速为154.2%，而1938—1939年增速仅为21.3%，其他时段就更小了，这表明五金商铺对电话的接受也有一个渐近的过程，民国后急速增长，1923年五金同业公会成立前增长最快，1938年后次之。从已装电话家数占商铺总数的百分比看，1923年前后至1941年多在80%以上，从其总趋势看，基本呈增势，但1934年、1941年出现两次百分比稍为减少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当时新开设的商铺因资金不足故未装电话。

总之，由于五金商铺经营多为洋货，并多由天津进货或中转，长期和西洋事物打交道，接受新事物速度较快，经营观念较先进，所以一般商铺皆有安装电话的必要，并且安装电话的家数是逐年增加的，尤以五金公会成立前后为最，这不仅表明五金商铺有实力安装电话，而且也昭示着他们在社会心态领域及经营意识方面已经朝着近代化的方向渐趋嬗变。 buGb++wIxJoEsnAHU3k7QkPsVNlUoCBBVObQguVytcuFJ7rwT7f39ft7M1NZV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