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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验积累期(乾隆至道光)

一 乾嘉时期

乾隆皇帝甚好古物,于是也就推动了社会上的崇古之风,加之乾嘉学派的兴起,考古考据之风大盛,一时间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士大夫,对古物都竞相追捧,四处搜罗,客观上推动了作伪技术的发展,在铭文撰写方面使这一时期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

乾隆中后期出现了一件晋侯平戎盘(图1 -2 -1),铭文多达五百五十个字,是目前所见最长的一篇伪铭。铭文的书写风格模仿散盘(图1-2-2),比之前的两头尖的“仿宋伪”已经进步很多,文字的书写也规范了很多,没有之前那种低级的错误,但刀法还不成熟,字体比较呆板,与商周真铭有明显差距。铭文的遣词造句模仿《尚书》,全篇五百多字除个别地方不合金文的语法和历史常识外,基本词能达意,文意比较通顺,比之前那些不知所谓的臆造铭文要好很多,即便是在技术水平高度发展的今天,要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见作伪者一定有很深厚的古文功底。曾有人推测此盘出自陈诠之手, [36] 是否属实,现已无从考证。

图1-2-1 晋侯平戎盘铭

图1-2-2 散盘铭

嘉庆年间,铭文的书写水平又有所提高,如图1-2-3 [37]

图1-2-3 伪铭

二 道光年间

陕西是周秦故地,经常有铜器出土,尤其是宝鸡、周原附近,至今仍经常有大批铜器出土,但大部分都没有铭文,有铭文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当然也就越发珍贵。道光年间,刘喜海官陕,遍求古铜,以文字论价,字多者价高,而无铭文者却一件不收。这让当时的古玩商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为投其所好,于是就在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上伪刻铭文,在铭文少的青铜器上加刻铭文,以期获取高额利润。这样,在真器上伪刻铭文之风便在西安兴盛起来,也催生了晚清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作伪流派——陕刻——的产生及发展,并且出现了第一批专门伪刻铭文的高手——苏亿年(苏六)、苏兆年(苏七)、张三铭(凤眼张)。

这一时期的伪器,叶志诜收藏最多,后来多被朱为弼编入《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以下简称《敬吾心》)中。分析整理这些伪器,可以从中看出陕刻的一些特色。

第一,在铭文少的青铜器上加刻铭文。如遂肇諆鼎(图1 -2 -4,《敬吾心》上32)。这是作伪史上非常出名的一件东西,据说是二苏与凤眼张合作的作品,全篇一百三十余字,其中仅九个字(第六行前五个字和第七行前四个字)为真铭,其余都是加刻的。杂抄了多篇铭文拼凑而成,其中摘抄虢季子白盘比较多,像“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薄伐狁”,“于洛之阳”,“是以先行”等,虽然拼凑水平较之前有所提高,但依然文理不通;字体书写也主要是仿虢盘,但虢盘为西周宣王时器,铭文书写风格为西周晚期风格,该器九字真铭为西周中期偏早的风格,此器将早晚期的字杂糅在一起,时代风格不统一,有个别字(像隹、即等)书写也不正确。

又如冉彝(图1-2 -5,《敬吾心》下33),其中只有“冉”字为真铭,其余皆为后刻。尹父丁尊(图1-2-6,《敬吾心》上45),其中只有“尹父丁”三个字为真铭,其余都是后刻。文理不通,字体恶劣。

图1-2-4 遂肇諆鼎铭

图1-2-5 冉彝铭

图1-2-6 尹父丁尊铭

第二,在没有铭文的青铜器上伪刻铭文。如潘仲吴生鼎(图1-2-7,《敬吾心》上40),这个算得上伪铭中刻得比较好的; [38] 兽面纹盂(图1-2-8现藏故宫);丮簋(图1-2-9,《敬吾心》上59)为仿禽簋(图1-2-10,《集成》4041)而作,但是把禽字拆成了两个字;又有册父乙鼎(图1-2-11,《两壘》1.1)、叔向尊(图1-2-12)等。这些笔法都很相似,如出一人之手,或许都是凤眼张的手笔。

这一时期作伪的特点如下:

1.在无字之器上伪刻铭文,或字少之器上加刻铭文;

2.作伪者金文水平比之前有所提高,多仿散盘、虢季子白盘的文辞和字体,刻字水平有所提高,不像之前那么生硬,但拼凑的字句多不合语法,字体时代风格不统一,有些字书写不准确,与真铭对比比较容易辨识。

图1-2-7 潘仲吴生鼎铭

图1-2-8 兽面纹盂铭

图1-2-9 丮簋铭

图1-2-10 禽簋铭

图1-2-11 册父乙鼎铭

图1-2-12 叔向尊铭 3/RpVGF7G7XIX8IF9i7IvjXqvulT4cdvbCs602phhrykfdNxSgG+AvuXBl/kGD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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