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验积累期（乾隆至道光）

一 乾嘉时期

乾隆皇帝甚好古物，于是也就推动了社会上的崇古之风，加之乾嘉学派的兴起，考古考据之风大盛，一时间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士大夫，对古物都竞相追捧，四处搜罗，客观上推动了作伪技术的发展，在铭文撰写方面使这一时期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乾隆中后期出现了一件晋侯平戎盘（图1 -2 -1），铭文多达五百五十个字，是目前所见最长的一篇伪铭。铭文的书写风格模仿散盘（图1-2-2），比之前的两头尖的“仿宋伪”已经进步很多，文字的书写也规范了很多，没有之前那种低级的错误，但刀法还不成熟，字体比较呆板，与商周真铭有明显差距。铭文的遣词造句模仿《尚书》，全篇五百多字除个别地方不合金文的语法和历史常识外，基本词能达意，文意比较通顺，比之前那些不知所谓的臆造铭文要好很多，即便是在技术水平高度发展的今天，要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见作伪者一定有很深厚的古文功底。曾有人推测此盘出自陈诠之手， ^[36] 是否属实，现已无从考证。

嘉庆年间，铭文的书写水平又有所提高，如图1-2-3 ^[37] 。

二 道光年间

陕西是周秦故地，经常有铜器出土，尤其是宝鸡、周原附近，至今仍经常有大批铜器出土，但大部分都没有铭文，有铭文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当然也就越发珍贵。道光年间，刘喜海官陕，遍求古铜，以文字论价，字多者价高，而无铭文者却一件不收。这让当时的古玩商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为投其所好，于是就在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上伪刻铭文，在铭文少的青铜器上加刻铭文，以期获取高额利润。这样，在真器上伪刻铭文之风便在西安兴盛起来，也催生了晚清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作伪流派——陕刻——的产生及发展，并且出现了第一批专门伪刻铭文的高手——苏亿年（苏六）、苏兆年（苏七）、张三铭（凤眼张）。

这一时期的伪器，叶志诜收藏最多，后来多被朱为弼编入《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以下简称《敬吾心》）中。分析整理这些伪器，可以从中看出陕刻的一些特色。

第一，在铭文少的青铜器上加刻铭文。如遂肇諆鼎（图1 -2 -4,《敬吾心》上32）。这是作伪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件东西，据说是二苏与凤眼张合作的作品，全篇一百三十余字，其中仅九个字（第六行前五个字和第七行前四个字）为真铭，其余都是加刻的。杂抄了多篇铭文拼凑而成，其中摘抄虢季子白盘比较多，像“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薄伐狁”，“于洛之阳”，“是以先行”等，虽然拼凑水平较之前有所提高，但依然文理不通；字体书写也主要是仿虢盘，但虢盘为西周宣王时器，铭文书写风格为西周晚期风格，该器九字真铭为西周中期偏早的风格，此器将早晚期的字杂糅在一起，时代风格不统一，有个别字（像隹、即等）书写也不正确。

又如冉彝（图1-2 -5,《敬吾心》下33），其中只有“冉”字为真铭，其余皆为后刻。尹父丁尊（图1-2-6,《敬吾心》上45），其中只有“尹父丁”三个字为真铭，其余都是后刻。文理不通，字体恶劣。

第二，在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上伪刻铭文。如潘仲吴生鼎（图1-2-7,《敬吾心》上40），这个算得上伪铭中刻得比较好的； ^[38] 兽面纹盂（图1-2-8现藏故宫）；丮簋（图1-2-9,《敬吾心》上59）为仿禽簋（图1-2-10,《集成》4041）而作，但是把禽字拆成了两个字；又有册父乙鼎（图1-2-11,《两壘》1.1）、叔向尊（图1-2-12）等。这些笔法都很相似，如出一人之手，或许都是凤眼张的手笔。

这一时期作伪的特点如下：

1.在无字之器上伪刻铭文，或字少之器上加刻铭文；

2.作伪者金文水平比之前有所提高，多仿散盘、虢季子白盘的文辞和字体，刻字水平有所提高，不像之前那么生硬，但拼凑的字句多不合语法，字体时代风格不统一，有些字书写不准确，与真铭对比比较容易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